他一生孤獨，最大的精神支撐是內(nèi)心崇高的社會理想，是一個狀元告別仕途后仍念念不忘的興國之夢，為了這個夢想，他付出了沉重的代價 　　 　　“張季直（張謇）先生在近代中國史上是一個很偉大的失敗的英雄……他獨力開辟了無數(shù)新路，做了30年的開路先鋒，養(yǎng)活了幾百萬人，造福于一方，而影響及于全國。終于因為他開辟的路子太多，擔負的事業(yè)過于偉大，他不能不抱著許多未完的志愿而死�！焙�適這樣評價張謇。
　　失敗的英雄，往往比勝利的英雄有著更豐厚的人生境遇和悲壯色彩，張謇的獨子張孝若對胡適“失敗的英雄”一評不但并不介懷，反倒深有同感，“你說我父為失敗的英雄，這話確當?shù)煤�，就是我父本人也承認的。因為他生平志事沒有實現(xiàn)的，何止百分之八九十，只遺留了許多實地測驗的具體計劃。數(shù)十年來，他想辦地方普及教育和民兵制度，沒有成功；他想辦通海一帶大電力廠、大紡織印染廠，沒有成功；他想墾辟沿海幾百萬畝的荒田，沒有成功；他想疏治淮、運、江、湖、松、遼諸水道，沒有成功；他想實現(xiàn)棉鐵政策，改革鹽法，和劃一度量衡，沒有成功……沒有成功，不是失敗嗎？”
　　這話對了一半，有時候沒有成功，也并不完全是失敗。孫中山接見張孝若時曾題贈過一幅照片給張謇，他謙虛地說：“我是空忙。你父親在南通取得了實際的成績�！�1937年，中華書局刊行的《中國百名人傳》中，起為黃帝，末乃張謇。
　　
　　如果說城市也有血脈的話，那南通的血管深處，永遠活著一個張謇。這個城市里有個說法叫“一山一水一人”――山是狼山，水是濠河，人是張謇。
　　在20世紀初的中國，南通仿佛是一個黃金城市。舉國動蕩，這個江蘇一隅的縣城卻在張謇的主持下建立了一個相當完善的城市系統(tǒng)。
　　張謇在20年間所參與的企事業(yè)數(shù)量高達180余家，囊括工業(yè)、墾牧、交通運輸、金融商貿(mào)、商會民團、文化教育和公益事業(yè)。當時的中國制度缺失，前途茫茫無著，張謇卻在南通建成了相當完備的經(jīng)濟、文化、交通水利、醫(yī)療和慈善體系，并創(chuàng)造了大量就業(yè)機會。社會井然有序，風氣也清明淳樸。許多社會學者被吸引，前往南通考察，南通因此被譽為“中國近代第一城”。
　　即使到現(xiàn)在，大多數(shù)南通人的小學、中學，甚至大學生涯還都是在張謇創(chuàng)辦的學校里度過的；大多數(shù)南通人家都至少有一個親戚在張謇創(chuàng)辦的工廠里工作過；大多數(shù)南通人最常去的電影院是更俗劇場，張謇當年在這里接待歐陽予倩、梅蘭芳、袁克文……大多數(shù)南通人都在濠河岸邊的公園里散過步，曬過太陽，打過水漂，這個公園是張謇當年規(guī)劃的5個城市公園之一，公園里有座叫“濠陽小筑”的宅院，是張謇晚年的家。
　　
　　逃離官場的狀元
　　
　　1853年7月1日（清咸豐三年五月二十五日），張謇出生于江蘇通州（今南通）海門常樂鎮(zhèn)。張謇兄弟五人，他排行第四，后被稱“四先生”。張家世代務農(nóng)，直到張謇的父親張彭年時，才在務農(nóng)之余兼營一個制糖的作坊。
　　張謇4歲時啟蒙，5歲入塾，聰慧過人，但是張家祖上三代沒有人獲得過功名，也就是所謂“冷籍”。當時科舉規(guī)定，“冷籍不得入試”。為了取得應試資格，張謇15歲時由他的一位老師宋琛安排，結(jié)識了如皋縣的張家。張家同意張謇冒充自家的子嗣報名獲得學籍。16歲，張謇考中了秀才。
　　但是從此如皋縣張家開始用冒名一事來要挾張謇，連續(xù)索要錢物，最后索性將張謇告上了公堂。這場訴訟延續(xù)數(shù)年，令張謇十分狼狽，家道也因此困頓。
　　從16歲中秀才到27歲之間，張謇每兩年就去江寧參加一次鄉(xiāng)試，先后5次都未得中。1882年，朝鮮發(fā)生了“壬午兵變”，張謇隨吳長慶到了漢城，他所撰寫的政見和議論很快傳回北京，主張對外持強硬政策，引起了高層官員的注意，并受到了光緒的帝師、時任戶部尚書的翁同?的賞識。翁同?在政治上與慈禧不和，擁護光緒掌權，正需有人充實陣營，從此不遺余力地提攜張謇。北洋大臣李鴻章和兩廣總督張之洞都給爭相禮聘，邀其入幕，但張謇一概婉拒，“南不拜張北不投李”，回到通州故里，繼續(xù)攻讀應試。這大約是一個舊時讀書人內(nèi)心的自尊――希望靠自己考取功名，名正言順地踏入仕途。
　　1885年，張謇終于在鄉(xiāng)試中考中了第二名舉人。此后張謇開始參加禮部會試，向科舉的最高階段進發(fā)。1894年，也就是甲午年，因為慈禧六十壽辰特設了恩科會試。心灰意冷的張謇因父命難違，第五次進京應試，中了一等第十一名，翁同?將他改為第十名。4月殿試時翁同?的提攜之心已經(jīng)迫不及待。他命收卷官坐著等張謇交卷，然后直接送到自己手里，匆匆評閱之后，便勸說其他閱卷大臣把張謇的卷子定為第一，并特地向光緒帝介紹說：“張謇，江南名士，且孝子也�！庇谑菑堝涝�41歲的時候，終于得中一甲第一名狀元，授以六品的翰林院修撰官職。
　　自1868年中秀才以來，張謇已經(jīng)在入仕的道路上跌跌撞撞地走了26個年頭，進出科場20多次，直接耗費在考場上的時間合計就有120天，其中的痛苦與荒誕只有他自己最清楚。中狀元的這一天，他的心情非常復雜，當天的日記中幾乎沒有興奮之情。喜訊傳到家鄉(xiāng)不久，他父親就撒手人寰，按清朝規(guī)矩，他得在家守制3年，這似乎預示著他終將與仕途無緣。
　　張謇曾言：“愿成一分一毫有用之事，不愿居八命九命可恥之官。”1898年他到北京銷假，正值“百日維新”，恩師翁同?被罷官，心知官場險惡難測的張謇，決心遠離官場，走上實業(yè)之路，“三十年科舉之幻夢，于此了結(jié)�！�
　　
　　募集不易“股份制”
　　
　　早在1895年夏，張謇就在替兩江總督張之洞起草的《條陳立國自強疏》中提出了“富民強國之本實在于工”的觀點。“中國須振興實業(yè)，其責任須在士大夫”。張之洞在調(diào)任湖廣總督前，特別授意張謇在南通籌辦一個紗廠�！盃钤�辦廠”當時是個新鮮事，當時，離甲午戰(zhàn)敗已有一年，《馬關條約》規(guī)定外國人可以在中國設廠，這對中國人是個大大的刺激。
　　在唐閘選定廠址之后，張謇取了“大生”兩字作為廠名，“大生”二字源自《易經(jīng)》：“天地之大德曰生”。
　　大生創(chuàng)辦之初就設想了股份制，最早的一份《通海大生紗絲廠集股章程》分析了在南通辦廠的利人利己之處，公開向社會集股60萬兩，分6 000股，每股100兩，預計每股每年可以獲利22兩，以兩個月為期，在上海、南通、海門三處認購，結(jié)果招股很不理想，應者寥寥。
　　1897年，大生重訂集股章程，向社會招股50萬兩，分5000股，還是進展不順，上海方面只收到2萬兩，南通也不足6萬兩，離目標實在太遠。9月26日，“大生機器紡紗廠股票”開始發(fā)行，署名為“經(jīng)理通州紗廠張季直”，因為盛宣懷承諾幫助籌資，所以票面上還印有他的姓氏頭銜。當年10月17日，2萬多錠官機由軍艦運到南通，這批英國造的機器已在上海碼頭擱置5年之久，日曬雨淋，連包裝木箱都破了，機器零件銹壞的占了十之三四。光是搬運和擦銹就花去6000兩。前來安裝的英國工程師說，從來沒看見過損壞成這樣的機器。
　　1897年冬天，張謇為大生起草的《廠約》開篇說：“通州之設紗廠，為通州民生計，亦即為中國利源計�！痹谒�心目中，辦廠就是讀書人的報國之地，他興奮難已，一口氣給大生擬了多副對聯(lián)，并巧妙地把“大”、“生”二字嵌在其中：
　　“生財有道；大利不言�！�
　　“通商惠工，江海之大；長財飭力，土地所生�！�
　　“秋毫太行，因所大而大；樂工興事，厚其生謂生�！�
　　1899年5月19日，離大生開機只有4天，他派人過長江，到常熟請恩師翁同?寫了一副對聯(lián)，一直掛在大生的公事廳，現(xiàn)在仍由大生一廠保存：“樞機之發(fā)，動乎天地；衣被所及，遍我東南。”
　　1899年5月23日，經(jīng)過44個月漫長的籌備，大生終于正式開機，2萬紗錠只開足了9000錠，之后又到國外買了機器零部件，5個月后才開到1.44萬錠。
　　大生開機，47歲的張謇內(nèi)心自然很激動。要知道，這是中國人最早的自辦紗廠之一，在大生籌辦之初，全國商辦的機器紗廠不過寥寥幾家，到大生開機時也只有七八家，集中在上海、杭州、寧波、蘇州一帶。沒有想到，大生紗廠開機第一年就贏利了，在支付了官股、商股的4萬多兩官利后，還有7.8萬多兩余利。
　　
　　據(jù)說張謇一直不能忘懷大生最初創(chuàng)建時的艱苦，特地請人繪制了四幅“廠儆圖”，暗指創(chuàng)廠時遇到的事件，掛在廠內(nèi)公事廳東西兩側(cè)。第一幅是《鶴芝變相》圖，寓指潘鶴琴、郭茂芝在關鍵時刻退股作難。第二幅是《桂杏空心》圖，指的是盛宣懷（號杏蓀）和桂嵩慶食言而肥，拒付資金。第三幅是《水草藏毒》圖，指是的南通知州汪樹堂（汪字有“水”；樹字含“草”）因不滿劉坤一將地方公款撥給大生紗廠，煽動鄉(xiāng)紳秀才發(fā)難。第四幅是《幼子垂涎》圖，指的是大生紗廠即將投產(chǎn)而資金匱乏時，浙江候補道朱幼鴻、鹽務督銷嚴筱舫企圖乘人之危，低價盤下大生紗廠產(chǎn)權。
　　從1895年底開始籌辦到1899年4月投入生產(chǎn)，“首尾五載，閱月四十有四”。在這44個月中，大生紗廠的招股集資歷經(jīng)曲折，幾次瀕臨夭折。這段經(jīng)歷是近代中國企業(yè)發(fā)展不易的一個生動例證。
　　
　　黃金時代
　　
　　因為張謇是狀元出身，大生紗廠早期的棉紗產(chǎn)品使用“魁星”商標，下設有“紅魁”、“藍魁”、“綠魁”、“金魁”、“彩魁”等不同產(chǎn)品線。商標的主要部分就是魁星點斗，獨占鰲頭的形象。投產(chǎn)后的第二年，大生紗廠得純利5萬兩；第三年得純利10萬兩；到1908年累計純利達到190多萬兩。
　　在大生紗廠經(jīng)營好轉(zhuǎn)之后，集資招股的問題似乎再也不存在了。1901年張謇等人決定再招20萬兩新股，一年之內(nèi)就成功集到20.75萬兩。1904年，張謇決定擴張，籌建大生分廠。原來閃躲不肯出資的桂嵩慶此時也“自愿入股二萬”。就連當初寫信指控張謇的浙江候補道朱幼鴻，此時亦入股1萬兩。和大生一廠籌備時的艱難相比，大生二廠從籌備到開工僅29個月，很輕松地就收足了80萬兩股本�！按笊�紡織股份有限公司”在商部正式注冊，并且取得了“百里之內(nèi)二十年不準別家設立紡廠”的專利權，張謇的社會威望也與日俱增，成為各派爭相延攬的人物。
　　“一個人辦一縣事，要有一省的眼光；辦一省事，要有一國之眼光；辦一國事，要有世界的眼光。”張謇的理念決定了他事業(yè)的規(guī)模，當時西方各國忙于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給中國紡織市場留出了一個巨大空間。這是一個天賜良機，1913年以后，和其他地方的紡織企業(yè)一樣，大生一廠、二廠連年贏利，興旺一時，僅1919年兩廠贏利就高達380多萬兩，創(chuàng)下最高紀錄�？傆嫃�1914年到1921年的8年間，大生兩個廠的利潤有1000多萬兩。1920~1921年，上海報紙?zhí)焯炜�登大生的股票行情，是當時市場上最搶手的股票之一。
　　據(jù)《南通縣圖志》記載，1920年，唐閘人口近萬戶，已接近5萬人。通揚運河沿岸工廠林立，商業(yè)繁榮。有人看到過當年國外發(fā)行的世界地圖，中國許多大城市都沒有標出，卻在南通方位赫然印著“唐家閘”三個字。一個彈丸小鎮(zhèn)因為一個叫張謇的人，進入了世界的視野。
　　此時，大生已擁有紗錠13.7萬多枚，進入了自己的黃金時代。不過，張謇作為掌舵人即便在盛極之時也不是沒有警覺，他曾發(fā)出過這樣的通告：“營業(yè)之道，先求穩(wěn)固，能穩(wěn)固，即不致失敗，即失敗亦有邊際，企業(yè)者不可不知也。大凡失敗必在轟轟烈烈之時；今吾通實業(yè)正在此時機。唯望吾實業(yè)諸君居安思危，持盈保泰；更須堅定守分，此鄙人所希望于諸君者，在長久之道也�！�
　　
　　與政治共舞
　　
　　雖然張謇從商之后，大部分時間都用于經(jīng)營，卻很少有人簡單地把張謇稱為“商人”。這或許是因為他的政治和社會聲望實在太耀眼了。他似官而非官，似商而非商，既無大權，也無巨富，但有很高的社會地位，所以被稱為“紳商”。用今天的視角來看，他應該是一個具有強烈社會責任感和理想主義色彩的職業(yè)經(jīng)理人兼公益家。
　　像這樣一個中國早期商業(yè)經(jīng)濟領域教父級的人物，不可避免地要在政治上發(fā)言，不管他愿意不愿意。在辛亥革命之前，張謇一直是帝黨成員，主張君主立憲。但是辛亥革命之后，他迅速地轉(zhuǎn)向共和，剪掉辮子，日記換成陽歷，并且受孫中山邀請擔任實業(yè)總長。政治立場的迅速轉(zhuǎn)變?yōu)樗�引來爭議：是否有政治投機之嫌？
　　作為前清狀元和帝黨成員，張謇在武昌起義剛剛打響的時候曾經(jīng)找到當時的江蘇總督，希望把革命鎮(zhèn)壓下去。這時他并不主張革命，因為革命代價太大。而他代表的是企業(yè)家，尤其是棉紡織業(yè)的立場――他們最需要的就是市場和社會的穩(wěn)定。市場是他們的命根子，這時候，張謇對于國家的關心已經(jīng)從效忠君王轉(zhuǎn)移到對市場穩(wěn)定的維護上來了。
　　但很快社會力量對比發(fā)生了變化，革命成為一種時尚。張謇是個有著清醒頭腦的人，一旦看到趨勢無法逆轉(zhuǎn)，他務實的一面就出來了。
　　他務實的態(tài)度就是：順應共和，但并不完全接受革命，只是希望以和平方式盡早結(jié)束動蕩，維護市場穩(wěn)定。他務實的政治選擇就是：第一，和孫中山見面，應孫之邀擔任民國內(nèi)閣實業(yè)總長；第二，選擇支持擁有軍權的實力派人物袁世凱。
　　今天的歷史教科書傾向用“代表民族資產(chǎn)階級”來概括孫中山的立場，但在當時的商人眼中，孫中山卻未必完全是他們利益的代言人。孫中山的革命主張中帶有部分公有制和共產(chǎn)主義色彩。很多年以后，張謇之孫、出任過南通副市長的張緒武翻看祖父的日記，發(fā)現(xiàn)里面記述了他和孫中山在辛亥革命后的第一次會面，對于孫中山，張謇的評價是四個字：不知崖畔�！把隆奔础斑呺H”。這話的言下之意就是說，他覺得孫中山把事情想得太簡單和浪漫，他不知道建設比革命更加困難，以為一革命，什么問題都解決了。“而實際的情況是，當時政令都不能出南京，軍餉都發(fā)不出來�！�
　　用張緒武的話說，孫中山某種程度上的確有些空想的味道。但張謇是一個務實之人，他沒有掩飾自己的想法，坦率地認為孫中山很難收拾局面，政府雖然成立了，但是很難長久維持�！斑@種情況下，他更愿意和實力派的現(xiàn)實人物袁世凱合作�！睆埦w武說。
　　于是 張謇離開了南京，北上加入了袁世凱的陣營。袁世凱將宣統(tǒng)帝逼下帝位時所頒發(fā)的《清帝遜位詔書》就是張謇草擬的。孫中山履行承諾，將臨時大總統(tǒng)之位讓給了袁世凱。國內(nèi)政治似乎出現(xiàn)了升平景象，工商業(yè)開始復蘇。張謇以為他所追求的統(tǒng)一與秩序指日可待，就返回南通經(jīng)營企業(yè)，力行地方自治。
　　1913年袁世凱成為正式總統(tǒng)，任命張謇為農(nóng)商總長。但不久袁世凱便下令解散國會，復辟之心初露端倪。張謇曾經(jīng)勸阻袁世凱，表示解散國會、穿戴袞冕祀天等行為將會誘發(fā)新的動亂。到1915年袁世凱接受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條”時，張謇憤然辭職，在袁世凱復辟稱帝之前徹底與袁世凱斬斷了聯(lián)系。
　　
　　危機終于來臨
　　
　　張謇進入歷史視野的身份是晚清狀元、棄官從商的中國實業(yè)先驅(qū)。這個帶有轉(zhuǎn)折性的身份蘊涵的內(nèi)容很多。中國士大夫階層一向恥于經(jīng)商，張謇棄官而從商，在一定程度上是他對儒家傳統(tǒng)的背離；但是經(jīng)商之后的張謇又從來沒有放棄“堯舜之治”、“圣王之道”的儒家社會理想。張謇生活的時代對商人來說是一個艱難時代。此時的商人作為一個社會階層沒有得到足夠的社會權利，也沒有好的融資環(huán)境和渠道，國家的經(jīng)濟政策仍未走出小農(nóng)時代的框架，商業(yè)活動處處受到牽制。
　　大生駐滬事務所的前身是大生滬賬房，后來幾乎成了整個大生系統(tǒng)的神經(jīng)中樞、金融調(diào)劑中心。大生鼎盛之時，上海等地的銀行、錢莊爭相給大生上海事務所提供貸款，加上寧紹幫和鎮(zhèn)揚幫競爭激烈，他們不怕大生借，只怕大生不來借。那時，大生在銀錢業(yè)眼里，簡直就是香餑餑、搖錢樹。大生掌握的現(xiàn)金最多時有兩三千萬，能透支的款項在五六百萬之間。有熟悉當年金融行情的人說，“中國人不以存款方式，而以貸款方式借錢與外商銀行的，只有大生一家�！庇捎诮栀J便利，大生進入了快速擴張期。
　　但是好景不長，到了1921年，大生對外負債已經(jīng)400萬兩，危機開始出現(xiàn)。張謇本來想在來年舉辦地方自治第25年報告會，全面展示南通地方自治的成績，不料一場突如其來的暴風雨，將他常引為驕傲、賴以保障南通的許多水利工程摧毀。1922年，在北京、上海報紙舉辦的成功人物民意測驗中，投票選舉“最景仰之人物”，張謇得票數(shù)最高，他走到了一生的頂峰，這一年正好是他70大壽。也正是這一年，持續(xù)走紅的市場突然走黑，棉貴紗賤，向來贏利的大生一廠虧損39萬多兩，二廠虧損31萬多兩。1922年成為大生由盛轉(zhuǎn)衰的轉(zhuǎn)折點。黃金時代戛然而止，且一去不返。
　　無奈之下，張謇尋求國外資金的支持，但等到1924年，日本的資金始終沒有盼來，張謇向美國資本家借款也不成，大生此時已債臺高筑，無可挽回地走向衰落。
　　對于股東的責難，古稀之年的張謇同樣有一肚子怨言，大生即將擱淺時，他在給股東的宣言書中表示，大生一、二兩廠的股本只有369萬兩，而紗錠的市值在900萬兩以上。27年來大生僅官利就付出了1348萬多兩，股東所得已數(shù)倍于投資。即使大生徹底失敗，他也無愧于股東。如果不是為地方自治，不是為教育、慈善、公益，對專制朝廷的高官厚祿尚且不動心，哪里會低聲下氣為人牛馬？自己70多歲了，為人牛馬30年，也可以結(jié)束了。他欠大生的債務，可以從股息和退隱費中分年償還。股東對此不滿，股東會不歡而散。
　　張謇曾說過，他“上不依賴政府，下不依賴社會，全憑自己良心做去”，事實上，當時的政府對企業(yè)家行為也基本不聞不問。一個典型的例子，張謇的失敗很大程度是因1922年的棉紡織業(yè)危機，導致他的事業(yè)全面崩盤。在這個過程中，政府沒有為他提供什么有價值的幫助。巧合的是，日本在上世紀20年代初也發(fā)生過一次經(jīng)濟恐慌，日本政府采取了大規(guī)模的緊急救濟措施，為各行業(yè)提供經(jīng)濟貸款援助。日本的大型企業(yè)、商業(yè)銀行、股票交易所很快擺脫了困境，在隨后的中日紗廠競爭中迅速拖垮了大生。
　　張謇常說自己一生辦事做人，只有“獨來獨往、直起直落”8個字，“我要去做東家，難有伙計，要做伙計，難有東家�！彼�一生孤獨，最大的精神支撐是內(nèi)心崇高的社會理想，是一個狀元告別仕途后仍念念不忘的興國之夢，為了這個夢想，他付出了沉重的代價：
　　――大生投資擴張過多，用張謇自己的話說就是“本小事大”、“急進務廣”，他建學堂、開交通、造公園、興水利、辦慈善……到他去世前，大生一廠僅為企業(yè)和公益事業(yè)的墊款就有70多萬兩，對其他企業(yè)的借款超過112萬兩，以往來名義被其他企業(yè)占用的也接近這個數(shù)字，三項合計超過了全部營運資本的45％ 。張謇常常以企業(yè)家之力，辦社會化之事，嚴重拖累了大生。
　　1926年，張謇辭世，在他臨死之前，仍未看到大生危局的轉(zhuǎn)機。
　　
　　本文部分材料參考《大商人》，作者傅國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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