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自1978年以來的政治體制改革是一場自上而下的政治變革過程。20多年的改革進程已經形成了中國漸進政治改革的特有模式。不管人們對這種改革的模式認同與否，漸進政治改革已經使中國的政治和政府運行體制發(fā)生了巨大的變化。政治改革主要是在政治領導人的主張與推動下進行的，改革領導人關于政治改革的思想為中國政治改革確定了基本的原則和限度，并對這場改革的政策內容和過程產生了重大和深遠的影響。概括起來，這些思想包括了為政治改革設定的基本原則，政治體制改革和經濟體制改革之間的關系，政治改革的基本內容和推進政治改革的策略方法，其中“摸著石頭過河”的改革策略為中國復雜而艱難的政治改革提供了簡單而實用的認識論和方法論工具，并對漸進政治改革模式的形成以及保持漸進政治改革的持續(xù)進行產生了實質的影響。

　　一種普遍的看法認為，中國政治體制改革一直缺乏明確的目標和指導理論。但是，可以肯定的說，中國政治體制改革從來就不缺乏明確的基本原則、具體的任務和實踐的動力。改革的基本原則和具體任務主要由中央的改革領導層根據自身的政治理念和政治現實的需要來確定。改革的實踐動力則是來自于中央和地方黨和政府領導人為解決面臨的迫切政治問題的現實努力。對改革領導人來講，首先，中國的政治改革是政治體制的改革，政治體制改革的最終目的是在維護基本政治制度的基礎上，在政治上創(chuàng)造比資本主義國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實的民主。改革不是以西方資本主義的民主制度為藍本和參照系，而是根據中國的實際政治需要所進行的政治變革。也就是說，政治體制改革不是要建立西方意義上的全民普選、多黨制和三權分立的權力制衡機制，而是要在不改變現有政治制度的基本性質并保持現有憲政制度框架的條件下，對政治運行體制進行不斷的調整。通過改革現有的體制，使其逐步完善，最終能夠“充分發(fā)揚人民民主，保證全體人民真正享有通過各種有效形式管理國家、特別是管理基層地方政權和各項企事業(yè)的權力，享有各項公民權力”。

同時，充分發(fā)揚人民民主就是要極大地調動人民的積極性，至于各種民主形式怎么搞法，要看中國的實際情況。

　　其次，政治體制改革與經濟體制改革密切相關，但政治體制改革又不僅僅是經濟改革的附屬品。根據鄧小平的思想，政治體制改革必須適應經濟體制改革的發(fā)展，使之能保障經濟體制改革的成果。但中國的政治改革不僅僅是為了滿足經濟發(fā)展的需要，還是國家政治制度、政治結構和政策取得合法性的重要手段。一些學者（尤其是一些經濟學家）強調鄧小平思想中關于政治改革對經濟改革的重要性的論述而忽視了他關于政治改革與政治體制合法性的論述。

其實，政治體制合法性一直是鄧小平關注的問題，他認為，“評價一個國家的政治體制、政治結構和政策是否正確，關鍵看三條：第一看國家政局是否穩(wěn)定；
第二看能否增進人民團結，改善人民的生活；
第三是看生產力能否得到持續(xù)發(fā)展”。

在這里，鄧小平實際上提出了政治改革所涉及的三個層面：政治體制（指在既定政治制度下的政治運行體制，1984年黨的《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議》對制度和體制作過理論區(qū)分），政治結構和政策。而政治改革的實際目的就是要取得政治體制的合法性、政治結構的合理性和政策的正當性。檢驗政治體制的合法性、政治結構的合理性和政策的正當性不應該以某種浪漫主義的政治觀或意識形態(tài)的價值標準為取向，而是應該以客觀的、具體的實際結果（政治穩(wěn)定、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和生產力發(fā)展）為衡量標準。

　　其三，政治體制改革應該是針對所面臨的具體問題，并且應該講究策略和方法。政治體制改革的具體任務包括五個基本的方面。這五個方面是：（1）加強和改善黨的領導，理順黨政關系；
（2）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民主和法制，鞏固和發(fā)展人民代表大會制度；
（3）建立法制化、規(guī)范化、程序化的政府管理體制（包括干部人事管理體制）；
（4）精簡機構，克服官僚主義，提高政府管理水平；
（5）調整中央與地方的關系，調動地方和基層的積極性。鄧小平政治體制改革的思想包括的內容體現了他對中國政治發(fā)展和政府管理所面臨問題的深刻認識。改革的具體內容是他認為解決這些問題所必須采取的具體措施。同時，鄧小平對中國的政治改革所面臨的困難也有著充分的認識。他首先認識到，改革會涉及許多人的利益，會涉及許多黨政機構權力的再分配，由此會產生許多的阻力。另外，政治改革的實施會涉及許多十分復雜的事情，往往會牽一發(fā)而動全身，因此，任何改革方案都可能帶來不確定的后果，都需要謹慎從事，也就是說，在改革的時機、步驟和范圍的選擇方面應該講究策略。

　　其四，面對政治體制改革的種種不確定性，改革應該是漸進的。中國政治改革從一開始就不是由某種既定理論所指導的。由于鄧小平為首的領導層堅持務實的改革方針，改革是在對具體問題提出解決方案（政策）并允許在實踐檢驗中不斷調試既定政策的一種漸進模式中進行的。概括講，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特點與其經濟體制改革的特點一樣，就是“走一步，看一步”， “摸著石頭過河”。

　　“摸著石頭過河”在改革策略上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所謂“過河”預示著改革過程中有可能遇到許多不確定的因素，這些不確定的因素可能被其表面現象所掩蓋，如果處理不當，就可能帶來災難性后果�！懊�著石頭”則體現了一種處理不確定事物的方法。在這里，“石頭”指的是客觀存在的事實，“摸著石頭”則指任何改革的政策措施都應該以客觀事實為依據，根據實踐的結果和對客觀事實的認識，制定和選擇改革的政策，盡可能排除在某一具體政策上發(fā)生大的偏差和突變的可能性。“摸著石頭過河”還蘊含著一個漸進的政策選擇過程。中國的政治改革是在不根本改變現有政治制度的前提下，對現有的具體政治運行體制進行深層次的改革。由于受到現有政治體制的完善程度、社會經濟結構變化的程度以及權力利益再分配的程度等諸多變量的影響，改革過程中必然存在著許多影響改革成敗的不確定因素，在短期內通過激進的改革可能要付出高昂的改革成本以至導致改革的失敗�？紤]到這些方面的因素，穩(wěn)妥的辦法就是采取長期的漸進的方式進行改革以應對不確定因素。這就使得中國的政治改革成為一個漸進的政策選擇過程�！懊�著石頭過河”在這里具體體現為，在整個改革的過程中，每一步都要非常謹慎，在不確定的、具有冒險性的改革過程中，始終保持審慎的態(tài)度，避免盲目行事和落入不能自拔的境地。如果我們用理性決策的規(guī)范表述來解釋著一模式的話，我們可以說，“摸著石頭過河”是指在有限的已知條件下，對改革后果缺乏了解時，根據其現實目標所做出有限度的、穩(wěn)妥的決策，并保持隨時調整既定決策的余地。這種決策是連續(xù)性的，即當前一個決策的結果基本明了時，后一個決策對前一決策的內容進行修正和補充，以求避免盲目決策所帶來的高額的改革成本和風險。

　　“摸著石頭過河”的思路反映了中國改革領導層在改革中要始終把握改革過程和改革結果的愿望。為實現這一愿望，就必須對改革過程中存在種種不確定因素進行盡可能的預測，在體制上不斷提高鑒別和處理臨時和過渡性信息的認知能力，以及提高對突發(fā)事件做出及時反應和對產生壞結果的既定政策做出及時調整的決策能力。以上三方面的需求，大大促進了中國社會科學尤其是政策科學的發(fā)展，同時，也使得社會科學家的研究工作受到重視，社會科學家的地位有了很大的提高。從認識論的角度講，更重要的是，“摸著石頭過河”的思路已不再把事物的發(fā)展和演變看成是某種特定規(guī)律的必然結果，而是承認改革過程中會常常遇到不確定的因素，因此需要進行不斷的探索，不斷的選擇。因此，以往所認定的所謂主觀理性不再是第一位的，而工具理性被提高到重要的位置。在“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倡導下，主觀理性可能產生的盲從和武斷被工具理性產生的謹慎和務實所替代。從這個意義上講，“摸著石頭過河”本身就是一種學習的方法，它使領導人、執(zhí)行者和社會大眾都能從這一過程中不斷獲得學習的機會，通過學習提高所有人對客觀事實的認識和判斷能力，并在“實踐檢驗真理”的基礎上取得共識。

　　此外，“摸著石頭過河”的方法還為政治體制改革的政策選擇提供了一個客觀檢驗的標準。根據這一標準，改革政策方案的推行和進展是否切實可行，是否能夠得到好的結果，主要是根據政治體制改革的實驗所產生的實際結果來鑒定。某一項改革方案是否應該繼續(xù)或終止，既定政策是否應該調整，解決問題的方案是否可行和有效，所有這些問題的結論都要用特定的政策后果來考察和檢驗。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正是在這種方法的運用中小心謹慎的向前邁進，并不斷取得成果。一直以來，一些國內外的學者不斷批評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謹小慎微進展緩慢，這些批評者多數主張改革應該有一個既定的明確目標，應該有宏觀理論的指導，或者過于相信由知識精英設計的整體的、宏觀的改革方案。但不可否認的是，這些宏觀的理論和整體的方案很可能因為理論的貧乏和相關知識的局限而成為改革的陷阱（如引發(fā)改革綜合癥或者政治失序）。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是從一種政治管理體制向另一種體制的逐步轉型，它不可能通過社會科學家們的一次性設計和對這一設計的實施來完成。更為重要的是，改革所涉及的是對舊的人為秩序的變革進而建立一種新的人為秩序，這一變革與純自然秩序的變更和重新建立有著本質的不同。在這里，社會科學家所面對的事物要比自然科學家所面對的事物復雜的多，任何為一時之快的大膽和狂妄的設想都可能蘊含著謬誤和陷阱，并為實踐帶來不可估量、不可挽回的災難。正是因為中國政治體制改革政策在“摸著石頭過河”方法論指導下不斷評估和檢驗，不斷修正和調整，從而減少了改革落入陷阱的可能性。正是因為對這些因素的考慮，中國的政治改革過程表現為一種波浪式的漸進模式，即在合適的時候大膽地推動被認為是必要的改革方案，但當改革出現不穩(wěn)定的因素時收縮改革的范圍，調整改革的政策內容，等待下一次時機的來臨。這一方法的運用，保證了改革進程中繼承與變革的有效平衡，也保證了改革的不斷繼續(xù)。

　　從認識論的角度來看，“摸著石頭過河”的方法允許通過實踐學習認識客觀真理，這種方法有助于在政策選擇和制定過程中提高其創(chuàng)新能力和引進新制度的基本要素。在對改革的結果缺少充分的知識和認知能力，改革方向不明確和缺乏有效理論指導的情況下，這一方法顯得尤其重要。在政治體制改革的整個過程中，政策的選擇不可避免地要受到不同意識形態(tài)的影響，受到不同程度地參與政策選擇過程的個人和群體的主觀價值趨向的影響。當正統(tǒng)的意識形態(tài)支配的正統(tǒng)思想在中國決策過程中依然普遍存在，而新的意識形態(tài)和價值觀又在不斷擴大其影響力的時候，新舊觀念的正式沖突和相互間的理論挑戰(zhàn)經常會使政治上的對抗升級，進而增加政治改革的風險成本。政治上的對抗升級還會抑制制度創(chuàng)新的機會和激勵。對抗升級會使一方最終尋求意識形態(tài)或政治上的正確以壓制對方，使政策問題變成意識形態(tài)問題或政治問題。意識形態(tài)和政治上的壓制必將嚴重地損害創(chuàng)新的積極性�！懊�著石頭過河”的方法則有效地緩解政治沖突的升級，因為它淡化意識形態(tài)對政策選擇的重要性，強調具體政策的實用性和可行性，用政策的辯論取代意識形態(tài)的爭論，而辯論的孰是孰非取決于政策試驗的證據而不是意識形態(tài)的正確。事實的正確而不是政治的正確成為檢驗改革政策正確的標準。這一標準容易在特定時期特定政策的選擇上達成共識，同時又不會挫傷雙方在下一輪辯論中的創(chuàng)新動機，因為辯論的勝負只是界定在政策選擇的層面，從而使政治上上綱上線的惡劣手法無用武之地。這就保證了雙方在下一輪的政策辯論中仍然可以在平等的基礎上，根據客觀的具體的標準提出自己的政策意見和設想，同時為了使自己的政策意見和設想能夠在事實上正確而盡其所能來減少偏見的限制、意識形態(tài)的承諾和知識的局限。

　　應當指出，“摸著石頭過河”的方法也存在自身的局限和決策體制的缺陷。首先，因為改革政策的選擇依靠在短時間內政策試驗的結果，而政策試驗只能提供小范圍的備選方案和有限的政策信息，這就使得政策試驗所提供的經驗具有一定程度的局限性。

這種局限性可能會延緩解決問題的進度，或者引發(fā)新的問題，為下一步改革帶來新的困難。其次，在中國現有的政策決策過程中，領導人的政策偏好和價值趨向在政策選擇上仍然發(fā)揮著重要的影響，一些重要的政策研究機構仍然依附于特定的領導人或在行政隸屬上依附于特定的重要決策部門，因此，當某一項改革政策方案符合有權威的領導人的意向或特定決策部門的利益并受到該領導人或特定決策部門的支持的時候，(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其政策試驗過程中往往會被人為地附加一些有利的條件，以保證試點的成功。這種試點的結果可能并不具有普遍意義上的價值，其政策的推廣可能帶來壞的結果和導致政策失敗。

　　但是，“摸著石頭過河”方法論的這些局限和其在現行決策體制運用中的缺陷是可以在相當的程度上加以避免的。這些局限和缺陷的客觀存在也并不證明“摸著石頭過河”方法論的失敗。有限理性決策理論證實，理性決策理論要求的充分信息條件在實際決策中是不存在的，尤其是在具有時效性的決策中更是如此。當我們無法獲得充足信息同時又無成熟經驗可以借鑒的時候，“摸著石頭過河”的方法仍然不失為解決迫切問題可以首選的次佳方法。由于改革是在循序漸進，不斷調試的基礎上進行的，這種方法本身就具有試錯的功能，一旦發(fā)現錯誤，很容易進行補救和調整，因此，不會給整個改革進程帶來嚴重后果。另外，通過不斷提高政策問題研究的科學水平和社會科學研究的預測能力以及增加政策問題研究的投入，可以減少有限政策信息對政策選擇所產生的局限性�！懊�著石頭過河”在現行決策體制下存在的問題實際上是由現行決策體制存在的問題延伸出來的，也只有通過改革現行決策體制的方法得以解決。也就是說，政策試驗因政治因素卷入而產生的誤導和造成的政策失敗實際上會產生改革現行決策體制的要求，并可以通過設置客觀的條件和科學的決策程序而降低其危害。在80年代鄧小平提出的改革領導體制就是這方面的努力的開始，這一改革的不斷深化必將為“摸著石頭過河”的漸進政治改革提供更廣闊的空間和有利條件。

　　回顧我國20年來政治體制改革的經歷，改革的實際運行首先是一個不斷進行政策選擇的過程。由于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的復雜性和不確定性，在改革的每一個階段或針對每一個具體問題都會面臨著如何進行改革政策選擇的難題。從政治體制轉型的角度來看，政治體制改革的順利進行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兩種能力。第一種是改革中的制度創(chuàng)新能力，第二種是處理改革過程中不確定因素的能力。由于經濟改革和社會發(fā)展對現行領導體制和政府管理體制產生的壓力，政治體制改革并不缺乏改革的動力。但是改革的動力并不等于改革的創(chuàng)新能力，前者體現為遇到危機和問題時改革現行政治體制的要求，而后者則體現為在新的政策環(huán)境中處理危機和解決問題時選擇和實施新的解決方案可能性，并在改革進程中始終保持制度創(chuàng)新的某種激勵。然而，制度創(chuàng)新必須能夠應對不確定因素，如果不能應對不確定因素，就可能使改革面臨更大的困難并導致改革失敗。因不確定因素而墨守成規(guī)，或者以意識形態(tài)主導政策選擇，又會阻礙制度創(chuàng)新，使改革停步不前�！懊�著石頭過河”的方法論實際上為解決改革政策選擇的困境提供了一個切實可行的認識論工具。正是“摸著石頭過河”的工具理性方法在改革政策選擇過程中的成功運用保證了中國漸進政治體制改革的不斷進展。研究和細化分析“摸著石頭過河”方法論在中國漸進政治體制改革過程中的經驗得失和理論價值，對中國繼續(xù)進行中的漸進政治體制改革有著重要的現實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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