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有一流的生態(tài)學問題，但是沒有一流的生態(tài)學家 　　 　　面對荒漠化和沙塵暴，科學家需要講真話 　　 　　“蔣高明是個什么人，你認識他么？”某林業(yè)廳領導問某縣副縣長。該縣長與蔣高明是好朋友，一聽有人打聽，還以為領導要他打聽一個“名人”哩，忙不迭地說：“我們是好朋友啊�！�
　　“混蛋！”該領導一拍桌子，“下次再到你們縣，把他攆出去！”
　　5月4日，蔣高明在位于北京香山的中科院植物研究所生態(tài)樓的辦公室里，繪聲繪色地向記者描述這段對話時，還忍不住哈哈大笑。這個山東大漢一再聲明這里沒有演繹，全部是原話，只不過為了避免麻煩，他沒有提具體的領導名字。“我現(xiàn)在可招人恨了，因為我就是喜歡抬杠，什么方舟子啊、趙南元啊，都寫文章罵過我。但我懶得跟他們在文字上較量，一次都沒有回應過�！彼�大手一揮，用力地呷了一口從云南帶回的普洱茶。
　　蔣高明，男，生態(tài)學博士，1964年9月16日出生于山東平邑縣，中國科學院植物研究所首席研究員。對沙塵暴問題有多年研究經(jīng)驗，每年十數(shù)次深入沙源內蒙古渾善達克沙地進行實地考察，參與治沙實踐，對防沙治沙工程主要依靠種樹的模式提出了強烈質疑，多次言詞激烈地呼吁改革治理思路。今年4月，關于京津風沙源治理工程的“林草之爭”，終于暫時告一段落，京津風沙源工程由林業(yè)局轉手發(fā)改委牽頭，算是以蔣高明、韓同林等科學家為代表的科學界，對過去治理“以林為主”思路之不合理性的質疑的勝利。
　　如果說“林草之爭”算是一場“戰(zhàn)役”，那么這只是蔣高明連綿不斷的戰(zhàn)役中的一場，而且算是他的“加餐”。蔣高明近年在各種媒體上發(fā)表科普文章幾乎達到了每周一篇的頻率，但這種文章他寫得再多，也無法算作研究“績效”。因為按照傳統(tǒng)的績效評價模式，他這個級別的研究員每年必須要在規(guī)定的學術類雜志上發(fā)表5篇科研論文�！案哒{做科普的一線科研人員”，對于媒體送給他的這個頭銜，蔣高明有些小小的得意，好像已經(jīng)忘了自己因這種做法而吃的苦頭。
　　蔣高明的科普文章內容基本都是反對在草原上造林，鼓勵利用自然力恢復自然。這個思路被內蒙古某旗原黨委書記贊同，2003年，該旗與中科院植物研究所簽訂了建立自然保護區(qū)的協(xié)議，項目費用35萬元，由蔣高明負責，首批經(jīng)費10萬元很快到位。但是，該旗后來新?lián)Q的領導迫于上面的壓力，停止繼續(xù)執(zhí)行合同，結果造成蔣高明領導的研究組經(jīng)費一度出現(xiàn)赤字，2004年他的績效(中科院里績效是國家工資的2倍)停發(fā)。這件事情后來被蔣高明稱為自己呼吁自然力退化、斷人家財路、引火燒身的一個例子。
　　在植物研究所內部，身為首席研究員的蔣高明也未見得是受歡迎的角色。當他大力提倡“自然力恢復”的時候，同一研究中心的一名研究員就對他說：“老蔣，你千萬別這樣說，如果人家知道了我們什么都沒有做，草就長起來了，那要你科學家干什么？”蔣高明當時回敬他：“如果我們什么都做了，還沒有做過大自然，那要你科學家干什么？”蔣高明說，面對日益嚴重的荒漠化和沙塵暴問題，科學家站出來講真話才是最重要的。
　　京津風沙源治理工程一開始由國家林業(yè)局牽頭，但現(xiàn)在已由國家發(fā)改委牽頭，以前林業(yè)局這個副部級單位沒有調動幾個大部級單位、覆蓋幾個省區(qū)的能量，現(xiàn)在改由發(fā)改委牽頭后，事情好辦多了，利益關系也明晰了�！斑@個事情總算是有了很好的勢頭，”蔣高明在辦公室里踱來踱去，一開始有點欲言又止，但最終按捺不住地從角落里翻出一個3米長的大紙卷，一展開，原來是即將在內蒙古開工的一個生態(tài)平衡資源利用項目的藍圖。蔣高明的神態(tài)仿佛是在和記者分享一個秘密、一個美夢，“要是這個事情做成了，那內蒙就不愁水源了�！彼{圖很大，甚至在蔣高明的辦公室里都無法完全展開，他要重新卷起來也很難，但蔣高明還是忍不住要和我這個外行分享。
　　蔣高明認為，中國有一流的生態(tài)學問題，但沒有一流的生態(tài)學家。他不求自己成為最成功的科學家，只求為中國的生態(tài)學做到自己能做的一切。作為一個搞理科的，蔣高明的文筆讓人意外，這個喜歡梁漱溟和老莊的生態(tài)學研究者在寫給記者的信中有這么一段話：古人云“文死諫、武死戰(zhàn)”。沒有人封我個“諫官”，我想將所學的知識用于國家生態(tài)環(huán)境保護的具體實踐，當個“建議”學者而已。聽也罷，不聽也罷，樂在其中，苦也在其中。吾將上下而求索。
　　
　　我如果是林業(yè)局的專家，可能早就出局了
　　
　　人物周刊：今年的沙塵暴讓你覺得意外嗎？
　　蔣高明：我去年就已經(jīng)預測到了。前兩年“三北防護林”吹得很響，好像治理有了成效，但那不是事實，所以今年這么嚴重并不讓我意外，今年北京降的是30多萬噸土啊。
　　人物周刊：為什么大量植樹并不能治理沙塵暴？
　　蔣高明：首先，好的草原是不需要治理的，它自然就能抓住泥土；其次，很多地方并沒有真正植樹，而是把灌木當成樹林來造，這是不對的；再次，草原沒有了，牧民沒有地方放牧，只有砍樹喂羊，破壞了光合作用，結果樹葉沒有了，草也沒有了。
　　人物周刊：今年沙塵暴之前和期間，氣象局還搞了一個“追沙小組”，其實他們也好像在做一些事情。
　　蔣高明：我認為追沙小組也罷，大氣監(jiān)測也罷，沒必要搞這么多，現(xiàn)在問題的關鍵不在這里，在于治理的巨額經(jīng)費怎么花，誰來掌管這筆錢，怎么把它用出去。現(xiàn)在雖然都是拿出很多錢治沙，但沒有花在點子上。比如，內蒙一個縣一年的財政收入才2000萬，但國家每年給他的造林經(jīng)費就是1個億，他當然要造林了！就算造林是錯誤的，只要他有利可圖，就會去選擇造林。
　　人物周刊：你提到治理成為了一種門面工程，怎么理解？
　　蔣高明：這樣的故事很多。2003年夏天，國家發(fā)改委一個年輕的副處長來“視察”生態(tài)治理效果，當?shù)仡I導領他到科學院的點上看。為什么不帶他到花了大量經(jīng)費造林的點上呢？當?shù)仡I導心里最有數(shù)，我們用自然力恢復的比他們花錢的做得好。一路上，副處長“罵罵咧咧”，嫌路不好走，可我們做實驗都上這里來的呀，甚至有時還得搭牧民的拖拉機才能進入。本人嶄新的越野車經(jīng)常沾滿牛糞，成為“牛糞”車，我們向誰抱怨？一到了我們的高草實驗地，該處長樂了，“這才像回事嘛�！彼�其實不知道，地方領導“騙了他”。一些地方領導連朱總理都敢騙，更何況一個副處長？治理工程與治理效果脫節(jié)，經(jīng)費使用與經(jīng)費監(jiān)督脫節(jié)，治理者與被治理土地的主人脫節(jié)，這就是現(xiàn)實�？茖W家有思路，但是沒有權力，也沒有錢，再好的樣板，也難以推廣，這樣的樣板的主要價值就是供人參觀、讓領導視察有去處了。這些才是北京每年要面對沙塵暴的核心因素所在。
　　人物周刊：你這幾年都在說這個問題，但你們的呼吁效果不太好�。�
　　蔣高明：今年已經(jīng)有成果了，“林草之爭”有了結果嘛！說到呼吁的力量，光靠我們科學家說沒有用啊。我們手里又沒有掌握著實施的權力。
　　人物周刊：掌握權力的決策者身邊也有專家吧？
　　蔣高明：當然，專家里面也允許有意見分歧，但這里牽扯更多的是部門利益――造林活不活，難道他們不清楚？要是我是林業(yè)局的專家，恐怕早就出局了。去年國家林業(yè)局有關領導看到《南方周末》劉鑒強、曹筱凡的文章后，第一個反應就是將該文轉發(fā)給內蒙古自治區(qū)林業(yè)廳，自治區(qū)林業(yè)廳又將該文加上了領導的批示轉發(fā)給旗縣的林業(yè)局，對文章提到的試驗進行調查，對人工造林的效果進行“核查”，并暗示各旗縣林業(yè)局要“防”著中國科學院的專家。尤其報道中提到的那個盟，對我們更加防范。因為2003年夏天，我們曾批評了該盟主要領導的言論“我們草原上的羊不是吃饅頭長大的”，該言論被《人民日報》記者予以曝光，激怒了該領導。好長一段時間，植物研究所與該盟的關系處于緊張狀態(tài)。
　　人物周刊：你近年來的言論一直比較激烈，你自己也說招人恨的，難道你希望招人恨？
　　蔣高明：中國的知識分子還是需要良心，包括一些院士，我都希望他們能更有良心一點�，F(xiàn)在有些院士，把耳朵當眼睛使，不去現(xiàn)場，別人告訴他什么他就信什么，被人糊弄。有些年輕的科學家，追求的就是那種“寫點酸文章、搞搞轉基因、混混小日子”的日子。這種日子還不如不過。
　　人物周刊：那你選擇怎么樣過日子？
　　蔣高明：我對這個問題的態(tài)度可以用一個比喻來說明。丹麥安徒生童話《皇帝的新衣》中，大臣們誰都不敢說皇帝沒有穿衣服，他們怕人家笑話自己沒有見識，丟了臉面。只有一個小孩子講了實話，“皇帝什么衣服也沒有穿啊�！币驗槟鞘莻�孩子，沒有人理會他。上面提到的許多問題，當?shù)厝罕姾彤數(shù)仡I導心里都是明白的，為什么他們不說？不愿意 “管閑事”而已，或者說了也沒有用，或者說了還會給你小鞋子穿。這樣的現(xiàn)象是比比皆是的。國家林業(yè)局內部也有反對干旱區(qū)營造“三北防護林”的，但是，這樣的專家早就靠邊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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