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權外交是美國對外政 　　 策的重要組成部分。美國正式對中國提出“人權問題”始于上個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但在中美關系正�；�的頭10年里，在美國的對華政策中，人權似乎扮演的只是受忽視的，可有可無的角色。然而從80年代末90年代初開始，伴隨著冷戰(zhàn)的結束，美國開始強化對中國的人權外交，從而使人權問題成為影響中美關系的重要因素。
　　一、冷戰(zhàn)后美國強化
　　對華人權外交的表現
　　美國的人權外交始于上個世紀70年代中期。當時針對的對象是蘇聯而非中國，因為當時中美兩國還沒有建立外交關系，也沒有其他實質性的交往，兩國在人權問題上還談不上存在爭端。1979年中美建交后，美國開始向中國提出人權問題。1983年中美因里根政府給予中國網球運動員胡娜“政治避難”一事所發(fā)生的爭執(zhí)，使兩國在人權問題上的沖突首次公開化。然而面對蘇聯的急劇擴張，美國在戰(zhàn)略上仍需要聯合中國，所以當時美國所謂的人權問題對中美關系的影響并不大。80年代末90年代初，在冷戰(zhàn)結束的大背景下，美國借1989年北京發(fā)生政治風波之際，開始把人權外交的重點轉移到中國，從此人權問題成為中美關系中的突出問題，無論是在雙邊關系中，還是在多邊關系中，中國和美國在人權問題上都進行了激烈的斗爭。
　　冷戰(zhàn)后美國強化對中國的人權外交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將對華貿易與人權問題掛鉤。1979年中美建交后，根據兩國簽訂的《中美貿易關系協(xié)定》，兩國相互給予對方最惠國待遇。但是根據美國的《杰克遜――瓦尼克修正案》，每年在總統(tǒng)做出決定后，都要由國會審議通過來延長對華最惠國待遇。從1979年到1989年的10年里一直如此。但從1990年起，美國開始把對華最惠國待遇問題與人權聯系起來。每年總統(tǒng)提出延長對華最惠國待遇時，都會在國會遭到以人權為理由的強烈反對，只是由于總統(tǒng)的否決而沒有得逞。克林頓政府上臺后，美國明確將給予中國最惠國待遇與所謂的“人權問題”掛鉤。從此，美國政府與國會之間就消除了針對中國最惠國待遇問題而出現的分歧，轉而一致認為必須給中國的最惠國待遇附加上人權等方面的政治條件。美國的做法不僅嚴重破壞了中美關系，而且直接損害了美國自身的利益。1994年5月，克林頓被迫宣布將對中國的最惠國待遇與人權問題脫鉤，但與此同時，他仍宣布鑒于人權問題，他將延續(xù)1989年的對華制裁。此后，在給予中國永久性正常貿易關系問題上，美國國會有些議員以及勞聯――產聯、宗教團體和人權組織等又以人權為由反對。在他們的活動下，美國國會在通過的“給予中國PNTR議案”中附加了一些干涉中國內政、損害中國利益的條款，其中的一條規(guī)定：國會和行政部門共同設立中國委員會，監(jiān)督中國的人權狀況，鼓勵中國的法治與民主，并每年向國會和總統(tǒng)提交中國人權狀況的報告。
　　2、一度將人權問題上升為美國對華關系中的核心問題。1989年北京發(fā)生政治風波后，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對中國實行“制裁”。進入90年代，美國總統(tǒng)及政府要員多次在公開和私下的場合談到人權問題對改善雙方關系的重要性。1990年11月30日，布什在與當時中國外長錢其琛會談時說，“美國希望同中國改善關系，但在此之前，我們必須看到中國的人權狀況有所改善。如果中國不改善它在人權方面的做法，華盛頓與北京之間的關系不可能改善�！�1993年克林頓上臺后進一步強調了人權問題在中美關系中的重要地位。他曾在記者招待會上表示，美中關系的質量取決于中國人權的進步。1995年1月，美國負責人權事務的助理國務卿沙特克在訪華期間舉行的記者招待會上說，“人權問題在未來美中關系中仍居中心地位”。在中國依法審判魏京生后，沙特克說，人權問題在中美關系的議事日程上“屬于非常重要的地位”，為了表示對中國人權的關注，美國將“加倍努力”�！�9?11事件”發(fā)生后，美國在反恐問題上需要中國的合作，但仍宣稱人權問題依然是美對華關系中的一個重要議題,美國不會在“9?11事件”后降低中國在人權方面的標準。
　　3、在聯合國人權委員會上搞“反華提案”，在國際上大肆炒作中國的“人權問題”。
　　聯合國人權委員會是聯合國經濟和社會理事會下屬的常設機構，其主要任務是起草國際人權文件。中國于1982年開始作為正式成員參加聯合國人權委員會的活動。在1990年以前的歷屆人權委員會會議上，從來沒有哪個國家提出過關于中國人權狀況的提案。
　　1990年3月在第46屆聯合國人權委員會會議上，美國糾集了日本、英國等18個國家提出了所謂“中國的人權狀況”的提案，攻擊中國在平息1989年政治風波時采取的措施，敦促中國政府采取必要步驟保證充分尊重人權。這是美國在人權委員會上首次對中國發(fā)難。從1990年到2004年的15年里，除1991年打海灣戰(zhàn)爭、1998年克林頓將訪華、2002年在聯合國人權委員會改選中落選喪失提案資格、2003年打伊拉克戰(zhàn)爭這4年未提反華提案外，美國或親自出馬，或指派“代理人”出面，先后11次在聯合國人權委員會拋出譴責中國“侵犯人權”的提案，挑起與中國的對抗，但是，每一次均遭到多數成員國的反對而以失敗告終。由于連續(xù)遭到失敗，今年3月的聯合國第61屆人權委員會會議上，美國沒有再搞反華提案。
　　4、在美國國務院發(fā)表的年度國別人權報告中,將中國列為其攻擊的重點目標。
　　自1961年開始，美國國務院每年都發(fā)表年度國別人權報告，對別國的所謂人權狀況說三道四。在1990年的人權報告中，美國第一次以24頁的篇幅專門抨擊中國的人權狀況。此后美國國務院在每年的人權報告中對中國的指責都長達數萬言，2001年曾一度增至5.4萬字。歷年的結論總是稱，中國“繼續(xù)違背國際公認的標準，廣泛地、有案可查地侵犯人權”。從2002年起，指責中國的篇幅有所減少，2002年約為４萬字，2003年為3.7萬字，調子有所降低，措詞有所緩和，但仍然認為中國“繼續(xù)存在大量和嚴重的侵犯人權”，“人權記錄仍然糟糕”。2004年的報告無視中國人權不斷發(fā)展進步的客觀事實，再次老調重談，指責在過去的一年里中國人權狀況“仍然糟糕”、“在關鍵領域出現倒退”。今年2月28日美國國務院在其發(fā)表的《2004年度國別人權報告》中指出，盡管中國在2004年修訂憲法并首次將人權納入憲法，但中國政府的人權記錄“依然惡劣”，中國政府繼續(xù)“多次、嚴重地侵犯人權”。
　　此外冷戰(zhàn)后美國還在諸如西藏、計劃生育、勞改產品、申辦奧運會、北京世界婦女大會、加入WTO、“法輪功”等具體問題上借口人權問題惡化中美關系。
　　二、冷戰(zhàn)后美國強化
　　對華人權外交的原因
　　冷戰(zhàn)后美國在中美關系中大肆強調中國的人權問題，不斷強化對中國的人權外交，其根本原因是美國依然堅持冷戰(zhàn)思維、不能正確認識和對待冷戰(zhàn)后中國在國際舞臺上的地位和作用。
　　1、 蘇聯的解體使70年代以來中美合作的戰(zhàn)略基礎消失。1979年中美兩國建立外交關系后，美國即開始向中國提出人權問題。但在80年代末以前,出于當時“聯華制蘇”的戰(zhàn)略利益,人權問題在中美關系中一直處于相對次要的位置。但隨著冷戰(zhàn)的結束、蘇聯解體，促使中美接近的共同敵人消失，70年代以來中美合作的戰(zhàn)略基礎不復存在，中國在美國全球戰(zhàn)略中的地位明顯下降。與此同時兩國在社會制度、意識形態(tài)、價值觀念以及經濟利益上的矛盾開始突出出來，而人權問題就是中美矛盾激化的一個集中表現。美國開始把人權外交的主要矛頭對準中國，對中國加強人權攻勢。
　　2、 通過人權外交達到和平演變中國的目的。蘇聯解體后，中國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社會主義國家，仍然堅定地走自己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出于意識形態(tài)斗爭的需要，美國試圖通過強化對中國的人權外交攻勢，迫使中國走前蘇聯和東歐國家走過的路，接受美國的價值觀念和政治模式，進而最后實現對中國的“和平演變”，清除中國這個社會主義的“最后堡壘”。美國傳統(tǒng)基金會中國問題專家安德魯?布里克提出了在對華政策上被稱為主流派的觀點，他認為，“隨著蘇聯地位的下降，伊拉克戰(zhàn)敗和利比亞歸于沉寂，現在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比中華人民共和國更目空一切地維護那些在美國人看來已經過時的令人僧惡的意識形態(tài)和價值觀念”。美國將人權外交的矛頭轉向中國，其目的就是迫使中國“和平演變”，接受美國的人權思想和價值觀念。從這個意義上講，美國強化對中國的人權外交，是冷戰(zhàn)后美國對華政策意識形態(tài)化的新表現。它改變了以往在意識形態(tài)上對共產主義的直接攻擊，試圖把美國的民主、人權價值觀強加于中國,從而改變中國的社會制度和意識形態(tài)，實現以美國為中心的、資本主義世界的一統(tǒng)天下。
　　3、以人權外交作為遏制中國崛起的重要手段。1991年蘇聯的解體使美國成為世界上惟一的超級大國。美國于是自我膨脹，一心要充當“世界領袖”。而中國在冷戰(zhàn)結束、東歐劇變、蘇聯解體、兩極格局終結的大環(huán)境下，政治依然保持穩(wěn)定，經濟繼續(xù)保持高速增長，綜合國力迅速增強，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建設取得了巨大成就，在世界政治經濟格局中的地位日漸重要。美國把中國的強大看成是對美國的“領導地位”的最大挑戰(zhàn)，是其實現稱霸世界戰(zhàn)略的巨大威脅。美國重要的思想庫三邊委員會在報告中說,蘇聯的崛起主要是在軍事上,日本的崛起主要是在經濟上,中國的崛起則是政治、經濟、軍事上全面的崛起,在他們看來就顯得更加可怕。美國的輿論界明確指出,美國在人權問題上攻擊中國,就是因為中國已成為美國“主要的新崛起的對手”。為了遏制中國的崛起，美國一方面相繼拋出了“中國威脅論”、“中國崩潰論”，另一方面就是借人權問題來詆毀中國，“妖魔化中國”，其目的無非是想借口人權問題丑化中國的形象，破壞中國的穩(wěn)定，遏制中國的發(fā)展。
　　4、 美國國內的一些利益集團力圖利用對華人權外交來達到自己的目的。美國的對華政策歷來受到美國國內的各種利益集團的影響。在對華人權外交上也是如此。冷戰(zhàn)后影響美國對華人權外交的利益集團主要有兩類，一類是純粹意義上的人權組織，如大赦國際的美國分部、人權觀察亞洲分會、自由之家等等。另一類是把人權作為實現其真實目的的手段的各種利益集團，如勞工組織、環(huán)保組織以及保守的宗教組織等等。勞工組織為了維護自己的經濟利益，攻擊中國向美國出口勞改產品，抗議所謂中國侵犯人權的行為，要求政府對華施加壓力。反對墮胎的極右勢力將國內的政治斗爭延伸到對華政策上來，攻擊中國的計劃生育政策。保守的宗教勢力則攻擊中國政府“鎮(zhèn)壓法輪功”，進而攻擊中國的宗教政策。從冷戰(zhàn)結束到“9?11”之前的10多年間，由于美國在國際上失去了對手，沒有面對直接的威脅，美國行政當局很難像冷戰(zhàn)時期那樣主導美國的對外政策，這就為各種利益集團卷入美國對華人權外交的決策提供了一定的活動空間 。各種利益集團為了達到自己的目的，通過各種方式向政府施加壓力，要求美國政府強化對華人權外交。
　　需要指出的是，盡管冷戰(zhàn)后美國強化了對中國的人權外交，但中國并沒有被美國的人權攻勢所擊垮，反而國力日漸強大，國際地位進一步提高。美國的對華人權外交總體上是失敗的。但由于美國特殊的價值觀念、政治文化和美國特有的理想主義的外交傳統(tǒng)，人權外交已成為美國對外政策包括對華政策中的重要的一部分。在未來的中美關系中，美國仍然不會放棄對華人權外交，因此中美兩國在人權問題上的斗爭將是長期的。但“9?11事件”后，由于美國把反恐防擴作為外交的中心任務，在許多問題上有求于中國，人權問題在美國對華政策中所處的地位已相對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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