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2011年，辛亥革命100年。各種方式的回溯、反思、紀念，令讀者目不暇接，甚至審美疲勞。 　　其間，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馬勇先生撰寫的《1911年中國大革命》，雖不是最為矚目者，卻促人深思。他懷著一份對先人的溫情與理解，重新講述100年前的歷史。這本書的腰封上沒有常見的文化名流聯(lián)袂推薦之類，而是有一行大字：“讀懂中國革命，讀懂中國民主，讀懂中國未來”，下面還有兩行小字：“1911年中國大革命體現(xiàn)了中國獨有智慧，不戰(zhàn)而屈人之兵。一個擁有深厚歷史智慧的民族，總會用溫情和敬意看待一個王朝的瀟灑隱退�！�
　　馬勇做過古代史研究，做過儒家經(jīng)學史研究，最終興趣點卻落在晚清70年。他一方面對此前的主流研究充滿疑惑，覺得有些環(huán)節(jié)用現(xiàn)有解釋怎么也說不通，一方面覺出現(xiàn)實與百年前的諸種關聯(lián)，認為有必要從來路中尋出答案。
　　“檢討近代歷史，我覺得現(xiàn)代走了100年，就是一個大輪回。”馬勇說，之所以選擇辛亥的題目研究，之所以用現(xiàn)在的解讀方式，都不是毫無緣由的，“當然是有一份對現(xiàn)實的觀照在”。
　　微博上他起名“旁觀者馬勇”，給了自己一個最佳界定。在他看來，歷史研究者便該永遠居于第三只眼的位置，盡一切可能逼近歷史真相。
　　
　　晚清新政，弄假成真
　　 《南風窗》：《1911年中國大革命》讀完后，感覺清廷還是有立憲誠意的。他們已經(jīng)逐步向自己的利益集團開刀，限制君權，只是每每時機都比民意晚半拍，導致局勢越來越向革命的一端發(fā)展。這與此前對清廷腐朽保守的普遍印象很不同。
　　馬勇：我不認為一開始他們多有誠意，這是慢慢弄假成真。晚清幾次重要的改革都是外力推動的。首先是1901年，《辛丑條約》明確要求中國必須改革。于是清政府實行新政，3年時間發(fā)展起來，這時面臨的新問題是，接下來往哪兒走？是像日本一樣走向君主立憲國家，還是像俄國一樣走向有力量的集權政府？日本的君主立憲體制主要是約束君主權力，清政府自然傾向俄國體制。
　　1904年日俄戰(zhàn)爭爆發(fā)，清政府當權者希望俄國人勝――就像總是有人希望美國被打敗，好像這樣我們才有更好發(fā)展的合理性――但俄國慘敗，中國的政治改革因此獲得了外部動力。這時出現(xiàn)的最重要的契機是東三省問題。清廷要解決，但主持善后談判的美國不理，說這是立憲國家之間的事，況且雖然日俄兩國在你的土地上打仗，但你是保持中立的，與此無關。這時清政府才有所觸動，派大臣們?nèi)タ疾臁?
　　大臣們從海外回來說服朝廷改制立憲，說三個“有利于”：有利于皇權鞏固，有利于百姓監(jiān)督官僚，有利于消弭革命黨。唯一受損害的是官僚階層，因為他們必須接受人民的監(jiān)督。這種理由聽起來很可以接受。之后清廷宣布逐步立憲，要用15到20年將大清國帶上君主立憲的軌道。我們作為后人，應該抱著一種尊重的心態(tài)看到，他們走出這一步是不容易的。很可惜到了最后時刻，皇族沒有做到真灑脫，選出偏重滿人的皇族內(nèi)閣。
　　1911年11月，當武昌起義爆發(fā)后，清廷終于出臺了《十九信條》，限制皇權，擴大內(nèi)閣總理大臣與議會的權力。實際上立憲黨人的要求就是這么多，但是這時候推出來已經(jīng)晚了。這個沒辦法，統(tǒng)治者的決心總是比人民、社會的要求來得晚。
　　 《南風窗》：確實，好像幾次立憲到了成功的關口，可惜又轉向低谷。
　　馬勇：這就是政治的惰性，讓他們變?yōu)橹鲃雍茈y。1911年5月8日第一屆責任內(nèi)閣出臺，應該說是當時最好的格局，會走向良性的君主立憲體制�？上ж熑蝺�(nèi)閣偏重皇族，引起立憲黨人的不滿。如果第一屆責任內(nèi)閣總理大臣是幾個月后接任這個職務的袁世凱，可能歷史也不是后來的樣子了。
　　其實我對皇族內(nèi)閣還是很理解的，他們從小接受的就是最優(yōu)秀的教育，見識和眼界完全不同。但怎么來約束他們的權力，怎么使其有“上位”的合法性，是政治要考慮的。包括引起保路運動的“鐵路國有”政策，事實上，這在當時是正確的藥方。因為一開始民間資本涌進，存在各種利益糾紛和資金不足的問題，把鐵路網(wǎng)搞亂了。這時鐵路干線國有的正當性完全不必懷疑，可是他們時機和方法不對，問題就大了。
　　 《南風窗》：革命黨似乎就是在清廷改革的一步步失誤中成長起來的，一開始顯得希望渺茫。
　　馬勇：對。原來我讀歷史總感覺有幾個隔膜，比如弄不清楚革命的幾次高潮到底是什么時候。我們把每次起義都當作革命的高潮，特別是黃花崗起義。黃花崗起義準備不足，幾次武裝暴動都是因為這個原因。
　　我在書里寫了幾個故事，比如革命黨人吳樾，在大臣出國考察憲政之際搞恐怖襲擊。他其實引起一片反對，被認為是置國家前途于不顧，只有革命黨說吳樾是為國家獻身。結果他反而使清廷意識到改革迫在眉睫，堅定了政府的決心，所以我講他的臨門一腳就把清政府立憲的球踢進去了。
　　 《南風窗》：您對辛亥革命的評價很高，認為它超越了法國大革命，是中國智慧的最高體現(xiàn)。這怎么理解？
　　馬勇：辛亥革命模仿法國大革命，這是學界的共識，因為孫中山的目標就是推翻君權、恢復民權，法國大革命120年前就是如此。中國前半部分遵循這條道路，但后半部分沒有按照法國這樣走，這就是中國智慧的體現(xiàn)。
　　我認為辛亥革命最要強調的一點是，不論是清政府、新軍將領還是革命黨，都把戰(zhàn)爭控制在有效的范圍內(nèi)，將政治斗爭還原為談判。比如江蘇巡撫程德全，是第一個從清廷退出來又能成為民國都督的人。當時上海已經(jīng)光復，革命軍到江蘇省會蘇州拜會他，他說，光復沒問題，但是不能驚動人民。戰(zhàn)爭有時候要適可而止，這個標準就是人民的福祉。干嗎一定要把這些東西都打碎呢？干嗎一定要讓人民流血呢？
　　另一個例子是武昌起義之后，袁世凱的北方軍為了壓制南方，打了3天，當時完全可以乘勝追擊，踏平武漢三鎮(zhèn)，但是袁世凱不同意，特意電話通知馮國璋按兵不動。因為武昌是當時國內(nèi)貿(mào)易的中心，如果繼續(xù)打，不僅毀了商業(yè)，也涉及各國在華利益。各方的將領都是這個原則。
　　而且我寫的時候隱隱約約覺得，這是給未來中國政治可能發(fā)生的變革一個警醒。我覺得中國還是應該繼承我們民族當中“知進退”的傳統(tǒng)，不能總是“宜將剩勇追窮寇”。
　　 《南風窗》：既然是中國智慧的最高體現(xiàn)，為什么這和談的成果不能持久？
　　馬勇：你說“二次革命”？那是另外一個問題了。我們過去認為辛亥革命之后進入了一個社會動蕩狀態(tài)，這說法也不對。1912到1927年，中國并沒有處于長時期混戰(zhàn)。1918年一戰(zhàn)結束，有一次談判機會，但是到后來又談崩了。
　　
　　文明怎么能分東、西呢？
　　《南風窗》：在您筆下，“清政府在經(jīng)濟高速增長過程中嚴重忽略了社會分配不公和貧富差距無限擴大，沒有注意下層民眾在政治發(fā)展經(jīng)濟增長過程中并沒有得到相應好處，反而失去了許多，于是各地民變、群體性事件層出不窮。”
　　馬勇：我做晚清政治研究，越來越感覺到，我們現(xiàn)在好像處在一個輪回時期。
　　我馬上會出一本寫晚清20年的書，從1891年寫起。這一年洋務運動基本結束，北洋海軍從海外買了很多戰(zhàn)艦，近代工業(yè)比如江南制造總局、漢陽鐵廠等等也發(fā)展很快。中國又覺得牛得不得了，經(jīng)濟排世界第二，覺得自己可以說不，可以不高興。
　　有個很清晰的例子，1884年法國人要越南和1894年日本人要朝鮮，情況一模一樣。1894年，日本要朝鮮獨立，清政府就不干。一是因為距離京城太近，朝鮮成為日本的附屬國，威脅很大；更主要的是中國經(jīng)濟虛驕，自以為很強大。軍方鷹派認為我的附屬國絕不能讓別人拿走，于是與日本海戰(zhàn)，結果一敗涂地。30年搞下來什么都沒有。
　　 《南風窗》：這里面究竟原因在哪里？
　　馬勇：100年后回看，我們也得承認那時候清政府里也有一流人才，如李鴻章、曾國藩、張之洞。中國文明也有最偉大的一面，但是在你學習別人的時候，就要誠心誠意。日本人在明治維新的時候就是誠心誠意，好的東西學過來了，自己的傳統(tǒng)也保留了；我們卻總在強調情況特殊，民主沒學來，只學了獨裁和專制。我們不能夠只學人家的科學技術，而不要人家的體制。
　　 《南風窗》：我們都是說“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嘛。
　　馬勇：“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具有階段性意義。在1870年代，這是很進步的口號，告訴保守派們不要怕，我們是學習對我們有用的部分，中國文明的基本面不會變。但是張之洞講“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時候，就已經(jīng)很反動了。
　　 《南風窗》：許多問題歸根結底就是體制，您在書里也講“中國目前的危機主要是在國是不定，定國是的關鍵就在立憲法，實現(xiàn)憲政”。
　　馬勇：這一點我是堅定不移的。有網(wǎng)友批評說馬老師動不動就說是體制問題，不是體制是什么呢？100多年來，沒有建立一個良性的體制是很可惜的。第一次是1927年，國民黨把一個好的體制摧毀了，后來又把民國體制廢棄了。這些都很值得我們?nèi)�檢討，去想中華民族應該怎么走未來的路。
　　 《南風窗》：辛亥革命與世界政治氣候有關嗎？
　　馬勇：我認為近代史研究一定要從世界的角度去考慮，我們每一次變化都與世界有關。辛亥革命就是對100年前世界變動的回應，如果西方國家都處于帝制時代，中國就不可能有革命。
　　現(xiàn)在的情形福山幾年前在《歷史的終結》里已經(jīng)講得很清楚，歷史發(fā)展到美國這種體制就不要再想別的了。橋就在那兒，你還老要摸石頭。按著橋走不就行了嗎？有些事情不必再從頭開始探索，不然我們學科學，都從證明1＋1=2開始學起嗎？而且如果有人類本位的感覺，把人類文明看成自家的文明，拿來就用，就不會覺得尷尬。文明怎么能分東、西呢？
　　
　　晚清被完全妖魔化了
　　 《南風窗》：反思辛亥要著重哪些方面，如何評價辛亥革命的意義？
　　馬勇：學術界還是做了許多有益的工作，不過，由于大家對前輩學者建構的基本框架無法突破，不敢突破，因而這個領域的研究稍顯落后。30年了，我們基本上還在前輩學者研究的基礎上論說，除了部分肯定民族資產(chǎn)階級即立憲黨人的轉變意義外，還一直抱怨中國資產(chǎn)階級的軟弱性，遺憾孫中山等南方革命黨人當年為什么不一鼓作氣直搗龍庭，革命到底。我在這本書中對這些問題沒有給予直接批評，但我的探討就是要正面肯定辛亥參與各方政治勢力是怎樣出于民族大義、人民至上的原則，有堅持有妥協(xié)，避免戰(zhàn)爭減少戰(zhàn)爭。
　　如果我們時至今日還是將慈禧太后、李鴻章、袁世凱這些人物妖魔化，那么我們的近代史就有許多地方說不通。對于這些曾經(jīng)為這個民族做出過貢獻的人物，我一直主張以溫情與敬意去回望。
　　 《南風窗》：這種“溫情與敬意”的態(tài)度是受了錢穆的影響嗎？
　　馬勇：“溫情和敬意”也并不只是錢穆說過。中國古人像孟子就強調“知人論世”，強調站在古人站在當事人的立場去設想去體會，不苛求古人，不溢美不隱惡。中國歷史學的這個傳統(tǒng)并沒有丟失，我們當代許多歷史學家其實還是秉持這樣一種立場。只是在過去一些年代，由于過于強調階級斗爭，階級斗爭泛化乃至擴大化，好像人們的一舉一動都帶有階級的立場、痕跡或企圖，這是不對的。我覺得我是接續(xù)這個史學傳統(tǒng)往下走的，當然受到了章太炎、梁啟超、胡適、錢穆以及當代余英時、朱維錚等這一代又一代史學家的影響，至于在表達方式上，我也希望用更加平和的方式去講述“一個不一樣的故事”。
　　 《南風窗》：對于袁世凱、孫中山等人的“糾偏”，可能在學界并非完全創(chuàng)新，但是大眾閱讀里，這些還停留在傳統(tǒng)的判斷上，這方面這本書應該會給人不少啟發(fā)。學界的歷史研究如果能影響非專業(yè)讀者，擴大傳播力，再好不過。
　　馬勇：我寫這類書，就是寫給非專業(yè)人士看的。所以為了好讀，沒有像其他書一樣大量引用材料，而是把材料都化進敘述里面。讀者要相信我是專業(yè)的，即便不加注，也都是有據(jù)可考的。因為只要引用了原話，文氣就不順了。我最近出的這幾本書，都是這個風格寫的，我覺得也是給歷史學著作一個創(chuàng)新，不要原來板著面孔，很專家的樣子。
　　我這些年刻意嘗試以一個比較嚴肅的歷史學家的身份進行大眾化寫作，向公眾傳遞一些比較真實的歷史知識。我認為，這是一個知識分子或者說讀書人應盡的責任。
　　 《南風窗》：另一個問題是，如何看待晚清史的研究？
　　馬勇：我這些年看這么多資料，晚清被完全妖魔化了。革命黨當年在海外就是不管清政府做什么都說壞。我們今天對于清史的研究就沿著它走。今天看當然覺得很荒唐，覺得不是歷史真相。
　　我寫過一篇文章 《重寫晚清史》，就提出這個問題。晚清史兩次被妖魔化，第一次是康有為、梁啟超，第二次就是孫中山的革命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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