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情局在德黑蘭散錢可以收買無賴，卻不能理解霍梅尼的思想；可以通過衛(wèi)星監(jiān)測蘇軍實力，卻不能預測蘇聯即將崩潰。有著如此多欠缺的中情局，又因炮制伊戰(zhàn)假情報而在反恐時代被削權。或許，CIA英雄只適合生活在過去，未來屬于法治時代，已然無其用武之地了。
　　
　　今年3月9日，緊張的美伊關系出現小插曲：美國國務院要求伊朗幫助尋找2007年3月在伊境內基什島失蹤的前cIA特工羅伯特?萊文森。這則新聞或許是對美國中情局在“黑暗世界”孤軍奮戰(zhàn)的一種慰藉，但另一則新聞就不同了：日前，美國記者小阿爾巴雷利在新書中披露1951年法國蓬圣埃斯普里村村民集體發(fā)瘋事件是美國中情局“迷幻藥”試驗的結果，并認為小白鼠中包括數千名美軍士兵。總之，談到中情局，世人總是生出復雜的情愫。
　　2009年于中情局是個悲劇年：年初駐阿爾及利亞特工站長迷奸當地女性的丑聞曝光，年底駐阿富汗基地又被約旦籍雙面間諜狠涮一把，搭上7名特工性命，損失之大為近年罕有。當時中情局揚言報復，今年終于兌現：2月起頻頻出手，連斬塔利班數員大將，與軍方聯手搗毀塔利班重鎮(zhèn)馬爾賈，表現令人側目，似乎想向白宮證明：雖然我不干凈，可干活還行。
　　問題是，中情局在失敗國家搞搞暗殺還行，分析國際大勢的情報業(yè)務本行卻不盡如人意。錯失尼日利亞籍基地分子恐襲線索是一個近例，未能預測朝鮮戰(zhàn)爭、中蘇分裂、蘇聯侵阿、柏林墻倒塌、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印度核爆、世貿樓塌等大事，更是常被指摘。曾獲普利策獎的蒂姆?韋納在查閱了中情局5萬份文件，走訪了其10位前局長之后下結論說：“西方文明歷史上最強大的國家未能建立一個一流的間諜機構，這一失敗對美國人的安全構成了威脅�！�
　　不過韋納也澄清，印尼蘇哈托政變、擊斃越南吳庭艷、希臘侵略塞浦路斯，中情局都沒經手，卻莫名背上了黑鍋；中情局綁了巴拿馬的諾列加，殺了古巴的格瓦拉，坑了智利的阿連德，毀了剛果的盧蒙巴，角色和效果不能一概而論；為了阿上、中飽私囊或維持獨立王國，不惜層層撒謊，才是中情局的原罪；而美國總統(tǒng)也有濫權之嫌，例如20世紀六七十年代，中情局被要求在國內采取竊聽電話、偷拆信件等非法手段，對付據說被蘇聯滲透的反戰(zhàn)團體。
　　經歷了從冷戰(zhàn)到反恐時代的轉折，中情局在美國的地位大不如前。而在它的長期批評者看來，好萊塢式的CIA英雄只適合生活在過去，未來屬于法治時代，所以它最好盡快消失。
　　
　　在惡性循環(huán)中成長
　　
　　中情局的前身是1942年組建的戰(zhàn)略情報局，當時隸屬軍方，主要用于對德戰(zhàn)場。早在1943年，羅斯�？偨y(tǒng)就表示戰(zhàn)后將撤銷戰(zhàn)情局，所以戰(zhàn)情局的局長多諾萬將軍1944年致函羅斯福，建議創(chuàng)立一個和平時期的中央情報部門。然而，羅斯福不久病死，繼任的杜魯門不喜歡情報部門，解散戰(zhàn)情局后，并沒有另組新情報機關的意思。直到美國與蘇聯關系開始緊張，杜魯門才成立中央情報組，收羅了原戰(zhàn)情局一幫人馬，用于為總統(tǒng)遴選信息，編輯簡報。
　　冷戰(zhàn)開始的1947年，美國頒布《國家安全法》，據此新設空軍，成立統(tǒng)一的國防部，并且組建國家安全委員會。中情組也拜該法所賜，升格為中央情報局，成為聯邦機構，總部設在弗吉尼亞州的蘭利。作為新部門，中情局受到五角大樓和國務院欺壓，也無法像普通部門一樣從國會獲得撥款，只能從美國援助歐洲的馬歇爾計劃中秘密分一杯羹，再就是靠情報官私人關系籌款。由于中情局早期一些官員有國際銀行家家族背景，總統(tǒng)對其不夠信任，當其海外活動需要軍方配合時，總統(tǒng)并不熱心支持。外在條件不足的中情局，為了證明自身存在的價值，偏愛采取冒險行動，如將臨聘人員傘降至東歐刺探情報，結果有去無回。而越是行動受挫，中情局越是心急火燎地想翻盤；越是急著翻盤，就越容易出錯，從而構成惡性循環(huán)。
　　1961年的豬灣入侵事件就是典型：美國早在艾森豪威爾當政時就有意武裝干涉古巴，當時指派中情局負責訓練古巴流亡者。繼任的肯尼迪缺乏經驗，盡管對中情局的計劃信心不足，但仍被局長杜勒斯說服，承諾提供�？罩г�。最后，支援沒能兌現，入侵失敗�？煞催^來看，中情局急于求成，一味迎合年輕總統(tǒng)“捍衛(wèi)自由世界”的雄心壯志，而制定的入侵計劃又漏洞百出，也要負上很大責任。事后，肯尼迪恨上中情局，中情局則感到被總統(tǒng)出賣。
　　中情局從事秘密工作，人員、經費、行動計劃都層層保密，時間一長，相應的監(jiān)管機構都無法知其底細；中情局人員長期在海外各自為戰(zhàn)，越權、闖禍之事數不勝數，自然引起白宮和國會反感，進而設法控制。中情局局長由總統(tǒng)提名，總統(tǒng)往往選擇與中情局沒多少瓜葛的文官。文官掌印，外行領導內行，本就弊病多多，要是遇上主見極強剛愎自用之輩，特務們準沒好日子過。歷任外行局長(遠東科科長出身的科爾比和現任國防部長羅伯特?蓋茨，是少數幾個中情局“自產”局長)既搞不懂中情局，又總想按自己的意志改造它，結果越弄越糟。反之，中情局當中除了老布什，了解白宮政治的人也很少。這又是另一重惡性循環(huán)。
　　中情局在惡性循環(huán)中成長，根子仍在總統(tǒng)。面對不同類型的總統(tǒng)，中情局做出不同的姿態(tài)適應對方。倘若總統(tǒng)不重視自己，就搞點動靜讓他注意自己；倘若總統(tǒng)太過強勢，那就努力迎合。中情局的工作原則應該是I report，you decide，最終卻變成了You want，I supply。
　　
　　不成熟的情報機關
　　
　　與前蘇聯克格勃(KGB)、英國軍情六處(M16)、以色列摩薩德相比，規(guī)模最大的美國中情局名氣也最響。不過，這多半得益于好萊塢電影的影響――力量型如施瓦辛格《真實的謊言》，技巧型如湯姆?克魯斯《碟中諜》，機敏型如馬特?達蒙《諜影重重》，智慧型如羅伯特?雷德�！堕g諜游戲》……可是現實中的中情局不僅談不上神通廣大，相反還很不成熟。
　　情報，準確地說應為“諜報”，應戰(zhàn)爭需要而生，現代國家情報機關普遍由軍方情報機關轉型而來。和英法俄這樣的老牌諜報強國比，美國顯得太過青澀。立國僅200余年的美國在情報領域基本沒什么歷史積淀：建國后最初半個世紀，美國致力于西進運動，與印第安人打交道用不著間諜；南北內戰(zhàn)時有軍事間諜，但戰(zhàn)爭僅持續(xù)4年，經驗積累有限；由于外交上的孤立主義傳統(tǒng)，美國在一戰(zhàn)后迅速從國際事務中抽身；卷入二戰(zhàn)后，美軍在情報領域表現平平，很大程度依賴優(yōu)秀的英國情報員。即便在冷戰(zhàn)初期，美國也離不開英國幫助，因為當時沒有哪個國家擁有像英國那樣龐大完備的資料庫。美國情報人員由戰(zhàn)時英國一手培養(yǎng)，用英國教官的話說，可以將美國間諜輕易玩弄于股掌之間。當美國人遇到連英國人都頭疼的蘇聯人，自然一敗涂地。據說，美國的原子彈技術都是被克格勃利用“劍橋五杰”套走的。
　　1950年代的中情局基本對歐洲戰(zhàn)場死 心，轉而將精力和資源投入到其它戰(zhàn)場。1953年，美國在伊朗找到了機會。當時因伊朗籌劃石油國有化，英國視摩薩臺首相為眼中釘，籌劃顛覆摩薩臺政權，而中情局也附和英國，并最終征得艾森豪威爾批準。盡管中情局在執(zhí)行英國軍師制定的政變計劃過程中漏洞百出，但由于各種機緣巧合，這次本已認定失敗的政變卻在最后意外成功，已出逃的巴列維國王重登王位。這次政變被中情局當作奠基之作后，開創(chuàng)了中情局的兩大惡劣傳統(tǒng)――迷信金錢和崇尚暴力。中情局內部并非眾人皆醉，譬如王牌分析員克萊因就表示憂慮：“看似輝煌成就的問題在于，它制造出中情局力量的夸大印象。它不能證明中情局可以推翻政府和扶植統(tǒng)治者上臺，它是在適當時機以適當方式提供適量援助的特例�！�26年后的伊朗伊斯蘭革命證明了他的判斷――建基于金錢和暴力的政治難以持久。
　　但在當時，被勝利沖昏頭腦者占主流。此后，中情局到處如法炮制，暗殺、政變、武裝干涉似乎成了它的主業(yè)，最基本的情報搜集反倒成了副業(yè)。這一本末倒置在豬灣入侵時讓中情局摔了大跟頭。中情局在肯尼迪明言不會大規(guī)模介入時仍堅信只要登陸成功，古巴人民必定會起來推翻卡斯特羅，而這一論斷的根據就是中情局官員和流亡者的談話。除了流亡者，中情局甚至沒有接觸過一個古巴人。登陸后，雇傭軍發(fā)現地圖上標注的用來搭建基地的沼澤地竟是一片紅樹林，寸步難行。這一錯誤的根源在于中情局使用的地圖還是1895年的版本!
　　有感于信息的匱乏，中情局在20世紀六七十年代加強了這方面的投入，日益成熟的衛(wèi)星技術有力地支持了信息庫的建立，第三次技術革命后電子技術的進步大大完善了中情局的信息體系。然而，中情局從此又陷入另一個極端：過分依賴技術，而輕忽人力。這一傳統(tǒng)延續(xù)至今，中情局擇人不慎天下皆知。2003年，內華達州某小公司技術官蒙哥馬利就利用9?11事件后政府病急亂投醫(yī)的心理，宣稱自己能破譯基地組織的密碼，結果被中情局視若上賓，還是在法國情報機關幫助下才識破此人。就在去年，此人竟還騙到了五角大樓的研究合同。
　　
　　反恐時代連遭打擊
　　
　　自1980年代以來，中情局就因內部不斷挖出臥底而元氣大傷，墜入低谷，處于亟待改變的低潮期；至1990年代后期，則接近淪為五角大樓的二級分局。以這樣的狀態(tài)讓它防范和KGB同樣隱蔽，卻比KGB瘋狂的恐怖分子，實在是勉為其難。2001年基地組織重創(chuàng)美國后，中情局面臨空前壓力，對于潮水般涌來的情報，只好以“寧可錯信、不可放過”應對。
　　不幸的是，在“少壯派”特尼特擔任局長期間，中情局的原罪被再次放大，釀成了反恐時代的機構悲劇――炮制伊戰(zhàn)的大殺傷性武器借口，不僅導致在任長達7年的特尼特去職，還使得中情局在60年來最大規(guī)模的情報機構重組中喪失總統(tǒng)首席情報顧問的地位――中情局局長不再享有自動出席國家安全委員會會議的資格，取而代之的是新設立的國家情報總監(jiān)(首任為大使出身的內格羅蓬特，其后兩任麥康奈爾、丹尼斯?布萊爾都是退役海軍上將)。
　　特尼特之后，擔任中情局局長的是曾長期擔任眾議院情報特別委員會主席的波特?戈斯。戈斯工作作風簡單粗暴，在趕走一大批中情局高管之后，自己也黯然下臺，由曾替小布什政府“竊聽門”辯護的四星上將海登接任。奧巴馬上臺后，提名白宮辦公廳前主任里昂?帕內塔擔任局長。這個職位的含金量，連同擔任此職的人物的聲望，都無可挽回地走下坡路了。
　　奧巴馬任內，中情局將主要精力從伊拉克轉移到阿富汗，隨之傳來阿總統(tǒng)同父異母的弟弟瓦里以及伊朗反政府組織“真主旅”也拿中情局錢的消息。瓦里-卡爾扎伊，一直被傳為坎大哈“黑手黨”組織的幕后老大，今年3月13日其位于坎大哈市的住宅遭到“劫獄”的塔利班順道襲擊，瓦里幸免于難，但已被美政府要求從坎大哈免職。至于真主旅，乃是一個活躍在伊朗東南部的遜尼派恐怖團體，其最高指揮官馬利克?里吉今年2月遭伊朗安全部隊逮捕。伊朗情報部長不無炫耀地說，里吉被捕前24小時內曾現身阿富汗境內一處美軍基地。
　　如果說中情局選擇和保護線人的能力都這么差，就更別指望它能滲入恐怖組織核心了。以色列情報機構辛貝特吸收哈馬斯創(chuàng)始人的兒子哈桑-優(yōu)素福做了十多年間諜的經典案例，甚至被寫進了自傳體的《哈馬斯之子》大肆傳播，但中隔膜局似乎從來沒有如此成功的轉化案例。蒂姆?韋納在《灰燼的遺產》一書中揭秘道：根據1956年的一份內部報告，中情局在前蘇聯招募的20名間諜中，只有兩人與前蘇聯政府或軍方有聯系，而頭號情報來源是一名俄羅斯獸醫(yī)：當柏林墻于1961年豎立時，中情局在東柏林最好的間諜是一個報販和裝修天花板的工人，這名裝修工有時在前蘇聯駐軍的院子里工作；在1986年后的8年里，中情局向里根、老布什、克林頓提供的有關蘇聯軍力報告，消息源主要來自被莫斯科控制的人員。
　　
　　制度硬傷、文化排斥和哲學缺漏
　　
　　要說中情局“人工情報”薄弱的原因，跟它的官僚色彩較重，道德感化力較差是分不開的。而它未能成為一流情報機關，則與制度硬傷、文化排斥和哲學缺漏三大環(huán)境因素有關。
　　制度設計方面，中情局作為聯邦機構，是美國上層建筑的一部分，自然要承受政府機構問的相互傾軋。中情局的前身戰(zhàn)情局屬軍情性質，戰(zhàn)后五角大樓很想把中情局劃撥麾下，卻未能如愿。而中情局的秘密性又讓國務院倍感厭惡，因為中情局有行動不會告訴國務卿，一旦搞砸，常常得由外交官出面善后。此外，中情局和聯邦調查局(FBI)因職能部分重疊，也難免牙齒碰舌頭之事。兩個機構的矛盾主要是拜FBI傳奇局長胡佛所賜，在中情局成立前，美國的反間諜工作都由FBI負責，跳出一個新部門分權，權力欲極強的胡佛難免不喜。
　　文化包容方面，中情局的工作性質與民主、法治、開放的美國價值觀相抵觸。在美國，中情局的名聲從沒好過FBI，即使在FBI最灰暗的胡佛時代也是如此。在美國公眾眼中，中情局已成為無法無天的代名詞。從表面看，這和兩者職能有關。FBI也存在濫權，但它打擊與普通人生活密切相關的犯罪活動，社會認同度高；中情局業(yè)務多在海外，與公眾生活無關，卻常常去外國擾亂別人的生活，社會認同度低。FBI是執(zhí)法機關，光明正大；中情局更像是躲在陰暗角落里的科學怪人，令人恐懼。中情局奠基人多諾萬嘗言：“在全球化與極權主義的斗爭中，情報機關也應該是全球性和極權式的�！边@可以視作一個長期不問世事的民生國家突然承擔國際義務后的階段性僭越。或許，如果克格勃還健在，對中情局的指責會少一些。
　　哲學指導方面，中情局重視物質因素，輕視精神因素；重視行動和結果，輕視理論和原則；拔高實踐經驗的作用，卻常常忽略基本常識。概而言之，美國人長于陰謀，陰謀非其所長。這一切其實都可以在美國人的實用主義哲學中找到答案。實用主義強調實踐中心論，在培養(yǎng)實干精神的同時，也養(yǎng)成了毛躁、冒進的急性子，并導致長遠目光的匱乏。譬如霍梅尼、薩達姆、塔利班和本-拉丹都是美國當初資助的對象，后來又成了敵人。實用主義過度強調自身經驗的作用，會使人傾向于輕視自身經驗以外的東西。譬如中情局在德黑蘭散錢可以收買無賴，卻不能理解霍梅尼的思想；可以通過衛(wèi)星監(jiān)測蘇軍實力，卻不能預測蘇聯即將崩潰。
　　值得一提的是，中情局近年來著力提高少數族裔在職員中的比例，甚至用中文打廣告，招募華裔青年，這是一個正確的方向。史有明鑒：在朝鮮戰(zhàn)爭期間，中情局駐首爾的200名間諜無一會說韓語，結果所得情報非假即虛；1979年德黑蘭群眾劫持美國大使館，當伊朗革命分子發(fā)現中情局駐德黑蘭站長竟不會說波斯語時，亦感到奇恥大辱。事實上，中情局在冷戰(zhàn)期間擅長的只是間諜飛機、衛(wèi)星和竊聽技術；冷戰(zhàn)結束后，又開始依賴花錢聘用當地人充當線人，從而養(yǎng)了許多混薪水的老油條。如今，中情局才著手在少數族裔中培養(yǎng)反恐精英。當然，中情局改變的是組織和戰(zhàn)術，不變的是自身在國家架構和國際輿論中的尷尬處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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