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本政府的5年實踐，從修復，到權利的普遍化，新價值的扎根生長，是一個合乎邏輯的過程，也與人的需求層次相對應。在塑造民本政府的過程中，實際上有三架馬車，功能或者價值的分化已經開始出現――政府，市場，公民和社會組織。
　　
　　在十一屆人大代表的掌聲中，本屆中央政府過去5年的工作答卷，呈現在人們面前。
　　回顧5年前，當前任國務院總理朱?基在工作報告中自豪地宣稱“辦成了多年想辦沒有辦成的大事”(尤其是集中力量建成了一批關系全局的重大基礎設施項目)的時候，人們都知道，那屆中央政府初期面臨的形勢是嚴峻的：亞洲金融危機沖擊，世界經濟增長放慢；國有企業(yè)職工大量下崗；1998、1999年連續(xù)遭受特大洪澇災害。
　　同樣，當溫家寶說中國的國內生產總值已經位居世界第四位的時候，人們同樣看到了成績背后諸多的困難和“風險”。這些困難和“風險”甚至比1998年更加嚴峻。因此。雖然經濟增長指標仍然是人們無比熟悉的“8％”左右，但本屆中央政府主要精力和工作重點是“放在轉變發(fā)展方式、深化改革、加快社會建設上”。人民滿意的政府或民本政府已然是本屆中央政府的最明顯的標志。
　　過去5年，中國這艘巨輪的“修復”工作，中央政府的確做了很多。雖然，政府工作報告仍需要全國人大代表審議表決，才能正式定案，不過，繼續(xù)“修復”工作是可以預期的事情。5年的“修復”甚至也帶來了價值理念方面的變化和革新。顯然，對于一艘志在沖在前面的巨輪來說，不僅需要迫切的修復工作，甚至更需要零部件的更新。
　　
　　繼續(xù)“修復”
　　
　　的確，中國這艘巨輪現在面臨的風險比以前更大，溫家寶的報告毫不諱言地點出了相關的內容：
　　在戰(zhàn)勝突如其來的嚴重非典疫情和歷史罕見的低溫雨雪冰凍等特大自然災害后，高致病性禽流感等疫情的蔓延雖然得到控制，但潛在的危險終究像幽靈般考驗著政府的應急能力和社會建設的進程；物價上漲，通貨膨脹壓力加大；國際經濟環(huán)境變化不確定因素和潛在風險增加；在土地征收征用、房屋拆遷、企業(yè)改制、環(huán)境保護等方面損害群眾利益的問題十分突出，社會穩(wěn)定壓力巨大；革除影響經濟發(fā)展的體制機制障礙的攻堅任務繁重。
　　可以用巨輪的比喻想象一下：巨輪的速度不能太快，過大的能源消耗難以承受；對船上的主人的各種利益和權利要求，要及時滿足，至少是回應；還要時刻注意其他巨輪的沖擊；同時，對巨輪的一些零部件還要漸進式的更新換代。
　　同樣，對一艘充滿風險的巨輪而言，一個船長首先想到的是修復。畢竟，無論什么情況下，安全行駛總是被優(yōu)先考慮的選擇。一個有利的條件是，政府的錢袋子很鼓。
　　溫家寶在回顧5年工作的時候提到，全國財政收入達到5.13萬億元，增長1.71倍。可以說，過去5年，政府在國民收入分配中所占份額不斷提高的勢頭沒有變化。1998－2007年10年間，中國稅收收入的彈性系數在1.5以上，即稅收收入的增長速度是GDP增長速度(按現價計算)的1.5倍，2007年更高達1.8倍。2007年中央財政超收4168億元。
　　有關部門一直堅持“稅收收入的增長源于經濟社會發(fā)展，財政收入快速增長態(tài)勢并不是國家從制度上加重稅負的結果”的判斷。
　　而溫家寶在報告中說，只有把經濟發(fā)展的成果合理分配到群眾手中，才能得到廣大群眾的擁護，才能促進社會的和諧穩(wěn)定。
　　如果將政府的經濟發(fā)展的成果簡化為財政收入，那么財政收入的走向就是觀察修復工作是否持續(xù)和未來方向的主要方法。兩個合理的問題
　　兩相對比，有兩個合理的問題就擺在中央政府面前。第一個問題是如何調整財政支出。正如溫家寶報告中承諾的，要較大幅度地增加“三農”、社會保障、醫(yī)療衛(wèi)生、教育、文化、節(jié)能減排和廉租住房建設等方面的支出。如為加快社會保障體系建設，今年中央財政投入將比上年增加458億元。醫(yī)療衛(wèi)生方面，中央財政比上年增加165億元，重點向農村和基層傾斜。
　　在財政支出比較剛性，調整步伐難以大幅度躍進的情況下"另一個合理的，也更重要的問題就是：超收部分哪里去?扣除削減赤字和新增加的中央預算穩(wěn)定調節(jié)基金，這部分資金是2686億元。
　　溫家寶的答案是：“加強薄弱環(huán)節(jié)”。工作報告提出，超預算收入使用的原則是：集中財力辦關系民生和制度性建設方面的事，調整結構，加強薄弱環(huán)節(jié)。用3年左右時間基本化解農村義務教育歷史債務的中央資金就是來自這部分收入。
　　數字性承諾往往靠強有力的行政手段和立法手段可以迅速落實。而有些承諾難以用數字的方式具體作出，但方向卻依然是要構筑巨輪航行的安全網。比如今年要完成7700多項食品、藥品和其他消費品安全國家標準的制定修訂工作，堅決制止玉米深加工能力盲目擴張，違規(guī)在建項目必須停建，加快完成大中型和重點小型病險水庫除險加固任務，落實擴大國家傳染病免疫規(guī)劃范圍的政策措施等等。
　　
　　從局部權利到普遍權利
　　
　　修復工作總是從最薄弱的環(huán)節(jié)開始，也可以說是從局部群體，局部地區(qū)，局部組織開始。不過，5年過后，民本中央政府的志向有了更明確的定位，簡言之，就是人人共享。如果說局部權利帶有補償，安撫，化解歷史矛盾等主觀動機，那么，人人共享，就說明，和歷史上出現的朝氣蓬勃的強大的中央政權一樣，現在的中央政府也有來了一個宏大的抱負：國家之下，人人平等。
　　而從民眾和社會的角度來看，這樣的走向就是標志著普遍權利的出現。歷史上的確出現過這樣的蜜月時期，雖然兩者難以直接畫上等號。并且，普遍權利更多的是從社會權利開始。
　　看看報告中的類似表述吧：促進形成城鄉(xiāng)勞動者平等就業(yè)制度；加快省級統(tǒng)籌步伐，制定全國統(tǒng)一的社會保險關系轉續(xù)辦法，重點擴大農民工、非公有制經濟組織就業(yè)人員、城鎮(zhèn)靈活就業(yè)人員參加社會保險；完善城鄉(xiāng)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建立與經濟增長和物價水平相適應的救助標準調整機制；在全國城鄉(xiāng)普遍實行免費義務教育；讓人人享有基本醫(yī)療衛(wèi)生服務……
　　一份中央政府志在實現的社會權利清單已經初步擺在每一個人面前。公平正義如果不能最后化為民眾的權利，政府和民眾一起“背書”，“讓人民生活無后顧之憂”將只能成為空洞的口號和工具。
　　而對于經濟權利或者說產權，因為特殊的國情，普遍化的路徑并沒有直接出現在中央政府的報告里。這方面更多的是體現在“損害群眾利益的突出問題”。土地征收征用、房屋拆遷、企業(yè)改制、環(huán)境保護等方面的最深層的沖突還是產權分歧。但中央政府可以通過控制變動規(guī)模來減少沖突。這也正是過去5年多次出現的。并且，中央政府承諾：制定與群眾利益密切相關的行政法規(guī)、規(guī)章，原則上都要公布草案，向社會公開征求意見。
　　
　　辦法
　　如果只是局限于改善民生，加強公共服務這個范疇，那么問題最終還是回到一個老問題：政府如何自己改自己?溫家寶提出，這次國務院機構改革方案，要加強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部門。當今世界一些大國的中央政府的確具有強大的提供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務的能力。如美國社會保障局作為聯邦政府的獨立機構，下設13個辦公室，雇員6.5萬人，全國還設有10個區(qū)域辦公室、6個處理中心和近1300個地方辦公室。有分析說，發(fā)達國家的政府規(guī)模比較大，一般比發(fā)展中國家要大一倍左右。
　　而中國絕大多數中央政府部門的決策依靠地方政府部門執(zhí)行，自身在地方并不設立分支機構，中央事務多依賴地方執(zhí)行。由于行政層次過多，省以下財政體制改革沒有全面推進，最后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務職能過多壓在了基層身上�？h級政府直接向全國70％的人口提供了大約70％的公共服務，而縣級政府的財政自給能力是各級政府中最低的。雖然現在已經加強基層政府提供公共服務的能力，但一個問題仍然值得提出：中央政府有沒有必要建立大規(guī)模的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隊伍?
　　給錢，是最直截了當的辦法。中央對地方的轉移支付，使那些貧困轄區(qū)也開始有能力完成最低標準的基本公共服務。
　　但面對縱向的苦樂不均，給錢的辦法總是面臨過多的行政層次這個“過濾器”。實踐也說明，在實行縣級財政省級直管的地方，民生財政也更容易啟動。而中央政府建立大規(guī)模的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隊伍(一種方式是將相應地方機構變?yōu)橹醒胝�府的派出機構)是具有規(guī)模效應的辦法。目前在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領域，比較盛行省級垂直管理的辦法。在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之間完全確立事權與財權相適應的體制之前，統(tǒng)一立法(如促進就業(yè))、出臺政策(如督促地方建立廉租房體系)仍然是中央政府確�！叭巳斯蚕怼钡幕�本辦法。首長負責也還是最有威懾力和動員力的工具。
　　
　　新價值
　　
　　溫家寶曾經說：“人多，不發(fā)達，這是中國的兩大國情。中國有13億人口，不管多么小的問題，只要乘以13億，那就成為很大很大的問題；不管多么可觀的財力、物力，只要除以13億，那就成為很低很低的人均水平。”
　　顯然，即使以今日政府財政收入之巨，任何福利的廣覆蓋，結果仍然只能是低水平的。從工作報告內容看，中央政府也并不打算把自己徹底變成一個保姆。因為在塑造民本政府的過程中，實際上有三架馬車，功能或者價值的分化已經開始出現――政府，市場，公民和社會組織。三者的價值取向的不同日益明顯，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基礎性作用，政府更加注重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社會組織則促進社會自治。
　　三架馬車同時并進，將可能避免歷史上曾經出現的悲劇：強大政府面對單子化的個人。這是一種最脆弱的政治結構。
　　弄清楚各自不同的價值取向和作用，實際上是重新構建社會的基礎秩序。政府更加注重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那么政府體制改革就不會僅僅著眼于機構合并和人員精簡，有時候甚至走了彎路。比如過去5年已經開始著力加強基層政府提供公共服務的能力。很多地方都取消了基層政府的經濟職能。
　　現在地方上已經開始出現社會組織促進會性質的組織。現在也開始出現政府提供財政扶貧資金給民間組織用于扶貧項目的苗頭。中國的政治結構是否將更多地增加統(tǒng)合主義的某些色彩，還是個未知數。但顯然，市場化造就了大批經濟精英并被政治結構開始吸納之后，社會精英身上也正在發(fā)生類似的過程�？梢灶A見，隨著社會建設的推進，社會精英逐漸進入政治體系，并在公共政策的分配職能上發(fā)揮作用，是可以想見的事情。
　　也許在那個時候，民本政府又多了一個平衡器。社會精英將以“廣覆蓋”來制約其他精英的“低水平”的價值取向。
　　民本政府的5年實踐，從修復，到權利的普遍化，新價值的扎根生長，是一個合乎邏輯的過程，也與人的需求層次相對應。有的東西，人們已經看得很清楚了，有的東西，還更多的是一些影子。在一個政治體制仍然需要下決心改革的國家里，一個民本政府的未來究竟會怎樣，對社會每一個人來說意味著什么，這已經不是一個做事的方法問題，而是價值判斷和選擇問題。沒有價值統(tǒng)領的福利，只是果家犬儒的工具。人們永遠不能忘記“體制性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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