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頭幾個月，我國儲蓄存款繼續(xù)保持較快的增長速度。據有關數據統(tǒng)計，截至2004年2月末，全部金融機構居民儲蓄余額為11．75萬億元，同比增長17．2％，其中人民幣儲蓄存款余額首次突破11萬億元，達到11．06萬億元，增長19．2％，增幅同比高出0．9個百分點。
　　近年來，居民儲蓄不僅增速驚人，而且勢如破竹，呈明顯加速攀升的趨勢2001年8月末突破7萬億元，9個月后的2002年 5月末，儲蓄存款突破8萬億元；而后用了 10個月時間，到2003年2月末再猛增2萬億元，突破了10萬億；10個月之后的2003年末，我國居民儲蓄余額達到11．06萬億元，一舉突破11萬億元。
　　如果人們仍以短缺經濟下的“強迫儲蓄”概念來考量現(xiàn)實金融問題，則不啻為“秋行夏令”。
　　
　　阿羅的困惑
　　
　　改革開放以來，伴隨經濟社會的轉型在金融體系和資金結構演變過程中，中國的居民儲蓄出現(xiàn)了一系列新的現(xiàn)象，其中最為引入注目的是銀行儲蓄存款的超常增速及高成長性。
　　1978年5~2002年，我國城鄉(xiāng)居民儲蓄存款年均名義增長28．5％此間，我國GDP增長了28．3倍，扣除價格因素年均增長9．4％，比儲蓄增長速度低13．8個百分點。2003年 17．4％的儲蓄存款增速，同樣遠遠高于同期的經濟增長速度和居民收入增幅。
　　這一前所未有的金融現(xiàn)象在受到社會各界廣泛關注和熱烈討論的同時，也引起了國外經濟學家的極大興趣。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KJ?阿羅就對此進行過研究，他為中國居民儲蓄如此之高找出了5個可能的原因，然后，又將其一一否定。阿羅認為，“中國高儲蓄率是一個困惑的現(xiàn)象”。
　　而在居民儲蓄總量快速擴張的背后，則是儲蓄分布的不均衡和結構性差異。
　　就城鄉(xiāng)儲蓄分布而言，有關數據表明，到2002年末，占全國總人口39．1％的城鎮(zhèn)居民，擁有82．3％的儲蓄存款，達到了改革以來的最高值；從人均儲蓄水平來看，城鎮(zhèn)居民人均儲蓄1424l元，農村居民人均儲蓄1969元，兩者相差7．2倍之多。
　　不僅如此，在城市居民家庭之間，儲蓄存款數量的分布同樣也呈現(xiàn)不平衡狀態(tài)。根據國家統(tǒng)計局2002年6月對城市家庭的財產調查結果，戶均儲蓄存款最多的20％家庭擁有城市中人民幣和外幣儲蓄存款總量的比例分別為64．8％和89．1％，而戶均儲蓄存款最少的20％家庭擁有的比例分別僅為1．2％和0，2％。
　　由于經濟發(fā)展的區(qū)域不平衡，使得居民儲蓄的地區(qū)分布極不均衡。統(tǒng)計資料顯示，2002年底，儲蓄存款最多的5個省份 (廣東、江蘇、山東、浙江和北京)占全國儲蓄存款的40％，儲蓄存款最少的5個省份(西藏、青海、寧夏、海南和貴州)僅占全國儲蓄存款的2％。
　　紛亂的金融“之謎”不僅耐人尋味且發(fā)人深思。
　　
　　探啟“黑匣子”
　　
　　對于儲蓄問題的研究，曾有學者將其形象比喻為“貌似簡單的外表下隱含了太多的復雜機制，使得人們總感覺它是很容易打開，可又沒完全打開的黑匣子”。
　　種種跡象明白無誤地告訴人們，我國現(xiàn)實經濟中出現(xiàn)了諸多新情況、新變化，傳統(tǒng)的經濟變量(收入、利率、價格等)分析顯然已經無法解釋居民儲蓄高增現(xiàn)象。
　　儲蓄與收入密切相關，而隨著收入水平的不斷提高，人們理應擴大消費、增加支出才對。可在高儲蓄的背后，我國居民平均消費傾向卻呈現(xiàn)長期下降態(tài)勢。到 2001年，城鎮(zhèn)居民平均消費傾向為77．4％，農村為73．6％，居民的消費支出年均增長僅為12．9％。這就陷入了“收入決定”的悖論。
　　其實，在經濟社會轉型時期，收入差距擴大以及由此帶來的社會貧富分化、居民未來預期謹慎等對居民儲蓄的影響，已經遠遠超過收入對儲蓄的決定作用。
　　國家統(tǒng)計局2003年公布的數據顯示，在中國，用以表示貧富差距的基尼系數已經由改革開放初期的0．3上升到0．46，這意味著不到20％的人口占據了80％以上的社會財富，收入差距均呈現(xiàn)出不斷擴大趨勢。凡此種種，都會增加社會儲蓄傾向，而儲蓄的高增在某種程度又將進一步強化財產積累與貧富差距。
　　自1996年5月1日央行下調人民幣存、貸款利率，至2002年2月21日連續(xù)第八次降息，我國金融機構存款利率已處于改革開放以來的最低水平�？墒桥c此相反的情形卻是，居民儲蓄余額節(jié)節(jié)攀升。盡管通脹壓力逐步顯現(xiàn)，居民實際儲蓄存款利率已經轉為負值，然而大多數居民儲蓄愿望依然不減。央行發(fā)布的2004年一季度城鎮(zhèn)儲戶問卷調查結果表明，在當前物價和利率水平下，選擇“更多儲蓄”的居民所占比例為34．7％，仍處在高位。
　　透析“利率失靈”謎團，擺在我們面前的現(xiàn)實場景是：中國目前尚處于社會保障轉型和保障制度重建的特殊時期，養(yǎng)老、醫(yī)療、就業(yè)、教育、住房等多項制度改革遠未到位，使得絕大多數人還是要通過儲蓄力‘式來應對未來的不確定性。因此，即使存款利率微不足道，人們還是樂此不疲地將錢存入銀行，以備不時之需。這樣，傳統(tǒng)的儲蓄存款“獲利投資”功能已經弱化，而其“避風港”與“保險柜”作用日益凸顯。
　　隨著改革進入攻堅階段并向縱深推進，社會波動與震蕩的可能性并未減弱，人們對未來的預期更趨謹慎。所以，總體來看，我國居民儲蓄持續(xù)高增態(tài)勢在一個較長時間內不會發(fā)生改變。 通常，價格總水平及其變動趨勢所形成的價格預期，對家庭儲蓄會產生重大影響。然而現(xiàn)階段，不論居民消費價格指數定格在通縮狀態(tài)，還是擺動在通脹區(qū)間，都未能阻擋住多數居民的儲蓄步伐。正因此，上游或初級產品價格上漲很難傳遞到下游的生活消費領域，二者形成脫節(jié)和斷鏈。
　　不難看出，我國價格傳導機制出現(xiàn)了重大變異，而其中最終消費需求無疑成為制約物價順暢傳導的最大因素。儲蓄存款的居高不下，從一個側面表明，短期內宏觀經濟運行中的成本推進型通脹苗頭不可能轉化為需求拉上型通貨膨脹。換言之，爆發(fā)物價全面上漲、引發(fā)嚴重通貨膨脹的情況很難出現(xiàn)。
　　
　　公共替代
　　
　　當從傳統(tǒng)的經濟因素中無法找尋到答案與解釋時，我們便把目光轉向更深的制度層面，來探求原因、進行剖析。
　　在經濟社會轉型時期，傳統(tǒng)計劃體制下的勞動者充分就業(yè)、企業(yè)社會化、全民利益最大化目標逐步坍塌瓦解，而與市場經濟相匹配的社會保障體系等公共產品提供卻沒能及時跟進。改革帶來的震蕩和利益格局的全面調整與重新分配，導致民眾對未來的預期趨于謹慎，不確定性加大，由此需要有相應的“安全網”和“穩(wěn)定器”，以矯正制度變遷和漸進改革中的經濟社會失衡現(xiàn)象。
　　無論是西方經濟理論或現(xiàn)代政治學說，還是市場經濟國家的具體實踐，都一再告訴人們，政府的活動范圍應限定在公共領域，其主要職能是提供公共產品、做好公共服務。也就是說，公共產品的提供乃是政府的主要職責、應有之舉。
　　而在轉型國家，情況會有所不同。因為這些國家不僅處于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過渡中，還面臨著由“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的轉型。由此決定了這一時期不僅市場機制不成熟、不完善，且政府職能亦存在缺位并由此產生公共領域缺失現(xiàn)象。正因此，在市場失靈與政府缺位同時并存的情況下，民眾不得不背負起改革的代價并不由自主地成為公共產品的“自供者”，而居民儲蓄則主要被用于居民未來的公共支出。
　　相關問卷調查顯示，我國居民儲蓄的持續(xù)快速增長與這樣幾個因素有關：一是退休保障，二是醫(yī)療保險，三是對下崗和失業(yè)的擔憂，四是子女教育費用。前三項都與社會保障有關，后一項也屬于準公共產品支出。從居民儲蓄動機來看，以養(yǎng)老、教育、防病等為目的的儲蓄比例超過40％，且還有逐步上升的趨勢。這也就是說，儲蓄居高不下與公共領域的缺失和人們的后顧之憂緊密相連、息息相關。
　　可以說，當前我國城鄉(xiāng)居民儲產承擔著國有銀行巨額不良資產虧損的風險，實質上是居民個人對國家金融安全作出的一種巨大貢獻，而且居民儲蓄在很大程度上成為由于政府職能缺位造成的公共產品(養(yǎng)老保障、子女教育、醫(yī)療衛(wèi)生等)空缺的替代物。
　　于是，作為整體意義上的居民儲蓄，也就具有了公共產品“非排他性”與“非競爭性”的公共性特征――就如同國防一樣，我們每個人都在受益，卻不用為此而單獨付費，一個人的使用并不妨礙其他人同時使用。這種公共性主要體現(xiàn)為：居民儲蓄在公共領域產生的替代效應、為金融體系提供的安全保障以及對漸進改革形成的支撐作用。正是因為有了數量可觀的居民儲蓄的強力承托，中國的漸進改革才能繼續(xù)下去，金融體系方可在低效率下穩(wěn)健運行。
　　而居民儲蓄持續(xù)攀升本身也表明，民眾對政府充滿信心，同時對未來存有擔憂。因此，加快公共領域建設，健全養(yǎng)老、醫(yī)療、就業(yè)、教育等項制度，切實履行職能和義務，為廣大納稅人提供包括社會保障體系在內的公共產品與公共服務，就成為政府轉型、責任歸位的題中之義。
　　
　　高儲蓄的負效應
　　
　　就像一枚硬幣的正反，任何事物均有其“兩面性”。
　　當我們看到居民儲蓄給中國經濟改革、社會發(fā)展和制度變遷帶來強力推進的時候，同樣不應忽視其“負外部性”：過高的居民儲蓄抑制即期消費；過快的儲蓄增速易形成和加劇銀行風險；非均衡的居民儲蓄比例與結構分布，則會強化收入差距并引發(fā)社會矛盾和危機等。
　　統(tǒng)計數據表明，目前，我國的最終消費率已經由1952年的83.6％下降到2002年的58．2％，而2003年消費率又下降至 56％左右。與過高的居民儲蓄率相伴相隨的必然是過低的即期消費率，長此以往必然抑制消費。央行2004年一季度的問卷調查結果顯示，城鎮(zhèn)居民認為“更多消費(包括借債消費)最合算”的人數占比30．8％，消費意愿接近歷史最低水平。
　　儲蓄的高增長也使我國形成了以銀行貸款為主的間接融資格局。2003年，國內非金融企業(yè)部門貸款、國債、企業(yè)債和股票融資的比重分別為85．1％、10％、1．0％和3．9％。不難看出，銀行信貸發(fā)放占據絕對主導，直接融資比例相對較低，個人投資渠道不暢。這種過快的儲蓄增速極易形成和加劇銀行的系統(tǒng)性風險。
　　于是，擺在我們面前亟待作答的便是如何揚長避短，既發(fā)揮居民儲蓄的公共替代功能，又盡可能減少其“外部不經濟”?
　　首當其沖的恐怕在于保護居民儲戶的信心和利益。在確保穩(wěn)定的前提下，改革進程越加快、內容越徹底，居民對未來的風險預期就會隨之降低。所以，必須推動市場化改革向縱深挺進，全面轉變政府職能、加快國企改革步伐、推進金融體系國際化就成為攻堅堡壘與重中之重。
　　1994年，美國經濟學家克魯格曼發(fā)表文章，認為所謂“亞洲奇跡”無非是高儲蓄率可以使企業(yè)可以獲得大量的廉價資金進行投資，從而拉動經濟增長。而依靠高儲蓄率與高投資的增長不可能具有持續(xù)性。轉變經濟增長模式，重視制度變革、技術創(chuàng)新與投資效率就成為當務之急。應改變目前單純依靠投資拉動經濟的狀況，因為經濟增長最終需落實到消費中去。但是在沒有營造一個良好的制度環(huán)境的情況下，試圖啟動居民最終消費、分流儲蓄資金進入資本市場，要么收效不大，要么事倍功半。
　　總之，當前居民儲蓄的持續(xù)快速攀升絕非簡單孤立的金融現(xiàn)象，其背后蘊涵的深意，尚需站在全局的高度全面審視與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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