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絳在一篇名為《讀書苦樂》的散文中，對讀書有一個神妙的比喻：讀書，好比到作者那里去“隱身串門兒”。這種串門，無須預約，想去就去，去了就聽作者高談闊論(打開書)，不想聽就走(合上書)，沒有任何禮儀的約束，這是在讀書以外不可能有的最任性的絕對個性自由。我剛旅居巴黎時，就這般絕對自由地跑到英國哲學家、數(shù)學家、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羅素家的書房去串門了。
　　我可不是逍遙游，而是帶著剛到巴黎的新鮮與困惑去的。
　　剛到巴黎，從蠔蒜皮的生活細節(jié)，到高盧民族的價值取向，有著應接不暇的新鮮、層出不窮的困惑。譬如，被稱為美食之國、藝術之都的法國，其國民日常主食怎么會是很難看的像棍子一樣的長面包?法國人不屑說英語，你用英語問路，他卻用法語回答，白領階層會說也不說，為什么?為什么凡爾賽花園的樹木與花圃要用人工修剪成各種幾何圖案呢?法國獨創(chuàng)的“靈秀的雄壯的”巴黎埃菲爾鐵塔為什么會在當初遭到莫泊桑等名士的反對?為什么法國哲學家說巴黎的時裝雜志是制造神話的工廠，買時裝的錢主要是花在買神話上了?按照中國“成者王侯敗者賊”的觀念，拿破侖最后是含恨死在孤島上的失敗者，但歷代法國人卻為何把他當作大英雄來崇拜?如此等等。好奇叢生，卻又恍兮惚兮。
　　面對著積淀了幾千年的浩淼如海的異質文明，我像是大海里的一葉扁舟，絕對自由卻絕對茫然，沒有GPS(全球定位系統(tǒng))，不知彼岸在哪里!
　　
　　“敢問如何是法門”
　　
　　在迷失的抑郁中忽想到蘇軾的詩句：“?憨稽首維摩詰，敢問如何是法門?”對，我得去找找維摩詰菩薩求法門，裝一個心靈的GPS。
　　于是，我去英國羅素的書房串門――讀他1920年來中國講學后于1922年出版的《中國問題》一書。
　　羅素果然是我的維摩詰菩薩!
　　羅素為了厘清中國問題，特意概括出西方文明的三個源流作為參照系。他寫道：“西歐和美洲有著同樣的精神生活，那種生活的淵源有三：(一)希臘文化；(二)猶太宗教及倫理；(三)現(xiàn)代工業(yè)主義，而工業(yè)主義的本身是現(xiàn)代科學的產(chǎn)物。我們可用柏拉圖、舊約全書和伽利略代表上述三種文化淵源――從希臘人那里我們獲得了文學、藝術、哲學、純數(shù)學以及我們的社會觀的更文雅的部分，從猶太人那里，我們得到了被友善地稱為“信心”的信仰、道德熱誠和罪惡觀，宗教上的不容忍，以及我們民族主義的一部分；從被應用于工業(yè)主義上的科學我們得到權力和權力觀，那種自視為神的信心，――我們也從科學里得到經(jīng)驗法，而一切真實的知識都是從經(jīng)驗法中獲得的�！�
　　把羅素的三個源流提純出來――希臘文化、猶太宗教、現(xiàn)代科學造就的工業(yè)主義――這不就可能是我要進入西方文化的三個便捷、高效的法門嗎?
　　好，就從這三個法門進去試試!
　　按照羅素的提示，這西方文明的第一道法門是由一連串拱門組成的。這些拱門的名稱是：古希臘文學(主要是悲劇，也有喜劇)之門、藝術(最高成就是雕塑)之門、哲學(以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士多德師生三代為代表)之門，還有一個最令人費解的“純數(shù)學”之門。
　　哦，當真靈驗，當我讀了幾本關于古希臘的書，進得門去(再看現(xiàn)實中的法國，再看歐美各國)，立即獲得了“解碼”，不僅讀出了西方文明中諸多其然，還讀出了所以然來了。
　　走進拿破侖三世時期建造的金碧輝煌的階梯型巴黎歌劇院，一眼就辨出其“基因”是古希臘因地制宜依山而建的露天階梯劇場，只是加了一個豪華的“罩”而已。民主制的古希臘劇場出于公民應平等觀賞的理念，當時就在追求并擁有了天才的聲學設計，即無論前排還是后排的觀眾所聽到的聲效基本是一樣的。巴黎歌劇院沿襲下來的聲學設計，不過是聲音在室內條件下傳播的均衡性更加精確罷了。對比我們中國千年來(從唐玄宗的梨園算起)的戲臺(從鄉(xiāng)野草臺到皇宮戲臺)是迥然不同的。中國戲臺高于或站或坐的觀眾，在一個較小的空間里其聲效無需特別設計就能求得前后排差別不大的觀賞效果。因此，我們就沒有創(chuàng)立獨立的聲學這門學科。再接著在巴黎歌劇院看上演的歌劇《卡門》，會發(fā)現(xiàn)從亞里士多德的《詩學》引申出來的戲劇三一律――同一時間、同一地點、同一事件――在這里一脈相承，這與中國戲曲的虛擬場景、地點即時轉換的戲劇規(guī)則迥然相異。由此可見，只要通過古希臘文化的法門，就能便捷地抵達西方文明的某處堂奧。
　　再來到盧浮宮。三件鎮(zhèn)館之寶――斷臂的維納斯、無頭的勝利女神、達?芬奇的《蒙娜?麗莎》，前兩件都是古希臘的雕塑，第三件《蒙娜?麗莎》的寫實主義美學也是秉承了古希臘亞里士多德的“模仿論”。有人說，西方哲學發(fā)展了兩千多年，不管走多遠，只要一回頭就能見到柏拉圖。西方藝術又何嘗不是如此。換一種說法，如果想進入西方藝術，只要從古希臘藝術的法門進入，你就不會迷失在數(shù)千年的西方藝術的迷宮里了。
　　那么，羅素說的古希臘“純數(shù)學”是什么意思呢?前面說了，凡爾賽花園里修剪成幾何形的樹木、花壇，就是古希臘數(shù)學家畢達哥拉斯“萬物皆數(shù)”理論的具體體現(xiàn)。數(shù)，在古希臘成為哲學的本體論。柏拉圖學院的大門口就寫著“不懂幾何學的人別進來”。中國的孔子辦學以及后來各個朝代的書院從來沒有提過對數(shù)學的要求。古代中國著名數(shù)學家商高發(fā)明過“勾股定律”，他在《九章算術》中寫道：“若勾三，股四，則弦五�！逼鋵嵾@不是數(shù)學定律而是經(jīng)驗公式。古希臘的畢達哥拉斯定律才是“純數(shù)學”，他的定律是抽象出來的幾何線條間的數(shù)的關系――a2+b2=c2，而與具體數(shù)字無關。我還從“純數(shù)學”聯(lián)想到德國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提出的一個設問：為什么西方發(fā)明了交響樂，而中國沒有?他的回答是因為西方是基督教倫理、中國是儒家倫理所致。儒家倫理主張大一統(tǒng)，所以不會讓音樂有多聲部。我卻從羅素提出的“純數(shù)學”找到了另一個屬于音樂本身的答案。古希臘人發(fā)明了多弦的豎琴，十個手指是完全解放的，可以同時演奏一個音也可以演奏多個音。畢達哥拉斯對于同時演奏兩個音的和諧度進行了純數(shù)學的論證。他發(fā)現(xiàn)，兩個音的弦長之比越單純聽起來越和諧，反之亦然。正是由于畢達哥拉斯的這個數(shù)學理論，才可能有后來的音程、對位、復調、和弦，直到交響樂的誕生。中國音樂則不然，樂器基本上一次只能演奏一個音(即使多弦的古琴也是演奏連續(xù)的單音)，沒有畢達哥拉斯關于和諧度的數(shù)學研究，即使是千件樂器在一起演奏，也都是同一個聲部，所以才會有“濫竽充數(shù)”的成語。
　　到這里，我算是真真切切感受到了“古希臘是歐洲文明之母”。
　　
　　“自由、平等、博愛”的宗教倫理“基因”
　　
　　一位臺灣華僑神秘地告訴我，他的朋友拜佛時在佛像前點了六支香，磕了36個響頭并念念有詞，之后就兩眼直 瞪著由香燃燒出來的裊裊飄動的煙霧，觀察每一支香飄動的煙像哪個阿拉伯數(shù)字，并一一記下，然后按記下的六個數(shù)字去買六合彩，居然中了五千萬臺幣的大獎!這就是中國人的宗教觀：我燒香拜佛不過是一項投資，你佛菩薩不能白受，必須給我以回報，或保佑我升官發(fā)財，或保佑我全家永遠健康平安，倘若兌現(xiàn)了，下次我會再花更多的香火錢以及供養(yǎng)三寶的功德錢來還愿。
　　西方文明中宗教徒的虔誠也是與神做立竿見影的等價交易嗎?
　　按羅素指點的法門，我讀了猶太教圣經(jīng)《舊約》，接著又讀了由猶太教發(fā)展出來的基督教圣經(jīng)《新約》。信徒的根本宗旨是解決“原罪”問題，也就是要解決靈魂問題，以求能在“最后的審判”中不下地獄而升入天堂。這就是說，信仰者在此岸(現(xiàn)世)是解決倫理道德問題，以求彼岸(死后)獲得升入天堂的回報，而不是保佑現(xiàn)世中六合彩!
　　旅居西方，到處可以看到多種風格的大教堂，任何城市的名勝景點一定離不開教堂。在現(xiàn)代主義建筑時興之前，歐洲任何地方代表著建筑最高成就的一定是教堂�？墒�，法國人告訴我，殘酷的歷史記錄曾證明，基督教對異教徒不寬容，如八次十字軍東征、三十年宗教戰(zhàn)爭、宗教裁判所燒死過幾十萬人等。文藝復興作家薄伽丘與宗教改革家馬丁?路德還揭露了教會的極端腐敗，從而使得信教的人越來越少，年輕人中的受洗者不會超過10％。那么，這個宗教源流是不是要干涸而斷流呢?如果斷流，今天的西方文明會不會缺損1／3呢?
　　“不，不會斷流。”有一天我在法國朋友宴請的餐桌上聽到主人如是說�！盎�督教的宗教倫理，例如上帝給予子民獨立意志，又如上帝的子民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再如基督徒無條件地愛所有人包括自己的敵人，這三條已經(jīng)轉化成我們法國人的‘公民宗教’教義――自由、平等、博愛。你觀察不信教的法國青年，當他們得知非洲盧旺達發(fā)生大屠殺，或者得知一場寒流襲來凍死了地鐵里的流浪漢，大多數(shù)人無需政府的號召，更不要輿論樹立什么榜樣，都會自發(fā)地默默地各盡所能地援助我們的同類。基督教的這些倫理已經(jīng)內化為公民的共同價值觀了。好像你們的儒教缺乏這份資源。”
　　不，有啊。儒家的核心倫理也是“仁者愛人”，這與基督教不是一樣嗎?但細細一想，在轉化為個體行動的機制上，兩者是不同的。基督教通過原罪說、彼岸審判說等神秘主義把“愛”?內化成每個信徒的道德命令，個體將自為自動地實施，不再需要外力強制推動。儒教不是教，沒有宗教神秘主義的懲罰機制，因此離不開喋喋不休的說教，離不開“立牌坊”樹榜樣加以強化，還要號召“一日三省”，外化的功夫遠遠大干內化，效果卻是事倍功半。
　　沒想到，“自由、平等、博愛”的西方政治倫理，竟然在宗教倫理中找到了“基因”!德國哲學家尼采曾說過“上帝死了”，而這位法國朋友卻對我說：尼采才死了呢，上帝沒死，只是退居二線，他編了個政治程序讓人類學著自己管理自己!
　　在宗教法門中看宗教，在社會需要顛覆性變革的時期，它可能是“精神鴉片”(馬克思語)；但在漫長而平穩(wěn)的歷史進程中，卻有著協(xié)和人際關系甚至創(chuàng)立新的社會制度的偉大功能。
　　
　　現(xiàn)代科學與工業(yè)主義
　　
　　這第三道法門，對于我這個曾接受過工科教育的人來說是熟門熟路，似乎沒有“柳暗花明”可以稱道的了，無非是些老生常談：中國雖有四大發(fā)明，但都是古代人經(jīng)驗的習得，始終沒能上升到西方以伽利略為先導的數(shù)學建模、實驗驗證的現(xiàn)代科學，因此中國就沒能產(chǎn)生本土自創(chuàng)的工業(yè)文明，也再沒產(chǎn)生影響世界的現(xiàn)代科技發(fā)明云云。不過我還是豁然解悟了當時的一件新鮮事。那時國內上到元帥下到萬眾，都在熱衷信奉與鼓吹巫術文化――據(jù)稱氣功的特異功能顛覆了物理學，而堪輿風水被奉為科學等等，霎時大氣功師以及鼓吹者都發(fā)了大財。此時有不少氣功師到法國來力推，想開拓廣大的“西方市場”賺外匯，結果卻門可羅雀少人問津。個中奧秘就是法國人傳承的是現(xiàn)代科學，氣功師拿不出由數(shù)學建構的量化理論，所謂的實證又不可重復，法國人自然而然地產(chǎn)生“笛卡爾的懷疑”而聳聳肩走開了。
　　還是那段時間，有一名在法國行政學院讀博士的中國留學生來找我，說要與我聊聊他博士論文的構思。博士生說，法國導師要他將東西方國家行政管理制度做一個比較研究。
　　我們倆觥籌交錯地喝著東西方智慧飲料一烏龍茶與法國咖啡，提著神侃侃而談。他說：“我們的行政管理制度一直是農(nóng)業(yè)時代最先進的，稱之為‘狀態(tài)管理’。中國皇帝的施政目標別無其他，只求‘風調雨順，國泰民安’的穩(wěn)定和諧狀態(tài)。而在西方，哥倫布發(fā)現(xiàn)美洲新大陸的地理大發(fā)現(xiàn)時代之后，興起了一種新型的管理制度，稱為‘目標管理’。西方的君主們，每時都在盤算著擴大殖民地的目標以及經(jīng)濟增長的目標。到了19世紀的鴉片戰(zhàn)爭，‘目標管理’終于打敗了‘狀態(tài)管理’。后來中國人的救亡圖強或改革開放，無非是淘汰狀態(tài)管理而仿效目標管理，時刻不忘GDP……”
　　因為我進入了羅素指引的第三道法門，對西方文化已能提綱挈領，對博士生的論說開始提出質疑。我說，通過海洋爭得殖民地，掠奪其資源以及進行通商，在古希臘就開始了。從這個意義上說哥倫布并不是始祖。那么，目標管理的誕生時間，就不該是地理大發(fā)現(xiàn)時期。按照羅素的第三法門，目標管理應該發(fā)祥于現(xiàn)代科學造就的工業(yè)主義時期。工業(yè)的所謂“主義”，就是創(chuàng)造、生產(chǎn)出大量的產(chǎn)品，并通過科學研究不斷地創(chuàng)造新產(chǎn)品，然后給這些產(chǎn)品找到市場。因此，目標管理者的頭等目標就是通過殖民戰(zhàn)爭去占領更大的市場，因此工業(yè)革命發(fā)源地英國順理成章地最早成為日不落帝國……
　　我倆信天游般地接著亂彈下去，出乎意外地又“彈”出了“又一村”。
　　“狀態(tài)管理”，毋庸置疑是過時的農(nóng)業(yè)文明的國家管理模式――無為，停滯，死水一潭。同樣毋庸置疑的是，“目標管理”乃現(xiàn)代國家惟一可取的管理模式，因此世界各國無一例外地都加以采用。每個國家的統(tǒng)計局所統(tǒng)計的全是目標。國際間的競爭說到底是目標實現(xiàn)速度的競爭。然而，羅馬俱樂部的學者們登高一呼，使上述兩個“毋庸置疑”顛倒過來了。因為“只有一個地球”，在目標管理的瘋狂競爭中惟一的地球越來越不適宜人類的生存，于是人們又開始謳歌“天人合一”的“狀態(tài)管理”。人們認識到，“目標管理”與“狀態(tài)管理”的合璧型管理方式才是當下最適宜的選擇，這就是所謂的綠色經(jīng)濟、低碳經(jīng)濟。然而，要讓“目標管理”這匹脫韁的馬再吃“狀態(tài)管理”的回頭草，恐怕還是“日之所思、夜之所夢”吧。羅素有句為現(xiàn)代科學做注腳的名言：“科學使我們?yōu)樯苹驗閻旱牧α慷加兴�提升�！?
　　我滿懷喜悅地從羅素書房串門出來時，腦子里油然生出一個類比性的問題：進入我們東方文化也有便捷的法門嗎?

相關熱詞搜索：羅素 串門 書房 到羅素的書房去串門兒 串門兒去 北京串門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