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經(jīng)歷了長期的忍耐和不懈的努力,利瑪竇最終敲開了北京的大門,一位歷史學家曾評論說:從未見過這樣的傳教者,用如此勇敢、執(zhí)著和機敏,并且運用了世俗的處世方式,投身于一個偉大的目標。
　　
　　1610年5月11日,北京宣武門南堂教堂內,因多年繁重工作而心力交瘁的利瑪竇陷入了彌留。床榻邊圍滿了他的教友與朋友,人們?yōu)檫@位神父,一個不再是外國人的外國人,一位對中國人的思想和感情都具有強烈吸引力的人做著祈禱。而此時的利瑪竇仍舊微笑著,用盡最后一絲氣力向周圍的人們祝福,然后把身體轉向床的內側,就此辭世。
　　2010年適逢利瑪竇逝世400周年,首都博物館隆重推出了“利瑪竇――明末中西科學技術文化交融的使者”展覽,將人們的關注點帶回到400年前,探尋這位身穿儒衫的外國傳教士身后閃爍的思想、藝術與科技之光。
　　
　　上帝的寵兒
　　
　　1552年,利瑪竇出生于意大利馬爾凱省馬切拉塔城,原名馬蒂奧•利奇(Matteo Ricci)。而此時,在遙遠的中國廣東海面一個叫作“上川”的小島上,方濟各•沙勿略(St.Francesco Xavier)面對著只有一步之遙的中國大陸在嘆息。沙勿略是最早來東方傳教的耶穌會教士,他打開了日本的信仰之門,并夢想著在中國也取得同樣業(yè)績,怎奈大明王朝的鎖國政策將他冷冷地擋在了門外。兩個月后,上川島上橫行的瘧疾奪走了他的生命。
　　按照天主教派歷史學家的說法,利瑪竇的誕生是“為了了卻沙勿略的夙愿”,而在現(xiàn)實中,沙勿略的經(jīng)歷也確實是激勵利瑪竇遠赴東方傳教的一個因素,利瑪竇在他的日記中為這位偶像作的傳記便是證明。
　　利瑪竇五歲時開始學習拉丁文。1561年起,他在耶穌會教士開辦的學校里學習,師長們把一套經(jīng)過精心研究出來的記憶法傳授給他,利瑪竇按此方法學習拉丁文和希臘文,逐漸練就了過目不忘的本領,這對于他后來能較快學習漢語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16歲時,利瑪竇到羅馬城的日耳曼法學院學習法律。期間,利瑪竇接觸了許多學識淵博、品德出眾的耶穌會修士。耶穌會是天主教主要修會之一,1535年創(chuàng)立,沙勿略也參與其中,屬于羅馬天主教會。耶穌會最主要的任務是教育與傳教,在歐洲興辦許多大學,培養(yǎng)出的學生活躍于政界與知識界,其中非常著名的有笛卡爾等。經(jīng)過與這些有著學者風范的修士的交往,利瑪竇萌發(fā)了加入耶穌會的念頭。1571年,利瑪竇放棄了法學學業(yè),轉入耶穌會主辦的圣安德烈備修院。
　　1572年,利瑪竇進入羅馬學院。在這里,他遇到了一生中最為重要的兩位導師――克拉維烏斯和白拉明�？死�維烏斯生于德國,是著名的天文學家和數(shù)學家,也是開普勒和伽利略的好友。他主持修訂了羅馬教皇于1582年頒布的“格雷戈里歷”,就是我們今天所說的“陽歷”。在數(shù)學領域,他用拉丁文校印出版了古希臘數(shù)學家歐幾里德的名著《幾何學》。在克拉維烏斯指導下,利瑪竇不但學習了歐幾里德幾何,還掌握了研制天文儀器和鐘表的技術,這為他日后向中國人傳播西方的科學文化知識打下了基礎。白拉明是當時才華橫溢的辯論家,被封為“圣人”。1576年,他開設了“辯論課”,利瑪竇每周兩次去聆聽他的精彩演講,受益匪淺。他日后在中國傳教時的能言善辯,要歸功于白拉明潛移默化的教導。
　　在羅馬學院的五年學習生涯中,利瑪竇用三年學習了哲學,用兩年學習了修辭學,亞里士多德和西塞羅成為他精神世界的支柱。他掌握了怎樣把思想和詞語相結合,清晰表達自己的見解。驚人的記憶力也大大加快了他學習的進度,不論是什么書,只要讀過一次,他就能一字不差地背誦出來。
　　1577年春天,耶穌會要挑選一些教士赴印度傳教,利瑪竇意識到這是追尋沙勿略腳步的重要機會,不久,他的申請獲得了批準。經(jīng)過在大西洋和印度洋上半年的浪淘風簸,1578年9月,利瑪竇一行14人到達印度果阿。由于果阿是葡萄牙殖民地,利瑪竇去印度之前在里斯本學習了一年葡萄牙語。在印度期間,利瑪竇繼續(xù)深造神學課程,還經(jīng)常到耶穌會的工場學習鐘表和機械制造或印刷工藝。不知不覺間,他為日后在中國的傳教事業(yè)做好了充分的準備,豐富的科學知識加上精巧的手工技藝,使他在華可以駕輕就熟地制作時鐘等稀奇珍貴禮物饋贈給中國的官員和士大夫。
　　
　　中國的第一張世界地圖
　　
　　1582年,利瑪竇因其非凡的語言天賦被派往澳門學習漢語和中國文化(澳門已于1557年被葡萄牙占領)。從1582年到達澳門,到1601年定居北京,利瑪竇足足用了19年的時間從中國緊閉的大門夾縫中“擠”了進來,成為第一個在中國大陸傳教的神父。
　　在利瑪竇時代,來華的傳教士不下百人。每個傳教士的最終使命就是將這個東方最古老的“異教徒群體”蔭庇于上帝的羽翼之下,而實現(xiàn)這一目標最理想的途徑就是到北京,使明朝的皇帝皈依。顯然,歷史的車輪碾碎了這些上帝使者的美夢,在沙勿略死后的24年里,那些嘗試著潛入中國的傳教士們,在克服對中國語言和風俗習慣的無知方面,沒有取得任何進展。這種情況使利瑪竇及其同伴們認識到必須改變策略,那就是要尊重、理解中國文化,讓自己融入其中,方可尋找到突破口。這種曲線傳教的指導思想貫穿利瑪竇在中國活動的始終,傳播西方知識、溝通東西方文化成了他傳教事業(yè)的“副產(chǎn)品”,而在今天看來,這個“副產(chǎn)品”的意義似乎更大。
　　在利瑪竇傳教路線圖上,有幾個重要的地方:肇慶、韶州、南昌、南京和北京,所到之處他都修建了教堂。利瑪竇到達澳門后不久,在同伴羅明堅(Michele Ruggleri)的努力下,獲得了在肇慶的居住權。為了便于活動,他們研究了明朝規(guī)定,發(fā)現(xiàn)有三種外國人是可以進入中國內地的:一是前來朝貢的使者;二是隨貢使而來的商人;三是仰慕中國文化政治而來的皈依者。他們選擇了第三種,仿效佛教的僧人,穿上了僧袍。在利瑪竇對中國的初步印象中,和尚的地位與西方的牧師相差無幾。
　　在此后的一年里,利瑪竇的經(jīng)歷徹底改變了他對僧人的看法。在韶州時,一群醉酒之人闖進傳教士的住處搗亂,致使利瑪竇腳部受傷。肇事者事后惡人先告狀,將傳教士們告到衙門。衙門里一個職位較低的官吏接辦了這個案子,結果痛打了教士的兩個仆人。這件事讓利瑪竇深感將佛僧引為同類不利于傳教。在征得澳門耶穌會主教同意后,傳教士們換上了儒家學者衣裝,以便能夠在中國學者中談笑風生。然而,利瑪竇對自己的努力仍不滿足,他曾用文字表達了他對不能改變自己眼睛的顏色和鼻子的高度,從而使自己更徹底地中國化而感到遺憾。
　　通過深入了解,利瑪竇發(fā)現(xiàn)中國有身份的人不但有本名,而且還有字號,因此,他入鄉(xiāng)隨俗,為自己取字“清泰”,號“西江”,又號“大西域山人”。后來,朋友河槽總督劉東又給他起了個號叫“西泰”,表示他來自遙遠的西方。來到中國的西方人士按漢人習慣為自己取字號,就始于利瑪竇,這個習慣一直保持到現(xiàn)在。比如利瑪竇400年后的同胞,現(xiàn)任意大利駐華大使 Riccardo Sessa,就根據(jù)自己姓氏的讀音起了中文名字,叫謝颯。
　　利瑪竇在華一面學習中國文化,一面接近中國的上流階層。他用三年時間將《四書》翻譯成拉丁文,希望了解中國人的信仰,以便尋找一個向中國人傳教的切入點。利瑪竇每到一處,都盡力和當?shù)氐氖看蠓�、官員搞好關系,他將帶來的鐘表、三棱鏡、圣母像、地圖等展示給他們。為了迎合中國人的觀念,利瑪竇還將帶來的世界地圖重新制作,將中國放在了地圖中央,這就是中國第一張世界地圖――《山海輿地圖》。
　　
　　敲開北京的大門
　　
　　利瑪竇傳教的努力成果十分顯著,他發(fā)現(xiàn)儒學的許多觀點與基督教的基本教義并不沖突,便將二者揉和在一起,用中國人易于接受的方式進行傳教,而孔子便成為繼亞里士多德和西塞羅之后第三位構成其哲學觀的人。利瑪竇善于在中國的典籍中尋找與《圣經(jīng)》內容相對應的概念,他借用四書五經(jīng)中提到的“上帝”一詞來翻譯“God”,被后人沿用至今。1584年,利瑪竇在中國朋友的幫助下,用適合中國百姓水平的文體改寫了一本關于基督教教義的書。此書原本叫《天主實錄》,是利瑪竇的教友羅明堅用拉丁文寫的一本著作。利瑪竇采用中國人發(fā)問、西方人作答的形式對該書進行了翻譯,并做了修訂和補充,取名《新編西竺國天主實錄》,使之成為中國天主教第一本教理書籍。
　　智力傳教是利瑪竇秉承的策略。他認為,傳教工作要謹慎、不張揚,用好的書籍和充滿智慧的辯論向學者證明他們宣傳的宗教沒有害處,會給帝國帶來好的朝政和平安的局面。在發(fā)展教眾時,要強調質量而不是數(shù)量。在利瑪竇的眾多中國基督教弟子中,最著名的是徐光啟。1596年,徐光啟在韶州見到了利瑪竇的第一版世界地圖,便對西方事物產(chǎn)生了興趣。1600年,徐光啟與利瑪竇在南京會面,利瑪竇年長徐光啟10歲,兩人一見如故。徐光啟傾慕利瑪竇的見識與博學,利瑪竇則仰慕徐光啟的儒雅和才華,稱他是“海內博物通達君子”。包括室內各種奇形怪狀的科學儀器,利瑪竇帶來的各種西方科學典籍,都深深吸引了徐光啟。第一次會面,利瑪竇教給徐光啟一些基本的關于天主的概念。三年后,徐光啟在南京受洗,教名保祿(Paul),隨后,他的全家人都加入了天主教。
　　面見中國皇帝是利瑪竇一生最大的愿望,但卻最終未能實現(xiàn)。1592年,利瑪竇第一次從韶州向北京進發(fā),正遇日本武將豐臣秀吉侵入朝鮮,北京一片恐慌,不許洋人入城,一行人只好返回南京。1596年,好友王弘誨赴京任職,隨行的利瑪竇發(fā)現(xiàn)外國人在北京并不受歡迎,無奈兩個月后南返。1601年,利瑪竇第二次進入北京,雖然一路坎坷,但終于獲得進宮的機會。利瑪竇呈送給皇帝的禮物有:兩幅油畫,一本祈禱書,一個十字架形狀的圣物箱,兩副玻璃棱鏡,一架鐵弦琴,兩座自鳴鐘。當時的萬歷皇帝有許多年不上朝了,他曾發(fā)誓除了太監(jiān)和嬪妃不見任何人。為了能看到這個外國人而又不打破自己定的規(guī)矩,萬歷命人給利瑪竇畫了一幅畫。這樣,利瑪竇雖最終未能見到皇帝,但由于進貢有功,被恩準留在北京,修建了天主教堂。利瑪竇每月可得到12兩俸銀的補助,并成為朝野上下一致尊重的人物,有時忙于接見客人連飯都顧不得吃。利瑪竇在給家人的信中寫道:我已不太會用意大利語寫作了,我快成中國人了。
　　在經(jīng)歷了長期的忍耐和不懈的努力后,利瑪竇最終敲開了北京的大門,一位歷史學家曾評論說:從未見過這樣的傳教者,用如此勇敢、執(zhí)著和機敏,并且運用了世俗的處世方式,投身于一個偉大的目標。
　　
　　對東西交流的貢獻
　　
　　利瑪竇是近代歐洲科技革新的受益者,也是先進科學儀器和自然科學理念的傳播者。他為打開中國知識分子心扉而帶來的自鳴鐘、地圖集、測量儀等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明朝士大夫的思維習慣乃至生活方式,為中國科技史寫下堪稱質變的一頁。在首都博物館的利瑪竇展上,可以直觀地看到他留給中國的種種價值連城的禮物。
　　利瑪竇發(fā)現(xiàn),書是中國文人之間神圣的交流工具,同時發(fā)現(xiàn)著書立說可以令自己得到明朝上層人物的敬佩,從而融入那個圈子。利瑪竇不難搜集到用來實現(xiàn)這個策略的資源。畢竟歐洲與中國相似,也善于把文明建立在書籍之上。當他離開意大利的時候,歐洲人早就懂得利用古登堡印刷術把古典時代和文藝復興的奇思妙想與科學經(jīng)驗變成精彩讀物,并一代代傳承下去了。鑒于中國文化對書籍的重視,利瑪竇一直在挖掘自己多年積累的學問,并且向歐洲申請獲得各種門類的著作,并指出它們必須裝幀精美。
　　利瑪竇最主要的著作有《畸人十篇》、《西國記法》、《交友論》等,他還與徐光啟編譯了《幾何原本》前六卷、《測量法義》,與李之藻編譯了《同文算指》、《圜容較義》、《渾蓋通憲圖說》等大量著作。
　　徐光啟是利瑪竇認識的最虔誠的中國基督徒。二人交往最為頻繁的時期是在1605年～1607年,《幾何原本》也是此時被翻譯成中文的。當時,幾何對中國人來說是一門完全陌生的學問。利瑪竇一度懷疑,徐光啟要翻譯《幾何原本》是否是明智之舉,徐光啟則回答說:“一物不知,儒者之恥�！币荒甓嗪�,利瑪竇在日記中充滿感情地記錄道,徐保祿用清晰、優(yōu)美的漢字寫出了《幾何原本》的前六卷,創(chuàng)造性地解決了翻譯中的術語問題。其中,簡練的中文對譯,從“點”、“線”、“面”,到“平行線”、“對角線”,再到“三角形”、“四邊形”、“多邊形”甚至“相似”、“外切”等等,這些譯法一直沿用至今。
　　一次宴會上,利瑪竇在讀了一遍400個不相關的漢字之后,不但按順序背了下來,還能倒背如流,這讓在場的中國士大夫們贊嘆不已。為了能讓那些羨慕他的朋友們也能學到這一本領,他寫下了《西國記法》。在南昌時,利瑪竇在與建安王的交往中,曾被詢問西方人對友誼的看法。于是,利瑪竇把歐洲名人關于友誼的格言整理并翻譯成中文,著成《交友論》。在中國人以身份尊卑論朋友的環(huán)境下,《交友論》闡述了西方平等而高雅的交友觀,讓中國人感到很親切,此書后多次再版,受歡迎程度令利瑪竇也感到驚訝。
　　為了給后來的傳教士們提供方便,利瑪竇學習漢語的同時,在羅明堅和中國朋友的幫助下,編譯了世界上第一本中西文辭典――《葡漢對照詞表》。詞表分作三欄,分別為葡萄牙語、羅馬字母拼音和漢語詞。利瑪竇和羅明堅分別撰寫葡萄牙語詞條和漢語的羅馬字母拼音,中國學者注上相應的漢語詞。1586年該書出版,整部手稿大約收錄了6000個葡萄牙文詞條、5461個漢語詞條,其余的由于一時還找不到恰當?shù)臐h語來翻譯,只好暫時空著。這本書首創(chuàng)了用拉丁字母來注漢字語音,為漢字拼音開辟了道路,來華傳教士也受益匪淺。
　　西方的音樂與繪畫藝術也跟隨利瑪竇進入中國。為了讓萬歷皇帝理解西方的音樂,利瑪竇親自創(chuàng)作了《西琴八曲》,并教會太監(jiān)們演奏。在首博的展覽中,人們可以見到利瑪竇進貢的鐵弦琴。利瑪竇還將油畫藝術傳播給中國青年,澳門人游文輝就是一名最早的中國油畫家。他極具繪畫天賦,北京教堂里的一些宗教繪畫就是出自他的手筆。利瑪竇去世后,他畫了一幅現(xiàn)存最早的利瑪竇像,也是由中國人在中國創(chuàng)作的第一幅油畫。1614年,該畫被帶到羅馬,一直由耶穌會堂收藏,400年后的今天才首次重返中國展出。站在明朝人創(chuàng)作的油畫前,我們一定會倍感新奇且思緒連綿,這不就是意大利文藝復興果實留下的種子么?
　　1610年5月11日,利瑪竇去世。隨后的兩天里,吊唁的人們川流不息,其中包括朝廷中的大多數(shù)官員。他的好友李之藻向皇帝呈上一份奏折,請求賜給這位功勛卓著的利瑪竇、一位成了中國人的西方人一塊墓地,禮部附上了贊同的意見。最終,利瑪竇被葬在北京阜成門外滕公柵欄。利瑪竇生前曾預言自己的死會給自己的宗教帶來益處,皇帝的詔書成為證明:利瑪竇的形象得到官方承認,并保護了他所宣講的宗教。幾年后,利瑪竇的老朋友王應麟任順天府尹,發(fā)布了一道官方文告,并刻成碑文立在利瑪竇墓旁。文告用簡潔的語言莊重地寫下利瑪竇的生涯,以及利瑪竇給中國社會帶來的非同一般的、深遠的影響。
　　利瑪竇最早給中國人帶來意大利文藝復興的各項成果,促進了16世紀東西方文化的融合,縮短了歐亞之間信息溝通的距離。利瑪竇是明清之際歐洲傳教士來華潮流的引領者,不管其終極目的如何,客觀上有利于中國科技文化的進步,有利于中國宏觀視野的開拓。
　　利瑪竇創(chuàng)立、后幾經(jīng)擴建和重建的北京天主教南堂,至今聳立在北京宣武門內;而利瑪竇墓地,也依然靜靜地棲息在阜成門外北京市委黨校校園中。利瑪竇墓兩側,分別為南懷仁墓和湯若望墓,他們是利瑪竇事業(yè)的繼承者,也是中外文化交流的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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