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蘭教與政治的關系非常密切,在達爾富爾沖突上只要有人稍加“引導”,未來伊斯蘭教也許會真的成為沖突繼續(xù)發(fā)展的一個重要因素｡ 　　 　　2003年2月,蘇丹達爾富爾的兩支地方民間武裝“蘇丹解放軍”和“公正與平等運動”武裝占領了北達爾富爾省(北達省)的首府｡蘇丹喀土穆中央政府認定這是武裝叛亂,在派兵鎮(zhèn)壓的同時,又組織和資助達爾富爾地區(qū)的另一支民間武裝“簡加韋德”與叛軍作戰(zhàn)｡雙方都運用了毀滅性的作戰(zhàn)手段｡沖突已造成20萬人死亡,200多萬人無家可歸｡
　　對于達爾富爾沖突的起因,學術界和各種政治力量給出不同的解釋｡有人認為是由氣候和環(huán)境變化造成的,有人認為是因爭奪資源而起,有人認為是因政治原因引起,有人認為是民族沖突造成的｡還有一種聲音認為伊斯蘭教是首當其沖的罪魁禍首｡那么真正的原因是什么呢?
　　
　　
　　環(huán)境與資源爭奪起源論
　　
　　達爾富爾地區(qū)地處撒哈拉沙漠向熱帶雨林過渡的地帶,北部是沙漠,常年干旱少雨;中部是山地,降水稍多,適于放牧;南部是稀樹草原,降水最多,適于農耕｡但是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撒哈拉地區(qū)自然環(huán)境持續(xù)惡化,多次發(fā)生大面積旱災｡北達地區(qū)的阿拉伯牧民被迫不斷向中達和南達遷移｡同時整個撒哈拉沙漠的許多游牧民,甚至遠達大西洋岸邊西撒哈拉的阿拉伯人也越過無人看守的邊界遷移到達爾富爾地區(qū)｡短短20年間,達爾富爾的人口從不足300萬飆升到600多萬,給當?shù)氐沫h(huán)境造成了巨大的壓力｡起初當?shù)鼐用駥ν鈦淼挠文撩襁�是熱情接待的｡但是隨著草場和水源日益短缺,雙方不斷出現(xiàn)小規(guī)模沖突｡南達地區(qū)的居民成立自己的武裝“蘇丹解放軍”和“公正與平等運動”來保護家園｡沖突進一步升級｡由于“蘇丹解放軍”和“公正與平等運動”認為中央政府不能持公正的態(tài)度處理這場危機,遂走向與政府對抗的道路｡由此達爾富爾危機全面爆發(fā)｡
　　對水源､草場及土地的爭奪就是一種對資源的爭奪,而外來及北達的游牧民與南達居民之間的資源爭奪還不限于此｡自上世紀末以來,蘇丹發(fā)現(xiàn)并開始開采石油資源｡1999年,石油開發(fā)取得較大進展,蘇丹成為石油出口國｡但是,石油收益都被中央政府收入囊中,地方居民對此非常不滿｡2005年,“蘇丹解放軍”與中央政府簽署和平協(xié)定,決定雙方平分石油收入｡這對南達是個鼓舞,南達居民發(fā)現(xiàn),通過武裝斗爭是可以得到石油資源收益的｡于是,有學者認為,保護水源和土地,爭奪石油收益是南達的“蘇丹解放軍”和“公正與平等運動”興起的一個重要原因｡
　　
　　政治起源論
　　
　　蘇丹政壇上的兩位重量級政治人物是總統(tǒng)巴希爾和前議長哈桑?圖拉比｡議長哈桑?圖拉比是一位伊斯蘭主義者,他認為只有全面實施伊斯蘭教法的國家才是真正的伊斯蘭國家,伊斯蘭教作為一種生活方式應該滲透到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總統(tǒng)巴希爾行伍出身,與哈桑?圖拉比的理念有所不同,兩人遂產生分歧,進而發(fā)展到權力之爭｡哈桑?圖拉比在政治斗爭中失利,曾一度被捕入獄｡據(jù)說哈桑?圖拉比獲釋后與“公正與平等運動”有聯(lián)系｡巴希爾也指責這種聯(lián)系,說該組織的一些領導人是圖拉比的學生｡雖然哈桑?圖拉比對此加以否認,但還是有人認為達爾富爾沖突其實是兩人政治斗爭的結果｡由于沒有確鑿的證據(jù)證明哈桑?圖拉比與“公正與平等運動”的聯(lián)系,此說缺乏說服力｡
　　
　　民族､種族沖突起源論
　　
　　達爾富爾地區(qū)的民族分布大致是這樣的:北部沙漠地區(qū)是以游牧為生的阿拉伯人,說阿拉伯語｡南部農耕地區(qū)是定居的農民,其中富爾人是這里最古老的黑人民族,達爾富爾即“富爾人的家鄉(xiāng)”之意,通常把這里定居的各民族統(tǒng)稱為“非洲人”｡所謂的“阿拉伯人”和“非洲人”從膚色上看都是黑人,他們的區(qū)分不是體貌特征上的,而是其生活方式的不同｡其實在沖突發(fā)生前,“阿拉伯人”與“非洲人”兩個種族彼此通婚,和睦相處｡沖突的發(fā)生反而強化了彼此之間的種族和民族屬性,彼此分為“阿拉伯人”和“非洲人”｡反過來這種分野又進一步加強彼此之間的沖突｡“蘇丹解放軍”和“正義與平等運動”屬于“非洲人”,“簡加韋德”則由阿拉伯人騎兵組成｡達爾富爾沖突由此也順理成章地被涂上了民族沖突､種族沖突的色彩｡
　　
　　宗教起源論
　　
　　持這種觀點的人主要是西方人士和媒體｡這種觀點的一個主要論點是,達爾富爾沖突實際上是南達的基督徒和多神教徒對北達的穆斯林壓迫的反抗｡蘇丹現(xiàn)有的70%人口是穆斯林,25%的人口是多神教徒,只有5%的人口是基督徒｡多神教徒和基督徒主要居住在蘇丹南部地區(qū)｡達爾富爾地區(qū)的沖突各方,包括“蘇丹解放軍”､“正義與平等運動”､“簡加韋德”､蘇丹政府軍及他們背后的支持力量“阿拉伯人”､“非洲人”大多是穆斯林,幾乎沒有多神教徒和基督徒參與其中｡這場沖突其實是穆斯林內部的戰(zhàn)爭｡美國的一些學者還提出與此論點相似的另一種說法,他們認為達爾富爾沖突是伊斯蘭教千百年來自北向南擴張的繼續(xù),是一種伊斯蘭教“圣戰(zhàn)”｡喀土穆的伊斯蘭政權旨在通過這場戰(zhàn)爭擴大伊斯蘭教的土地｡穆斯林之間的戰(zhàn)爭怎么能定性為伊斯蘭教擴張的“圣戰(zhàn)”呢?如果說伊斯蘭教與達爾富爾有聯(lián)系,那也只能說沖突的各方參與者主要都是穆斯林,并且喀土穆阿拉伯政權對“簡加韋德”武裝的支持無疑也增加了達爾富爾沖突的規(guī)模和破壞程度,但即便如此,也不能說伊斯蘭教導致了達爾富爾沖突的發(fā)生｡
　　
　　政治操作也會弄假成真
　　
　　至此,我們可以得出結論,達爾富爾沖突的產生是多種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首先是由于自然環(huán)境惡化導致的大規(guī)模移民與原著民爭奪土地和水源,然后有民族和種族的因素加入,再有南達居民為爭取自治權､爭取分享石油資源等政治經濟的因素加入,才使得小規(guī)模沖突的火苗最終燃起熊熊大火,釀成當代人類社會的一大悲劇｡
　　那么,為什么有人把伊斯蘭教的因素說成是這場沖突的罪魁禍首呢?這是因為有人出于宗教和政治原因｡
　　伊斯蘭教與基督教在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區(qū)的競爭由來已久｡在非洲,兩大宗教的力量平分秋色,目前雙方都在想方設法爭奪非洲人的心靈｡如果通過達爾富爾沖突,把穆斯林放在沖突制造者的角色上,把基督徒和非洲本土多神教徒放在一個受害者的位置上,無疑會在非洲人的心目中損害伊斯蘭教的形象,抬高基督教的形象,同時也向兩大宗教的爭奪對象――非洲本土多神教徒――表明,伊斯蘭教是個麻煩制造者｡這樣,西方的基督教就會在未來的非洲宗教“市場”上更加占據(jù)主動地位｡
　　在全球反恐呼聲甚高的情況下,伊斯蘭教處于不利的地位｡美國出于全球反恐戰(zhàn)略的考慮,擔心非洲伊斯蘭教地區(qū)成為恐怖主義的一個溫床,打壓非洲伊斯蘭教也成為美國的一個目標｡對喀土穆政權上世紀末的伊斯蘭化的政策,美國一直心懷不滿,并對蘇丹實施制裁｡雖然總統(tǒng)巴希爾其伊斯蘭教方面的政策已有所改變,但美國對此并不滿意｡近幾年蘇丹石油產量猛增,美國也想在這方面分一杯羹,因此美國想方設法損毀喀土穆阿拉伯政權的形象也就不難理解｡達爾富爾沖突無疑給美國實現(xiàn)這一計劃提供了一個非常好的機遇｡
　　事實上,美國的這種做法也部分地達到了目的｡達爾富爾沖突使蘇丹政府的國際形象受到極大損害,更重要的是,伊斯蘭教一旦被扯進達爾富爾沖突這潭“渾水”中,就難以洗清自身｡
　　利用達爾富爾沖突進行政治操作還可能有更壞的結果,即可能弄假成真,未來伊斯蘭教也許會真的成為沖突繼續(xù)發(fā)展的一個重要因素｡伊斯蘭教與政治的關系非常密切,在達爾富爾沖突上只要有人稍加“引導”就能成功｡“蘇丹解放軍”､“公正與平等運動”和“簡加韋德”武裝會不會從武裝組織發(fā)展到政治派別,進而發(fā)展為伊斯蘭教派別?并不是沒有這種可能｡果真如此的話,達爾富爾沖突就會更復雜､更激烈,雙方的傷痕也將更深,更難以愈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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