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長時間以來，人們都想知道，為什么一個小小的個體商販年廣久忽然間被鄧小平親自點名，從而成了全國知名人物，后來還被稱為“中國第一商販”？人們也一直想知道，為什么偏偏是年廣久而不是別人，個人的沉浮竟然折射了新中國經(jīng)濟改革的歷史進程？“傻子”年廣久在接受筆者采訪時，娓娓述說中讓我們解開了這一個個謎團……
　　
　　“傻子”是老百姓替我做宣傳
　　
　　我出生在抗日戰(zhàn)爭爆發(fā)的1937年。不久后的一次淮河水災(zāi)，我們一家乞討遷到蕪湖，靠擺小攤養(yǎng)家糊口，我也早早學會了街頭叫賣。
　　新中國成立后，我還在街頭擺攤。但是政治運動接二連三：水果攤被當作“資本主義尾巴”給割掉了；販板栗受到“打擊投機倒把辦公室”的清查。1963年，我因“投機倒把”罪被判處有期徒刑一年。
　　出獄后，我又開始做生意，都是些小生意，我是小商販嘛。
　　到了1972年，別的生意我慢慢不做了，專門賣瓜子。
　　我賣瓜子，和別人不一樣。有人來了，買幾包瓜子，我就再送他一把。他不要，我非要給他不可。人們就說，這人是個傻子。就賣幾包瓜子，幾毛錢，他還要送，不折本嗎?
　　其實，“傻子”這個名字好啊，聽起來傻乎乎的，傻有傻福，多好啊�，F(xiàn)在已經(jīng)很難講是誰第一個開始這樣叫的。反正是群眾給起的名字。喊開了，就變成替我宣傳了。
　　1980年的時候，我干脆把“傻子”打出來，變成我瓜子的牌子。
　　我的瓜子叫一吃三開。這瓜子炒鼓起來，瓜子尖開了，稍微抿一下，瓜子殼正好兩瓣，整個仁就出來了。
　　為了炒出我自己的瓜子，我試驗過很長時間。我想蘇州的香酥瓜子為什么這么香?我們自己的瓜子怎么這么板?那就要研究。反復炒，反復研究。一碗瓜子下去，半碗就沒了，炸飛了，把眼睛周圍燙的都是泡。這些泡還不能撕，只能讓它自動掉。如果你用手一撕，連皮都會撕掉，肉都撕開了。讓它貼在臉上脖子上，過一段時間會自動掉下去，肉還是好好的，沒事。
　　我那時候賣瓜子，用一個小扁擔。擔兩個裝蘋果的簍子，有蓋子，蓋子上面鋪一層報紙，管市場的人來了，端走就端走吧。不來，抓不到我，賣了錢就是我的，又不犯法。我經(jīng)常被抓，幾千次都有。
　　我很自信，我堅信無論在什么樣的情況下都能想出賺錢的辦法。我也為自己超強的生存能力而驕傲。事實也正是這樣。在艱苦的條件下，我頑強地將小生意做了下來。到了1979年，我已經(jīng)開始雇工，將自己的小作坊擴大成了一個工廠。
　　我的離婚和坐牢無一不和我的瓜子生意有著很深的關(guān)系。
　　
　　我這個人有“三不怕”
　　
　　生意做好了，三中全會也開了。這時候我已經(jīng)有上百萬了。我愛人說你不要再搞大了。我說那不行，我們富了，跟著我的這班人怎么辦?我不怕受罪。我是愛國的人，怕什么受罪呢?她說那不行，那不能搞，你要搞我就離婚。離婚就離婚。全部家產(chǎn)給她，自己雙手再勞動。我要什么東西呢?要了一輛板車、一個籮筐、一個破鍋。錢我不要，這些東西就是我的財產(chǎn)。
　　
　　1985年，我為了促銷瓜子。想出了“有獎銷售”的點子，獎品價值累計高達十萬元人民幣。雖然這種做法也是仿效而來，但獎金如此之高仍很罕見。我沒有想到，這種做法為我埋下了禍根。
　　1986年，國家經(jīng)濟滑坡，物資壓了一大堆，都是人民的血汗吶。我說開個獎，頭等獎就是一輛小轎車，還有摩托車、電冰箱、彩電。但最后講，我這是賭博行為。
　　當時，也不過12天，我們營業(yè)多少呢?是800多萬。但這個獎不準開了，大量的瓜子賣不掉，我們公司虧損80多萬。
　　1986年之后。我的各種經(jīng)濟糾紛不斷。1990年，蕪湖市人民檢察院以貪污罪、挪用公款罪和流氓罪起訴我。我的罪名是貪污、挪用公款。還講我10多個老婆，就治我了，就加我帽子，搞到看守所，關(guān)了30個月。
　　廠子關(guān)門了。我人不在了，不就倒了嗎?他們把我私人的東西賣了發(fā)工資，我的彩電，我的資金，他們大吃大喝用掉了。一個小商販，別人想搞你還不容易嗎?
　　不過我不怕。我這個人有“三不怕”：第一不怕坐牢，第二不怕離婚，第三不怕官。坐牢，出來了，還接著干。干大了，老婆不同意再接著搞大，離婚，我一個人干。干得好了，市長、省長接見。我是愛見就見，不愛見我就不見。我就是個小商販嘛，又不想當官，求你領(lǐng)導干嘛?
　　我教育孩子也是這樣。我仨孩子，大學畢業(yè)后，找了個地方上班。我說，沒出息。我們的企業(yè)這么大你不回來管理，要去上班，班是給別人上的。為什么要上班?不是瞧不起父親嗎?我說，我先給你錢，你辦個廠，咱們分成。沒幾年，兒子買了一座房子，50多萬。我說：你這錢是貪污來的。你不貪污哪來的錢?他說這是我掙的錢。我說，你要是上班，一個月2000塊，一年兩萬塊，10年才20萬。你自己干10年了嗎?50多萬不是貪污來的是什么？
　　我的意見是，不要都去當官。要給國家減少負擔。
　　1992年3月出獄之后，我很快與第二任妻子解除了婚約。此后，我曾經(jīng)獨自經(jīng)營，也曾和兩個兒子合作成立集團公司。目前，已經(jīng)年近70歲的我大部分時間在蕪湖，有時也到鄭州，給我年輕的妻子陳慧芳所開的工廠出謀劃策。
　　
　　鄧小平拿我一個人的事給大家講話
　　
　　1983年和1984年，鄧小平先后兩次直接點我的名。以我和我的傻子瓜子為例。明確表示中國政府鼓勵發(fā)展私營經(jīng)濟。在《鄧小平文選》中，曾經(jīng)這樣記錄：農(nóng)村改革初期，安徽出了個“傻子瓜子”問題，當時許多人不舒服，說他賺了一百萬，主張動他，我說不能動，一動人們就會說政策變了，得不償失。1992年年初，小平在南方視察時第三次提及了我和我的傻子瓜子。這次點名使當時仍在獄中服刑的我獲得了生機。
　　《鄧小平文選》中有幾個地方提到我。他不是為我一個人講話，他是拿我一個人的事給大家講話。他是為了國家發(fā)展。按道理，一個小商販，是上不了國家書的。但改革不分先后，對國家有貢獻的，為人民做好事，都是黨的、國家的、人民的好兒女。
　　我對鄧小平的感情不是對他個人的感情，主要是他為老百姓做好事。本來我是個老百姓，領(lǐng)導人和我沒關(guān)系。我誰也不依靠，我甚至不在銀行貸一分錢，自力更生，就靠自己一雙手。
　　那鄧小平愛我這個年廣九干嗎呢?我倆又不認識，是夢，是由夢我倆會面的，真人我們倆沒有會到面，是一個夢，他夢到我了。那么個大人物他怎么曉得年廣九，一個“傻子”?他根本就不曉得這個人，他是一個夢，夢到我的。他不是為我一個人講話，是在為更多的改革家講話的。
　　所以我說，三中全會，了不起啊。沒有鄧小平的英明，哪有改革?現(xiàn)在講鄧小平好了，那時候說他是資本主義。
　　
　　一般人看不出來三中全會是什么意思，但我理解出來了。因為我從小就搞經(jīng)濟。我知道三中全會就是讓有本事的人吃飯，沒本事的人下來。不能兩句好話一講就升官發(fā)財。三中全會是要找人才，不是找會講話的人，拍馬屁的人。三中全會就是要發(fā)展經(jīng)濟，經(jīng)濟不發(fā)展是不行的。經(jīng)濟基礎(chǔ)沒搞好，怎么建設(shè)社會主義呢?
　　
　　我就是“中國第一商販”
　　
　　“傻子”這個牌子不是我的，是政府的政策、人民給予的。想想啊，一個傻子，在原來是投機倒把，在今天過得不錯，說明什么，說明鄧小平確實英明，說明他講話確實是讓人民奔小康的。一個傻子帶100多工人，就是資本家了?就是剝削階級了?就是投機倒把了?照我說，中國的商人太少，所以要改革，要大的改革。有人講我們走資本主義道路，工人帶得多，叫資本家，太可怕了――一個“傻子”就有人怕，其實“傻子”太少，有上萬個“傻子”就好了。
　　企業(yè)家是有點錢，但人死了以后，錢再多也是國家的，錢再多，一頓飯也是四個菜一個湯。我們的企業(yè)是政府的保管員。
　　我這個人脾氣不好。你要是昨天來，不先告訴我，我就不接待你。你就是國家總理，我不想接待就不接待。我是個體，憑我的雙手，你能怎么樣我?我又不想當官。你想接見我就去見?有人說年廣九是“中國第一商販”，我就是“中國第一商販”。這個名頭是誰也奪不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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