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下，一些青年男女在談戀愛期間，喜歡簽“婚姻契約”、“愛情合同”，想用“合同”約束彼此的行為。就讀于上海大學的張姓學生告訴記者，他們學校也有不少情侶簽訂了“愛情合同”，有簽畢業(yè)后兩人不能在一起工作就分手的，也有簽兩人要攜手到老的。而在婚齡青年男女中，有人甚至讓“愛情合同”走上法律程序，合同詳細列明了約會形式、戀愛費用、違約責任等要求。愛情合同的出臺引來諸多爭議，有人認為它把浪漫的情感世俗化、功利化了，有人認為談戀愛本身是有物質(zhì)成本的，愛情合同和婚前財產(chǎn)公證一樣無可厚非……
　　
　　戀愛合同：從韓劇延伸至生活
　　
　　隨著《浪漫滿屋》、《我的名字叫金三順》等韓劇的熱播，“契約婚姻”、“戀愛合同”等名詞在年輕人中流行開來，特別是一些女性韓劇迷，把電視劇中的這一套搬到了現(xiàn)實生活中。
　　就讀于上海大學的張姓學生對記者說：“包括我自己，也和男友簽訂了‘戀愛合同’，規(guī)定假如他每周與我約會時間不足8個小時，就懲罰他在我宿舍樓下大喊‘我愛你’3次；假如我忘記每天給他打3個電話，就懲罰我陪他看球賽一場……這些都是白紙黑字打下來的，一式兩份，簽上我們的姓名。我覺得，愛情合同就是保證兩個人感情甜蜜的小伎倆�！�
　　如果說，流行于大學生之間的愛情合同還只是年輕人“鬧著玩”的花樣，那么婚齡男女的戀愛契約就顯得嚴肅了許多。近日，有讀者找到記者，說他在網(wǎng)上看到有戀人簽訂合同約束雙方戀愛的做法，他和女友也很想嘗試一下，但不知簽訂“戀愛合同”有什么需要注意的。這位讀者提到的是發(fā)生在重慶的“戀愛合同”事件，一對熱戀中的男女來到律師事務所，請求律師為他們擬訂一份“戀愛合同”，合同內(nèi)容包括7章共15條，涉及了戀愛過程中可能發(fā)生的各種情況，詳細列明了約會形式、約會內(nèi)容、戀愛費用支出、保密、違約責任等要求。律師當時給出的建議是戀愛屬于自愿原則，不屬于法律調(diào)整的范疇，但是在戀愛時簽訂了這樣一份合同，只要是雙方真實意思的體現(xiàn)，是受到法律保護的，“可是合同將戀愛的條款定得太明確，無形中也沖淡了戀愛本身的意義。”
　　記者就“戀愛合同”的接受度做了一個小型調(diào)查，結(jié)果顯示：62%的被采訪者表示不能接受，認為簽“戀愛合同”會有損感情；25%的被采訪者表示可以接受，認為現(xiàn)在戀愛成本越來越高，需要一紙合約盡可能減少損失；另有13%的被采訪者的態(tài)度，介于兩者之間。采訪中，記者發(fā)現(xiàn)，對“戀愛合同”接受度最高的是25歲到30歲區(qū)間的年輕人，低于25歲和高于30歲的被采訪者都趨于抵觸“戀愛合同”。
　　口述實錄：鎖住了心，還是凍住了情
　　反對方：一紙合約葬送了我的愛情
　　程先生 26歲（項目主管）
　　我和女友戀愛1年，感情非常穩(wěn)定。她帶我去過幾次她家，她的父母都是知識分子，既熱情又疏離。這次國慶，我去她家吃飯，趁她洗碗時，她母親拿出一張打印稿給我過目。我一看內(nèi)容，“甲方”（即她母親）對“乙方”（也就是我）的約會支出，今后可能的購房支出比例，甚至乙方的健康狀況、收入情況都做了規(guī)定。頁面的下方，留著給我簽名的空白。說實話，當時我的腦子也是一片空白。我簡直無法相信如電視劇一般的情節(jié)，會實實在在地發(fā)生在我身上。
　　其實后來想想，她母親列出的條件并非苛刻到無法接受，如果她以一種善意的口氣來商量，我應該都能一口答應。但是當我看著白紙黑字的合同，心情當即變得非常壞，好似在向他們買女兒，我不能接受未來太太的母親是如此精明功利的一個人。最后，這段原本可以修成正果的戀情，被我果斷地中止了。
　　支持方：愛情不能保鮮，物質(zhì)可以保險
　　李女士 34歲（公司財務）
　　戀愛時他狂追我，我的家長根本不同意我和他相戀。當時，我有種逆反心理，家長越不讓，我就越要。他甜言蜜語、海誓山盟，說一輩子誰也不準離開誰，誰要是提出分手，房子、錢物都歸對方。后來，他還鄭重其事地把這些承諾寫在兩張紙上，簽了字，每人保存一張。
　　結(jié)婚后他的生意越做越大，孩子9歲那年他有了外遇。我提出離婚，他不肯，我?guī)е�孩子搬到外面和他分居。半年后，我告上法院，判決時我把當年簽署各自名字的紙遞給法官。區(qū)法院一審判決下來他不服，上訴到市法院，結(jié)果二審下來還是我勝訴。
　　如今物欲橫流，男人很容易在男女關系上出問題，為了維護自己利益，趁著他們追求你的時候簽訂一份違約合同書，這種合同書比結(jié)婚證書管用――結(jié)婚證書不能給愛情保鮮，合同書可以給物質(zhì)保險。
　　
　　眾說紛紜：合法？合情？合理？
　　
　　對于“戀愛合同”是否有法律效力，業(yè)界持有不同意見。北大法學院馬憶南教授表示，戀愛合同如果對身份關系作出了約定，這種約定就構成對當事人人身自由的限制，違背了我國的公序良俗，因而是無效的。而另一位民法教授尹田則認為，任何民事主體均有權根據(jù)自己的意愿，處分自己的財產(chǎn)和安排自己的財產(chǎn)利益。在夫妻及戀人之間，也可自愿作出合同安排并受法律保護。
　　社會學專家指出，“婚戀合同”是當代青年人極端個人主義的表現(xiàn)，折射出當代年輕人的“誠信危機”和“人文危機”。一位情感專欄作者則表示，通過簽訂“戀愛合同”，以法律的方式保障雙方的最大利益是非常可取的。它同婚前財產(chǎn)公證一樣，都反映了當前人們法律意識的增強，是法律意識逐步深入人心的時代折光。
　　“戀愛合同”作為新生事物帶來爭議是在所難免的，但是否接受“戀愛合同”或在多大程度上接受“戀愛合同”，則標榜著一個社會的人文觀和法律觀。曾留學北美的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所陳一筠研究員，在接受有關媒體采訪時表示，20世紀80年代在西方風靡一時的婚姻契約，換來了更加高漲的離婚率，而導致西方婚姻契約制走向極端的罪魁禍首，正是“金錢至上”、“個人利益高于一切”、“私有財產(chǎn)神圣不可侵犯”等一系列法則。對人類情感、精神的過分物化，不僅傷害了人類的親情，而且使得人類的道德和倫理日益式微。
　　但正如每一件事物都有兩面性，一個社會基本原則就是個人可以依照自己的意思自治來實現(xiàn)其私生活目的，而自治必然會將合同或契約帶到私人生活的每一個方面。于是，人類情感、精神的物化、契約化也就接踵而來，且不可避免。
　　無論如何，社會終究是人的社會，終究需要精神和人文的普照。如果說“戀愛合同”是契約或法律對精神或人文的侵蝕，那么，如何看待和處理人文的失落與法律的擴張，則是檢驗我們社會駕馭時代文明的試金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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