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發(fā)表投降詔書，宣布330萬日軍放下武器無條件投降。美聯(lián)社在這一天向全球發(fā)出的電文是：“最慘烈的死亡與毀滅的匯集，今天隨著日本投降而告終�！�9月2日，日本投降簽字儀式在東京灣美國“密蘇里”號戰(zhàn)艦甲板上舉行。
　　這年9月，我也從臺大學生兵部隊回到了學校開始了大學生活。
　　
　　1945黎明破曉
　　
　　1945年8月15日，隨著日本天皇宣布無條件投降，在水深火熱中煎熬了半個世紀的臺灣同胞終于看到了曙光。聽到日本投降的消息后，我們這些學生激動得跳了起來，從觀音山返回學校的路上我們興奮而高歌。
　　回到士林不久后，“協(xié)志會”就立即展開了工作。如今我還記得楊云平先生當時的講話，他說“‘協(xié)志會’的‘協(xié)’字(繁體字為‘?’)，就是三個力加在一起，我們要同心協(xié)力，為家鄉(xiāng)做好事�！碑敃r決定辦三件事：一是宣傳臺灣人要當家作主，管好自己。有的同學就到士林市場對面廟前廣場講話，宣傳不要隨地吐痰、動不動就罵人，要講文明、講禮貌；二是組織學習普通話，從拼音字母開始學起；三是到附近小學去教唱歌，以便歡迎祖國親人。當時我去了兩個小學，教了兩首歌，一首是《義勇軍進行曲》，記得這首歌的曲譜刻在了何斌家中的風琴上面，另一首是《中國國民黨黨歌》。那時我的普通話不好，教歌的過程中還頗費了些周折。
　　臺灣光復前夕，雖然處于暫時的“無政府”狀態(tài)，但整個社會一點都沒亂，人們自發(fā)地管理和維持正常秩序，之前被日本殖民當局以“不當言論”秘密逮捕的郭?琮也出獄了，人們在平靜中等待著祖國到來的親人。9月的一天，我在士林教會練琴，突然一個身著日本軍服的年輕人走進來。他說自己是朝鮮人，曾經(jīng)學過鋼琴，聽到我的琴聲禁不住跑進來。我讓他坐下來彈奏，他邊彈邊唱起蘇格蘭民歌《友誼天長地久》，說這是日本占領時期流落在海外的朝鮮人懷念祖國的歌，日本投降了，我們很快就會有自己的國家了。聽著他的話，我若有所思，我們也要回歸祖國了。光復前夕的這些事，讓我深深感受到臺灣的命運改變了。
　　10月17日，我們這些在士林的青年學生被動員去歡迎進駐臺灣的國民黨第七十軍。印象中這些官兵當時身著黃色麻布軍服、背著雨傘，伙夫挑著大鐵鍋，軍容頗為渙散。對平日看慣了趾高氣揚、神氣十足的日本兵的我們來說，頗為意外和失望。但歡迎人群中有人議論道，抗戰(zhàn)八年太艱苦，應該理解。隔了幾日，我們又到臺北松山機場歡迎赴臺接管的國民黨高官陳儀一行。當時的我有些感觸，為什么陳儀和他的侍從個個都是滿面春光，甚至肥頭大耳，而他們的部隊士兵卻是面黃肌瘦，以致大多看似營養(yǎng)不良?
　　10月25日，臺北公會堂召開光復慶祝大會，幾千名社會各界代表出席，我們這些學生也同樣站在公會堂門前。這是一個神圣的時刻，激動的時刻。當時臺灣百姓歡天喜地的舞獅、舞龍，鞭炮聲連綿不斷，但總覺得缺少了什么。來到臺灣的祖國代表，他們在會上高喊的是“國民黨萬歲”、“蔣主席萬歲”，卻未曾喊出對飽受日本殖民地統(tǒng)治的臺灣同胞的“關愛”。不少同學與我一樣，對來臺的“祖國”與我們心中期待的祖國有點迥異，少了那份親切感。
　　從日據(jù)下的臺北帝國大學到光復后的臺灣大學，臺灣的命運改變了。在潘淵靜的鼓動下，十幾個住在士林的同學從醫(yī)學部轉入別的系，我也抱著“工業(yè)救國”的思想轉入臺大工學院機械系。當時的工學院臺籍學生總共才十幾人，我們因戰(zhàn)爭失去了寶貴的時間，每個人都如饑似渴地學習著。工學院的教授大多是留下來繼續(xù)工作的日本人，直到1948年我畢業(yè)時，國民黨當局派來的教授都沒有來接班。當時有兩位臺籍教授給我們上課，一位是陳丁茂老師(后定居北京，為北京吉普212設計者)，還有一位被請來指導臺大合唱團的歌唱家蔡江霖老師。求學臺大期間，我與兩位老師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二?二八”起義發(fā)生后，兩位老師遠走他鄉(xiāng)，沒有想到的是幾十年之后，我和兩位老師竟相逢于北京、東京，提起往事不禁唏噓。
　　
　　風云變幻“二?二八”
　　
　　臺大工學院開學后不久，一大批從國民黨青年軍轉來的學生進入工學院。這些久經(jīng)歷練的青年男女，完全不像我們這些書呆子，他們?yōu)槿祟H為圓滑，完全沒有學生的樣子，寧靜的校園轉瞬變成熱鬧的“市場”。國民黨接管的臺大訓管處還規(guī)定每周一要向蔣介石像致敬、聽訓話，這情景不由得讓我們這些臺灣學生想起了日據(jù)時期要向日本天皇敬禮的情形。加之學校規(guī)定所有學生必須學習《國語》和《三民主義》兩門課程，如若不及格就不能畢業(yè)。這一切都使我感到困惑，對這兩門課程，我大多逃課，因而在畢業(yè)時遇到困難。如今回想起來，當年沒能好好學習中文，使得我中文水平很低，成為一生的遺憾。
　　臺灣光復后，臺灣省行政公署隨即成立。當時公告要求全臺所有民間團體重新申報登記，不知因何緣由，“協(xié)志會”被勒令禁止活動，連我最喜愛的合唱團也難以幸免。許多臺籍知識分子，因不會國文或者只會書寫日式中文而不被重用，光復后的臺灣人變成了“二等國民”。國民黨當局接管臺灣后的表現(xiàn)，使老百姓漸感失望，官員們只顧填滿私囊，魚肉百姓，士兵在士林市場采購不付錢拿起就走。想起光復時我們懷著淳樸、單純的喜悅之情，歡迎來的“親人們”竟是這般行徑，被欺騙的感覺油然而生。光復后不滿兩年的臺灣，經(jīng)濟惡化、通貨膨脹、民不聊生、怨聲載道，失望不滿的情緒日益積累，持續(xù)升溫。
　　1947年2月27日晚，臺灣省專賣局緝私人員打昏煙販林江邁，接著開槍打死圍觀路人陳文溪。這一偶發(fā)事件也引發(fā)了席卷全島的“二?二八”起義。28日這一天，正在工學院機械實驗室做實驗的我，已是大學三年級的學生。聽同學說省行政公署對請愿的民眾機槍掃射，我趕回到士林和幾位同學商量要做些事情。一路上感到整個社會充滿一種昂奮強烈的騷動氣氛，途中見到一個國民黨軍官，他看到我立即讓路，如果是以前，通常都是我們給軍官們讓路。
　　回到士林住所，同學們正在商量要做一點事情。我還記得，當時我和胡寶珍前往設在臺大醫(yī)學院附屬醫(yī)院的學生指揮部，與他們建立聯(lián)系，指揮部安排我和潘淵靜前往天母溫泉了解設在那里的武器庫情況。我就和潘淵靜扮裝成釣魚人向路邊小販打聽。如今回想起來，當年我們兩人行動簡直就是兒戲。只了解到武器庫駐兵大約一個排，連周圍的地形、火力部署都沒搞清楚，單純地認為只要乘夜晚守兵熟睡之際突然襲擊，就可以奪取槍支。
　　根據(jù)我們打聽的情況，指揮部決定3月5日晚行動，配合從烏頭山趕來的少數(shù)民族部隊一起在臺北發(fā)動暴動。這一夜，我們這些少不更事的學生在士林教會唱完最后的《哈利路亞》合唱曲，就集中在“漫畫寮”樓上的何斌家，等待著暴動時刻的來臨。傍晚，臺北開始下起了大雨，漸變成暴雨。我們一直在“漫畫寮”等待著， 半夜時才得知少數(shù)民族部隊沒有下山，當晚臺北的起義行動取消了。兩天后，國民黨軍隊開始鎮(zhèn)壓，我們這些在士林生活的學生開始了逃亡。在陳泗治牧師和臺大圖書館專員曹永和的幫助下，我和胡寶珍、孫適、孫樸等人躲在曹家的天棚里。記憶中，曹家是士林的一戶老宅，房大、粱高、縱深，躲在天棚的縱深處不易被發(fā)現(xiàn)。
　　“二?二八”起義被鎮(zhèn)壓了，我們這些逃亡的學生，在士林基本上“平安無事”地度過。只是有一個不知名的年輕人被拋尸在士林鎮(zhèn)中心，聽人們說，他是在鎮(zhèn)壓中遇難的。如今60多年過去了，每每和故人、朋友、后輩們談起“二?二八”起義，我常說“二?二八”起義是一場偉大的愛國民主運動，是當時全國范圍內興起的反專制、反獨裁、爭民主運動的重要組成部分。但是，國民黨對起義群眾提出的進行政治改革、反對專制腐敗、實行民主自治等正確主張難以容忍，竟然調集大批軍警進行血腥鎮(zhèn)壓，給剛剛從日本殖民統(tǒng)治下掙脫出來的臺灣人民的心靈造成極大的傷害，其對臺灣現(xiàn)代社會留下的陰影幾十年不散，至今仍存。
　　
　　再見了!士林
　　
　　“二?二八”起義被鎮(zhèn)壓以后，我們這些在士林的伙伴對局勢有著不同的觀感，加之臨近畢業(yè)每個人都開始考慮自己的前途。有的想方設法奔赴大陸，有的則留了下來。此后，何斌潛回大陸，經(jīng)香港、上海到了大別山解放區(qū)，他與吳河的通信中提到他已經(jīng)到了山那邊的“好地方”。我雖然不是一個有覺悟的青年，但出于正義感和個人的良知，也有了一個不安分的想法，決定離開故鄉(xiāng)，投奔大陸。
　　從1945年10月國民黨來臺接收到1947年2月“二?二八”起義被鎮(zhèn)壓的消息，通過這一年零四個月的體驗和觀察，我對國民黨才有了明確的看法。日本殖民者在臺灣推行的“皇民化”奴性教育，使得我們這些在日據(jù)下成長起來的青年對中華民族的現(xiàn)代史“無知”和“誤知”，盡管通過日文的《東洋史》略知中華民族悠久偉大的歷史文化一端，但對近代中華民族的歷史、苦難和斗爭幾乎一無所知。1945年，何斌的弟弟吳河從大陸東北回到士林，給我們講述了更多大陸的消息。我也從郭?琮那里知道了國共內戰(zhàn)的一些情況。1946年，國民黨發(fā)動全面內戰(zhàn)，大陸反饑餓、反內戰(zhàn)的游行活動，以及以美國軍人在北京強奸中國女大學生事件為導火索的抗擊美軍暴行群眾斗爭，正如火如荼地展開。至“二?二八”起義被鎮(zhèn)壓，我對國民黨徹底絕望了。后來從同學蔡瑞欽那里讀到毛澤東的《論持久戰(zhàn)》。這本論著在抗戰(zhàn)那個最困難的時期正確分析了中日戰(zhàn)爭的時代環(huán)境和基本特征，提出了抗日的總方針，令人欽佩，我在中國共產(chǎn)黨身上看到了希望，開始考慮去大陸。
　　1947年下半年，“協(xié)志會”已無法活動，人心渙散。我和胡寶珍、孫適隨著陳泗治牧師到淡水，住在淡水女中一所老師的宿舍，在那里度過了我大學的最后一年。這一年，我除了完成用日文書寫的畢業(yè)論文《關于飛行翼的浮力問題》外，在學習音樂方面也取得了一定進展。聲樂師從蔡江霖先生，學會了數(shù)首意大利和德國的歌曲，鋼琴也學會幾首肖邦、貝多芬、舒伯特等中等程度樂曲。這幾首歌和曲，一直伴隨我到現(xiàn)在，給我以精神上的慰藉。1948年離開臺灣后，因環(huán)境所致，失去了練鋼琴的機會，直到40年以后才重拾起來，雖又從頭練起，已感心有余力不足，常�！巴�譜興嘆”。
　　1948年8月，國民黨資源委員會來臺招人，我面試后明確提出要到大陸，最后被錄取分配至上海閔行通用機械公司工作。9月底，在胡寶珍、孫適、孫樸等士林伙伴及父親送行下，我單獨一人從基隆離開了家鄉(xiāng)。當時，我們約定一兩年后再見面，但沒有想到到我們再見面時，竟已過了47年。
　　1995年春，我回臺灣探親，在臺北的臺大校友、原臺南二中的同學共22名，于臺北國賓飯店名苑歡迎了我和老伴，大家談起離別士林的日子感慨萬千。1947年“二?二八”起義被鎮(zhèn)壓后，何斌經(jīng)香港、上海進入大別山游擊區(qū)，曾擔任過全國臺聯(lián)理事。郭?琮在上世紀50年代臺灣“白色恐怖”時期被捕犧牲。摯友胡寶珍、蔡國智、蘇友鵬3人也于白色恐怖時期被捕，分別被關押10年至15年。陳泗治牧師，孫適、鄭萬發(fā)兩位校友己移居美國。潘淵靜和吳河兩人都于上海解放前夕來到大陸，老潘曾任臺盟中央秘書長，吳河生前曾在《參考消息》編輯部工作。陳丁茂、蔡江霖兩位老師都在“二?二八”起義后赴日，陳老師于上世紀60年代回國任北京汽車廠工程師，蔡老師曾受全國臺聯(lián)邀請回國演出。
　　2010年4月23日至5月8日，我再次赴臺探親。在臺北與摯友蔡國智、蘇友鵬見面，談到往事和以前的同學，不免感慨萬分，熱淚盈眶，不能自己。我又專程到臺南縣新營尋找胡寶珍，周圍的鄉(xiāng)鄰說他已經(jīng)過世多年，全家都搬走了。我又趕回士林，在我四弟開車陪同下，尋找過去在士林的足跡。當年的士林教會、士林市場、大橋，如今還在，但早已面貌全非，在記憶中找不到一點當年的樣子。當年我們居住和聊天的“漫畫寮”和“牛皮寮”如今更是無人知曉。
　　如今，我已屆古稀，常感鄉(xiāng)愁難以排遣，那些留在士林的青春時光，是我人生中最寶貴的歲月，是我確立人生目標的起點，也是我腦海中最難以磨滅的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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