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2005年8月3日，在芬蘭第三大城市坦佩雷舉行的第十七屆國際翻譯家聯(lián)盟（簡稱“國際譯聯(lián)”）正式成員大會上，國際譯聯(lián)會員一致通過中國獲得2008年第十八屆世界翻譯大會的主辦權，中國上海將作為這屆大會的舉辦城市；同時，中國翻譯協(xié)會副會長兼秘書長黃友義和中國科學院科技翻譯協(xié)會副會長邱舉良再次當選第十七屆國際譯聯(lián)理事。
　　第十八屆世界翻譯大會定于2008年8月4日至7日召開,會議的主題是“翻譯與多元文化在中國”。國際譯聯(lián)選擇中國作為主辦方，表明中國不僅在國際譯聯(lián)的歷史上，也在全球翻譯事業(yè)的發(fā)展中起到了舉足輕重的作用。更重要的是，說明國際社會有強烈愿望了解中國。
　　世界翻譯大會自1954年在巴黎第一次召開以來，至今已經(jīng)舉辦了十七屆，從歷次大會的主題來看，“溝通”是其核心。溝通與交往是人類存在的常態(tài)，只有在互通有無中各民族和國家之間才能達到相互了解和共同進步。由于不同語言、不同文化、不同習俗所帶來的誤解成為溝通過程中的主要障礙，而翻譯作為跨文化交流的重要途徑，在化解矛盾、消除誤解、加強溝通的過程中發(fā)揮著十分重要的作用。
　　在第十八屆世界翻譯大會即將在上海召開之際，為使讀者了解翻譯事業(yè)在中國的歷史、發(fā)展和現(xiàn)狀，本刊特推出這組專文。也算是獻給世界翻譯大會一個小小的禮物吧！
　　
　　由國際翻譯家聯(lián)盟和中國翻譯協(xié)會聯(lián)合主辦的第18屆世界翻譯大會，將于今年8月在中國上海召開。
　　400年前，中國科學家徐光啟與意大利傳教士利瑪竇在上海合作翻譯出版了《幾何原本》。這對于此次以“翻譯與多元文化”（Translation and Cultural Diversity）為主題的翻譯界盛會，似乎有著特別的意義。
　　中國著名學者、翻譯家季羨林先生曾說：“倘若拿河流來作比，中華文化這一條長河，有水滿的時候，也有水少的時候，但卻從未枯竭。原因就是有新水注入，注入的次數(shù)大大小小是頗多的，最大的有兩次，一次是從印度來的水，一次是從西方來的水，而這兩次的大注入依靠的都是翻譯�！�
　　漫長的中國翻譯發(fā)展史，大致可劃分為五個歷史時期：漢隋唐宋的佛經(jīng)翻譯時期；明清之際的科學翻譯時期；清末民初的西學翻譯時期；“五四”運動后的社會科學和文學翻譯時期；新中國翻譯時期。
　　
　　佛經(jīng)翻譯――來自印度的水
　　
　　佛經(jīng)翻譯時期自東漢起，歷時一千四百多年，史稱“千年譯經(jīng)運動”。佛經(jīng)翻譯者，主要是從印度來中國的僧侶和西行求法求經(jīng)的中國僧侶。
　　波斯人安世高是最早從事佛經(jīng)翻譯的代表。他在20余年中（公元148―172年）共翻譯佛經(jīng)35部，41卷。
　　鳩摩羅什（天竺人，今印度）通過近四百卷佛教典籍的傳譯和闡發(fā)，第一次把印度佛學按本來面目介紹過來，對南北朝時期中國佛學的繁榮，以及隋唐佛教諸宗的形成，都起了重要作用。鳩摩羅什開創(chuàng)了意譯的先河，譯文妙趣盎然，為中國翻譯文學奠定了基礎。
　　
　　唐朝的玄奘從印度取回佛經(jīng)600多部，和弟子共譯出75部，1335卷經(jīng)論，這個數(shù)字占唐代新譯佛經(jīng)總卷數(shù)的一半以上。玄奘還將中國哲學思想家老子的部分著作譯成梵文，是第一個把漢文著作向國外介紹的中國人。
　　這一時期譯出的經(jīng)書多達兩萬卷以上。佛經(jīng)翻譯和普及傳世，對中國的思想、文化和社會各領域產(chǎn)生了巨大的影響，波及思想、政治、經(jīng)濟、文學、繪畫、建筑、音樂、風俗等諸多文化領域和從帝王到平民的各個社會階層。僅從佛寺的修建情況，就可窺見一斑。今存的古寺名剎大多是建于這一時期，如甘露寺、靈隱寺、云岡石窟、敦煌莫高窟、少林寺、寒山寺等。北齊一朝，在僧官管轄下的僧尼就有二百多萬人，寺院四萬余座。
　　
　　科技、西學翻譯――來自西方的水
　　
　　在明末清初，西方傳教士與中國知識分子合作，譯介了大量的天文學、數(shù)學、物理學等西方科學著作。在科學家徐光啟與意大利傳教士利瑪竇（Matteo Ricci）合譯的《幾何原本》中，許多名詞如點、線、直線等的譯法在中國沿用至今。中國有經(jīng)緯度的精確概念則開始于他們合譯的數(shù)學著作《測量法義》。
　　在這一時期，耶穌會傳教士還把中國的《大學》、《中庸》、《論語》、《詩經(jīng)》等經(jīng)籍及文學作品譯成外文，向西方介紹中國文化。
　　到清末民初，反映西方國家社會、經(jīng)濟、科技、法律、外交和政治制度的著作成為當時翻譯的主要方向。據(jù)記載，從1860年到1919年間，中國翻譯西方科學著作達468種。
　　著名啟蒙思想家、翻譯家嚴復是這一時期最為著名的翻譯家。在其20年的翻譯生涯中，共翻譯介紹西方政治制度和學術思想專著11部，涉及的領域包括哲學、政治學、經(jīng)濟學、社會學、法學、邏輯學等。如赫胥黎的《天演論》、亞當?斯密的《原富》、孟德斯鳩的《法意》等。嚴復提出 ：“譯事三難，信、達、雅。求其信，已大難矣。顧信矣不達，雖譯猶不譯也，則達尚焉。”信、達、雅這三條翻譯標準，對后世的翻譯實踐起到重要的指導作用。
　　
　　晚清時期，創(chuàng)作和翻譯小說之風盛行。林紓是中國近代著名文學家、詩人，也是中國文學翻譯史上罕見的不懂外文，而譯著頗豐、影響深遠的西方文學翻譯家。他靠精通外語的合作者口述，一生共翻譯介紹外國文學作品達185種，涉及11個國家的98位作家，堪稱翻譯領域的奇人。
　　對西方科學文化的譯介，推動了中國社會的進步。戊戌變法、辛亥革命、五四運動等政治運動，都同國外新思想、新文化的引進與傳播有密切的關系。
　　
　　近代翻譯史中的東西方文學翻譯
　　
　　1919年的“五四”運動是中國近代翻譯史的開端。這一時期，中國對西方文化和文學高度重視，大批知名的翻譯家廣納博取，翻譯了大量外國文學、哲學、社會科學著作。雨果、屠格涅夫、安徒生、莫泊桑、巴爾扎克、托爾斯泰等著名作家的作品，得到了大規(guī)模的譯介和出版。
　　中國近代最著名的文學家、思想家魯迅，其譯作約占其本人作品全集的一半以上，其中著名的有法捷耶夫的《毀滅》、果戈理的《死魂靈》等。郭沫若翻譯了歌德的《浮士德》、海涅的《海涅詩選》，以及收有芥川龍之介、志賀直哉、小林多喜二等15位作家的《日本短篇小說集》。梁實秋、周作人、傅雷、巴金等都是這一時期的著名翻譯家。讓中國人初識馬克思主義的《共產(chǎn)黨宣言》，則是翻譯家陳望道從日文版翻譯成中文的。這一時期的翻譯活動深刻地影響了中國革命、新文化的發(fā)展進程。
　　1949年新中國建立之后，更多的馬列主義經(jīng)典著作、東西方優(yōu)秀的文學作品和科技論著大量翻譯出版。
　　日本著名作家如小林多喜二、德永直、宮本百合子、井上靖、江口渙、野間宏、川端康成、島崎藤村、二葉亭四迷、谷崎潤一郎、芥川龍之介、紫式部等的作品的譯本大量涌現(xiàn)。
　　法國文學名著中，有些是重新校對再版的解放前的譯本，但大部分是新譯本。古典文學方面如拉伯雷的《巨人傳》、莫里哀的《偽君子》、伏爾泰的《老實人》、司湯達的《紅與黑》、雨果的《悲慘世界》，以及巴爾扎克、福樓拜、大仲馬、莫泊桑、羅曼?羅蘭等作家的重要作品。法國現(xiàn)代文學作品的翻譯，主要集中在艾呂雅、拉斐德、阿拉貢等十多位作家的小說、詩歌和戲劇。
　　這一時期翻譯的英國古典文學作品，除1978年出版的《莎士比亞全集》，還有薩克雷的《名利場》、哈代的《德伯家的苔絲》、狄更斯的《大衛(wèi)?科波菲爾》、司各特的《艾凡赫》等。為中國讀者熟悉和喜愛的還有喬治?艾略特、夏洛蒂?勃朗特、喬叟等眾多英國文學家。布萊克、雪萊、拜倫的詩作也極受歡迎。
　　在世界文學史上有一定影響的德國作家的主要作品，在新中國建立后也大都譯介到中國來了。如布萊德爾的《惡之花?巴黎的憂郁》、《拉封丹寓言》，托馬斯?曼的《布登勃洛克一家》，凱勒的《綠衣亨利》，亨利希的《臣仆》等。
　　這一時期，南歐、北歐和東歐古典文學名著，如《安徒生童話》，易卜生的《玩偶之家》，荷馬的《伊利亞特》，奧維德的《變形記》、《伊索寓言》，但丁的《神曲》，薄伽丘的《十日談》，喬萬尼奧里的《斯巴達克思》等都有了新譯本和重譯本。波蘭、捷克、匈牙利、羅馬尼亞、保加利亞及阿爾巴尼亞等國的一些作家的作品在50年代即有了譯本。
　　早在清末民初時期，中國就翻譯了不少美國文學作品。許多美國作家如華盛頓?歐文、霍桑、愛倫?坡、惠特曼、馬克?吐溫、德萊塞、杰克?倫敦、海明威等都是中國讀者所熟悉的。
　　20世紀50年代，馬克?吐溫的9部小說被翻譯成中文出版。70年代后，更多美國文學流派及作家成為中國翻譯工作者的譯介對象。如瑪格麗特?米切爾、詹?庫柏、歐?亨利等。
　　在20世紀70年代末中國改革開放之后，外國文學中的西方古典主義、浪漫主義、現(xiàn)實主義名著首先被大量翻譯。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西方一些現(xiàn)當代通俗作品也逐漸進入中國讀者的視野�！赌崃_河上的慘案》、《珍妮的肖像》、《飄》、《假如明天來臨》、《查特萊夫人的情人》等作品，對中國人的思想觀念產(chǎn)生了一定的影響和沖擊，在讀者當中引起了強烈的反響。
　　日本文學的翻譯在這一時期也十分繁榮，川端康成、芥川龍之介、村上春樹等人的作品都被翻譯到中國來。有學者統(tǒng)計，改革開放以來，日本文學和美國文學一樣，成為中國外國文學翻譯界最重要的譯介對象之一。
　　這一時期另一個熱點是翻譯拉美文學作品。20世紀70年代以后，拉美文學產(chǎn)生了一系列享譽國際文壇的文學流派 ：社會現(xiàn)實主義、心理現(xiàn)實主義、魔幻現(xiàn)實主義和結構現(xiàn)實主義等。這些作品反映拉美的社會現(xiàn)實，并以新穎、奇特的創(chuàng)作手法見長。中國對拉美文學作品進行了較為全面、系統(tǒng)的介紹，其中博爾赫斯、馬爾克斯等多位著名作家的作品幾乎全部有中譯本。
　　改革開放之后大量東西方文學的翻譯，讓中國讀者逐漸認識到西方現(xiàn)代派文學作品在思想內容和表現(xiàn)手法上的特點和可取之處，糾正了偏激的認識，改變了對西方現(xiàn)代派作品采取全面否定的簡單化做法。大量西方現(xiàn)代派作品，包括象征主義、表現(xiàn)主義、意識流小說、存在主義文學、荒誕派戲劇、新小說、黑色幽默等作品被譯介過來，對中國本土文學的創(chuàng)作產(chǎn)生了非常重要的影響。
　　
　　打開了解與學習世界的窗口
　　
　　中國翻譯史上具有代表性的翻譯家，有終身從事翻譯事業(yè)的職業(yè)翻譯家，更多的是一些思想家、哲學家、文學家和從事各種理論研究的學者。他們有不同的社會背景和研究領域，共同關注民族的強盛和世界的進步、發(fā)展。他們把世界上近百個國家和地區(qū)的數(shù)千種文學作品翻譯介紹給中國讀者，打開了中國人了解、學習世界的窗口，對中國在思想文化領域與世界的溝通起了巨大作用。
　　
　　在中國翻譯界被公認為法國文學尤其是巴爾扎克作品權威翻譯家的傅雷，用畢生的精力，把法國文壇巨匠羅曼?羅蘭、巴爾扎克、伏爾泰、梅里美的名著介紹給中國讀者。他一生翻譯的文學名著有34部，其中巴爾扎克的作品有15部。
　　傅雷翻譯了羅曼?羅蘭的《貝多芬傳》和《約翰?克利斯朵夫》。羅曼?羅蘭是巴黎大學音樂藝術史和貝多芬研究的權威，他寫的《約翰?克利斯朵夫》猶如一部交響樂，字里行間充滿對音樂、藝術的感知和理解，并穿插著對音樂家及音樂作品的評價。傅雷以自己淵博的學識和深厚的藝術修養(yǎng)，以及對西方音樂和翻譯藝術的精深見解，創(chuàng)造性地完成了這兩部作品的翻譯。這兩部作品翻譯和完成于上世紀三四十年代的戰(zhàn)爭時期，傅雷希望用這些作品鼓舞中國人為國家和民族而戰(zhàn)斗。
　　在五四運動后，田漢第一次用白話文翻譯了《哈姆雷特》，莎士比亞戲劇從此出現(xiàn)在中國。之后梁實秋、曹禺、曹未風、朱生豪的幾種譯本相繼問世。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朱生豪（1912―1944），在其短促生命的最后幾年，他忍受著戰(zhàn)爭和病痛的困苦，共翻譯了31部莎士比亞劇作。至80年代末，他的譯作共印行約140萬冊。
　　新中國成立后，著名詩人卞之琳用詩體陸續(xù)翻譯了莎士比亞四大悲劇。1958年，上海電影譯制廠根據(jù)卞之琳的譯本整理、配音譯制出四十年代后期英國影片《王子復仇記》，大受歡迎。1978年，這部影片再度公映時，觀眾達億萬人次。人民文學出版社在1978年出版了莎士比亞全集(譯者：朱生豪、楊周翰、梁宗岱等）。
　　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文學藝術領域翻譯、出版的作品數(shù)量劇增，涉及語種達40多種�！锻鈬�文藝理論叢書》、《二十世紀外國文學叢書》、《巴爾扎克全集》、《托爾斯泰文集》、《塞萬提斯全集》等大型叢書和外國著名作家的全集和選集，相繼出版。
　　近年來，中國翻譯家對外國當代文學作品的跟蹤研究更加系統(tǒng)，《21世紀年度最佳外國小說選》、《當代諾貝爾文學獎作品叢書》、《拉丁美洲文學叢書》等作品的面世，使中國讀者進一步了解了當代世界文學的變化，社會思想的演進，以及各國文學的繼承與發(fā)展。
　　商務印書館出版的《漢譯學術名著叢書》，是近年來中國漢譯學術名著的突出成就。該叢書自1981年編輯印行，至今已達400種，涉及的科目包括哲學、政治、經(jīng)濟、歷史、社會學、法律、地理、語言等領域。
　　據(jù)中國版本圖書館資料室統(tǒng)計，1978年至1990年，全國出版人文社科類翻譯作品2.85萬種；1996年至2006年，翻譯類新書（不包括重譯和多版本譯著）的數(shù)量達到了12.省略)
　　責編：鐘煒馬新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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