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方與西南之間,只不過是一條簡單的直線。在這簡單直線的背后,濃縮的卻是錢理群作為一個中國知識分子的喜怒哀樂。而顯然,在他70年的人生旅程中,“貴州”占據(jù)著非常重要的份量。
　　
　　重慶出生,北京讀書,貴州工作,最后在北京大學“落戶”。
　　2009年春天,邁入70歲門檻的北京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著名學者錢理群在回憶一生所走過的路時,感嘆他人生軌跡的多變。如果用一條線來概括的話,北方與西南只不過是一條簡單的直線。而在這簡單的背后,卻濃縮了一個中國知識分子的喜怒哀樂。這70年的人生歷程中,“貴州”顯然占據(jù)著非常重要的份量。他說:“我的生命只有兩個空間,這就是貴州和北京大學,我和這兩個空間建立了血肉般的聯(lián)系�！�
　　
　　意外成為貴州人
　　1960年離開中國人民大學時,錢理群只有21歲。他以大學畢業(yè)生的身份,重返大西南,只不過他沒回重慶重新感受朝天門碼頭的船笛聲,而是到了重慶的鄰居――貴州安順衛(wèi)生學校傳道授業(yè)解惑。
　　錢理群是個熱愛讀書的人。想不到這個“熱愛”,竟使他在大學里戴上了“典型白專人物”的帽子,他的入黨申請書無人理睬;有人給他冠上“企圖混入黨內(nèi),被我黨警覺其險惡動機”的罪名,讀研的申請遭到拒絕。
　　這個“熱愛”,最終使錢理群的命運發(fā)生了巨大的轉(zhuǎn)折:他被分配到了貴州。他和其他畢業(yè)生被分成三股:黨員和家庭背景較好的留在新聞單位;“右派”不能下到基層接觸群眾,就留在大學作資料整理工作;錢理群屬于走“白�！钡缆返慕巧�,“政治落后、不積極,是‘中右’,只好被分到安順衛(wèi)生學校教書�！边@樣,新聞系畢業(yè)的他成了一名中專的語文老師。
　　第一次上語文課時,講臺上一個白森森的骷髏嚇了錢理群一大跳。后來他才知道,語文科目在衛(wèi)校并不受重視,講臺上擺的那具骷髏,實際上是一種“常規(guī)擺設”,他的語文課無需將之移走。
　　面對現(xiàn)實,錢理群選擇了認命。他想:既然上了五尺講臺,不管怎樣,就應當把上課當做富有創(chuàng)造性的、有詩意的勞動來對待,就要把“老師”這個角色扮演好,不能被動地上每一節(jié)課。唯有這樣,每個日子才會快樂起來。
　　錢理群很快發(fā)現(xiàn),班上有幾個學生很喜歡文學。為了加深感情,他索性搬到學生宿舍,和學生們同吃同住同勞動,一起踢足球,一起到食堂排隊打飯。盡管是個足球門外漢,但他還是和學生們一起瘋踢,即便遇到大雨,也和那幫小青年在爛泥中踢得非常投入。很快,他和學生拉近了距離,他教的語文課也成了很受學生歡迎的科目。
　　
　　半夜跑到水庫邊看風景
　　在和青年學生的親密接觸中,錢理群產(chǎn)生了寫詩、繪畫的沖動。
　　他在工作和學習中尋找詩情畫意,也常常到大自然中去尋找水韻山魂。學校對面的山坡成了他必去的地方。有時他會在山上苦苦等待太陽噴薄而出的那一刻,然后舞動畫筆把那精彩的瞬間畫下來,并配上詩歌。他特喜歡在雨里畫畫,雨水打在畫面上,顏料浸潤開來,那畫竟有幾分象征派和畢加索的味道。他就喜歡這種感覺。學校附近有個水庫,有時他心血來潮,半夜三更跑到水庫邊,看月光下的山是什么樣子,月光下的水是什么樣子,然后就畫一幅《月下的山和水》,并配上一首詩。多年后他說,那種投入的狀態(tài),說明他真的是在寫詩了。
　　這一“怪癖”,“文革”時竟成了錢理群的一大罪狀。有人說他這個“中右”半夜三更跑去水庫邊,肯定在干特務的勾當。由此推斷,他自編的那本送給別人的詩畫集也肯定有問題。為弄清詩畫集的“底細”,相關機構(gòu)還派人到南京把畫和詩取回來。一看,那所謂的詩畫集,都是些充滿童趣的“兒童畫”,弄得那些想整他的人哭笑不得。
　　痛楚的事情一件又一件地困擾著年輕的錢理群。因為父親是國民黨高官,1949年帶著兩個哥哥去了臺灣,他被打成“反動官僚出身的黑子弟”,屋子被抄得狼藉一片,父親的照片也是在那時被人抄走的;剛剛摘下“走反動路線”的帽子,父親的照片卻被送了回來,而他卻不敢將照片保留,在夜里哆哆嗦嗦將它燒掉;他違心地“坦白交待”、“胡說一氣”,使得他深愛過的學生疏離了他,學生們甚至在一個黑夜將一件他送給他們的衣服還了回來,并在上面戳了幾個大洞,寫著:錢理群,我們要戳穿你的假面具……之后,父親離世的消息從臺灣傳來,哥哥又謝逝于美國,母親最終葬在了南京。生不團圓,死各一方,一個大家庭,十多個人,居然沒有一張“全家�！�!
　　在痛苦面前,錢理群始終保持著一顆純潔的詩心。因了這詩心,他的激情沒有減弱,他的意志沒有消沉,他的真誠沒有顛覆。而這,恰恰是他在恢復考研之后奮力一搏的最大資本。
　　
　　39歲考北京大學研究生
　　從1960年到1978年,錢理群在貴州度過了人生的黃金時段。18年,整整一代人的時間,他沒有離開過安順半步,作家夢被現(xiàn)實一點一點地剝離,而教書倒成了他最具榮譽感的職業(yè)――不管是當衛(wèi)生學校的教員,還是當師范學校的老師。
　　錢理群在讀大學時,就發(fā)誓要考研的。到貴州后,錢理群做了兩手準備:如果能考上研究生做學問,那是再好不過的事;如果無緣考研,教書也是個很不錯的職業(yè)。他戲稱為“狡兔兩窟”。
　　1978年恢復高考和研考,錢理群39歲,距考研年齡的40歲上限只有一步之遙。要命的是,從得到通知、報名到正式考試,僅有一個月的時間。錢理群著急了。
　　根據(jù)特殊的歷史環(huán)境,當時北京大學的王遙教授向系里提出了一個建議:北京大學如果想招到最好的學生,想要人才,就不要考外語,否則這批優(yōu)秀的學生考不上來。后來北京大學真的宣布現(xiàn)代文學專業(yè)不考外語――這一建議果然被采納。百里挑一的激烈競爭中,錢理群以第一名的成績,終于如愿以償成為北京大學的一名研究生。
　　“現(xiàn)在回想起來,當時把北京大學看得非常高,我想給系里老師寫封信,但是不敢,覺得自己很差。因此現(xiàn)在我對于那些來自邊遠山區(qū)的學生特別客氣,因為我了解他們的心情和我當年一樣�！卞X理群說。
　　
　　從魯迅到中國文學史
　　讀研期間,研究魯迅成為錢理群的一個主要學術(shù)方向。在研究中他漸漸發(fā)現(xiàn),老盯著魯迅是深入不下去的,于是他鎖定魯迅的兄弟周作人,通過與周作人的比較研究來解讀魯迅。
　　錢理群是全國第二個搞周作人研究的人。當時周作人有作為漢奸的政治問題,是個敏感人物,因此周作人研究是難題,也是挑戰(zhàn)。他只能依靠原始資料和報刊上發(fā)表過的文章,一點一點地積累研究素材。因為每個細節(jié)均講究出處,所以他三萬字的研究生畢業(yè)論文,注釋部分就占去了三分之一,每一個論斷都有一大段材料作為根據(jù)。教授們雖覺得這有些奇怪,但最終還是通過了他的論文。
　　在北京大學,他最得意的事情,就是講了那么多年的魯迅。他成了魯迅與青年之間的橋梁。
　　后來錢理群把研究的觸角探伸到整個知識分子這個大的層面上,中國詩人艾青、戲劇家曹禺等走進了他的視野。他認為,不能只孤立地看中國知識分子,還要觀察世界知識分子,要把知識分子放在一個大的體系中來研究,在研究中尋找中國知識分子和世界知識分子之間的通道,由此他寫出了引起巨大反響的《豐富的痛苦:唐吉訶德和哈姆雷特的東移》。
　　錢理群對于知識分子的研究,決定了他文學研究的理論特點:首先,它不是純粹文學研究,而是思想史、文化史的交結(jié);其次,這個研究與他的個人經(jīng)歷有關,“帶有自我反省、自我解脫、自我升華的特性”。
　　他對自己的知識結(jié)構(gòu)非常清楚,因此后來他選擇了文學史的研究�！拔业难芯侩m不如專家研究得深,但小說、詩歌、戲劇我都能講,這是其他人所不具有的。有這樣的興趣是比較適合寫史的。而且我客觀把握理論思維的能力也較強,正適合文學史這種綜合性研究�！币虼�,他和黃子牛合作,寫了《20世紀中國文學三人談》;和溫儒敏做搭檔,寫了《中國現(xiàn)代文學三十年》;和吳小東及中國社科院的專家們攜手,寫了《繪圖本中國文學史》�！拔业拿勘疚膶W史都比較講究形式,盡量尋找一種和那個時代相適應的文體,尋找一種契合。我認為研究本質(zhì)上也是一種創(chuàng)作,希望能夠自由表達自我,進行創(chuàng)造性的工作�！卞X理群說。
　　在全球化的今天,錢理群發(fā)現(xiàn)越來越多的年輕人對養(yǎng)育自己的土地及土地上的文化、人民,有一種認知上的陌生感、情感與心理上的疏離感,“這就隱含著個人以至民族失根的危機”。因此他提出,要在青少年中進行“認識你腳下的土地”的教育。于是便和貴州的朋友一起編寫了《貴州讀本》,并帶著它到貴州各大專院校巡回演講。
　　從編寫地方文化教材入手,作為人文學者的錢理群,開始了對文學、文化的另一種思考和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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