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軍和淮軍都是我國晚清時期建立起來的軍隊，都是地方軍隊，湘軍兵將湖南人為主，因為曾國藩認為，“同縣之人易于合心”。而在當時的封建社會，血緣關系、親族關系、同鄉(xiāng)關系是最能夠維系團體精神的，而將領和統(tǒng)帥之間也基本上是依靠親友、師生等私人關系維持。而在曾國藩指示下由李鴻章招募的淮軍也是沿襲了這一傳統(tǒng)，主要招募安徽江淮一代的漢人士兵。
　　但兩軍的思想、軍事裝備、訓練方式的不同，導致了兩軍將領之間在處理一些事情上矛盾滋生，站在了對立面上。將領在對立面上，間接引導了兩軍也處在對立面上，相持日久，分裂勢成，因此非常不利于當時清政府的統(tǒng)治，如果列強趁機漁利，則后患無窮。因此分析以下幾個事件，主要突出兩軍將領，尤其是李鴻章和左宗棠之間的矛盾爭論。
　　一、海防與塞防之爭
　　曾國藩死后，湘軍和淮軍的將領們意見分歧日趨劇烈，左宗棠和李鴻章之間，意見沖突更為明顯。最為劇烈的即“海防與塞防之爭”。
　　19世紀70年代初期，清政府統(tǒng)治階級內部在國防部署上有了不同的意見。以李鴻章為首的海防派認為，“今則東南海疆萬余里，各國通商傳教，來往自如，麇集京師及各省腹地，陽托和好之名，陰懷吞噬之計，一國生事，諸國構煽，實為數(shù)千年來未有之變局�！币虼耍�海防重要于塞防，要專注海防，棄新疆。李鴻章曾對慈禧太后說：“新疆乃化外之地，茫茫沙漠，赤地千里，土地瘠薄，人煙稀少。乾隆年間平定新疆，傾全國之力，徒然收數(shù)千里曠地，增加千百萬開支，實在得不償失。依臣看，新疆不復，與肢體之元氣無傷，收回伊犁，更是不如不收回為好。”
　　另一派是以左宗棠為首的塞防，主張“東則海防，西則塞防，二者并重”，認為塞防與海防一樣重要�！敖裰�與昔，事勢攸殊，俄人拓境日廣，由西而東萬余里，與我北境相連，僅中段有蒙部為之遮閡，徙薪宜遠，曲突宜先，尤不可不豫為綢繆者也。”
　　于是，深受地方主義困擾且在有限財政資源分配上具有相當話語權的督撫們，就“塞防”與“海防”問題很自然地選邊站隊。1874年11月，直隸總督李鴻章上《籌議海防折》，主張放棄新疆，專注海防。兩江總督李經(jīng)羲、山西巡撫鮑源深、河南巡撫錢鼎銘、閩浙總督李鶴年等，以及沿海負有守土責任的多數(shù)督撫都附和其說，并得到醇親王奕環(huán)、刑部尚書崇實等清廷宗室重臣的支持。陜甘總督左宗棠、湖南巡撫王文韶、江西巡撫劉秉章、江蘇巡撫吳元炳、漕運總督文彬等則力主收復新疆，海防與塞防并重，亦得到了軍機大臣文祥等清廷宗室重臣的支持，史稱“塞防與海防之爭”。
　　二、中法戰(zhàn)爭時期
　　法國圖越，蓄謀已久。這個老牌資本主義國家早就想拿下越南，并將其作為入侵中國西南諸省的跳板，最終建立一個包括中國滇、桂、粵三省和整個印度支那地區(qū)在內的“法蘭西東方帝國”。1882年，法軍在中越邊境挑釁滋事，預計隨時都可能爆發(fā)一場中法戰(zhàn)爭。左宗棠則全力備戰(zhàn)，而李鴻章則選擇妥協(xié)投降。于是兩人又現(xiàn)分歧。
　　李鴻章認為：①“越南孱弱已久，事事求助法人，既立有約據(jù)，恐非中國所能勸阻”。所以中國不必為了越南而卷入戰(zhàn)爭。②“法人長于水戰(zhàn)，又多淺水輪船，水陸相依，最為穩(wěn)固。華兵僅賴營壘炮臺，無得力兵船，無善用水雷……法兵人持一后膛槍，操練熟悉，藥彈備齊，兼有輕炮隊相輔而行，離水近處，兵輪大炮又可夾擊，此西洋用兵定法也……”清軍當時的武器裝備等都落后于法國，沒有十足的把握能夠戰(zhàn)勝法國。而且如果兵敗，巨額賠款又將如何承擔？因此李鴻章堅決主張妥協(xié)投降。
　　左宗棠則持反對意見。①法國侵占越南，其意在由北入侵我國，絕非南犯粵海。越南久為大清屬邦，唇齒相依，一旦有失，不僅滇、桂、粵三省藩屏盡撤，而且歐洲頭等強國直接與我接壤，“終必為國家大患，異日仍不免失和宣戰(zhàn)，則將事倍而功半”。法國如此強勢，非武力回擊不可�！胺ㄔ浇槐�一事，議論紛云，究以執(zhí)咎無人，莫敢從正義達諸政府？實則主戰(zhàn)主款，無難一言而決，不但泰西諸幫多以法為不然，……即法人以何嘗不慮及釁端一開，危險日甚，不過勢成騎虎，進退兩難，姑張?zhí)撀曇韵鄵u撼，覘我處之者何為，別作區(qū)處耳。默察時局，惟主戰(zhàn)與正義有合，而于時勢攸宜”。②左宗棠認為法國并非無法戰(zhàn)勝的：“法人欺弱畏強，夸大喜功，實燥急而畏難。近時國內黨羽紛爭，政無專主，仇釁四結，實有不振之勢。吾華果示以力戰(zhàn)必不相讓，持之期年，彼必自餒。況虛懸客寄之師，勞兵數(shù)萬里之外，炎地煙瘴異常，疫癘流行，死亡踵接，有此數(shù)忌，勢難持久”。所以大清不需畏懼法國，更何況清政府已今非昔比，洋務運動已經(jīng)讓中國的軍事實力大增，只要軍民與國家一心，積極備戰(zhàn)，那么就一定能夠戰(zhàn)勝法國。
　　湘軍和淮軍思想觀念和軍訓練方式等方面有明顯不同，也引發(fā)了兩軍將領對同一件事情有著不同的看法。李鴻章非常關心東南沿海，不管是海防與塞防之爭，還是中法戰(zhàn)爭的立場，甚至是本文中沒有提到的北洋軍的建立，都充分說明其對萬里海疆的重視。而左宗棠則相對更為關心新疆地區(qū)，尤其在其收復新疆之后。兩人各自有各自的方向，因此也有了不同的立場，有了爭執(zhí)。兩軍也在一定程度上站在了彼此的對立面。
　　爭執(zhí)并非不好，有時就是要聽取不同的意見，這樣才能考慮地妥當且全面。但是因為爭執(zhí)而故意要站在對方的對立面上，將對方視為政敵，則是不妥的。當時之中國內外交困，作為重臣和忠臣，理應站在為了國家和人民的出發(fā)點上，而非站在自我利益的出發(fā)點。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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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左宗棠全集》第6卷，第188頁。岳麓書院1992年版.
　　[3]《左宗棠全集》第6卷，第701頁。岳麓書院1992年版.
　　[4]關威《中法戰(zhàn)爭前李鴻章與寶海、脫利古談判述論》.韓山師范學院學報.2005.
　　[5]中國史學會.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中法戰(zhàn)爭第四冊[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97.
　　[6]中國史學會.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中法戰(zhàn)爭第四冊[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267.
　　[7]左宗棠《上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左文襄公全集·書牘》，卷二十六，第31頁[8]中國史學會.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中法戰(zhàn)爭第四冊[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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