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金生69歲了，老北京人，整日騎著自行車進出故宮，同事叫他“大內總管”。他在辦公室一坐就是一天，放大鏡比臉還大，對著幾本古籍緩慢移動。古籍卷了邊，黃紙上用毛筆寫了些數(shù)字。他的工作就是數(shù)數(shù)，故宮180多萬件文物，是他一個一個數(shù)出來的，用了7年�！皵�(shù)清楚了，對得起前人，對后人也是個交代，”不光是數(shù)，還得核對尺寸、重量、時代、級別……文物都有編號，像人的身份證，“編號能反映它流傳的過程。”
　　溥儀出宮后的第二年，故宮博物院成立，第一個編號取的《千字文》。后來又添上南遷時期的號、日偽時期的號，等到了梁金生手里，號簽貼得有的落款都看不見了。梁金生得查明白。這么幾經(jīng)周折，梁金生卻不著急�！拔乙惠呑泳透蛇@一件事�！�
　　紫禁城墻厚近10米，氣溫總比外面低個三五攝氏度，花開得也比外面晚一點。墻里的人不急不躁。“故宮一直四平八穩(wěn)的�！绷航鹕�說。他這一輩子，和他祖上的幾輩子，都是這樣“四平八穩(wěn)”的。

文物南遷

　　梁家的命運與故宮文物的命運緊密相連。在整個押運國寶的過程中，梁家陸續(xù)迎來了幾個孩子的出生。
　　大哥出生于四川峨眉，父親梁匡忠為其取名梁峨生；大姐在樂山出生，樂山古時叫嘉定府，所以叫梁嘉生；梁金生是老三，生在金陵南京；還有個妹妹也生在南京，索性取了梁寧生；最小的弟弟在北京出生，叫梁燕生�！笆�多年，文物走到哪兒，我們一家就跟到哪兒�！绷航鹦值芙忝玫拿�字，就是文物流轉軌跡。
　　1933年2月5日，幾十輛板車從神武門出發(fā)，直奔火車站。車上裝的，是故宮博物院精選、打包好的13？427箱又64包文物。梁金生的爺爺梁廷煒，同20名押送人員立下“人在文物在”的誓言后，向南出發(fā)了。
　　“九一八事變”后，華北告急，專家提出“文物南遷”，反對聲四起。故宮墻外好些人游行示威、恐嚇工作人員。梁廷煒怕招惹麻煩，把“梁宅”改成“楊宅”。同去的研究文獻學的歐陽道達在《故宮文物避寇記》中說，“溯當日搶運文物出京工作，其倉皇急遽，如救焚拯溺，呼吸之際，間不容發(fā)�！�
　　文物運抵上海，又分五批運到南京。梁匡忠跟母親來到南京追隨父親梁廷煒�？箲�(zhàn)爆發(fā)后，文物分三批西遷，運往貴州安順“華巖洞”，后運往四川巴縣、四川峨眉和四川樂山。2？900多箱來不及運走，滯留南京。
　　梁匡忠是在古物運輸?shù)倪^程中，走到四川樂山認識了梁金生的母親，結了婚。
　　諸如大雪封山、汽車翻覆、土匪騷擾、敵機轟炸等此類驚心動魄的故事，梁金生沒機會聽爺爺親口講，僅是家人聚會時，間或談起些片段。

珠櫝相分

　　溥儀出宮后，紫禁城引起各方面的關注。各路軍閥割據(jù)政局，強者進，弱者出。變換的執(zhí)政府個個都想控制故宮，種種勢力圍繞清室善后委員會展開爭斗，祖父梁廷煒是其中一員。有禮有節(jié)應付難局，見證了故宮博物院的成立。
　　梁金生看到“故宮博物院”幾個字時，已經(jīng)6歲了。
　　6歲以前，梁金生在南京跟著父親看文物。他記得警報一響，得趕緊往地下室跑。玻璃都用米字形的紙貼著，防止炸碎了傷人。一到過年，故宮職工團聚著演節(jié)目，小孩也跟著熱鬧。有時跟著大人坐馬車去南京博物院，車夫坐在包廂前面高高的凳子上，他坐在車夫旁邊，車底下有一個大銅鈴，用腳一踩，當啷當啷。
　　梁金生出生那年，故宮南遷文物中的四分之一分3批運往臺中。梁廷煒作為押運人，帶著妻子、二兒子和大孫子梁峨生跟隨，以為是一次尋常的護送。但直至1972年離世，他再也沒能回大陸。
　　直到上世紀80年代，一位曾在臺北故宮工作的文物專家來北京交流，提到了“終日穿著長衫，夾一個布包，走路慢慢悠悠”的梁廷煒先生。梁金生趕忙代表家人寫了一封家書，附上了幾張家人照片，托這位先生從美國轉寄臺灣。因不清楚地址，只填了“臺北故宮博物院”。
　　幾經(jīng)輾轉，信件交到梁金生的大哥梁峨生手中。幾年后，梁家人才真正團聚。見到大兒子，梁匡忠的眼神好像呆滯了一樣，過了很長時間才緩過來，大家都掉了眼淚。
　　1993年，梁金生第一次去臺灣，見了家人和爺爺?shù)睦贤�事。老人們回憶，文物抵臺后，很多文物箱子沒有打開過，大家只買最便宜的竹制家具，隨時準備回大陸。直到臺北故宮博物院成立，大家才意識到，怕是回不了家了。
　　梁家就像臺北故宮那件唐代懷素《自敘帖》，當年打包匆忙，包裝盒還留在北京，這么多年來，珠櫝相分。

“只有讓我進故宮，我才回來”

　　故宮對梁金生來說，是童年玩耍的樂園和父輩口中終其一生守護的地方。
　　梁金生腦子里，故宮模糊的影像出現(xiàn)在6歲。新中國成立后，文物分批運回北京故宮。1953年，父親梁匡忠押運第二批文物北返，家人跟隨。梁金生每天佩戴家屬證來故宮送飯，順便四處溜達，“老想找沒開放的地兒”，抓蛐蛐，逮螞蚱。神武門外有故宮露天電影院，一毛錢一張票，小孩都愛看。那時故宮院里有很多雜草，拔野草，干一暑假活，下學期書本費就有了。
　　梁金生31歲才正式進故宮工作。之前在內蒙古插隊，孩子也在草原出生。故宮招工時，要求年齡在30歲以下，他沒猶豫，進了唯一接收“大齡”的工程隊。
　　這時對梁金生而言，故宮不僅僅再是小時嬉戲玩耍的樂園，還多一份責任與堅守。“當時有人為了回北京，說掃大街也干；我不行，只有讓我進故宮，我才回來。”
　　在工程隊干了5年，梁金生被調入保管部。而此時，梁金生帶著父親留下的訓誡—“搞文物的不收藏文物”的原則，開始了長達近30年的工作。在那里，有一排灰色平房，叫東長房，梁金生第一次見到了爺爺參與編輯的三本文物目錄：《故宮物品點查報告》《故宮已佚古物目錄二種》《故宮已佚書籍書畫目錄四種》。梁金生終于開始了與祖父、父親相同的工作。
　　后來梁金生組建文物管理處，同事給他發(fā)過一張《山水圖》扇面。遠山清廓，密布枯樹瘦石，近處有兩個人在橋上說話，是宮廷畫典型的青綠設色。落款用小楷工工整整地寫著高祖父“梁德潤恭畫”。
　　梁金生數(shù)過，故宮收藏了81件高祖父的畫，以小幅的山水、花卉居多。

恒定與流變

　　梁金生提起文化這幾十年遭遇的變革，直呼“荒唐”。
　　“故宮的定位討論了很多年，‘文革’時期要說是展示皇帝怎么生活，一定會受批判的�！�
　　梁金生記得，上世紀60年代的時候，故宮把“凡是有礙博物館發(fā)展的、沒用的東西”都處理了，“省錢又省地方”。皮貨、藥材給了藥材公司。
　　后來故宮定位為“明清歷史基礎為主的歷代藝術館”，皇上的腳墊不算藝術，不要。八旗盔甲九成都處理了，撥給幾個電影制片廠、北京電影學院等，拍電影用了。“八旗盔甲的襯里，還給我兒子當過尿介子。”梁金生說。
　　從2005年開始，梁金生每年都給新入職故宮博物院的年輕人講課，講的是文物管理的規(guī)則和制度，一板一眼，但他每次都從自己的身世開場，大略梳理五代人的起起伏伏。
　　梁金生的兒子沒能成為第六代故宮人。他干了旅游的行當，早些年帶團來故宮，也沒借過父親的名義進紫禁城。只有一次，“游客都進去了，他手里沒票了，再排隊要幾個小時。”
　　唯一一次，兒子報了“梁金生”的名字，走進他祖輩父輩工作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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