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十年前的1998年，郭店竹簡正式公布，立即引起了國內、國際學術界的極大關注，掀起了一股研究的熱潮，此后出版的先秦思想史著作，如果沒有利用郭店竹簡及隨后公布的上海博物館藏竹簡，便會被視為“過時”，不具有了學術研究的前沿性。正好在這一年，我來到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所做博士后研究，受身邊同事研究熱情的影響，我也開始關注起出土文獻研究，博士后報告定為《郭店竹簡與思孟學派》。2001年初博士后出站時，我已完成了十五萬字的工作報告，并在報刊上發(fā)表了七、八篇相關論文。在博士后報告鑒定會上，龐樸、姜廣輝、陳來、廖名春等學者對報告給予了充分肯定，并希望我對其補充、完善，爭取早日出版。然而這時我感到學術的大門似乎才剛剛向我開啟，一連串的學術問題迎面而來，有待我去思索、去探索。所以博士后出站留歷史所思想史研究室工作后，除了參加一些集體課題外，我仍把主要精力放在郭店竹簡與思孟學派的研究之中，五六年時間又先后發(fā)表了近二十篇這方面的論文，較之博士后報告，這時的研究已更為充分、深入，字數也達到了四十余萬。

　　2006年，我申請去哈佛燕京學社做訪問學者，杜維明先生告訴我，他準備在哈佛搞一個seminar（研讀班），專門研討思孟學派，于是我又帶著這一課題來到了哈佛。哈佛的一年時光是美好、愉快的，而每周五在Yenching House舉辦的seminar更是給人留下難忘的記憶，第一學期我們讀《五行》，第二學期讀《中庸》，大家自由爭論，互相辯駁，暢所欲言，往往一兩句經文便會用去一下午的時間，但絲毫沒有枯燥、乏味的感覺，而是充滿了精神的享受與快樂。在美國期間，我還在哈佛大學中國文化年會做了《新出土竹簡與中國文化再認識》的專題發(fā)言，并受耶魯大學東亞研究中心、中央華盛頓大學哲學系的邀請作了郭店竹簡的學術報告，在與國外同行交流中的點滴收獲，也都被我吸收到研究之中。

　　2007年6月，我結束了在美國的訪問回到了北京，這時我的工作單位已轉到了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承擔起一定的教學任務。但我對思孟學派研究仍感意猶未盡，教學工作之余，仍將主要精力用在課題中，又陸續(xù)寫了幾篇這方面的論文，至此我的郭店竹簡與思孟學派研究才算告一段落，這時時間已到了2008年，距我來北京已有十年之久。

　　二

　　回想這并不短暫的十年，深感學術探索的艱辛與不易。郭店竹簡研究是個跨學科的綜合研究領域，涉及到古文字學、文獻學及哲學、思想史等多個學科，學術界一般按研究的先后順序分別將其稱為第一序（古文字學）、第二序（文獻學）和第三序（哲學、思想史），我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第二序和第三序，尤其是第三序上。所以吸收、借鑒古文字學者的成果是十分必要的，但文字的釋讀又是個非常復雜的過程，同一個字往往一開始有不同的釋讀意見，而一字之差又影響到文義的理解。這樣的事例筆者在研究中碰到過很多次。

　　我的專業(yè)是中國思想史，研究思想史、哲學史的學者一般多側重于義理的闡發(fā)、分析，而不太注重文獻本身的研究，我以前也不能例外。但在接觸到竹簡研究后，才認識到文獻的重要性。通過相關的傳世文獻，不僅可使晦澀難懂的竹簡文字一下變得豁然開朗，同時，出土文獻也可以幫助我們解決傳世文獻的真?zhèn)渭俺蓵�年代等問題，這就是學界津津樂道的“二重證據法”，所以要想研究出土文獻沒有扎實的文獻功底是不可想象的。所以我來社科院歷史所后，對文獻研究特別留意，專門下了一些功夫，在做博士后期間，我寫了四十萬字的《中國先秦學術思想史編年》（與劉寶才教授合作，我撰寫春秋戰(zhàn)國部分），從年代學、文獻學的角度對先秦學術思想做了梳理，為本課題的研究打下堅實的文獻基礎。

　　不過在研究中感到最為艱難、也最耗費心力的還是哲學義理方面的探討。對于郭店儒簡，學術界一般將其定位為“孔孟之間”，認為是填補了孔子之后孟子之前思想史的空白，但也有一些學者認為竹簡的內容更接近荀子，而不是孟子，主張將其定位為“孔荀之間”。我在研究竹簡《五行》時注意到，竹簡的內容不僅與以后的孟子存在聯系，對以后的荀子也產生影響，這說明子思以后儒學的分化實際是雙向的，而不是單向的，將郭店儒簡定位為“孔子與孟荀之間”可能更合適。在這一認識的基礎上，我先后發(fā)表多篇論文，對早期儒學的心性論、天人關系、仁內義外、仁與孝的關系、政治理念還有孟子性善論、慎獨等問題做了集中探討，提出了自己的觀點與看法。這些觀點在學術界曾產生了一定影響，有些還被學者經常引用，不過由于一些論文的寫作時間較早，特別是在這十年的探索、研究中，我的學力和認識也有了提高，現在看來其中的一些觀點已有調整的必要了。例如，我于2000年發(fā)表的《郭店竹簡與〈中庸〉公案》一文，曾推測今本《中庸》可能編訂于荀子之手，現在看來證據不足，必須要放棄了，這件事給我的教訓是：一份材料說一份話，在材料不足的情況下，切不可作過多的推論與猜測。我寫的“孔子論‘仁’”一文，曾在“青年儒學論壇”上宣讀過，遭到幾位朋友的激烈批評，這使我不得不對自己的思路重新反省。大約半年之后，我又寫出了《郭店竹簡“ ”字與孔子仁學》，對于這一稿，陳明兄首先表示肯定——而在“青年儒學論壇”上，他對我的批評最為激烈。龐樸先生也曾來一電子郵件，對拙文大加贊賞。杜維明先生對我講，他一直準備寫一篇這方面的文章，但看了拙文后，覺得已沒有必要再寫了，他想說的都被我講出來了。拙文“脫胎換骨”式的變化，與論壇幾位同仁的批評、刺激顯然是分不開的。

　　三

　　我的思孟學派研究，受到了多位前輩學者的關心和幫助，這是我最為幸運也最為自豪的事情。在前輩學者中，龐樸先生與我關系最為密切，對我的幫助也最大。我開始從事竹簡研究時，龐樸先生正好創(chuàng)辦了“簡帛研究”網站，為學者提供了一個交流平臺，我有了文章也常在那里粘貼發(fā)表，一段時間我成了該網站發(fā)表論文最頻繁也是最多的學者。我與龐先生很快成了忘年交，皂君廟龐宅也成了我經常光顧的地方；
我每完成一篇論文，龐先生總是第一個讀者，而且不吝夸獎、鼓勵之言，有了不同看法，卻只是婉轉地予以表示。2005年山東大學成立儒學研究中心，龐樸先生擔任主任，他將中心的研究重點確定為思孟學派，并讓我承擔了《思孟學案》一書的寫作。我從龐先生身上學到的，不只是為學方法，還有他“溫良恭儉讓”的做人方式。

　　李學勤先生對我的研究也給予了極大的幫助，并為《郭店竹簡與思孟學派》一書賜序，使拙作生輝不少。郭店竹簡與思孟學派的關系最早就是由李先生提出的，我的研究可以說是在他的觀點上的進一步的發(fā)展和深化。不過我在做博士后時，李先生還在擔任歷史所所長一職，公務繁忙，受其直接指導的機會較少。為了彌補這種缺憾，我專門找來李先生五、六十篇討論先秦文獻的文章，仔細閱讀、揣摩，領會其治學的思路和方法，并與思想史研究結合在一起，故我的為學也有“私淑”于李先生的地方。

　　2002年在清華大學舉辦的“新出楚簡與儒學思想”國際學術會議上，我提交并宣讀了《竹簡〈性自命出〉與孟子“天下之言性”章》一文，利用郭店竹簡中“交性者，故也”等材料，討論《孟子》中“天下之言性者，故而已亦”這段難解的文字，結果引起激烈爭論，時裘錫圭先生在座。不久裘先生寫出《由郭店簡〈性自命出〉的“室性者故也”說到〈孟子〉的“天下之言性也”章》一文，是對拙文的一個回應。裘先生認為筆者聯系出土竹簡解讀《孟子》“天下之言性”章，很有見地，非常正確，肯定了筆者對“故”字的解釋，同時又對“故”字做了詳盡的考察，列舉了“故”字五種不同的用法。讀裘文后，使我大開眼界，沒有想到一個小小的“故”字，竟然有如此深奧的學問。由于拙文在清華會議上受到一些學者的批評，我一度對自己產生了懷疑，想要將其放棄，裘先生的肯定才使我重獲信心。裘先生于我，可謂“一字之師”。

　　杜維明先生最近幾年一直關注于思孟學派的研究，2005年10月，經杜先生提議，由北京大學儒學研究和山東大學儒學研究中心共同主辦，在北京大學哲學系召開了“郭店竹簡與思孟學派”座談會，會議紀要經整理后發(fā)表在我主編的《中國思想史研究通訊》2005年第4期上。2006至2007年，杜先生又召集在哈佛訪問的幾位學者共同研讀思孟學派的有關文獻，這一年大家的學習、研究成果，最終結集為《思想·文獻·歷史——思孟學派新探》（杜維明主編，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2007年8月，在杜先生的倡議下，哈佛燕京學社與山東師范大學齊魯文化研究中心共同舉辦了“儒家思孟學派國際學術研討會”，會議論文結集為《儒家思孟學派論集》，已由齊魯書社于2008年底正式出版。從這里不難看出杜先生對思孟學派研究的推動之力及所付出的心血。杜先生傾向將郭店竹簡看做孟子的思想資源，意在突出孟子在思想史上的地位，而我則認為從子思到孟、荀，是儒學內部深化但同時也是窄化的過程，故不應在孟、荀之間爭正統(tǒng)，而應“回到‘子思’去”，統(tǒng)合孟荀，在豐富性的基礎上再建儒家道統(tǒng)。杜先生與我雖然有這些認識上的不同，但從不將其觀點強加于我，而是鼓勵我按自己的想法去研究、探索。與杜先生接觸，給人留下影響最深的是他平易近人、和藹可親的長者風范。

　　姜廣輝、劉笑敢、陳來諸位老師也對我的研究給予很大幫助。姜廣輝老師是我在歷史所學習、工作時的領導，也是國內較早研究思孟學派的學者之一，對思孟學派研究有很大的推動之力。姜老師性格豪爽，求賢若渴，扶植后學，不遺余力，這可以說是他身上最為寶貴的品質。2004年5月，在清華大學一個會議上，我與劉笑敢老師正式相識，回到香港后，劉老師即來一電子郵件：“梁濤：在京見面，很高興。我早已經注意到你的文章。希望你永不自滿，超越前賢，為中國學術界作出貢獻。中國文化研究的中心應該在中國，這需要一大批有志氣、有能力的青年學者的不懈努力。重要的是不慕虛名，不斷提高�！眲⒗蠋煹拿銊畈粌H使我深受鼓舞，也意識到自己身上的責任。劉老師早年畢業(yè)、任教于北大，后輾轉于美國、新加坡，現任教于香港中文大學。劉老師雖然身處海外，但一直關心著中國哲學、文化的發(fā)展與前景。郭店竹簡公布后，劉老師給予了極大關注，他申請課題，舉辦工作坊，積極推動香港地區(qū)的出土文獻研究。陳來老師是我十分敬佩的學者，也是我一直努力追趕的目標，但我對陳老師的真正了解，還是在哈佛的一年時光。在哈佛的seminar上，我與陳老師在學術觀點上有過分歧，產生過爭論，但陳老師不慍不怒，以平等態(tài)度與我商榷、討論。我的《即生言性的傳統(tǒng)與孟子性善論》一文完成后，曾請陳老師指正，陳老師認真閱讀后，指出了文中一些不合理之處，我經過反復思考，最終接受了陳老師的意見，對原文做了較大的修改，部分章節(jié)甚至經過了重寫，所以此文實際也包含了陳老師的智慧和心血。

　　四

　　十年光陰，彈指一揮間。回想當年踏入大學之門時，老師給我們講“十年磨一劍”、“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寫一句空”的為學之理，當時頗感意外，不以為然，至今才知此言不虛。古人論學亦有“鑿井及泉”之說，意為在某一點集中用力，方可由此及彼，豁然貫通，對此現在我也深有體會。博士后研究期間，我沒有像以前寫博士論文那樣，先列一個提綱，確定一個大概的思路，便一馬平川地寫下去，而是突出了具體的問題，以問題為突破口。我最早完成的兩篇思孟學派的論文是關于《中庸》和孟子“四端說”的，由于下了一些功夫，文章寫完后，眼前的視野一下開了，一連串的問題冒了出來，常常是一篇文章寫完后，又馬上引出下一篇，這些年來就這樣一直寫了下來。文章完成、發(fā)表的越多，外界的期待和壓力也就越多，外出開會，常有朋友問：你的思孟學派研究什么時候完成啊？什么時候才能看到你的大作？每當這時我就在內心催促自己：要快！要快！然而值得慶幸的是，這些年雖然我也曾浮躁過，迫不及待過，但總算堅持下來了，終于沒有自亂陣腳！因為我深知學術研究就是在追求真理，我不能在沒有發(fā)現真理時自欺欺人，更不能去欺騙讀者。由于一段時間我發(fā)表論文較多，一時有“快手”之稱，其實只有自己知道每一文寫作中的搜腸刮肚，千回百轉，有些文章從醞釀到完成要經過數年之久，有些文章完成后，很快又不滿意，又對其修訂、刪改……我知道自己的做法不明智也不聰明，會給自己帶來諸多麻煩，試看今日中國各大高校對科研指標化、數據化的管理方式，一篇論文的學術質量倒在其次，關鍵要看它發(fā)表在什么刊物上；
一位學者的晉級升等，也取決于其論文、著作的數量多少，結果就是鼓勵大家多干快上，什么大課題、大項目，一兩年就可以匆匆上馬，匆匆結項�？梢钥隙�，這種管理方式的不良后果將會在不遠的將來充分暴露出來。我常想，在今日這種“惡劣”的學術環(huán)境下，能否出現學術大師、出現學術名著？實在是一件值得讓人懷疑的事情。也許，在今日選擇自我放逐，明日才會被歷史所記住。

　　《郭店竹簡與思孟學派》，梁濤著，54萬字，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8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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