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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島:北京四中

發(fā)布時間:2020-06-18 來源: 感恩親情 點擊:

  

 。ㄒ唬

  

  1965年暑假收到錄取通知,我終于考上北京四中。

  四中是北京乃至全國最好的中學之一,對我來說就像天堂那么遙遠。小學考初中先填志愿:第一四中,第二13中,第三41中,這基本是我們那一帶成績中上的男生的共同模式。通考時,我因未識破語文考卷中“極積”這一詞序顛倒的陷阱,在去天堂的半路拐了個彎,進了13中。

  記得那天是董老師監(jiān)考。她在我書桌前駐足長嘆,提醒大家交卷前一定要細心檢查。我掃了一遍考卷,沒錯呀,于是信心十足提前交了考卷。結果名落孫山,被父親臭罵一頓,那年暑假我灰頭土臉,抬不起頭來。

  初中三年,在教室門前那棵大槐樹的搖晃中悄然逝去。從初三上半學期起,在父親的壓力下,我起早貪黑,深一腳淺一腳“積極”趕路。

  臨近通考,我變得越來越迷信,尤其對“四”這個數(shù)字。一天,我從學校沿大翔鳳胡同回家,閉眼走四步睜開,再閉眼走四步。走著走著,快到了柳蔭街,猛一睜眼,迎面是位老奶奶,滿臉驚訝。一見我睜眼,她咯咯樂了:“我心說,這可憐的小瞎子咋沒拄根棍兒呢?”

  此情可問天,我這小瞎子終于摸進天堂門。那年夏天,我的社會地位有明顯提高:父親另眼相待,親戚鄰居贊許有加,再別上校徽,幾乎成了全人類的寵兒。更讓人高興的是,樓下一凡也考上了四中,我們倆還分在同一班。

  

 。ǘ

  

  北京四中創(chuàng)建于1907年,起初叫順天中學堂,1912年改名為京師公立第四中學校,1949年定名北京第四中學。距離跟13中差不多,從家步行20分鐘。

  9月1日開學那天,我起得早,磨磨蹭蹭,打開書包又合上,心不在焉,然后跟著一凡去學校。由郭沫若題字的“北京四中”,刻在校門門楣石頭上,涂上紅漆。那水泥墻體和大小鐵柵欄門有些陰森,據說曾出現(xiàn)在某國產故事片中,冒充日本憲兵司令部。

  開學第一天是老師與學生見面。我所在的高一(5)班除了一凡,全都是新面孔。我隱隱感到不安,是那種系錯紐扣出現(xiàn)在公眾前的不安,既無法掩飾又來不及糾正。

  開學后不久,扒拉小算盤,我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語文優(yōu)勢不再,但還說得過去;
關鍵是數(shù)理化,夢魘一般,壓得我喘不過氣來,尤以數(shù)學為甚,一過整數(shù)我就如墜五里霧中,分不清東南西北。而周圍同學你超我趕,甚至有人提前讀高三的微積分課本。我暗自叫苦,悔不該混進這數(shù)字的天堂。

  說實話,整個學校氣氛讓人感到壓抑,又很難說清來龍去脈,總覺得有什么地方不對勁兒。比如衣著,簡直樸素到可疑的地步:帶汗堿的破背心,打補丁的半新衣褲,露腳趾頭的軍用球鞋?杀M人皆知,四中是高干子弟最集中的學校。顯然有什么東西被刻意掩蓋了,正如處于潛伏期的傳染病,隨時會爆發(fā)出來。

  班主任田傭是數(shù)學老師,只比我們大五六歲。他戴白框眼鏡,面色紅潤,精力充沛,整天跟我們跑步打籃球,蹦蹦跳跳,像個孩子王。他剛從北京師范大學畢業(yè)不久,每月工資56元,單身,留北京,在名牌中學教書,這是命運的良好承諾。

  跟我們一起下鄉(xiāng)勞動,除了帶頭干活,還要照顧全班的起居伙食。他腰扎草繩,親自生火掌勺,我和另一個同學給他打下手。肥肉煉油,白薯切丁,過油后用醬油一烹,香飄四溢。開飯了,他再一勺勺分給大家。

  那年正搞“四清”運動,重提階級斗爭。我母親調貴陽一年,參加當?shù)劂y行系統(tǒng)的“四清”。而我們下鄉(xiāng)碰上的首要難題是,和農民打招呼,萬一趕上地主富農怎么辦?大家議論紛紛,認定他們一定鬼鬼祟祟。問村干部,發(fā)現(xiàn)這標準靠不住,索性跟誰都不打招呼。

  一天工間休息,K同學用小刀頂住我腰眼兒,先是開玩笑,隨后認真起來:我不肯求饒,他就暗中使勁兒,刀尖越扎越深。我們對視,僵持了好幾分鐘。突然劇痛難忍,我一把推開他。他冷笑說,這是考驗我的革命意志。此后對他敬而遠之。好勇斗狠,正伴隨著階級意識而覺醒。

  1966 年春,暴風雨將臨,有種種前兆可尋,我們像小動物般警醒。課間休息,同學們大談革命理想與生死關頭,好像每個人都在面對最后的考驗。我暗中編造犧牲前喊的口號,并反復排練,在想象中,周圍必是青松環(huán)繞。我甚至把指頭放進門縫,越夾越緊,直到疼得大汗淋漓。我承認,若大刑伺候,我當叛徒的可能性很大。

  我連團員都不是,有一種被排斥在外的恐懼感,但不知如何向組織靠攏。一凡是我的入團發(fā)展介紹人,也就是說他代表組織,這給我?guī)硐M吘故歉鐐儍郝。我試探口風,他守口如瓶。

  

 。ㄈ

  

  “文化革命”爆發(fā)了。1966年6月1日,《人民日報》發(fā)表了“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論,四中從此正式停課。聽到這一消息,我跟同學一起在教室歡呼雀躍,但自知動機不純:那正是我數(shù)理化告急的關頭——期末考試在即。老天有眼,當年把我領進天堂,如今又救我于水深火熱之中。每天醒來,我都感到不怎么踏實,擔心毛主席又改了主意。他老人家最終下定決心,永遠關上學校大門。

  自5月下旬起,我和幾個同班同學每天早出晚歸,去西郊大紅門外的北京食品學校煽風點火,鼓動學生罷課鬧革命。我們提出的口號是“不給資產階級做蛋糕”?梢惶崞鸬案猓蟾排c饑餓經驗有關,難免多分泌口水,故我演講時唾沫星亂濺。食品學校的學生大多來自社會底層,費盡口舌,還是鬧不懂為什么要罷課,為什么不做蛋糕。在辯論中,一個女學生反問我:“那你說說,蛋糕跟資產階級有什么關系?”大多數(shù)的敵意堅不可摧,我們只好撤退。

  四中校黨委癱瘓,由高三各班團支部聯(lián)合接管。我在學校抄寫大字報,三天兩夜沒睡覺。第三天晚上,和同學一起去清華附中,聲援被壓制的紅衛(wèi)兵。我精神恍惚,腳下軟綿綿的,燈光耀眼,聲浪忽近忽遠。而革命就像狂歡節(jié),讓人熱血沸騰。

  有一天在教室,同學的裝束讓我大吃一驚。他們搖身一變,穿上簇新的綠軍裝,甚至將校呢制服,腳蹬大皮靴,腰系寬皮帶,戴紅衛(wèi)兵袖箍,騎高檔自行車,呼嘯成群。讓我想起剛進校時那莫名的壓抑,原來就是優(yōu)越感,這經過潛伏期的傳染病終于暴發(fā)了。

  “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這口號應運而生,幾乎把所有的人都卷了進去。我們班同學L把它譜成歌曲,流傳甚廣。在當時的辯論中,對方頭一句話是:“你什么出身?”若出身不好,上來就是一頓臭罵或暴打。我出身職員,但父親舊社會在銀行工作過,屬可疑之列。我再次被排斥在外。

  在操場靠校墻一側的樹叢中,我發(fā)現(xiàn)一輛沒上鎖的自行車。那是輛倒輪閘,銹跡斑斑,輻條稀少,車鈴上拴著細麻繩,一拽叮當響。觀察幾日,竟無人認領,我如獲至寶,權當借用。

  騎破車的好處是,即使沒鎖,停放在任何地方都很安全。雖說與高干子弟的“永久13型錳鋼車”不可同日而語,但自我感覺良好,這畢竟是我擁有的頭一個交通工具。由速度所產生的快感,是靠步行的蕓蕓眾生無法體會的。我騎車出入革命洪流,不再把自己當外人,甚至產生幻覺,自認為是革命的中堅力量。后讀堂吉訶德才恍然大悟,準是他的坐騎把他弄瘋的。

  一天,騎車沿德內大街從家去學校,快到廠橋十字路口,順大陡坡滑行,一個跟頭栽在警察崗樓前。頓時圍滿看熱鬧的人。我渾身是傷,更倒霉的是丟人現(xiàn)眼。那似乎是個嚴重警告,我激流勇退,把車悄悄放回原處。沒過半天,那車就神秘地消失了。

  

  (四)

  

  那是個瘋狂的夏天。6月4日,北京市委派工作組進駐學校;
6月15日,全校召開女校長楊濱的斗爭會。6月18日,《人民日報》刊登北京四中學生廢除高考制度的倡議書;
8月4日,一個冒充紅衛(wèi)兵的“反動學生”在王府井被發(fā)現(xiàn),被帶回學校,在操場上被活活打死。與此同時,有二十多個校領導和老師被游斗,被學生們拳打腳踢;
8月25日,以四中幾個高干子弟為首,成立“首都紅衛(wèi)兵西城區(qū)糾察隊”(簡稱“西糾”),接連發(fā)布了十號通令……

  四中成了北京“文化革命”的中心之一。除了鋪天蓋地的大字報,各種密謀正在進行,為隨后出現(xiàn)的各種派系組織留下伏筆。由于出身問題,同學之間出現(xiàn)進一步分化。一個“貴族”學校,突然卸去樸素優(yōu)雅的偽裝,露出猙獰面目。

  最讓我吃驚的是,我們班同學T的遭遇。他生性靦腆,曾在入團書面“思想匯報”中坦白了自己關于性的想像,包括女性生殖器和乳房的形狀。誰料到,這些懺悔的細節(jié)被大字報公布出來,成為大家的談資笑料。T被劃為反動學生,從此從大家的視野中消失。到底是誰把這些玩意兒公布出來的呢?我暗自慶幸,好在沒有為入團干這類傻事。

  8月18日,我去了天安門廣場,那是毛主席第一次接見紅衛(wèi)兵。我們一早在六部口列隊等候,被人流裹挾著涌向天安門廣場。我們雀躍高呼,踮腳仰望天安門城樓,可什么也看不見。只有幾個綠點,我猜想毛主席就在其中吧。在那狂熱記憶的深處,最難忘的就那么幾個綠點。

  暴力隨著暑熱升級,到處是批斗游街抄家打人。北京城充滿了血腥味。這就是臭名昭著的“紅八月”,讓人不寒而栗。

  1966年8月2日,是我17歲生日。白天家中無人,我拉上窗簾,躺在床上,望著天花板,心緒低落到了極點。在人生轉折時刻,我試圖回顧過去展望未來,但什么也看不見,內心空空如也。

  35年后,因父親病危我回到北京。那天我和弟弟乘出租車,經平安大道回父母家。他指了指鐵柵欄后面的白色現(xiàn)代建筑群,突然問,“你知道這是什么地方?”我試圖辨認,但一點線索都沒有,茫然搖搖頭。“這就是四中。”

  

 。ㄎ澹

  

  當年全北京的中學只有四位特級教師,四中就占了兩位,化學老師劉景昆和物理老師張子諤,那都是國寶級人物。有一年,張子諤老師輔導高三物理,據說高考六道題押中四道,學生提前交卷,高呼“張老萬歲”。

  教三角函數(shù)的老師李蔚天三角眼,下巴刮得鐵青。每次上課,他提前幾分鐘到教室,在黑板上畫一道題。那對我來說如同鬼畫符——眼暈,而同學們幾乎個個胸有成竹,舉手搶答。李老師不慌不忙,用三角眼掃視一圈,習慣性摸一下鐵青的下巴,慢悠悠,用濃重的河南口音點名“趙—振—開—”,還把“開”讀成第三聲,更加勾人心魄。我一問三不知。這竟成了我永遠的心。憾嗄旰笪?guī)团畠鹤鲎鳂I(yè),一聽說三角函數(shù),第一反應是頭暈惡心。

  《學習》雜志1958年?糠志庉嫺男挟斃蠋,于是黃慶發(fā)成了我們的語文老師。他四十出頭,謝頂,一臉苦笑,好像在為自身的存在表示歉意。他教古文有一套,讓我們寫批注。他搖頭晃腦領讀柳宗元的《小石潭記》:“從小丘西行百二十步,隔篁竹,聞水聲,如鳴佩環(huán),心樂之!蓖nD一下,念批注“當樂”,然后繼續(xù)朗讀下去。照貓畫虎,沒想到我的批注竟得到賞識——孺子可教,于是讓我當眾宣讀。我美滋滋地搖頭晃腦,待讀到“心樂之”也停頓一下,接著讀我的批注——“頗為不錯”,竟把 “頗”錯讀成pi音,引得哄堂大笑。

俄語教師凌石軍肥頭大耳,沒架子,但骨子里透著股傲氣。他每次上課只捏著一張小卡片,嘟嚕嘟嚕說個沒完,好像那是一種語言戲法。他出過俄語語法專著,且日文好,據說他的俄文是靠日文課本自學的。(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他另有一手高招,可仰躺在學校游泳池的水面上看報紙,手腳不動。我俄語沒學好,倒是暗中偷學了這一手,但一不留神會灌上兩口水。

  英語老師項立斜穿校園,總會引起注意。他教英文,把自己先教成英國紳士:夏天穿白色西服;
冬天穿吊帶短褲,白色長襪,锃亮的皮鞋。他上課會把全套刀叉帶到教室,配上餐巾,演示西餐的規(guī)矩。他當年在教會學?剂说谝,外籍老師請他到家中做客,端出奶油蛋糕,而這時他用錯了一個詞,女教師把蛋糕收回以示懲罰……

  兩位體育老師韓茂富和吳濟民,都是國家級籃球裁判。韓茂富個兒不高,精明強干。吳濟民人高馬大,都管他叫大吳。據說蘇聯(lián)國家女籃來京與中國女籃比賽,由韓茂富在場上主吹,大吳坐鎮(zhèn)裁判臺。臨近終場正打得難解難分,這兩位暗中串通好,停表加時間,被蘇聯(lián)隊發(fā)現(xiàn)提出抗議,大吳被降級成一級裁判。

  女校長楊濱,延安陜北公學出身,參加革命后的重要見證人填的是葉群。解放后曾長期擔任女一中校長,1965年調到四中。據說在北京市教育局局長和四中校長兩個職務之間,她選擇了后者。

  副校長劉鐵嶺躊躇滿志!拔母铩敝薪野l(fā)他在日記中的志向:二十歲當校支部委員,三十歲當區(qū)委委員,四十歲當市委委員,五十歲當中央委員。一切都按計劃進行,“文革”開始時他四十出頭,已當上了市委委員。

  誰承想,這些老師校長,一夜之間斯文掃地!拔母铩北l(fā)后,先是鋪天蓋地的大字報和沒完沒了的批斗會。高潮是1966年8月4日,那是個星期天。有二十多個校領導和老師戴高帽掛牌子游斗,最后集中到操場上,他們在學生的喧囂、羞辱和拳腳中蹣跚穿行。最后讓他們齊唱《鬼見愁戰(zhàn)歌》:“我是牛鬼蛇神,我是人民的罪人,我有罪,我該死,人民的鐵錘,把我砸爛砸碎……”其中頂數(shù)副校長劉鐵嶺的嗓音最嘹亮。

  在一次由軍宣隊主持的批斗會上,大吳跳出來指著校長楊濱說:“楊濱,你膽敢反對解放軍!比缓笳癖鄹吆簟按虻菇夥跑姡 便等惑@醒,意識到犯了大忌,面如土色囁嚅道:“我有罪,我向毛主席請罪!庇谑堑矫飨袂皬澭镫,豆大的汗珠噼啪滾下來。

  最讓我震驚的還是語文教師劉承秀的自殺事件。在“清理階級隊伍”運動中,她因受審查而導致兒子從部隊轉業(yè)。那天凌晨五點,在食堂后面的小夾道,她用剪刀割斷并揪出自己的喉嚨,據說慘不忍睹。一個中年女人用這樣的方式結束生命,到底為什么?當這消息傳遍宿舍小院,我正在六齋生火,濃煙嗆得我睜不開眼。

  

 。

  

  1966 年8月初,我搬到學校住。學生宿舍在學校東南角,與教研組小院毗鄰,由兩排相向的平房構成獨立的小院。開間不等,上下鋪,按數(shù)字排列,一律稱為“齋”。我先住十三齋,后搬進六齋,一住兩年多。學生宿舍本是為家遠的同學提供的,趁“文革”之亂,沒人管,大家紛紛搬進去。

  由于頂棚相通且破敗,隔墻有耳,易于小道消息的傳播。每次生爐子起濃煙,鄰居跟著一起咳嗽。“文革”前,每晚十點熄燈,提前十分鐘響預備鈴。宿舍小院離廁所較遠,由于是男校,毫無顧忌,住宿生紛紛沖出來,在下水池或樹旁撒尿。宿舍小院永遠飄散著濃烈的尿騷味兒。學生輔導員禹啟中,每天晚上差十分十點來小院檢查,一時奏效,傳為 “大禹治尿”的佳話。

  和我同宿舍的Z是干部子弟,他愛吹牛,好色,說話幽默,是個挺好玩的伙伴。1966年8月底,有天晚上,他說剛抓來個本地流氓,關在地下室,問我要不要去看看。我出于好奇跟他去了,蹲在地下室窗外,向里窺視。

  那天由Z主審,兩個穿軍裝的老兵充當打手。那“流氓”光著上身,跪在地上。Z厲聲問了一句,他含糊其詞,一個打手掄起粗鐵鏈,嘩啦抽在他肩上,頓時留下道深深的血印。待鐵鏈再次掄起,Z趕緊攔住……實在看不下去,我回到宿舍躺在床上。半夜Z回來了,有點兒興奮有點兒得意,問我觀感。我把話題岔開。由于他屬于那殘酷的一幕,我和他漸漸疏遠了。不久我從十三齋搬到六齋。

  “文革”期間,學校宿舍的流動性很大。1967年春,六齋搬進來個新住戶,是前國家主席的公子。他住在上鋪,郁郁寡歡,平時只是回來睡覺。我們講鬼故事時,他也支著耳朵聽。一個多月后,他又神秘地消失了。

  講鬼故事要先關燈,同時需要特殊音響效果。比如口頭音樂伴奏,并事先備好破臉盆,關鍵處扔出去,或索性推出護床板。一驚一乍,連講鬼故事的都嚇得半死。這幾乎是每天睡覺前的保留節(jié)目。

  食堂伙食太差。趁夜色,我們去偷食堂的白菜和煤,給自己做飯。更有甚者,由于冬天教室不生火,來學校的同學紛紛到六齋取暖,但要投足硬幣才給開門。他們跺腳詛咒,但冰天雪地,沒轍,只好留下買路錢。我們還到處收集書報,賣給廢品收購站。眼見著玻璃瓶的硬幣快滿了,我們摩拳擦掌,先訂菜單,再采購,大快朵頤,最后撐得走不動道兒。

  

 。ㄆ撸

  

  北京四中既是“貴族”學校,又是平民學校。這其間有一種內在的分裂,這分裂本來不怎么明顯,或許被刻意掩蓋了,而“文革”把它推向極端,變成鴻溝。

  學校只有一棟二層教學樓,條件極差,冬天沒暖氣,天一冷就要安裝煤球爐。家境貧寒的子弟多自備午飯,鋁飯盒裝在網袋中,課間休息送到食堂的大蒸鍋騰熱。有的同學圖省事,索性放在煤球爐臺上,課堂上飄蕩各種混雜的香味。

  再說食堂,每天伙食費是三毛三,主食一毛六。食堂大,能容下幾百號人。每桌十人,自由組合,沒椅子,直立就餐。大師傅用木杠抬著大木桶進來,引起一陣激動 ——那些年輕的胃。各桌派代表用兩個臉盆排隊。一個臉盆盛主食,一個盛菜。校長楊濱發(fā)現(xiàn)營養(yǎng)標準不夠,提出把伙食費加到每天四毛,即隔天加個有肉的甲菜,竟有一多半學生沒有響應,可見平均家境之貧寒。這在“文革”成了楊濱搞修正主義和挑動學生分裂的罪名之一。

  那正是發(fā)育期,到處是帶酸味的饑餓感。有學生貼出大字報:“兩個窩頭夸好飯,一行長隊上青天。窗含師傅豐臉笑,門泊學生瘦骨寒。”

  “文革”爆發(fā)后,停課串連,食堂秩序被打亂。而學校規(guī)定,只能退主食的伙食費,每天一毛六。一凡告訴我,有一回去食堂小窗口退飯票,排他前面是前國家主席的公子,為了退伙食費跟食堂管理員劉慶豐爭了幾句,居然遭斷然拒絕:“不行,開了證明再來!迸盟婕t耳赤,悻悻而去。而拒絕前國家主席公子退飯票的劉慶豐,后來在“清理階級隊伍”運動中被揪出來,跳河自殺了。

  人世滄桑,公子落難,這本是個老掉牙的故事。后聽說他發(fā)跡了,但愿沒忘掉當年的落魄感,能多替老百姓著想。

  

 。ò耍

  

  1966年9月初,我自制了個小木箱,用紅漆寫上“把毛主席的話印在腦子里,溶化在血液中,落實在行動上”。這小木箱剛好裝進四卷毛選。隨后我到積水潭醫(yī)院去看望父親。他寫標語時從梯子上掉下來,摔斷右手腕。我沒帶水果或營養(yǎng)品,只帶來一個毛主席半身塑像,放在床頭柜上。

  由于搞到一張介紹信,我們七個平民出身的同班同學,決定一起去全國串連。到醫(yī)院看望父親的第二天,我背著裝毛選的小木箱上路了。

  一個多月后回到北京,形勢大變,由于對“血統(tǒng)論”的批判,徹底動搖了老紅衛(wèi)兵的統(tǒng)治地位。以平民子弟為主的各種造反派組織應運而生,包括我們班成立的“紅峰”戰(zhàn)斗隊。

  1967 年開春,校內造反派組織聯(lián)合成立了“新四中公社”。北京中學分成“四三派”和“四四派”,“新四中公社”屬于溫和的“四三派”。發(fā)表在《四三戰(zhàn)報》上的《論新思潮——四三派宣言》,提出“實行財產和權力的再分配”,“打碎特權階層”。作者張祥龍后來成了我的好朋友,他哥哥張祥平是“新四中公社”的筆桿子。

  由四中幾個學生辦的《中學文革報》創(chuàng)刊號上發(fā)表了《出身論》,是對“血統(tǒng)論”和“特權階層”最徹底的批判,在全國引起軒然大波。作者遇羅克1968年被捕,1970年3月5日在公審后被處死,年僅27歲。

  兩年前是北京四中的百年校慶,據說搞得轟轟烈烈。我不知道,我的母校到底應該慶祝什么?據說老校長劉鐵嶺在慶典儀式上致辭,想必依舊聲音洪亮。我不禁想起1966年那個夏日,他和被批斗的老師一起唱《鬼見愁戰(zhàn)歌》的情景。

  

  (九)

  

  “告訴你們,要是你們六齋丟了東西,就是我張育海干的!蔽腋糁〈澳:牟A蛲馔,只見他瘦高挑兒,背著破書包,雙手插腰,幾顆青春痘隨著嘶喊在臉上跳躍。我回應說一凡不在,他這才罵咧咧走開。自打他勾上一凡,六齋從此不得安寧,大家嫌他痞,勸一凡少跟他來往。

  他所在的高二(2)與我們高一(5)兩班關系非同一般。除了同屬“新四中公社”并共享六齋,主要還是臭味相投——反主流意識,即使卷入革命浪潮仍持某種戲謔態(tài)度。按張育海的說法:“政治充滿了戲劇性,戲劇充滿了政治性。”

  要說他可是正牌好學生。學校曾實行免修制度,通過免修考試者可在自修室自學。期中數(shù)學考試,他用了不到一半時間就交了卷還得了滿分,除了數(shù)學還免修英文!拔母铩逼陂g,他主持數(shù)學改革研討會,連特級教師張子鍔都來了。他反客為主,在黑板上縱橫勾連,眉飛色舞。若無社會巨變,他本來是塊當教授的料。

  除了功課好,打籃球、游泳、拉小提琴,幾乎樣樣精通。尤其那口哨吹得一絕——只見他嘴唇撮圓,用兩腮每塊肌肉控制氣流,悠悠一曲穿天入地。一問,才知是比才的《牧歌》。后來一聽這曲子就會想起那口哨。

  他在家排行老四,上有仨哥。其父留英回國,因車禍多年前身亡。母親在大學圖書館工作,獨自把他們拉扯大了。

  張育海最忍受不了的就是平庸。提起一個有望升官的同學,“將來嘛,他會過得很殷實,不到四十歲就禿頂。”邊說他邊模仿那干部派頭:懶洋洋陷在沙發(fā)里,倆拇指在肚皮前交叉轉動。

  這高二(2)能量大,居然一下辦了兩份報紙。一份是牟志京主編的《中學文革報》,發(fā)表了遇羅克的《出身論》;
另一份是張育海和幾個同學辦的《只把春來報》。這報名是他起的,用毛澤東詞句一語雙關。第二期發(fā)表了他寫的《論出身》,與遇羅克的《出身論》相呼應。相比之下,《中學文革報》影響大得多,波及全國,《只把春來報》也跟著沾光。我?guī)退麄冑u過報,沿街叫賣。人們一聽是四中辦的,又和出身有關,爭相搶購。

  高二(2)辦報鬧得滿城風雨,高一(5)不甘落后,由一凡挑頭,決定為大家做一個紀念章。設計方案是馬恩列斯毛并列頭像,下面是“新四中公社” 幾個紅字。用盡渾身解數(shù),我們從七機部搞到最佳鋁板,托人找中央美院藝術家設計,最后到琺瑯廠制作模具。待模具做好卻節(jié)外生枝:上面有指示,不許把毛與四大領袖并列。

1967年深秋,高一(5)和高二(2)糾集了十幾號人,前往永定門外琺瑯廠。行動總指揮是張育海。打仗先布陣——史康成和朗放守在廠門口,騎車待命;
從廠門口到車間沿途安插幾個腿腳利索的,裝成閑人。由一凡出面跟廠方交涉,張育海如影隨形。威脅利誘無效,一凡懇求管模具的劉師傅沖個樣品作紀念。劉師傅遞過樣品,張育海一把搶走模具,奪路而逃,幾經轉手傳到大門口,史康成騙腿上車,揚長而去。工人們邊追邊喊:“抓住那瘦高個兒!他是帶頭的……”張育海早就消失在茫茫人海中。(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廠方扣下仨人質,卻問不出所以然,只好放人。

  在六齋勝利會師,七嘴八舌,從不同角度回放驚心動魄的一刻。張育海有點兒心不在焉,用口哨吹起《斗牛士之歌》。

  1968年秋,工宣隊要隔離審查他,據說與一個“反革命集團案”有關。他倉促作出決定,先到云南農場落腳,然后參加緬共人民軍。臨行前他跟朋友告別時說,京城終歸容他不得,與其如此,倒不如去個天高皇帝遠的地方,活個自在。

  1969年春,他跨過邊境參加緬共人民軍,同年夏天在戰(zhàn)斗中犧牲,年僅21歲。他從緬甸寫給朋友的幾封信,死后在知青中廣為傳抄。就在死前沒幾天的信中,他這樣寫道:“……我們還年輕,生活的道路還長……不是沒有機會投身于歷史的潮流,而是沒有準備、缺乏鍛煉,到時候被潮流卷進去,身不由己,往往錯過……”

  我有一首《星光》是這樣開始的:

  “分手的時候,

  你對我說:

  別這樣,

  我們還年輕,

  生活的路還長。

  你轉身走去,

  牽去了一盞星光。

  星光伴著你,

  消失在地平線上……”

  很多年,一直有個漂亮高挑的女人,以“小四女友”的身份出入他母親家。她告訴老人,她在等著張育;貋。

  

  (十)

  

  1965年,我剛進校門,四中成了北京市教育局“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試點,高二(2)成了全校的重點,那里出了個反動學生牟志京。這一心理傷害有如巨大的陰影,催人早熟,使他們成為特殊的群體。

  而牟志京本人早就從這陰影中跨出來。他生性樂觀,思路敏捷且與眾不同。按一個朋友的說法,他是從不說套話的人。他高顴骨,寬鼻梁,專心傾聽別人說話。我去過他家。那是個溫暖和睦的家庭:父親在鐵道研究院搞翻譯,母親是繪圖員,他有個可愛的妹妹。

  由于和同學交換日記看,被揭發(fā)出來作證據,于是他成了“資產階級的孝子賢孫”。他倒并不怎么在乎,真正激怒他的是另一件事!耙惶,我從操場踢球回到教室,”他后來跟我們說,“很多同學圍觀墻上一張小字報,我也探過頭去,上面寫著‘牟志京是愛情至上主義者’。我一下子就想到自殺,因為我不能允許別人踐踏我的感情領域。當時兜里有兩塊多錢,我決定大吃大喝一段,然后自殺……”

  按天性他不會自殺,再說還有很多大事等著他去干。

  他頭一次聽到“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的對聯(lián)時感到震驚,馬上到清華附中貼出批判的大字報。緊接著在中央音樂學院的辯論會上,他上臺發(fā)言批對聯(lián),幾個女紅衛(wèi)兵沖上來搶走話筒,并朝他臉上吐唾沫,四中幾個在場的同學也上臺揭發(fā)他是反動學生。在四中組織的批判會上,他不僅不屈服,反而為另一個同學打抱不平,結果被劉輝宣打掉一顆門牙。

  劉輝宣是我們班班長,因創(chuàng)作《紅衛(wèi)兵戰(zhàn)歌》而一舉成名。這首歌最后一段是:“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要是革命你就站過來,要是不革命你就滾他媽的蛋!”每次合唱都會不斷重復“滾他媽的蛋”,如空谷回聲。

  那年冬天,牟志京在街頭看到《出身論》的小字報,通過上面地址找到遇羅文,談得很投機,于是他決定辦一份鉛印小報,讓此文廣為人知。1967年 1月18日《中學文革報》創(chuàng)刊,其中《出身論》占了三個版面,署名“北京家庭出身問題研究小組”的真正作者是遇羅文的哥哥遇羅克,他成了《中學文革報》的主筆。

  18歲的主編牟志京,當時并不知道《出身論》的作者是誰。他追述與遇羅克初次見面時的印象:“他相貌奇特,個子不高,背駝得厲害,臉色極蒼白,深度近視,眼鏡一圈一圈的,但目光犀利,聲音洪亮,機智幽默……那時正是冬天,在他家住房邊搭的稱為‘冰窖’的小屋里,我感到非常溫暖……”

  《中學文革報》供不應求,不斷加印。那一陣,四中門口擠滿來自各地的人,焦慮與期盼的眼睛像大海中的泡沫。他們一共出了六期,直到中央文革公開表態(tài)批評《出身論》。牟志京召開編輯會,說誰要是沒有準備犧牲可馬上退出。無人退縮,全體都留下來。

  1968年年底遇羅克被捕。被捕前他對牟志京說:“我覺得對不起你,你這么年輕,我把你拖了進來!弊詈笏岩环狻爸旅飨男拧蓖兴9。遺憾的是,此信在輾轉藏匿中遺失了。

  1975年秋,我和劉羽去五臺山,路上把錢花光了。經大同回北京,我找到在鐵路局當工人的牟志京借了五塊錢,并在他們宿舍過夜。那天晚上,牟志京瘋狂地拉著手風琴,他瞇起眼咧開嘴,如醉如癡。

  

 。ㄊ唬

  

  趙京興比我低一年級,卻比我早熟得多。剛滿18歲,他已通讀過馬恩列斯全集,僅《資本論》就讀了六遍,精通黑格爾、康德、費爾巴哈等西方經典哲學,并寫下《哲學批判》和《政治經濟學對話提綱》等書稿。在隨革命退潮而興起的讀書熱中,由師大女附中同學摘抄部分書稿,油印成冊,在北京中學生中流傳。還記得初讀時我的震驚程度,雖說每個字認得,卻不懂大意,而且一看就串行——這個跟我同姓的家伙讓我生氣。

  趙京興出身貧寒。他父親是裁縫,平日穿緬襠褲,光脊梁,又黑又胖。在與文化毫不沾邊的家庭,居然出了這么個哲學家。

  他公然反對“上山下鄉(xiāng)”運動,并寫大字報貼在學校。他認為,知青下鄉(xiāng)會使農民人均占有耕地的面積減少,必然加重農民負擔,把城市危機轉嫁給農民。他年輕氣盛,口無遮攔,將生死置之度外。

  在原生物實驗室召開的第二次批斗會上,主持人大喝道:“趙京興,你狼子野心,竟然要批判毛澤東思想,是可忍孰不可忍!”趙京興先引用馬恩兩卷集某頁某段的一句話:“批判就是學習,批判就是革命”,接著他理直氣壯地說:“我在四個方面發(fā)展了毛澤東思想”,并一一作了具體說明。

  他的言論可謂石破驚天。比如“文化大革命是社會矛盾的總爆發(fā)”,比如“社會主義走到文化大革命這一步,就像火車頭一樣在那兒左右搖擺,不知道往哪兒去了”。他在日記中寫道:“伴隨著人們的地下活動,將會出現(xiàn)新的歷史舞臺!彼凇墩谓洕鷮W對話提綱》中寫道:“要讓商品經濟打破計劃經濟”。如此大逆不道,自然會招致種種處罰。

  1968年年底,我在史康成家見到趙京興的女友陶洛誦,她是師大女附中高二的學生,穿著一身不合時宜的白色連衣裙。至今還記得她說的一句話:“趙京興不反毛主席!焙推D深的哲學筆記一起,還流傳著陶洛誦情書中的字句:“少女面前站著一個18歲的哲學家!

  那年冬天,北京接連下了幾場大雪,格外寒冷。六齋越來越冷清,大多數(shù)住戶先后去插隊了。校園人跡稀少,大字報棚區(qū)空蕩蕩的,只有幾張告示。在一個小院里,有四個學生被工宣隊隔離審查。其中包括趙京興,他是公安部欽定的“要犯”。他總是笑瞇瞇的,埋頭讀書,沉浸在冥想的世界中。他的興趣正從哲學轉向政治經濟學。

  除了趙京興,還有我們班兩個同學,一個是劉輝宣,一個是史康成,正好關隔壁。他們分別因宣揚或反對“血統(tǒng)論”而在押,殊途同歸?词厥峭瑢W,睜一眼閉一眼。我常去看望史康成,給他送書或捎口信,碰見劉輝宣也打個招呼。他們四位相處融洽,早晚籠火,互相借用火鉤子,順便交流案情或讀書心得。

  1970年2月,趙京興和陶洛誦一起鋃鐺入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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