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典最有權勢的是哪些人、包括瑞典政府首相在內(nèi)的這些人的總收入與普通工人差距到底有多大，瑞典總工會專家最近對198個對社會發(fā)展影響最大的職位和自1950年以來擔任過這些職務的人的收入進行了追蹤調(diào)查，發(fā)現(xiàn)瑞典社會差距激劇擴大，在某些領域甚至倒退了幾十年。

　　一 瑞典收入最高的是些什么人？

　　瑞典收入最高影響最大的198個職務來自11個不同領域或者說不同的權力集團，他們分別是：

　�。ㄒ唬┢髽I(yè)界精英　這個集團包括了七大行業(yè)――機械制造、鋼鐵、建筑、造紙、金融保險、商業(yè)和其它行業(yè)的50個企業(yè)總裁。其所管企業(yè)在每個調(diào)查年度都是該行業(yè)中職工人數(shù)最多的因而是最大的公司。其中有30多個是最大上市公司。這個集團在11類權力集團中人數(shù)最多，對瑞典經(jīng)濟影響最大，可以說是企業(yè)界的決策人物。

　　（二）政府與議會領袖　他們是代表國家與政府的民選最高領導，也可以說是其黨和國家領導人，如政府首相和五個最重要的政府大臣，議會議長、三個副議長和議會三個常設委員會的主席，議會五大政黨領袖、社民黨書記和議會財政委員會成員等共22人。

　　（三）勞資雙方　勞動市場組織在瑞典影響很大，其主要代表自然也屬于權力精英。如勞方三大組織――總工會、職員中央組織和瑞典學者中央組織的主席，總工會第一副主席和其8大行業(yè)工會的主席。資方雇主組織（瑞典企業(yè)聯(lián)合會）和公共部門雇主組織（瑞典市政區(qū)與省議會聯(lián)合會）的主席等，加在一起共26個職務。

　　（四）國企代表是10個最大國企的老總。

　　（五）地方代表是全國10個最大城市的市政府主席和其最高執(zhí)行官共20個職務。

　�。�六）都市高官　三大都市的住房、福利、醫(yī)療和交通企事業(yè)管理局的12名局長或總經(jīng)理

　�。ㄆ撸┥蠈由鐣�　如王室、最高法院、教會、軍隊和駐外大使等傳統(tǒng)的上層社會的11個職務。

　�。ò耍┟襟w大腕　包括了四大報紙主編、電臺及電視臺的5位臺長和著名記者等16個大腕。

　�。ň牛┛蒲薪逃�　主要是最著名大學的校長、重要研究所所長和著名科研部門的頭腦等10人。

　�。ㄊ�）經(jīng)濟學家　近年來他們極力鼓吹要控制或降低瑞典工資增長速度，因此有必要看看這些影響很大的經(jīng)濟學家的收入。他們包括股市和金融監(jiān)管局局長、三大銀行、三大工會和瑞典企業(yè)協(xié)會的首席經(jīng)濟學家們，共10個職務。

　�。ㄊ�一）人民運動　人民運動組織，如工人教育協(xié)會、人民大廈組織和房客全國協(xié)會和戒酒運動組織、紅十字會和合作社全國組織和全國體育總會、田徑運動協(xié)會、足球協(xié)會三大體育組織主席等11個職務。

　　這198個職務加在一起就構成了瑞典社會的精英。

　　二、如何調(diào)查權貴們的收入　

　　權高勢重自然會給人們帶來工資以外的其它收入，如企業(yè)董事一類兼職，同時也常有資產(chǎn)及與此相關的其它收入。因此調(diào)查時不僅僅要搞清其工資收入，而是要搞清其它收入，特別是總收入。因為它比工資更好地反映這些上層人士的經(jīng)濟情況，可以給人對其實際生活更清楚的了解。這些信息大部分可以從稅務局檔案、企業(yè)報告等正式材料中查找，但有時需要向有關方面進行查對。在進行經(jīng)濟活動時人們不僅會有收入，也會有虧損，因此有些人會出現(xiàn)總收入低于其總工資的情況。與工人工資進行比較時使用的是雙方稅前總收入。對于某些沒有固定職務的股票所有者和一些體育文娛明星難以進行連續(xù)調(diào)查，因而沒有選入。

　　工人在社會上具有廣泛的代表性，所以人們把工人工資作為比較對象。自1950年以來，國家統(tǒng)計局每年都公布國家采礦與制造業(yè)工人的平均工資，這也是所以選定它做參照對象的原因之一。2005年工人平均年工資為261,690克朗（約合36，200美元）。[1]

　　統(tǒng)計時人們對同一類別的職務使用了平均工資和收入，也就是說把屬于同一類別的職務工資或收入之和除以其總人數(shù)，從而得出了整個類別的平均工資和收入。

　　調(diào)查的目的在于追蹤這些特定的職務持有者的收入變化。當某個職務換人時，被調(diào)查對象自然也就發(fā)生了變化。

　　三、瑞典差距到底有多大？

　　2005年這198個社會精英的人均年收入為388.9萬克朗（約53.7萬美元），是同年工人收入之14.9倍。而1950年這個差距是11.1，因此他們作為一個整體其平均收入在55年間增加了3.8個工人工資，而與1980年（4.9倍）相比，多出了10個工人工資。2005年這些社會精英中有42名婦女，沒有一個屬于經(jīng)濟精英。

　　這些精英人物之間的收入差距也很大。其中企業(yè)界總裁們收入最高，國企總經(jīng)理們次之。資方組織代表和為經(jīng)濟界服務的經(jīng)濟學家收入也不錯，而大學精英和民選官員們落在最后。下面按其收入多少依次進行介紹。

　　2005年瑞典企業(yè)界的這50位代表人物的人均年收入為1，064萬克朗，是工人工資的40.7倍。其差別之大不僅遠遠超過了1980年的16,5倍，而且比1950年差別也大得多（26.1倍）。引人注目的是這一巨大差距有穩(wěn)定下來的趨勢。2000年是近半個世紀以來總裁們與工人的差距最大的一年，曾達到工人工資之46.4倍。其收入近年來的大幅度增長很大程度上與其資本收入大幅度增長有關。2000年企業(yè)權貴們的收入之30%來自資本收入，2005年這類收入達其總收入之18%。

　　2005年名列前三名的企業(yè)家是PEAB建筑公司老板（年收入4,664萬克朗）、愛立信公司老板（3,268萬克朗）和斯堪地亞卡車公司老板（2,810萬）。他們的收入與工人工資相比分別是其179、125和108倍。如果這三個總裁收入不計算在內(nèi)，這個平均差距就從40.7倍下降到35倍。處于第四位的是“投資者”公司總裁（2,598萬），第五位是斯堪的諾維亞私人銀行總裁（2,136萬）。這家銀行是瑞典最大私人財團――瓦倫堡財團的權力基地，“投資者”投資公司是瓦倫堡財團的旗艦。斯堪地亞是瓦倫堡財團下屬公司，而愛立信是該財團與第二大財團聯(lián)合控制的企業(yè)。在瑞典五大公司中瓦倫堡財團控制了三家半，這充分說明了這個財團在瑞典經(jīng)濟中的顯赫地位。1998年至2005年間經(jīng)濟界精英們的工資平均增長了55%，同期股價平均上漲30%，而工人工資僅增長24%。

　　按其總收入排名第二的是十大國有企業(yè)老板，人均年收入438萬克朗，是工人工資的16.7倍。處于前三位的是國家電信公司（938萬）、水電公司（769萬）和郵政公司（499萬）總裁。如果不把他們?nèi)�人的高收入計算在�?nèi)，其它人的平均收入就降到工人工資的8.3倍。國家電信公司1950年是100%的國有企業(yè)，但目前國有股份僅占45%。同年國家銀行總裁總收入為208萬克朗。

　　十大經(jīng)濟學家平均收入237.9萬克朗，在11類精英中名列第三。他們是三大銀行和三大工會以及瑞典企業(yè)協(xié)會的首席經(jīng)濟學家和股市和金融監(jiān)管局局長。2005年其人均年收入是工人之9.1倍。其中學者工會首席經(jīng)濟學家（601萬）和斯堪的諾維亞私人銀行首席經(jīng)濟學家（431萬）收入最高，如不計算他們倆的收入，這一差距會降到6.4倍。

　　26個勞動市場代表2005年平均收入211.6萬克朗，是工人的8.1倍。其中總工會主席總收入110萬，是工人工資之4.2倍，而1993年這一差距是3.7倍。1950年其與工人工資差距是6倍，這與當時的工會主席兼任議會議員有關。2005年其下屬的冶金工會主席137萬，建筑工會主席81萬，市政工會主席和商業(yè)工會主席各收入93萬。白領工會――職員中央組織主席收入138萬（5.3倍），學者中央組織主席139萬。但瑞典企業(yè)協(xié)會主席（1，667萬）等三個資方組織代表平均收入是工人工資之15倍，如果把他們?nèi)�人不計算在�?nèi)，這個差距會降到4.1。

　　16個媒體大腕平均收入165萬克朗，是工人工資之6.4倍。瑞典最大報紙《每日新聞》社長收入354萬克朗，《晚報》主編319萬，瑞典電臺臺長185萬，電視新聞臺主編131萬，私人電視TV4臺長323萬。最著名記者年收入103萬克朗。

　　人民運動組織11個代表2005年平均收入145萬克朗，是工人工資之6.3倍。其中合作社全國組織總裁收入最高（466萬）。全國農(nóng)民協(xié)會主席年收入232萬，國家體協(xié)主席121萬，足球協(xié)會主席102萬和紅十字會主席105萬。

　　12個地方當局主辦的公益事業(yè)局局長（或總經(jīng)理）的平均收入115萬，是工人工資之4.4倍。其中斯德哥爾摩建筑局局長收入133萬，交通局長122萬。哥德堡交通局長103萬，衛(wèi)生局長101萬，馬爾默衛(wèi)生局長109萬和社會局局長62萬。

　　11個傳統(tǒng)的上層社會代表人均收入100.8萬，是工人工資之4.1倍，其中王宮總管收入125萬克朗，最高法院院長146萬，國家總檢察長收入100萬，三軍總司令139萬（5.3倍），陸軍司令77.8萬，瑞典大主教92萬，駐美國大使87萬，駐英大使60萬。瑞典國王是國家元首，沒有工資，也不交稅。2002年其收入為195萬克朗，而之后接連下降，2005年收入僅53萬克朗，但國王收入一般不列入統(tǒng)計。

　　大學與科研部門10位著名學者平均收入95萬，是工人工資之3.6倍，其中國際著名的斯德哥爾摩商學院院長161萬，卡路倫斯卡醫(yī)學院院長153萬，斯德哥爾摩大學經(jīng)濟學院院長63萬，隆德大學法律學院院長65萬克朗。瑞典大學的教授們的工資由政府決定，要受整個公共部門工資發(fā)展的影響，可能是其增長速度較低的原因之一。

　　民選官員的收入要考慮選民影響，因而增長相對較慢，與工人收入差距較小。22位議會、政府高官2005年平均收入93萬克朗，是工人工資之3.6倍。而1985年他們的平均收入是2.4個工人工資，1950年這個差距是4.9。

　　除了國王之外的國家第二號人物――議會議長2005年收入143萬克朗（5.5）。國家第三號人物――政府首相年工資是145萬[2]克朗（約20萬美元），是工人工資之5.6倍。財政大臣同年收入105萬，外交大臣106萬。財政部國務秘書（常務副部長）85萬。政府首相1983年前與大臣們工資相同，后來差距逐漸拉開，現(xiàn)在首相與大臣收入已經(jīng)相差一個工人工資。首相收入增長相對較快，由1980年的2.2個工人工資[3]，增長到2001年的5.1個工人工資。其它大臣的收入同期與工人相比由3.1倍增長到4倍。而首相與大臣1950年收入分別是工人收入之7.2和6.2倍。瑞典2005年保守黨主席收入127萬，社民黨總書記112萬。政府和議會領導人的收入水平在這11類精英中是倒數(shù)第二。

　　政府大臣們的工資由1994年成立的大臣報酬委員會決定。這個委員會得到議會授權，專門負責部長以上高官的工資和報酬，其三個成員由議會憲法委員會任命。八十年代有過類似的組織，里面還有工會代表。但八十年代末它被撤銷了，以至大臣們工資一度出現(xiàn)停滯。加入歐盟后首相對外職能增加，工作負擔加重，因此其工資增長較快并與大臣們拉開了距離。但首相工資對其它政府官員又是一個信號。他們出于對這個職務的尊重，在工資數(shù)額上與首相保持一定距離。首相和大臣們工資增長速度進而影響到1000多名國家官員和整個公共部門的工資發(fā)展。

　　在瑞典精英中，地方民選官員的收入最低。2005年十大城市市長和其行政執(zhí)行官共20人的平均收入是88.5萬，是工人工資之3.4倍，其中斯德哥爾摩、第二大城市哥德堡、第三大城市馬爾默市政委員會主席（市長）的收入分別為106萬、108萬和165萬克朗。這三市的行政執(zhí)行官的收入分別為133萬、97萬和119萬克朗。

　　總之，瑞典人的收入差別自1950年起逐步下降，到八十年代中期其福利社會建成時降到最低點。這個差距隨著經(jīng)濟全球化發(fā)展再次拉大。近些年來企業(yè)界和為經(jīng)濟界服務的精英們收入飛速增長，與工人收入差距已經(jīng)超過了50多年前。但在社會輿論壓力下，其政府高官、地方民選官員和大學教授和其它公共部門官員的收入增長速度相對較慢。加上其稅收和福利制度的再分配效益，瑞典社會雖然差距有所擴大，其基尼系數(shù)由1991年的0.228上升到2006年的0.246，但瑞典仍然是差距比較小的國家之一。

　　為此，社民黨2001年黨綱指出，瑞典仍然是一個階級社會，階級差別近十年來在重新拉大。目前這種情況如同工業(yè)化初期情況相似，新技術革命所帶來的巨大成果在開始階段往往首先為掌握著資本流向的人所獵取。但這種權力向資方利益的傾斜“并非是不可避免或者不可改變的”。強調(diào)經(jīng)濟的全球化要求工人運動的斗爭必須全球化，要聯(lián)合世界各國進步力量，建立新的政治聯(lián)盟，把全球化變成促進民主、福利和社會公平的工具，引導社會繼續(xù)向前發(fā)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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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005年1　美元相當于7.22克朗。

　　[2] 同年首相收入為107萬克朗，合4.1工人工資。而議長收入與其工資相同。

　　[3] 1980年首相收入低于政府大臣，可能是因為有些大臣有其它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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