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主要討論了國內觀眾成本如何影響國際合作。觀眾成本理論是理性主義國際關系理論的最新發(fā)展。這一理論指出，由于國際事件的公開性，使得領導人的行為越來越受到國內外政治觀眾的關注，因此在國際互動中存在著觀眾成本。而觀眾成本的存在能夠影響國家間的互動，例如國際合作。本文回顧了觀眾成本的概念，探討了國際合作常常失敗的原因。進而指出，由于觀眾成本是代價高昂的信號，因此可以傳遞國家的真實意圖，增強承諾的可信性以促成國家間的合作。最后，本文檢視了這一研究的進步與不足。

　　[關鍵詞]觀眾成本；
國際合作；
信息不對稱；
承諾可信性

　　新自由制度主義的產(chǎn)生促進了國際合作的研究。但是，由于制度主義者的研究議程限定在回應現(xiàn)實主義的挑戰(zhàn)，將國家看作理性的具有一定偏好和信仰的單一行為體，因而忽視了國內政治作用的問題。[1]（P125）盡管這種研究框架對我們從廣泛意義上勾畫國際制度如何改變國家是有幫助的，但是由于只是把國家視為一個單一行為體，這樣就使我們忽視了國內政治對國際合作的影響。早在199年，海倫。米爾納（Helen Milner ）批評國際合作的研究的重大缺失就在于，沒有將國內政治的討論納入其中。她分析產(chǎn)生這一現(xiàn)象的原因有二：首先，由于無政府性被作為區(qū)分國內政治和國際政治的主要因素；
其次，國際合作的研究采用的是博弈論，假定了行為體是單一的、理性的。她認為，考慮國內政治因素對于理解國際合作是非常重要的。這是因為，首先，國內政治能夠告訴我們國家偏好是如何匯聚起來的，國家利益是如何建構的；
其次，國內政治能夠解釋國家為實現(xiàn)目標所采用的策略；
再者，由于國家間的合作協(xié)議需要國內的批準，只有當國內行為體同意遵守國際談判的條款時，國際合作協(xié)議才能夠達成。[2]（P489-493）在這種理論背景下，不少國際合作的研究者超越了體系層次的解釋，開始轉向國際合作的國內政治層面研究，取得了不少重要的研究成果。其中最重要的一個分支———部分地受“民主和平論”研究的影響———開始將目光聚焦在特定的國內政治制度與國際合作之間的關系上，認為更能夠產(chǎn)生國內觀眾成本（domestic audience cost）①的國內政治制度能夠更加有力地促進國家間合作。進而，這些研究表明，由于民主國家的觀眾成本更高，民主的國內政治體制更有利于國家在討價還價中做出可信的承諾，更能夠傳遞合作的善意，也更能使其他國家監(jiān)督其履約的狀況，因此這樣的國內政治制度更能夠促成無政府狀態(tài)下的國家間合作。與此同時，高昂觀眾成本的存在使國家間的合作時間更長，合作程度更深。本文的目的在于探討這一最新研究，對國際合作的國內政治制度根源及其邏輯進行分析。全文分三個部分。首先介紹觀眾成本概念的提出及其內涵，以作為下文討論的理論背景；
第二部分從費倫的討價還價模型來看國際合作的困難所在，并且從觀眾成本的信號傳遞和承諾可信性兩個機制著重論述觀眾成本能夠促進國際合作的內在邏輯；
最后筆者對這項研究做一簡要評估。

　　一、觀眾成本：概念及內涵

　　觀眾成本的概念最初是從國際危機的研究中產(chǎn)生的。根據(jù)費倫的觀點，國際危機中之所以產(chǎn)生觀眾成本，其重要的前提假定是：國際危機是一個公開事件，是在國內政治觀眾（domestic political audience）①面前發(fā)生的。國內觀眾可以觀察到領導人處理危機的行動和表現(xiàn)，并且據(jù)此來評估領導人的能力。這是理解危機如何爆發(fā)以及如何展開的關鍵。危機作為一種政治摩擦，是國家間就共同利益的分配問題進行討價還價的一個過程，因此在每個階段中國家都可以有多種選擇，可以選擇攻擊、讓步或者進一步將危機升級。假設領導人選擇退縮，或者沒能夠兌現(xiàn)自己的公開承諾或者威脅，那么就可能要遭受國內政治觀眾的懲罰，包括批評、譴責，甚至于被解除職務、罷免等等，這就是所謂的國內政治成本。同時，國家還要遭受國際聲譽、國家形象等方面的損失———這就是所謂的國際觀眾成本。這是因為，在一些重要的國際危機中，例如古巴導彈危機，在人們看來，選擇讓步的領導人常常被認為遭受了“外交上的羞辱”。危機越是進一步升級，這種讓步所帶來的羞辱感、恥辱感就越是強烈。而越是能夠堅持立場不妥協(xié)，則越是外交上的勝利，越能夠得到國內政治觀眾的褒獎。換言之，國內觀眾成本的產(chǎn)生源于每個國家的國民都會珍視自己國家的榮譽，對于那些發(fā)出虛假威脅卻沒有兌現(xiàn)，以至于使國家榮譽遭受玷污的領導人，國民將會給予懲罰———即便這種懲罰可能在短期內無法觀察到。當然，并非所有國家的政治觀眾對于領導人的讓步都有完全相同的認知和反應。例如，在一個小國和一個大國之間爆發(fā)的危機中，如果小國領導人先將危機升級之后再做出讓步，相比于危機一開始就做出讓步的行為，更可能會受到國內政治觀眾的褒揚。[3]（P580）除此之外，國內觀眾成本還受到了社會習俗的影響。這是因為，人們通常對于國家榮譽有著共同的理解。例如，至少從18世紀以來，領導人和公眾通常就認為，在國際危機中對他國發(fā)出威脅或者部署軍隊的行為都“關涉到國家的榮譽”，因此這些公開行為本身就會產(chǎn)生觀眾成本。[3]（P580-581）

　　觀眾成本可以分為國內觀眾成本和國際觀眾成本。費倫認為，對于領導人的決策而言，國內觀眾成本是首要的，而國際觀眾成本則退居其次。理由很簡單，如果領導人在國際危機中公開顯示武力之后卻做出讓步，或者沒有兌現(xiàn)自己的承諾，這樣就給國內的政治反對派提供了一個譴責他們的機會，可以名正言順地譴責他們給國家造成了榮譽、面子和信譽上的損失。同時，國內政治觀眾對領導人的懲罰更加直接也更加容易。再者，在無政府的國際社會中，一個國家所遭受的國際觀眾成本（主要是國家聲譽）需要通過國內政治迫使領導人來承擔，而國際觀眾成本的代價則需要更長時間才能夠表現(xiàn)出來。因此，國內觀眾更能夠促使領導人有強烈的動機去保護國家的“國際”聲譽。[3]（P581）即便如此，安妮。薩特里（Anne E1Sartori）的研究表明，國內觀眾成本固然重要，但是國際觀眾成本也依然重要。[4]（P51）例如，一個國家在某個危機中表現(xiàn)出樂于虛張聲勢，或者是樂于做出承諾之后卻沒有兌現(xiàn)，那么在國際觀眾看來，該國“不誠實”、“沒有決心”———亦即該國為此付出了國際觀眾成本。對外行為中的這種聲譽、形象的損失，將會給未來的外交帶來更大的麻煩和損失。[5]（P121-149）

　　觀眾成本研究中最重要的一個理論假設是，不同國內政治制度在觀眾成本的產(chǎn)生上存在著重大差異，民主國家比非民主國家更容易產(chǎn)生觀眾成本。費倫認為，這是因為民主制度從根本上講是一種委托—代理關系，領導人是代理人，而選民是委托人。在民主制中，外交政策是由委托人（選民）授權給代理人（領導人）做出的，委托人有權力通過選舉和公共輿論來制裁代理人。相反，在威權國家，卻不存在這樣有權力進行制裁的委托人。[3]（P581-582）當然，這并不是說，在國際事件中威權國家完全不會產(chǎn)生觀眾成本。而只是說，平均而言，民主國家領導人的對外行為更容易產(chǎn)生觀眾成本。

　　具體而言，民主政體之所以容易產(chǎn)生觀眾成本需要從民主政治制度本身的屬性來解釋。這些特征主要包括：（1）民主政治媒體的開放性、透明性。由于成熟民主國家的媒體很大程度上已經(jīng)脫離了政治的控制，具有相對的獨立性、自主性，因此報道的內容及觀點本身具有很高的可信度。這樣，媒體在影響公共輿論上就具有巨大的影響力，而領導人的對外行為也會越來越受到媒體的監(jiān)督。（2）民主政治運作的透明性。如上所述，民主制度是一種委托—代理關系。為了保證委托人的意愿得到充分表達，成熟的民主政體都要求政治運作必須是公開的，以減少領導人（代理人）利用信息不對稱有機會采取損害選民（委托人）利益的政策和行動。公開的政治競爭、公開的政治辯論給公眾、政治反對派有機會公開表達自己的觀點。因此，這種政治公開性束縛了領導人行動的靈活性，也使其他國家可以相對容易地觀察到該國的民意狀況。（3）民主國家的選舉制度。作為西方民主政治的基礎，選舉制度體現(xiàn)了一種政治理念———只有公民選舉出來的公共權力才是合法的。它能夠通過和平、非暴力的方式保證公共權力的行使符合大眾的意愿。公民可以通過投票選舉符合他們政治意愿的黨派上臺執(zhí)政，實行符合民意的政策要求。[6]盡管有人批評民主選舉制度中的諸多不足，但是民主制度的這種選舉制度安排無疑是保障民意輸出的主要機制，也是民主制度中最直接、最嚴厲的懲罰機制。（4）政治運作中的權力制衡。根據(jù)西方民主憲政原則，國家的司法權、立法權和行政權是分立的，分別授予給司法機關、立法機關和行政機關來行使。三者具有同等的法律地位，分別行使不同的權力。由人民選舉出的代表在議會（或國會）中行使著立法權和統(tǒng)治權。[6]同樣地，這種制度也是對領導人對外行為靈活性的限制。（5）民主國家的政黨制度。通過政黨制度實現(xiàn)各方利益表達的機制也是西方民主制不可或缺的要素。在現(xiàn)代西方的政治中，通過政黨之間的競爭和對立，實現(xiàn)相互監(jiān)督制衡的作用。不同政黨的不同政見和政策方案的存在也為選民們提供了廣闊的選擇空間。[6]此外，這種政治反對派的合法存在也為一般的公眾了解領導人的對外行為提供了更全面、更可靠的信息，進而也束縛領導人的對外行為。

　　簡言之，由于國際事件具有的公開性，導致了國家領導人在國際互動中容易產(chǎn)生觀眾成本。國內的觀眾成本成為國家領導人在國際互動中的重要考慮因素，因此觀眾成本的存在系統(tǒng)地影響到了國家間的互動。更重要的是，由于民主國家和威權國家產(chǎn)生觀眾成本上存在的巨大差異，因此不少學者進一步推斷，民主國家和威權國家在對外行為上也存在重大差異。

　　二、國際合作的困難：信息不對稱與承諾可信度

　　盡管觀眾成本的研究最早出現(xiàn)在國際沖突的研究中，但是這個富有新意的理論立即在國際關系其他領域的研究中產(chǎn)生了相當大的影響。之所以研究者有興趣將觀眾成本應用于國際關系的廣泛議題中來，一方面是由于現(xiàn)代通訊和傳媒的發(fā)展，或者說全球化進程的加速，越來越多的國際事件本身是一個公開事件，國際政治事件越來越具有國內政治效應———當然這也是觀眾成本理論可以應用于國際關系各個領域的前提條件；
另一方面，觀眾成本的研究給國內—國際互動的研究開啟了新思路①。可以說，觀眾成本的研究承襲了羅伯特。普特南（RobertD1Putnam ）的“雙層博弈”研究，[7]（P347-380）從制度、信息兩個方面探討了國內因素如何影響國際互動。在國際合作領域，觀眾成本的研究議題包括聯(lián)盟（安全合作的一種形式）、經(jīng)濟制裁、對外貿易、對外直接投資等等。下文主要探討國際合作談判為什么經(jīng)常失敗，進而無法達成合作的原因。

　　在頗有影響的《討價還價、執(zhí)行和國際合作》一文中，費倫提出，過去的國際合作理論以博弈論為依據(jù)，將各種討價還價的問題類比為各種博弈結構（囚徒困境、勸說博弈等等[8]（P765-792）），盡管這種做法有助于理解合作，但是卻曲解了國家領導人所面臨的國際合作問題。費倫認為，所有的國際合作問題都有一個相同的策略結構（st rategic st ruct ure ），都是由討價還價問題（bargainingproblem）和執(zhí)行問題（enforcement problem ）兩個部分組成的。過去的國際合作理論將這兩個問題分開進行討論，忽視了國際合作中討價還價的過程。國際合作只有首先各方進行討價還價，同意了合作條款之后，才可能開始執(zhí)行國際合作的協(xié)議②。對后續(xù)執(zhí)行問題的考慮影響著國際合作的討價還價過程，只有在談判中解決了國際合作的執(zhí)行問題（也可稱之為“承諾的可信性”）才可能達成國際合作的協(xié)議。[9]（P270）這兩個問題是相互影響著的。

　　按照國際合作的兩個階段模型進行思考，可以得出與過去不太一樣的研究結論�？夏崴埂�奧伊（Kennet h Oye ）和羅伯特。阿克塞爾羅德（Robert Axelord）認為，未來影響（shadow of f ut ure ）能夠促進合作。理性的行為體對未來結果的重視程度很大程度上可以決定參與人現(xiàn)在是否采取合作行為。參與人對未來的重視程度越低，就越傾向于欺騙，當前采取合作行為的可能性就越小。[10]（P70）換言之，當未來的長期收益大于當前背叛的收益時，行為體就可能選擇合作。這一點遭到費倫模型的挑戰(zhàn)。(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他認為，如果行為體在談判合作協(xié)議時越重視未來收益的話，那么談判就越困難，就越難以達成合作協(xié)議。理由很簡單，如果行為體預計目前達成的協(xié)議將長久地影響其收益，那么就更希望在目前的談判中多獲得一點收益分配上的優(yōu)勢，這樣獲得的累計收益則更為豐厚，因而就容易導致談判達成變得更加困難，甚至導致參與各方不惜以拖延談判為代價。[9]（P269-305）進而，連國際協(xié)議的達成首先都難以實現(xiàn)了，更何況是合作協(xié)議的執(zhí)行問題。

　　同樣，按照國際合作的兩階段模型進行思考，可以有力地批評新自由制度主義的一些研究結論。新自由制度主義的研究表明，國際合作中的遵約行為是很普遍的現(xiàn)象，國家很少背叛國際合作協(xié)議。[11]（P819-835）然而，以費倫的這一模型進行思考，這種結論就存在很大問題。國家之所以遵守國際合作協(xié)議，是因為在達成合作協(xié)議之前（亦即討價還價階段）已經(jīng)解決了承諾可信性的問題，因此國家沒有機會主義的動機去采取背叛行為。換言之，國際協(xié)議的達成是因為解決了執(zhí)行問題，能夠談判達成的國際合作協(xié)議本身是自我實施（self2enforcement）的協(xié)議。

　　那么，國際合作的討價還價過程中存在什么障礙阻止合作達成呢？我們可以從戰(zhàn)爭的討價還價理論來理解國際合作談判中的困難。該模型認為，戰(zhàn)爭的產(chǎn)生（或者說國際合作談判的失�。┦窃从谟憙r還價的失�。╞argaining failure ）。由于戰(zhàn)爭的代價是非常高昂的，因此從理論上說戰(zhàn)爭各方存在合作的可能，可以采取和平的方式解決彼此之間的爭端，促使彼此的狀況都得以改善。國家間之所以談判失敗無法達成合作，原因可以歸結為兩個方面：

　　一方面，私有信息的存在。通俗地說，所謂私有信息就是指在訂立契約時或者契約執(zhí)行過程中有些信息是一方知道而另一方卻并不清楚的。私有信息的存在導致了信息不對稱。所謂的信息不對稱指的是這樣一種狀況：締約當事人一方知道而另一方不知道某一信息，甚至第三方也無法驗證，即便能夠驗證，也需要耗費大量資源，在經(jīng)濟上是不劃算的。[12]（P78）例如“安全困境”就是由于私有信息的存在造成的。一方追求安全的行為之所以可能導致其他國家的不安全，原因在于其中一方（假設A 國）并不知道另一方的真正意圖，因為這是A 國的私有信息，具有不可驗證性。在信息不對稱的狀況下，一方就有利用信息優(yōu)勢對另一方進行欺詐的強烈動機，以謀求在談判中獲得優(yōu)勢。在國際合作的談判中，國家可能采取虛傳國家合作的成本、收益以及它的相對實力和合作意愿等方式，以便獲得談判上的優(yōu)勢。因此，在無政府的國際社會，國家發(fā)出的信息其可信度是值得懷疑的。

　　另一方面，承諾的可信性問題。也可以說是國際合作的執(zhí)行問題（enforcementproblem ），或者是遵約問題（compliance problem）。承諾的可信性是國際政治中一直就存在的問題。能夠給國家間合作帶來最高收益的合作形式本身需要確保能夠對合作各方做出可信的承諾。國家如果缺乏做出可信承諾的能力的話，那么就難以實現(xiàn)經(jīng)濟交換的許多潛在收益。[13]（P3）著名的博弈模型“囚徒困境”就是證明承諾可信性在國際合作中重要性的最好例子。承諾之所以成為一個問題，這是因為盡管行為體A 此時做出了承諾，可是行為體B 卻有理由懷疑A將來是否也會有同樣的意愿去執(zhí)行這一承諾，尤其是未來環(huán)境的變化可能導致先前協(xié)議的條件不復存在。由于國際體系的無政府性，國家之間缺乏相互信任的社會背景，更難以做出可信的承諾。這就如同米爾斯海默所說的，國際政治中意圖是不可確定的。國家永遠無法把握其他國家的意圖。尤其是，任何國家都不能肯定另一個國家不會以進攻性軍事力量攻擊它。另外，意圖稍瞬即變，一國的意圖很可能今天是善意的，明天卻是敵意的。意圖的這種非確定性是無法避免的，這就意味著國家永遠無法斷定其他國家在具備攻擊能力的同時不會心懷進攻的意圖。[14]（P43-44）

　　承諾的可信性問題正是許多現(xiàn)實主義者批評新自由制度主義的原因所在，也是雙方爭論的內核。新自由制度主義認為，無政府狀態(tài)下的國際合作是可能的，通過重復博弈和議題聯(lián)系（issuelinkage）效應可以消除相對收益的擔憂，國際制度可以通過降低交易成本、提供信息、減少不確定性來減弱無政府狀態(tài)的負面影響，實現(xiàn)國家間的實質性合作①。可是，新自由制度主義首先需要回答的是國際制度的創(chuàng)設問題。與之相對的是，冷戰(zhàn)后的新現(xiàn)實主義盡管并不否認國際合作的存在，但是認為無政府狀態(tài)下的國際合作是困難的、短暫的，國際制度只是國家追求利益的工具，本身沒有自主性和獨立性。[15]（P5-49）

　　在現(xiàn)實主義者看來，新自由制度主義對于國際合作的解釋中更大的問題在于，沒能夠解釋合作的國家是如何解決條約執(zhí)行和遵守問題。因為根據(jù)基歐漢的觀點，只要在多邊合作中能夠辨識出誰是合作者，誰是搭便車者就可以通過重復博弈和議題聯(lián)系來保障條約的執(zhí)行和遵守。并且如果這種區(qū)分足夠清晰的話，每個參與者就可以通過獎勵合作者，懲罰違約者、搭便車者來實現(xiàn)國際合作的執(zhí)行問題�，F(xiàn)實主義者認為，基歐漢的這一內在假定存在很大的問題：（1）在國際合作中，常常難以清晰地辨識出合作者與背叛者，對于條約的執(zhí)行和遵守很大程度上是參與者的私有信息；
（2）在無政府的國際體系中，對于違約者的懲罰通常要求其他參與者共同采取懲罰的措施，這樣又面臨著集體行動的困境，難以確保對違約者進行懲罰。[16]（P20-22）一言以蔽之，現(xiàn)實主義強調，國際合作協(xié)議除非能解決承諾可信性的問題（亦即在無政府狀態(tài)下協(xié)議能夠自我實施），否則國際合作是難以實現(xiàn)的。

　　再者，現(xiàn)實主義和自由制度主義爭論的另一個焦點是國際合作中的相對收益和絕對收益問題。從本質上看，這也是一個承諾問題。因為這一爭論最后在現(xiàn)實主義和自由制度主義者之間達成了一種共識：為了國際合作而建立的國際制度可能導致其中一方獲得相對收益，但是這一制度能夠建立的首要前提是，必須能夠保證所有成員國的核心安全利益。[16]（P25-27）也就是說，在國際合作中獲得更大收益份額的國家必須向其他成員國做出可信的承諾，未來不會將累積的相對收益（cumulative relative gains ）轉化為威脅另一方的權力。[17]（P112-146）

　　可以看出，國家間合作的困難在于，首先，無政府狀態(tài)下私有信息的存在，以及國家存在虛傳信息的動機，亦即國家傳遞的信息可信度低。其次，在無政府狀態(tài)下，國家做出的承諾可信度低，無法可信地表明自己的良好意愿。正如米爾斯海默所言，這并不是說國家非得懷有敵意意圖。確實，體系中的所有國家也許都非常仁慈善良，但是它們不可能確信這一判斷，因為意圖不能得到百分之百的保證。[14]（P44）

　　三、觀眾成本與國際合作：內在邏輯的分析

　　觀眾成本能夠一定程度上緩解國際合作的困難，提高國家在互動過程中所傳遞的信息的可信度和承諾的可信度，進而促進國際合作的實現(xiàn)。原因主要在于以下兩個方面：

　　一方面，觀眾成本是代價高昂的信號（costlysignal ），能夠傳遞國家的真實意圖和動機，克服信息不對稱造成的消極影響，因此能夠促進國際合作。在國際政治中，國家常常需要根據(jù)接受到的信號來揣度對方不可知的意圖和動機。那么，在無政府的國際社會中，國家如何才能夠使傳遞的信息變得更具可信性呢？其中一種方式就是，領導人發(fā)出的信號本身需要承擔高昂的成本或代價①。這樣，信號接受者就可以方便地區(qū)別出不同類型的意圖和動機。也就是說，只有當信號發(fā)送者（sender ）發(fā)出某種行為信號需要承擔非常高昂的成本，而這些高昂的成本又是那些沒有這種意愿去執(zhí)行此類行為的領導人所不愿意承擔的，那么這個信號就容易被認為是可信的。[18]其實，這一思想托馬斯。謝林（Thomas Shelling）很早以前就表述過，“話語（words ）是廉價的，從對手口里吐出的話是不具有內在可信性的。行動倒是能夠證明些什么，承受一些成本或者風險的重大行動常常能夠表明它們的可信性�！雹诖送猓�羅伯特。杰維斯（Robert J ervis）早在20世紀70年代也已經(jīng)比較系統(tǒng)地闡述過這種思想了。杰維斯根據(jù)人們的行為是否能夠有效地表明行為體的意圖，將行為分為兩大類：信號（signals）和表征（indices ）。信號指的是某種言論和行動———它們的含義通過行為體之間隱含的或者明確的理解才得以確立。所有行為體都知道，發(fā)出信號主要是為了影響接收者（receiver ）對發(fā)送者的意象，本身不具有內在的可信性，主要類型包括外交照會、軍事調動、擴展或者斷絕外交關系等等。相反，表征則是那些包含能夠表明行為體意象的某些具有內在根據(jù)的言論和行動———人們認為，它們與行為體的能力或者意圖是緊密相關的。[19]（P18-40）顯而易見，杰維斯所說的“表征”指的正是“代價高昂的信號”，而“信號”指的是“無代價的信號”（costlesssignal s）或者“清談”（cheap talk）。當然，在國際政治中要產(chǎn)生這種可以區(qū)分不同意圖的成本是很困難的，因為這種成本必須是內源性的（endogenously），不能由外部機構強加其上。[20]（P88）而觀眾成本恰恰符合這樣的特征。作為“代價高昂的信號”的觀眾成本能夠促進國家間的合作，是因為它能夠傳遞國家的真實意圖和動機。例如，按照觀眾成本產(chǎn)生的邏輯，如果A 國領導人對B 國的公開軍事威脅沒有兌現(xiàn)的話，那么就必須承擔國內的觀眾成本。如果這種承諾公開程度越高，越是與國家榮譽掛鉤在一塊，或者越是與民眾的利益息息相關，那么觀眾成本也越高。這樣，在B 國領導人看來，A 國領導人的威脅就越是具有可信性。與此同時，對A 國領導人而言，由于發(fā)出這種威脅需要承擔很高的國內政治成本，因而在這一行為上也就更加謹慎，更加有選擇地進行威脅。正如謝林認為的那樣：討價還價行為的實質就是通過一些主動的、不可逆轉的犧牲自己某些選擇的自由來限制對手的選擇自由，從而達到自己所希望的結果。限制對手只有通過束縛自己才能做到。在討價還價過程中，弱勢一方反而具有優(yōu)勢，自由選擇在某種意義上意味著選擇讓步的自由。討價還價的力量來自于束縛自己手腳的力量①。觀眾成本束縛了自己領導人選擇自由的同時，也帶來了承諾的可信性。

　　另一方面，觀眾成本增強了國家做出可信承諾的能力，因而能夠促進合作。不論是在國際政治，還是在國內政治中，承諾要具有可信性，就必須具備三個條件：（1）可見性（visible ）；
（2）可理解性（understandable）；
（3）放棄靈活性（inflexibility ），必須具有不可逆轉性（irrever sibility）。假設A 向B 做出了承諾。如果這一承諾是可信的話，那么首先必須讓B 知道A 的這個承諾（即可見性）；
其次，必須讓B 相信這項承諾對A 而言是理性的，A 會有很好的動機去采取行動實現(xiàn)這一承諾（可理解性），如果A 這么做的損失和B一樣大，甚至還更大，那么A 的承諾就缺乏可信度。除此之外，承諾可信性最重要的在于不可逆轉性，亦即要表明承諾是真實的，承諾的行為一旦付諸實踐就很難中止，或者中止的成本相當高。中國歷史上的破釜沉舟、背水一戰(zhàn)就是這樣的例子。從這三個前提條件來看，觀眾成本無疑能夠增強國家做出可信承諾的能力。首先，觀眾成本具有可見性。由于觀眾成本產(chǎn)生的前提是公開性，因此國內、國際觀眾都可以看到這種成本的存在。其次，也是最主要的原因，高昂的觀眾成本的存在使領導人的承諾放棄了靈活性和自主性，因此更具有可信性。事實上，戰(zhàn)略家謝林很早以前就注意到這一點，他提到：為了增強領導人承諾的可信性，在談判前有意制造或者公開一些內情并形成一些公眾輿論限制自己的一些選擇，規(guī)定哪些問題不能讓步。政治家也可以以聲譽為借口，通過向公眾做出難以違背的承諾而謀求對手讓步②。再者，過于高昂的觀眾成本使得領導人的行為具有不可逆轉性，也增強了承諾的可信性。當然，擁有良好的誠實聲譽（rep utation forhonesty ）或者有決心的聲譽（rep utation for resolve）的國家也能夠通過廉價的清談來實現(xiàn)承諾的可信性。[21]

　　簡言之，觀眾成本促進合作的機制在于，它是“代價高昂的信號”，能夠傳遞國家的真實意圖，(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也能夠限制領導人的行動自由，提高討價還價中承諾的可信性，影響國家間的互動，進而削弱私有信息和承諾可信性問題對國家間合作的消極影響。基于對這一機制的理解，不少學者推論，民主的國內政治制度更能夠產(chǎn)生高昂的觀眾成本，由此也更能夠影響國家在國際合作中履約承諾的可信性。例如，利薩。馬丁從國內制度根源來探討國家所做出的國際承諾的可信性，認為司法機構對行政機構權力的制約提高了成熟的民主國家履約的可信度，促進了民主國家之間的合作①。庫爾特。泰勒。高巴茨（Kurt Taylor Gaubatz）和布雷特。阿什利。利茲（Bret t Ashley Leeds ）研究了聯(lián)盟的背叛問題，認為國內政治制度使得民主國家的承諾更可信，因此民主國家之間更容易形成聯(lián)盟，而且民主國家之間的聯(lián)盟比非民主國家之間的聯(lián)盟持續(xù)時間更長②。利茲的另一項研究則表明，國家權力的變化或者決策程序的變化是國家是否會遵守過去聯(lián)盟承諾的重要指示。非民主國家和大國由于違約的代價更低，因此更可能背叛協(xié)議。[22]（P801-827）舒爾茨和巴里。溫加斯特（Barry R1Weingast）的研究認為，民主國家在向外國貸款上具有優(yōu)勢，因為民主國家被認為更能夠履行未來還款的承諾。[23]（P3-4）愛德華。曼斯菲爾德（Edward D1Mansfield）、海倫。米爾納和彼得。羅森多夫（B1Peter Rosendorff ）的研究也表明，國家在貿易政策上的合作取決于其政體的類型，隨著國家變得越來越民主，就越來越可能締結貿易協(xié)定。[24]（P477-513）總之，這類研究得出的主要結論有以下兩點：（1）由于觀眾成本的存在，在國際經(jīng)濟合作中，民主國家之間的合作更普遍，合作的程度更深。這是由于民主國家能夠做出可信承諾的緣故。（2）由于觀眾成本的存在使民主國家的領導人更少違約，因此民主國家遵約的狀況更好，國際合作的持續(xù)性更長，背叛的更少③。

　　四、結論

　　觀眾成本的這一研究是關于國內—國際互動研究的最新成果�？梢哉f，這一研究代表著國際關系學科未來的發(fā)展趨勢。冷戰(zhàn)后的世界，經(jīng)濟相互依賴日益提高，全球化進程不斷加速，國際關系民主化趨勢進一步加強。在這樣的背景之下，國際關系理論更有必要分析兩種后果：國內政治國際化以及國際政治國內化。觀眾成本的研究推動了民主和平論、國際合作、國際沖突、國際安全等方面的研究，甚至為國際制度的設計也提供了新思路。更重要的是，觀眾成本的研究推動了國內政治制度與國際互動之間聯(lián)系的研究。這種研究順應了后冷戰(zhàn)時期國際關系研究層次回落的趨勢，推動了國際關系理論的進步。由此，觀眾成本理論也成為冷戰(zhàn)后最有意思的研究議題之一。盡管如此，觀眾成本對于國際合作的研究中至少還存在幾個方面的不足。首先，觀眾成本理論考察了國內外政治觀眾對領導人的影響，但是卻忽視了領導人對于國內外政治觀眾的操縱①。從理論建構的簡潔性要求上看，理論只能研究單向的過程，很難同時研究雙向的過程，因而這一問題本質上不屬于觀眾成本理論的研究范疇�？墒窃絹碓蕉嗟慕�(jīng)驗研究表明，領導人可以操縱國內政治觀眾對于國際事件的理解。加強對這一議題的研究無疑可以加深（甚至是破壞）觀眾成本理論原有的研究。第二，已有的研究都關注了觀眾成本促進合作的積極作用，但是卻忽視了觀眾成本的消極作用②。高昂的觀眾成本由于能夠束縛領導人的決策，因此很多情況下也可能阻礙國際合作的實現(xiàn)③。第三，已有的研究忽視了政體類型的多樣差異。過去的研究主要將政體類型劃分為民主國家和獨裁國家，忽視了對轉型國家的研究。是否轉型國家比民主國家、獨裁國家更容易合作，或者更難以合作呢？目前這類研究還非常有限。

　　注釋：

　�、偬菩∷山淌趯�audience cost 翻譯為公眾成本。參見唐小松：《公眾成本理論與對外政策決策———以布什父子處理外交危機為例》，載《國際觀察》，2007，（6）。田野副教授將其翻譯為聽眾成本，參見田野：《國際關系中的制度選擇：一種交易成本的視角》，第96頁，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筆者認為，唐小松教授的譯法與audience cost 的內在涵義不太吻合。正如下文將論述到的，audience cost 能夠產(chǎn)生的其中一個首要前提假定是，國際事件首先是一個公開的公共事件，因此有很多的政治觀眾和看客。公眾與觀眾的涵義是存在相當大的區(qū)別的。audience cost 理論將領導人看作是舞臺上的演員，而臺下是諸多的政治觀眾，他們能夠觀察領導人的一舉一動。基于此，筆者認為，將audiencecost翻譯為“觀眾成本”或者“受眾成本”更能夠表達該詞的內在涵義。

　�、賴鴥日�治觀眾包括了反對黨、競爭對手、國會議員、政治官僚、利益集團、大眾（特別是在大眾媒體崛起之后）等等。國際觀眾主要是指國家在危機中的對手，以及沒有直接卷入危機的其他國家，例如盟友等等。參見J ames D1Fearon ，Domestic Political Audiences and The Escalation of International Disputes ，A merican Pol i tical S cience Review ，Vol188，No13，September，1994，p.581.

　�、龠@一研究的系統(tǒng)總結，可參見J eff rey Frieden ，Lisa L1Martin ，InternationalPolitical Economy ：Global and Domestic Interactions ，Ira Katznelson ，Helen V1Milner ，eds1Pol i tical Science ：the S tate of the Discipl ine，New York ：W1W.Norton Company ，Inc1，2002，pp.118-146.

　　②事實上，奧蘭。揚對國際合作的研究與費倫的這一模型頗有幾分相似之處。但是她采取的是“制度談判”（institutional bargaining）路徑，具體內容見Andreas Hasenclever ，Peter Mayer，Volker Rittberger，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gimes，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pp.68-82.

　�、倭_伯特。基歐漢《：霸權之后：世界政治經(jīng)濟中的合作與紛爭》，蘇長和等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
秦亞青：《新自由制度主義》，載秦亞青主編《：理性與國際合作：自由主義國際關系理論研究》，第57-81頁，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8.

　�、佼斎唬瑑H有這一點并不是信號具有可信性的充分條件。在國際政治中，可以從信號的清晰性、一致性和傳遞成本三個方面來判斷不確定性的大小。（1）清晰性，傳遞的信號越清晰，不確定性就越��；
（2）一致性，傳遞的信號越一致，不確定性就越��；
（3）信號傳遞所付出的成本越高，不確定性就越小。具體可參見田野《：國際關系中的制度選擇：一種交易成本的視角》，第103頁，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赟helling，A rms and I nf l uence ，p.1501轉引自Robert J ervis ，The L ogic of Images in I nternational Relations，New J ersey：PrincetonUniversity Press，1970，p.19.

　�、賁chelling ，The S t rategy of Conf l ict ，pp.28-341轉引自陳宏《：博弈論與戰(zhàn)略互動》，載秦亞青主編《：理性與國際合作：自由主義國際關系理論研究》，第45-46頁，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8.

　�、赟chelling ，The S t rategy of Conf l ict ，pp.28-351轉引自陳宏：《博弈論與戰(zhàn)略互動》，載秦亞青主編：《理性與國際合作：自由主義國際關系理論研究》，第47頁，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8.

　�、貺isa L1Martin，Democratic Commi tments：L egislatures and I 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New J 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0；
Lisa L1Martin ，The President and International Commitment s ：Treatiesas Signaling Devices，Presi dent ial S tudies Quarterl y ，Vol135，No13，September 2005，pp.440-465.

　�、贙urt Taylor Gaubatz ，Democratic States and Commitment in InternationalRelations ，I nternational Organi z ation，Vol150，No11，Winter1996，pp.109-139；
Brett Ashley Leeds ，Domestic Political Institutions ，Credible Commitment s ，and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A merican J ournalof Pol i tical S cience ，Vol143，No13，October 1999，pp.979-1002.

　　③J1Lawrence Broz，Political System Transparency and Monetary CommitmentRegimes ，International Organi z ation ，Vol154，No14，Autumn 2002，pp.861-887；
David Stasavage ，Open2Door or Closed-Door ？Transparencyin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Bargaining，I nternational Organi z ation ，Vol158，F(xiàn)all 2004，pp.667-7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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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nneth A1Shultz，Barry R1Weingast ，TheDemocratic Advantage：Institutional Foundations of Financial Power in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I nternational Organi z ation，Vol157，Winter 2003，pp.3-42.

　　③感謝惠耕田、朱杰進、劉豐、李巍、尹繼武相繼向筆者指出了這一點。

　�、诟兄x門洪華教授、肖歡容教授向筆者提出的這一批評意見。

　�、酃P者在博士論文中對這一點進行了研究。具體可參見林民旺：《選擇戰(zhàn)爭：基于規(guī)避損失的戰(zhàn)爭決策理論》，外交學院2008屆博士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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