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光:懷想費城會議,靜思民主中國
發(fā)布時間:2020-06-12 來源: 感恩親情 點擊:
一、那是一場什么樣的會議呀?
公元1787年,即乾隆52年,時值大清國“康乾盛世”的末期。那時,我們這個古老、偉大的東方帝國即將步入她漫長而苦澀的大國衰落之道。而與此同時,在大洋彼岸人煙稀少的莽莽荒原之上,一個“民有、民治、民享”的未來超級大國卻正在悄然崛起。在那一年的5月下旬至9月中旬,有一群來自北美十二個州的五十多位白人紳士,他們把自己關(guān)在費城一間密不透風的會議室里,汗流浹背、唇槍舌劍地開了一場長達一百多天的秘密會議。此次會議,便是著名的費城制憲會議。
那是一場什么樣的會議呀?會上的“路線斗爭”實在是太尖銳、太激烈:有的人主張“國家主義”(相當于中國古代所謂“削藩”、“強干弱支”),有的人堅持“邦權(quán)至上”;
有的人主張按人口比例分配議席,有的人堅持各州平等、一州一票;
有的人極言詛咒奴隸制度,有的人堅決捍衛(wèi)蓄奴者權(quán)益。還有,全國政府要設(shè)幾個分支?政府權(quán)力在各分支之間如何分配、如何牽制、如何平衡?議會是要一院制還是兩院制?兩院多大規(guī)模、如何組成、如何分工?總統(tǒng)是要一個還是要三個、是直接民選還是間接選舉、怎么樣選舉?議員和總統(tǒng)多長的任期、可否連任、如何防止他們串通作弊?要不要副總統(tǒng)、副總統(tǒng)起什么作用?聯(lián)邦法院有什么權(quán)力、法官是選舉還是任命、由誰任命、怎么任命?……真是問題成堆、矛盾成串,每一個大議題都能派生出若干小議題,所有的大小議題都有N種相互對立的方案,每一個方案的支持者和反對者都是“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既要授權(quán)、又要限權(quán),既要集權(quán)、又要分權(quán),既要行權(quán)、又怕濫權(quán),既要國強、又怕民弱,既要選官、又要防官,既要官員德才兼?zhèn)、又要官員謹小慎微,既怕政府辦不了正事、更怕政府辦出了壞事,既怕精英生惡念、又怕暴民逞霸道,……擺在美國“國父”們面前的,全都是些困擾人類數(shù)千年的世界級政治難題。
在長達一百多天的爭論中,制憲會議開得既緊張又熱烈。有的人固執(zhí)己見、堅決據(jù)理力爭,有的人翻云覆雨、經(jīng)常自打嘴巴,有的人雄辯滔滔、口才令人叫絕,有的人口吐狂言、老子天下第一,有的人一味“和諧”、專當“和事佬”,有的人逢案必反、專門唱反調(diào)。多年以后,當人們事后反思,當年會上的正方、反方、反反方,他們各自的角色其實都很重要,他們都為憲法的誕生做出了自己不可替代的貢獻。那些曾經(jīng)反聯(lián)邦、反憲法的反方,他們對聯(lián)邦憲法的貢獻更有其獨特的意義。但是,讓我們來猜想一下,若是我國的毛偉人見了這番會議場景,他會說什么呢?想必他會一臉惱怒:“大有炸平費城(廬山)、停止地球轉(zhuǎn)動之勢”,或者他會一臉奸詐:“要鬧就讓他們鬧個夠,他不鬧,你還不知道他在想什么,他一鬧,正好把錯誤暴露出來了”,又或者,他會一臉不屑:“小小寰球,有幾個蒼蠅碰壁”,“不須放屁,試看天地翻覆”。
好在費城沒有毛澤東,只有華盛頓。經(jīng)過了幾千次面紅耳赤的爭吵,經(jīng)過了五百多次反反復(fù)復(fù)的表決,經(jīng)過了一輪接一輪不太心甘情愿的讓步和妥協(xié)(其中,關(guān)于兩院議席分配的妥協(xié)案被歷史學家稱之為“偉大的妥協(xié)”),最后,這群美國鄉(xiāng)紳絞盡了腦汁、費盡了口舌,勉勉強強寫出了一部誰都不太滿意、誰都不大看好的《美利堅合眾國憲法》。這可是世界上第一部成文憲法。它篇幅不長,字斟句酌,文辭簡煉,只有區(qū)區(qū)七條。它沒有什么形而上的理論,也沒有嘩眾取寵的虛言矯飾,每一個條款都是實打?qū)嵉,都關(guān)乎政府的組織、分工與運作。
當最后幾名代表在憲法草案上簽名的時候,81歲高齡的本杰明·富蘭克林長舒了一口氣,他指著會議主席座椅背后的那幅油畫說:我一直無法斷定畫面上那一輪紅日是旭日還是落日,現(xiàn)在我終于有幸知道,它正在升起,而不是在下落!這位博學多才、舉世聞名的長者富有遠見卓識。然而,當時絕大多數(shù)的與會者卻沒有他那份樂觀和自信。因為這部靠讓步與妥協(xié)而達成的憲法與他們開會之前的觀點、愿望和想象相去甚遠,他們做夢也想不到,自己親自參與制定的憲法最后竟會是這樣一個文本。這部憲法并不符合任何一個代表的個人愿望,卻盡可能地折衷調(diào)和了他們的共同愿望(或者說,是他們愿望的“最大公約數(shù)”)。這部憲法不代表夢想,而是夢想對現(xiàn)實的屈從和遷就。所以,“國父”們少有成就感,相反,倒有著沉重的挫折感。很多人根本就不相信這紙憲法能夠獲得各州和人民的認可,更多的人則堅定地認為,即使這部憲法可以僥幸通過,它的壽命充其量也不會超過二十年。
如今,二百二十一年已經(jīng)過去,費城會議所制定的這部憲法雖然幾經(jīng)增改,但其基本框架卻沒有變化,它仍然還是美國的“現(xiàn)行憲法”。不僅如此,這部憲法的影響力、號召力早已越洋過海,在不同的種族、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國度里開枝散葉,成了不同的建國者、變政者、革命者、改良者們競相模仿的政治樣板。
二、九合諸侯,不以兵車,如其仁!如其仁!
按我們中國的觀點,可以說,費城會議完全不是一次“團結(jié)的大會、勝利的大會”。首先,這個會議從一開始就不順,簡直就是“無組織、無紀律”。應(yīng)到代表74人,因缺少盤纏、缺乏興趣等原因?qū)嵉酱聿?5人,而且大多數(shù)代表都遲到了,“開幕式”不得不推遲了11天。后來,又因事、因病、因負氣出走等等原因,堅持開完會的還剩下42人。而愿意在憲法草案上“簽名作證”的則只有39人,梅森、蘭道夫、格里三位對憲法草案卓有貢獻的代表不聽勸說,堅決拒絕簽字。其次,這次會議既沒有在美國“形成第一代中央領(lǐng)導(dǎo)核心”(有“核心”,卻不是在這次秘密會議上形成的,那是會后通過全國選舉產(chǎn)生的),更沒有“確立正確的思想路線、政治路線和組織路線”。好不容易才湊合起來的一個會議,大家卻不太“講政治”、不太講團結(jié),只顧暢所欲言、爭論不休,導(dǎo)致會議效率極低。議而不決、決而不算,同一個議題竟然翻來覆去反復(fù)表決。一幫年輕代表狂妄之極、目無領(lǐng)導(dǎo),年高德劭的富蘭克林先生又立場不堅定、一味“和稀泥”,被后人稱為“憲法之父”的麥迪遜先生也是原則性偏弱、靈活性太多,愛搞見風使舵、折衷調(diào)和的勾當。更有甚者,那位享有崇高威望、本該一言九鼎的會議主席華盛頓將軍(他可是兩次全票當選的美國總統(tǒng)。,卻幾乎自始至終不言不語、如同啞巴,他老人家既不在會場外面悄悄搞“陽謀”、實施“偉大的戰(zhàn)略布署”,又不在會場里面公開“拍板”、高調(diào)發(fā)表“重要講話”,將軍那副不溫不火、不疾不徐的神態(tài),真如孔子所說:“夫何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這是孔子對上古圣人舜帝的崇高評價)。
就是按一些美國人、西方人的想法,費城制憲會議也有不少的疏漏與瑕疵,甚至有人認為它不無“篡奪”、“政變”之嫌。其一,在平民主義、民主主義者看來,費城會議太“精英化”了,法國革命時的制憲公會允許“人民群眾”帶著長槍短棒進入會場圍觀、起哄,而費城會議卻無情地剝奪了廣大民眾的參與權(quán)和知情權(quán)。為防隔墻有耳,寧可門窗緊閉。不僅會議極其保密,代表們?yōu)楸苊馊蘸蠊娏私獾綍䦂錾系臓幾h詳情,甚至想過要將會議紀錄通通付之一炬(好在麥迪遜為后人留下了一部詳細的日記)。其二,在平等主義者看來,費城會議不僅沒有對婦女、窮人、印第安人、少數(shù)族裔的平等政治權(quán)利予以絲毫關(guān)注,甚至還默認并支持了罪惡的黑奴交易。雖然美國的這些“國父”們大都厭惡奴隸制度(他們甚至羞于說出“奴隸”這個詞,而以“其他人口”或“另有描述的人”代之),但是,這次會議終究不敢冒險去捅捅這個馬蜂窩(當然,那時候不捅是對的,否則就沒有聯(lián)邦了)。其三,在民權(quán)主義者看來,費城會議只管向聯(lián)邦政府授權(quán),卻只字不提保障公民的權(quán)利,這樣的憲法算是什么玩意?“權(quán)利法案之父”喬治·梅森正是因此才拒絕在憲法上簽名。好在不久之后美國就有了被稱為“人權(quán)法案”的前十條憲法修正案,算是彌補了這個大缺陷。其四,在程序主義者和法律條文主義者看來,這個制憲會議本身就嚴重“違憲”。因為會議本是按邦聯(lián)議會的決議、為修改《邦聯(lián)條例》而召開,結(jié)果這幫人卻陽奉陰違,推倒重來、另起爐灶,實屬越權(quán)之舉。又以9州批準即生效的新規(guī)則取代了13州一致通過的老規(guī)則,亦是違憲之舉。當然也還有“分裂主義”的嫌疑,萬一剩下的4州堅決不批準憲法,豈不就要拒人于外、四分五裂了?在這些人看來,費城會議形同政變,它顛覆了合法的邦聯(lián)、建立了非法的聯(lián)邦。
長期以來,關(guān)于費城會議,稱頌者、乃至將其神化者有之,質(zhì)疑者、乃至將其魔化者亦有之(比如,有些學者就曾斷言,那一小撮美國“國父”都是些自私自利之徒,其所言所行不過是為了維護奴隸主階級和封建地主階級的統(tǒng)治權(quán)和既得利益而已)。可是,不管怎么說,這次會議不僅保全了一個行將崩潰的邦際聯(lián)盟,而且創(chuàng)生了一個蒸蒸日上的聯(lián)邦國家,一個以保障“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權(quán)利”為己任的全新的大國橫空出世了。
孔子曾這樣稱贊管仲:“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又說:“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發(fā)左衽矣。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自經(jīng)于溝瀆而莫之知也?”孔子的意思是說,管仲雖有若干瑕疵,但他以不流血的方式將諸侯和平匯聚,此即為仁!若無管仲,我華夏民族將成為被發(fā)左衽的野蠻之族。所以,對于管仲品行方面的小小瑕疵,豈能以匹夫匹婦們的愚蠢教條去橫加指責!——我以為,將孔夫子此意評之于費城會議,真是恰到好處。如果說《獨立宣言》不惜流血一戰(zhàn),是意在破舊,那么,費城會議刻意調(diào)和折衷,則志在立新。開一次會而建一個國,比之于征戰(zhàn)殺伐,何樂而不為,何仁而不為!
三、為了民主中國,讓我們先練好開會的基本功
我們中國人歷來長于破舊而短于立新。我們有一大堆關(guān)于建政立國的老故事,最有名的,諸如秦滅六國、楚漢戰(zhàn)爭、三國演義、五胡亂華、陳橋兵變、清兵入關(guān)。當然,還有六十年前的“三年解放戰(zhàn)爭”。這些老故事,大都是伏尸百萬,流血千里,所謂“槍桿子里面出政權(quán)”是也。中國人的“江山社稷”,似乎一向是靠死人來建立的,所以,我們一向只承認“打下來的江山”和“祖宗的江山”。開一次會,建一個國,而且是建一個前無古人的自由民主超級大國,這樣的美國故事,我們中國人愿意做、做得來嗎?
關(guān)于開會,近代中國也曾開過幾次有名的會議。比如袁世凱與起義軍、革命黨人曾開南北和會,毛澤東與蔣介石曾開國共和談,還有所謂“確立毛主席在全黨領(lǐng)袖地位”的遵義會議,“確立鄧小平為第二代中央領(lǐng)導(dǎo)核心”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及波詭云譎的“七千人大會”、“廬山會議”(共有兩次有名的廬山會議,一次是整彭德懷,另一次是批陳伯達)。這些會議之所以出名,是因為會內(nèi)會外、會前會后發(fā)生了一些比較突然、比較劇烈、比較詭詐、比較奇特的歷史事件。但總的說來,這些著名會議大都浪得虛名,其本身的重要性是相當有限的,真正的較量、真實的成果產(chǎn)生在會議室之外。大體上,開會的人或是人在會場、心在戰(zhàn)場,或是一小半在會場、一多半在官場。還是誰的拳頭硬,誰的嗓門就粗,誰的官銜高,誰的講話就“重要”,誰的勢力大,誰的論述就“精辟”。
老實說,中國人是一向不大會開會的。費城會議那樣的會,我們大概還沒學會怎么個開法。不光執(zhí)掌政權(quán)的人不大會開會,無權(quán)無勢的異議分子似乎也不大會開會。不光大陸的專政集團不大會開會,臺灣的民主政黨也有些不大會開會(雖說不必苛責,但總把議會當罵場或演武場也是說不過去的)。我們的毛病在于:有些人是以己為尊、聞過則怒,話不投機、記恨在心,黨同伐異、因人廢言,拒不妥協(xié)、一拍兩散,美其名曰“堅持原則,絕不動搖”;
有些人是當面不說、背后搗鬼,或者當面說好話、背后下毒手,美其名曰“革命的兩手”、“戰(zhàn)略布署”;
有些人愛搞多數(shù)圍攻少數(shù)、強勢清算弱勢,多數(shù)派動輒群情洶涌、仗勢欺人,聲色俱厲、不依不饒,少數(shù)派則是戰(zhàn)戰(zhàn)兢兢、可憐巴巴,弄不好還得求饒認錯、深刻檢討,上綱上線、自我栽贓,美其名曰“真理戰(zhàn)勝謬誤”、“勝利的大會”;
有些人愛搞少數(shù)控制多數(shù),少數(shù)人居高臨下、盛氣凌人,定調(diào)拍板、一言九鼎,眾人則低聲下氣、溜須拍馬,言不由衷、隨聲附和,美其名曰“與某某保持一致”、“團結(jié)的大會”。
因為有這些壞毛病,所以,我們中國人開會經(jīng)常能開出以下四種效果來:一是互不買帳、不歡而散、無果而終;
二是右手簽和約、左手放黑槍,會上搞冷戰(zhàn)、會后搞熱戰(zhàn);
三是多數(shù)整少數(shù)、少數(shù)怕多數(shù)、發(fā)言一邊倒、墻倒眾人推;
四是排排座、分果果、說假大空話、開團結(jié)大會。
在我看來,民主政治有兩項實實在在的基本功,一是選舉,二是開會,(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如果說得更準確些,一是競爭性選舉,二是妥協(xié)性開會。目前,在真正的民主選舉到來之前,為了迎接民主中國的創(chuàng)生,我們得首先練好開會的基本功。
民主中國將如何創(chuàng)生?我猜想,極有可能是在開會中創(chuàng)生。亨廷頓在總結(jié)20世紀后期的“第三波民主化”時說:“民主國家是通過談判、妥協(xié)和協(xié)議而產(chǎn)生的!怯烧头磳ε芍心切┯兄腔鄢姓J在政治上沒有一個人可以壟斷真理或美德的領(lǐng)袖們所創(chuàng)設(shè)的。妥協(xié)、選舉、非暴力是第三波民主化的共同特征。”(劉軍寧譯,《第三波》第四章)也就是說,20世紀70年代以來,南歐、東亞、拉美、東歐各轉(zhuǎn)型國家民主政治的誕生地,一不是在戰(zhàn)場,二不是在斷頭臺,而是在圓桌會議。
當然,我們不能斷定中國的民主轉(zhuǎn)型也必定就會符合這些共同特征。但至少,讓我們來設(shè)想一下。如果有朝一日,因為形勢所迫,有這么一群中國人,他們分別是:來自原執(zhí)政集團各系統(tǒng)的趙錢孫李、來自民間反抗運動各派別的周吳鄭王、來自海外**各組織的馮陳褚衛(wèi)、來自港澳臺各地區(qū)的蔣沈韓楊、來自少數(shù)民族各地區(qū)的丹增嘉措和買買提、……,某一日,他們來到了某個象費城一樣的中國城市,要召開一次有關(guān)國家未來政治安排的重要會議。他們將要怎么開會呢?——也許他們會心存介蒂、相互鄙視、各不相讓、開到半途、全體退場?也許他們很樂意派個不中用的人去開會、讓中用的人在會場外面鼓動群眾去起哄、鬧場,或者干脆鼓動軍隊里的支持者去耍橫、動武?也許那些有財源、有地盤、有山頭、有武備的人們會一拍即合、結(jié)成多數(shù),把那些光會耍嘴皮子喊自由民主的少數(shù)派排擠出局、甚至批臭打倒?也許所有的人都不約而同地把開會當成是走過場,不如實惠一點一人分它個一官半職,然后大團圓滿意而歸?……以我對中國開會史的粗淺了解,我不敢想下去。如果我們中國人只愿意、只能夠、只打算開這樣的會議,那就不妨作一個斷言吧:恐怕中國真正的民主轉(zhuǎn)型還得等到“第五波”、“第六波”的時候才能成事。
有人可能會說:民主中國豈能在會議室里談出來,只能靠“人民群眾”運動出來、斗出來、打出來!真是白日做夢,休想與虎謀皮!“與虎謀皮”這個話經(jīng)常有人說,聽起來確實有幾分道理,但也有些可商榷之處。我說句俏皮話吧,如果老虎不再啃我們的骨頭了,你憑什么還要去剝?nèi)思业钠ぃ堪阉P(guān)進鐵柵欄里不就得了。我想,真正的民主政治,大概不會誕生于妄圖啃骨頭者與妄圖剝皮者之間。是的,為了民主中國,我們不如少學一點剝老虎皮的學問,多練一點開妥協(xié)會的基本功。而且我們很幸運,有后發(fā)優(yōu)勢,那些世界一流水平的開會專家——華盛頓、富蘭克林、麥迪遜、漢密爾頓、梅森、詹姆斯·威爾遜、古文諾·莫里斯、……,他們221年前的所言所行,足以充當我們的培訓(xùn)教程。
2008-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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