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結束的美國總統(tǒng)大選，對香港人的意義絕不只限于它是一則頭條新聞和一個熱門話題，或者為我們在社交場合提供談資。說得夸張一點但不至失實，二零零八年的美國總統(tǒng)大選不僅是美國人的選舉，也是香港人的選舉。

　　誰人入主白宮，對我們的前途、禍福和得失會有微妙而深遠的影響。這所以我們雖然沒有投票權，但對選舉的結果卻應該同樣關心。我曾經(jīng)用「民主的愚蠢」來形容小布什在二零零四年的連任。西諺有云：「不要讓同一塊石頭絆倒兩次」(Don"t stumble over the same stone twice)，但粗心大意的美國人卻沒有記取其中的教訓，終至頭破血流，令人慘不忍睹。

　　四年前，大多數(shù)美國選民無視小布殊的羞劣政績、專權獨斷、用人唯親和目光如豆，給他多四年時間去領導他們和治理國家；
這無異于授權他去淘空國庫、窮兵黷武、破壞環(huán)境和踐踏人權，以及用更大的力度執(zhí)行「市場永遠是對的」(The market is always right)的放任政策。

　　結果美國在小布殊任內(nèi)卷入了兩場沒完沒了、耗費近萬億美元的戰(zhàn)爭，完全暴露了「反恐戰(zhàn)爭」(war on terror)作為策略與口號的空洞和欺騙性——恐怖主義畢竟只是一種戰(zhàn)術(war tactic)而已，一個國家又如何能夠向一種戰(zhàn)術宣戰(zhàn)？一場以一種戰(zhàn)術為假想敵的戰(zhàn)爭又怎會有勝望？

　　小布殊和副總統(tǒng)切尼提出由個人滾存、個人擁有和個人投資的戶口制度，來代替現(xiàn)行的社會保障制度(Social Security)，被諾貝爾獎經(jīng)濟學獎得主、現(xiàn)任教于麻省理工學院的索洛(Robert M.Solow)批評為「既不社會，又不保障」(neither social nor secure)。

　　不過，對美國人的生活影響最大的還是名不副實的所謂「金融海嘯」。這場人為的「海嘯」其來有自：像美國二十年前的儲蓄及貸款危機(savings and loan crisis)一樣，這次的金融危機可說是政府放鬆監(jiān)管銀行及金融市場的可預期后果。放鬆管制(Deregulation)是自由市場理論的信條，亦為多個共和黨總統(tǒng)所深信不移。在列根（里根、雷根）任內(nèi)，超過七百家儲蓄及貸款機構倒閉，政府需要從納稅人的口袋里拿出一千二百億美元來善后。這次金融危機要動用的公帑當然遠超此數(shù)。

　　最欠公允的是，政府注資房利美和房貸美兩家住房貸款抵押機構，是慷納稅人之慨，好讓暴利沖昏頭腦的投機者不用為他們的所作所為負責；
這根本就是鼓勵投機。從這個角度看，小布殊政府這次處理金融危機的手法，或可穩(wěn)定市場于短期，但長遠而言，所立下的壞先例和產(chǎn)生的壞影響極有可能功不補過。

　　美國人在清楚知道小布殊的能耐、經(jīng)濟政策和治國理念后依然投他一票，可以說是給了他在連任之后進一步將美國帶上由盛轉衰道路的「知情同意」(informed consent)。美國人今日的難堪處境可以說是咎由自取，但被殃及池魚的香港人卻真的有點無奈，甚至無辜。這固然是因為在全球經(jīng)濟越趨一體化的年代，地區(qū)與地區(qū)、國與國和城市與城市之間的相互倚賴(inter-dependence)越來越厲害。

　　在這個新的經(jīng)濟體系里，當其中一個核心成員弄葬了地方或弄糟了事情，其他的成員就要幫手收拾殘局。這是二十一世紀的新經(jīng)濟現(xiàn)實(new economic realities)，由此看來，全球化的倡導者如《世界是平的》作者弗里德曼等人，是過分強調(diào)了全球化帶來的機會，而忽略了與這些機會結伴而來的危險和責任。

　　另一方面，香港人和整個國際社會要為美國的次按危機負上沉重代價，不但反映了美國人的做事和做生意方式，即所謂的美國方式(the American way)，已經(jīng)被普及化及常態(tài)化為一種正常的基準和規(guī)范(norm)；
也證實了國際對美國的過于依賴，已經(jīng)到了病態(tài)和危險的地步，致使只要美國打噴嚏，全世界都會著涼(When America sneezes, the world catches cold)。

　　當然，這并不意味著美國可以長期在世界秩序中扮演同一角色。印度學者米舍爾(Pankaj Mishra)下週在香港發(fā)表的演講，題目正是《美國國力之軟和硬的衰退》(The Soft and Hard Decline of American P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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