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凡寫史，不能不考慮“著述體例”。所謂“著述體例”，不僅僅是章節(jié)安排等技術性問題，還牽涉到史家的眼光、學養(yǎng)、趣味、功力，以及背后的文化立場等，不能等閑視之。

　　1920年代，梁啟超在南開、清華等校講學，其講稿分別整理為《中國歷史研究法》(商務印書館，1922) 和《中國歷史研究法補編》(商務印書館，1930) 。前書第三章“史之改造”稱：“史學范圍當重新規(guī)定，以收縮為擴充也。”具體說來，就是突出專題史的研究�！爸螌ｉT史者，不惟須有史學的素養(yǎng)，更須有各該專門學的素養(yǎng)”，這與“作普遍史者須別具一種通識”，大不相同[1 ]32、38。在后書中，梁啟超具體論述了五種專史：人的專史、事的專史、文物的專史、地方的專史以及斷代的專史（1）。

　　1930年代，羅根澤著《中國文學批評史》(北平：人文書店，1934) ，緒言部分專論“編著的體例”，倡言在中國傳統(tǒng)史學的基礎上，兼攬眾長，創(chuàng)立一種“綜合體”。具體分為三步：“先依編年體的方法，分全部中國文學批評史為若干時期”；
“再依紀事本末體的方法，就各期中之文學批評，照事實的隨文體而異及隨文學上的各種問題而異，分為若干章”；
“然后再依紀傳體的方法，將各期中之隨人而異的偉大批評家的批評，各設專章敘述”[ 2 ]34。

　　粱、羅二君，都是力圖將傳統(tǒng)史學與西洋史學相嫁接，前者視野宏闊，目光如炬，后者更具可操作性——實際上，日后中國許多文學史的撰述，都是這么做的。依照羅先生的設計，實際上是以“紀傳體”為中心——所謂編年體以及紀事本末體，只在設計階段起作用。這與今日頗受非議的大小作家排座次，可謂一脈相承。梁啟超注意到了晚清以降“專史”迅速崛起的意義，大力提倡文學史、美術史、宗教史等，并申明撰寫專史“更須有各該專門學的素養(yǎng)”，這是很有見識的。但專史(專門史)與通史(普遍史)之間的縫隙與接榫，需要重新辨正。在我看來，對于“專史”的撰寫者來說，“通識”的眼光與趣味，同樣十分重要。這里所說的“通識”，既是體例，也是精神。

　　其實，在某一“專史”(比如“中國文學史”)的研究與撰述中，還可以仿照梁啟超的說法，分出若干類型——或斷代，或分區(qū)，或關注作家，或注重作品。所有這些撰述，都必須面對同一個難題：如何在具體寫作中，有效地協(xié)調史家的“功力”與“學問”。換句話說，經歷百年風雨，作為學科的“文學史”，再也不是當初林傳甲、黃摩西草創(chuàng)時候的那個狀態(tài)，單靠排比繁復的史料，解決不了問題。隨著資料的積累以及學術的推進，包括各種電子數據庫的形成，我以為，那個廣義的“通識”，將變得越來越重要。

　　我的基本思路是：文學史確實屬于“專史”，但在具體的撰述中，有無“通識”、能否在史料的精細甄別以及事件的精彩敘述中，很好地凸現史家特有的“見地”，以至“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將是至關重要的。撰寫文學史，無法完全拋開具體的作家作品；
否則，再精微的論辯，都成了七寶樓臺�？稍诰唧w的撰述中，如何協(xié)調具體的作家作品與普泛的文體、風格、流派、思潮等，是個難題。有各種解套的辦法，其中之一便是：在文學史撰述中兼容紀傳、編年與通論，讓這“三駕馬車”相得益彰。

　　此前，我一直順著這個思路在思考，也有過若干嘗試，得失兼具；
沒能取得大的進展，本不好意思吹牛�？捎袃蓚�因素，促使我收拾飄散的思緒，重新加入關于“文學史寫作”的對話。一是北大中文系李楊教授應某雜志之邀，對我進行學術專訪時，再三追問：為何沒能完成當初被寄予厚望的《二十世紀中國小說史》? 李教授的解釋是，我的文學史觀有點“另類”，不以尋找“大家”或確立“經典”為目標，而是希望“弄清小說作為一種知識的譜系”，這種方法與“�？碌闹�識考古學方法有一致的地方”[3] 。另一個直接的刺激是，陳文新主編18卷本《中國文學編年史》(湖南人民出版社，2006)的出版。在談及這套大書的編纂主旨時，陳文新稱，在20世紀的中國文學史寫作中，“紀傳體一枝獨秀”；
而在他看來，“與紀傳體相比，編年史在展現文學歷程的復雜性、多元性方面獲得了極大的自由”[4 ] 。

　　所有這些，都促使我回首往事，重新思考18年前那一追求“注重進程，消解大家”的文學史實踐。

　　二

　　在《二十世紀中國小說史》第一卷的“卷后語”中，我寫下了這么一段話：

　　我給自己寫作中的小說史定了十六個字：

　　“承上啟下，中西合璧，注重進程，消解大家。”這路子接近魯迅擬想中抓住主要文學現象展開論述的文學史， 但更注重形式特征的演變�！跋�解大家”不是不考慮作家的特征和貢獻，而是在文學進程中把握作家的創(chuàng)作，不再列專章專節(jié)論述�！�…鑒于目前學術界對這一段文學歷史的研究尚很不充分，本卷特借助“作家小傳”和“小說年表”兩個附錄，一經一緯展示閱讀這卷小說史時不能不掌握的基本史料[ 5 ]300。

　　說白了，就是嫌以往的文學史太羅嗦，糾纏于眾多人所共知的“常識”，不得要領，淹沒了史家獨有的“洞見”；
因而，希望把必不可少的史料考辨以及人物介紹等，甩到附錄中去解決。這樣的處理方式，屬于枝節(jié)性的，學界沒有多少異議。爭議較大的是，寫文學史，是否可以不給作家排座次，轉而“注重進程，消解大家”。

　　不要說整個學界，就連我們課題組內部，對這個問題也有不同看法�！抖�十世紀中國小說史》第一卷出版后，我們內部開過一個小會。會上，我主要談了三個問題(小說史體例、小說史寫作的重心、小說史研究的方法) ，并特別推崇魯迅的借典型文學現象展開論述的思路，反對那種巨細無遺、眉毛胡子一把抓的論述策略。嚴家炎、洪子誠、錢理群等先生對我撰寫的第一卷，有贊賞，也有批評；
批評主要集中在以下幾點：行文太緊，即便給專家讀，也都很吃力；
“消解大家”，在晚清可以，五四以后不合適；
論的成分大，史的性質弱；
附錄太小，何妨干脆擴大，變成獨立的作家論[ 6 ]286 - 297。同時期發(fā)表的眾多書評，大都就書論書，不若我們內部討論，關注“著述體例”背后各自不同的文學史想象。

　　有感于此，我根據錄音整理成文，經大家過目，再送出去發(fā)表。先是以《小說史體例與小說史研究——〈二十世紀中國小說史〉討論紀要》的面目，出現在《文學評論家》1990年第4期上；
因排印中出現了不少錯誤，雜志社不好意思，又改題《論小說史體例》， 重刊于1991 年1 期。如此難得的“校訂本”，被《新華文摘》1991年第5期轉載，后又收入我的《小說史：理論與實踐》(北京大學出版社，1993) ，讀過的人較多。很難說誰對誰錯，更像是不同學術思路的展演與交鋒。

　　香港中文大學的王宏志教授，注意到我們課題組內部學術思路上的差異，日后曾專門撰寫《“注重進程，消解大家”——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重要作家的評價問題》予以辨析。王文認可以“進程”而不是“大家”為主體來撰寫文學史的思路，理由是：“大家”地位的確立，受制于意識形態(tài)，配合“國家論述”以及政治教化的需要，很可疑。而“注重進程，消解大家”之所以值得重視，在于“它實際上是指出了一個打破政治論述的可能性：不突出大家，便沒有排座次的煩惱，也沒有樹碑立傳的問題，更不須注視個別作家為黨為國而作的貢獻”；
另外，此舉“也提供了打破舊經典的可能性”，“應該可以是文學史論述的一個新的方向”[7 ] 。

　　為籌備1990年夏天在北大召開的“二十世紀中國小說史”國際學術研討會，我撰寫了長文《小說史研究方法論》，其中論及“小說史體例”部分，先以《小說史體例與小說史研究》為題，刊日本《中國古典小說研究動態(tài)》4號(1990年10月) ，后收入我的《小說史：
理論與實踐》。文章引章學誠《文史通義》，稱記注之書“體有一定”，撰述之書“例不拘�！�。撰史的目標，追求的是“學問”而不是“功力”，前者講究“決斷去取，各自成家”，后者則言必有據，“以博雅為事”。這里主要針對的，是中國學界頗為流行的將“文學史”寫成了“資料長編”。當然，此舉也帶有自我辯解的成分。明眼人很容易看出來，我之立說，受魯迅影響很深。1932年8月15日，魯迅致信臺靜農，稱鄭振鐸的治學“蓋用胡適之法，往往恃孤本秘笈，為驚人之具”。魯迅譏評《插圖本中國文學史》為“文學史資料長編”，那是被書商廣告誤導；
但主張區(qū)分“文學史”與“資料長編”，卻是很有見地的。雖然魯迅再三談及，編文學史最好先從史料長編入手， 卻斷然否定此類“長編”即是“史”[8]102、

　　文中提及自家的《二十世紀中國小說史》第一卷，稱其基本思路是：“它不以具體的作家作品為中心，也不以借小說構建社會史為目的，而是自始至終圍繞小說形式各個層面(如文體、結構、風格、視角等)的變化來展開論述；
同時，力圖抓住影響小說形式演變的主要文學現象(如報刊發(fā)行與稿費制度、政權的輿論導向與文學控制、戰(zhàn)爭引起的文人生活方式改變等)，在韋勒克所稱的‘文學的內部研究’中引進文化的和歷史的因素，以免重新自我封閉，走到另一個極端。”[6 ]102如此小說史體例，有利于把握和描述小說發(fā)展進程，史的線索清晰，整體感強；
可也留下了不小的遺憾：強調整體的綜合考察，對具體作家作品的評述自然大為削弱。在這個意義上，所有的小說史都不可能包打天下，所有的小說體例也都不可能盡善盡美。

　　回到李楊的問題，為何《二十世紀中國小說史》第一卷1989年就出版了，而第二卷以下則泥牛如海無消息。不是我們偷懶，也不是同事之間鬧矛盾，問題可能出在理論框架及著述體例�；蛟S，正是因為我的“注重進程，消解大家”，害得這套被寄予厚望的大書半途而廢。作為主編，嚴家炎先生給了我充分的寫作自由；
可沒想到，第一卷是定調子的，課題組同仁學術思路不太一致，后面幾卷便難以為繼了。

　　這倒是給我們提出了一個很有趣的問題：什么叫有效的學術合作? 現在學界通行“造大船”，很多人在一起攻關，做大項目，出大成果。以我們的經驗，如果是資料性質的，只要統(tǒng)一體例，通力合作，就能“多快好省”地達成目標。如我們六卷本的《二十世紀中國小說理論資料》，便是這樣完成的。至于撰史，除非是一位長輩領著自己的一批學生，否則很難協(xié)調。學術個性越強的學者，越不合適此類“大項目”——委曲求全，有違本心；
各說各話，又實在“不成體統(tǒng)”。北大學者大都有自己的一套，這是優(yōu)點；
但既要互相尊重，又不做違心之論，這可就難辦了。與其互相妥協(xié)，弄成個平淡如水的“大拼盤”，還不如像我們這樣，不湊合，干脆各做各的。

　　三

　　此后十年，關于文學史的著述體例，我曾做過三種不同類型的嘗試。第一個嘗試是，1994年為百卷本《中華文化通志》撰寫《散文小說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 ，此書日后改題《中國散文小說史》，2004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單獨刊行。因題目及體例所限，此書只能大刀闊斧，粗線條勾勒，拋棄許多具體史料及作家作品的精細考辨。偶爾也有寫得痛快的時候，但大都如履薄冰，沒太有把握的地方，不敢放開來寫。這才特別懷念梁啟超所說的清初學術之“在淆亂粗糙之中，自有一種元氣淋漓之象”[9]127。身處“學術規(guī)范”期的我們，即使想跑野馬，也都顯得有點拘泥，無法真的特立獨行，來去自由。

　　第二個嘗試是，1999 年應報刊之邀，采用“紀事”的體式，來“瀏覽”20世紀中國文學[10 ]。拒絕居高臨下的閱讀姿態(tài)以及似是而非的“經驗教訓”，轉而引導讀者回到現場，親手觸摸那段剛剛逝去的歷史。依舊是專家的立場，只不過透過萬花筒，眼前的風景開始晃動起來，在一系列的跳躍、沖撞與融合中實現重構。如此“百年回眸”，少了些嚴謹與渾厚，卻能多幾分從容、灑脫甚至幽默。區(qū)區(qū)萬把字，并沒想做大，只是小試牛刀而已；
寫作中，騰挪趨避，感覺頗為愉悅。

　　最近十年，從學術史角度，多次涉及魯迅、胡適等人的文學史著述，思路相對來說更加開闊，趣味也多元化了�！棒斞傅奈膶W史著述，其優(yōu)勝處在于史料功底扎實、藝術感覺敏銳，另外就是這對‘世態(tài)’與‘人心’的深入理解以及借助這種理解來詮釋文學潮流演進的敘述策略”；
“胡適重‘史’輕‘詩’，對小說的藝術表現興趣不大；
即便論及，也都不甚精彩。以史家眼光讀‘詩’說‘詩’，有其偏頗，也有其深刻之處。重要的是引進了‘歷史演變’這一觀念，打破了此前詩品、文論、小說評點中常見的隨意鑒賞和直覺評論，找到了理解文類發(fā)展和作品形成奧秘的關鍵”（2）。以上的論述，自以為還是站得住腳的。只是此類“學術史論”，(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居高臨下，不太近人情；
對于具體的研究者來說，如何張揚自家個性，似乎更為要緊。

　　文學史編寫不僅僅是一門技藝，更與學者個人的遭際、心境、情懷等有密切的關聯(lián)。換句話說，這個“活兒”，有思想，有抱負，有幽懷，有趣味。因此，得失成敗，沒有一定之規(guī)。在近年所撰《小說史學的形成與新變》中，我寫下這么一段感慨遙深的話：

　　在我看來，兼及“小說”與“歷史”的小說史研究，需要博學通識，需要才情趣味，甚至還需要馳騁想象的愿望與能力——這樣，方才能真正做到“體貼入微”�？墒�，作為具體的學者，性格才情無法強求，關鍵在于最大限度地發(fā)揮自己的長處。在這個意義上，即便鄭振鐸真的“往往恃孤本秘笈，為驚人之具”，也無可厚非。反過來，像俞平伯那樣專注于具體的文本，而不太考慮歷史背景等，也是用其所長[11] 。

　　名物訓詁，資料考辨，確實可以做到“每下一義，泰山不移”；

但宏大的歷史論述，或者幽微的哲理辨析，則只能追求“自圓其說”。在這個意義上，每種學術思路，各有利弊，只要能發(fā)揮到極致，就有可能獲得成功。就好像寫文章，能雅能俗都是好事，怕的是雅俗都不到位。承認學問的發(fā)展方向與學者的天性密不可分，關鍵是認清自己，盡可能自我完善，而不是聽從某位高明的師長或專家的“指點”。

　　四

　　想得多，做得少，擬想中大展宏圖的“文學史”或“文學紀事”，都沒能真正展開。因此，我讀18卷本《中國文學編年史》，感覺很慚愧。當然，單說這書體積很大，是“皇皇巨著”，這遠遠不夠。因為，誰都知道，“體積大”，那屬于“出版工程”，只要肯投錢，下大功夫，千軍萬馬一起上，準能行。大部頭的書，不見得真有價值。因此，我更看重的是“編年史”背后的學術思路，即：文學史原來可以這么寫。此舉起碼提醒我們關注文學史撰述的多樣性。只要想清楚了，完全可以輕裝上陣，而不必像我們當初那樣左顧右盼，因而舉步維艱。

　　當初我設想的“三駕馬車”，或者“三位一體”，現在看來還嫌保守。完全可以“千里走單騎”——你專論作家，他注重作品，我則只關注文學思潮，更有單就文體、風格立論的。你十幾萬字，蜻蜓點水，閱盡人間春色；
他千百萬字，濃墨重彩，繪制出瑰麗的萬里長江圖。所有這些論述策略，都可行；
只要本色當行，就能博得一片掌聲。

　　說實話，在仔細審讀這套“編年史”之前，就貿然大加稱贊，這太危險了。稍為翻閱這套大書，我反倒有幾點想法，提出來，供參考。

　　第一，擁有如此豐富、龐雜的文學及文化史料，略加排比，很容易就會有峰回路轉、豁然開朗的感覺。建議編者在此基礎上，縱橫捭闔，由考辨而論述，由集萃性質的“編年史”，進而發(fā)展成以“編年”為骨干的“文學史”。這比起從某一理論預設出發(fā)，胡亂剪裁歷史，會更有發(fā)展前景。當初撰寫《二十世紀中國小說》第一卷時，我就是這么做的——先編“資料集”，再編“小說年表”和“作家小傳”，接下來略做考辨，最后到了撰史，就顯得游刃有余了。而這，其實是在偷魯迅先生的招數。魯迅借助于《古小說鉤沉》《唐宋傳奇集》《小說舊聞鈔》來考異搜遺，訂偽存真，這才保證了《中國小說史略》的學術性。再往上推，司馬光也是這么做的：先為長編雜陳史料，再作考異說明去取，最后才是正式成史的《資治通鑒》。只考不論，或者只論不考，當然也可以成家；
但我更期待集“功力”與“學問”于一身的“著述”。

　　第二，記得章太炎說過，病實者宜瀉，病虛者當補。做學問的，極少十項全能，或十全十美，多少都有“病”。關鍵在于，知道自家“病”在哪里，及時調養(yǎng)。編資料集，或者做“編年”、“紀事”久了，容易養(yǎng)成“往小處看”、“從細微處入手”的習慣；
好處是體貼入微，缺點則是過于拘謹，不敢大膽立論。我們都知道，相對于曾經存在過的“大歷史”，你再詳細梳理，所得者也不過是“九牛一毛”。如何在面對“文明的碎片”時，能夠且敢于馳騁想像，回到虛擬的歷史現場，并作出精彩的闡釋，對于做過“編年史”的人來說，是個極大的挑戰(zhàn)。1900 年的章太炎，正處于學術轉折期，故自稱：“鄙人夙治漢學，頗亦病實。數年來， 以清談玄理滌蕩靈府， 今實邪幸已瀉盡�！盵 12 ]我建議諸位從事《中國文學編年史》的朋友，暫時跳出來，不再糾纏于歷史細節(jié)，像太炎先生說的，“以清談玄理滌蕩靈府”，胡思亂想一通，或許能有出人意表的宏論。

　　第三，隨著大部頭“文學編年史”的出版，還有各種專業(yè)數據庫的涌現，研究者很容易在不同的作家、作品、文體、風格之間，建立起原先很可能并不存在的“關聯(lián)性”，并由此展開各種論述。我有點擔心，此舉可能導致對于歷史人物或文學作品的“過度闡釋”。我們都知道，古人的生活方式與今人大不相同，尤其在互相溝通(口頭的以及書面的)這方面，遠不及今人便利。當初閉塞環(huán)境中各自獨立存在的人事與詩文，一旦平面鋪開，確實會有許多相似性；
但這并不等于說他們/她們/它們之間存在著確鑿無疑的“合作”、“共謀”或“互文性”。我的感覺是，過去資料分散，同時代人在日常生活及精神創(chuàng)造方面的“關聯(lián)性”，沒有得到相應的重視；
而現在則相反，查書太容易了，這種“關聯(lián)性”又可能被過分渲染。過猶不及，對于人文學者來說，“度”的掌握，是最難的。

　　(2007年1月24日于京西圓明園花園)

　　參考文獻：

　　[ 1 ]梁啟超. 中國歷史研究法[M ].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 2 ]羅根澤. 中國文學批評史[M ].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 3 ]李楊.“以晚清為方法”——與陳平原先生談現代文學研究中的晚清文學問題[ J ]. 渤海大學學報， 2007 (2).

　　[ 4 ]陳文新.《中國文學編年史》的編纂主旨及特點[ J ]. 文藝研究， 2006 (9).

　　[ 5 ]陳平原. 二十世紀中國小說史：第一卷[M ]. 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1989.

　　[ 6 ]陳平原. 小說史：理論與實踐[M ]. 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1993.

　　[ 7 ]王宏志.“注重進程，消解大家”——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重要作家的評價問題[M ] ∥中國現代文學論集：研究方法與評價. 香港：香港中文大學， 1999.

　　[ 8 ]魯迅全集：
12卷[M ]. 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 1981.

　　[ 9 ]夏曉虹，編校. 中國現代學術經典：梁啟超卷[M ]. 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 1996.

　　[ 10 ]陳平原. 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紀事(上) [ J ]. 當代作家評論， 2000 (1).

　　[ 11 ]陳平原. 小說史學的形成與新變[M ] ∥現代中國：第四輯. 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 2004.

　　[ 12 ]章太炎. 致宋燕生書三(1900年10月1日) [M ] ∥中國哲學：第九輯. 北京：三聯(lián)書店， 1983.

　　注釋：

　�。�1）真正完成的，只有“人的專史”和“文物的專史”；
但梁的大思路，在《中國歷史研究法補編》總論第三章“五種專史概論”(《中國歷史研究法》172—180頁)中，有相當清晰的表述。

　�。�2）參見拙文《作為文學史家的魯迅》(《文學史的形成與建構》48頁，南寧：廣西教育出版社，1999)以及《作為新范式的文學史研究》(《中國現代學術之建立》210頁，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 。

　　來源：2007年5月第3期《南京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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