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X：

　　我希望你們在編纂《二次大戰(zhàn)之后的繪畫與雕塑》一書的同時，練習每天提出問題10個。

　　問題中大多數(shù)可能是知識性的，只要通過搜集證據(jù)，查考事實就能直接得到答案。有些是技術性的，要從學科已有成果中借鑒方法（其中包括思路、方法和處理手段）。但是，沒有任何一個方法是一以當全，象一把利劍，杖之者可以橫行天下。沒有！解決特定課題的方法，必須是根據(jù)這個課題的資料和需要，在解決過程中逐步建構。

　　北京大學一百年來標榜以西方式方法研究中國的問題，這是一個開放的態(tài)度和主動誤取的信念，1997年，在釣魚臺的《20世紀中國藝術研討會》上，我已將以下的意見（解決特定課題的方法，必須是根據(jù)這個課題的資料和需要，在解決過程中逐步建構）向大會發(fā)表，根本質疑所謂西方的方法研究中國問題的可能性（當然是指"最初提問和最終解決問題的可能性"而言，而不是說無需借助他人、他學科的方法。正相反，在建構本課題的方法之前，應該完全了解和掌握古今中外人類使用的一切相關方法）。當時，反應最為積極的是西方中國問題的研究者如Martin Powers和Jessica Rosen等人，也許他們熟悉和掌握的是地道的西方方法（也只能是西方的方法）。而北京大學的教授們一開始采用的并不是西方方法，而是經(jīng)過他們主動誤取的，已經(jīng)消化和改造的新方法。所以北京大學的標榜常常是一句說辭，實際并非如此，這是年輕的初學者首先要認清的。

　　中國的整體學術水平在國際間還處在追隨的地位。黨委要求按德國傳統(tǒng)的馬克思的方法思考；
許多教授直接采用歐洲和美國的教材；
即使在研究中國問題特別是中國的古代文化問題（國學）也是以王國維、陳寅恪等人為榜樣。而這一輩人是西方方法的第一代追隨者。所不同的是因為他們在追隨之前接受的本文化的教養(yǎng)使他們處理問題時自覺不自覺地保持了主動取用他者的立場。也許，反過來說，由于早年的另一種訓練，他們就不大能夠真正學會、學到西方的方法。并不象后來的學者所認為的那樣，他們精通西學。如陳寅恪，學的是西方非常專門的東方學的知識和相關的西域死語言，號稱會十幾種外語。正如哲學家張志揚所問"陳寅恪真的懂西學嗎？"我理解張志揚的質讓是：①他沒有象蔡元培那樣全面研究西方成熟的學術思想和研究制度。②他沒有采取西方當時最為緊要的問題：即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的沖突問題，即后來被歸納的"現(xiàn)代化"問題。北大校慶一百周年之際，一方面眾人在歡慶成就，一方面本校師生們有一種隱隱的惘然漠落，因為北大標志的一百年的對他人精神的追隨，一個文化原創(chuàng)力的消彌，實在不是一件可以歡慶的事。

　　因此，提問就至關重要了。

　　提問不僅有學問中問學求知的動機，還有對課題的設置和解決方法的追尋，更有對精神成長的一種懷疑、辯駁和創(chuàng)造的積極鼓勵。

　　1986年在中央美院，1989年和1997年在北大，我試著用每人提十問作為期末考試的方法來鼓勵同學自我學習和獨立思考。有幾個評分規(guī)則記下供你們在每日提問中參照：

　　1.可以在一般的工具書或教材中找到答案的問題無價值（不得分）。

　　2.不能由現(xiàn)有的研究基礎加以處理的問題不是科學問題（要能有意思，但在科學研究的范疇內無價值）。

　　3.經(jīng)過反思的問題(自我問難，反復思考過的)對你個人有價值，同時也反應你的學術基礎和理論能力（得分）。

　　4.經(jīng)過反思，而且因為此間而對問題清除（一問而使許多局部問題被超越）或升級（一問而使問題中他人在另一個層次上思考）得分，只要能學生的一般程度上提出一個這樣問題就可得到滿分。

　　以上的這幾條評分標準實際上反映了提問的三種方法。

　　疑問：如第1種，目的是尋求知識。

　　質疑：如第2、3種，目的是尋求問題。

　　懷疑：如第4種，目的是尋求觀念。觀念就是對世事人生的觀點和見識，人情練達，直指本性，就是從懷疑始。當然這已經(jīng)超出了科學提問的范疇。

　　剛才的評分標準中第1種問題不得分，不表示這個問題無意義，而是要求個人精勤自為，披覽搜索答案。問題雖有深淺，但是沒有問題”有疑而不問"更愚蠢！

　　當然，這樣的提問還不是科研的真正問題--課題，因為課題要有基礎（一般會要求碩士論文來完成）。這與我們的提問練習不同，對于課題設置的練習是本學期研討課的教學目的，再說。

　　　　祝

　　工作愉快

　　朱青生

　　2000年4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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