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為什么要讀經典，怎樣讀經典

　　要用人類、民族文明中最美好的精神食糧來滋養(yǎng)我們的下一代，使他們成為一個健康、健全發(fā)展的人。

　　如果今天我們口喊經典閱讀，年輕一代或者大眾，卻都不讀原著，只讀別人的解釋，這就會誤事，會造成比我們想象的更加嚴重的后果，說不定比不讀更壞。

　　李零這本書實際上是他在北大的一個講稿。據李零介紹，他這些年一直在北大開“經典閱讀課”，引導學生讀他所說的“四大經典”：《論語》、《孫子兵法》、《周易》經傳和《老子》，像《孫子兵法》，他已經講了20年。這使我想起，我在北大也講了20多年的魯迅，而且在退休以后，還在講，在全國各地講，還到中學去開《魯迅作品選讀》的選修課，這也算是開“經典閱讀課”吧。

　　為什么要如此熱衷于“經典閱讀”？“經典”是時代、民族文化的結晶。人類文明的成果，就是通過經典的閱讀而代代相傳的。這幾年我提出過一個概念：“作為民族精神源泉的經典”，當這個民族在現實生活中遇到問題的時候常�？梢缘竭@樣的經典那里吸取精神的養(yǎng)料，然后面對自己所要面對的問題。每個國家都有幾部經典，可以說家喻戶曉，滲透到一個民族每一個人的心靈深處。就文學經典而言，英國的莎士比亞，俄國的普希金、托爾斯泰，德國的歌德，等等，都是進入國民基礎教育，扎根在青少年心上，成為他們民族年輕一代的精神的“底子”的。具體到我們中國，我曾提出這樣的設想，要在中學(或者大學)開設四門基本經典的選修課：《論語》、《莊子》選讀，唐詩選讀，《紅樓夢》選讀，魯迅作品選讀�！�——當然，究竟哪些是我們民族“精神源泉的經典”，該在中學(大學)開設什么基本經典選讀課，這都是可以討論的；
但這樣的經典閱讀，實在是民族精神建設的一件大事，是應該認真對待的。

　　而且，在當下在青少年中提倡經典閱讀，還有某種迫切性。青少年時期，讀不讀書，讀什么書，都不是小問題。現在我們這兩方面都出了問題。首先是不讀書：一方面是在應試教育的壓力下，除了課本和應考復習資料以外，沒有時間、精力，也無興趣讀其他任何“與考試無關”的書，老師、家長也不允許讀；
另一方面，如果有一點課余時間也耗在影視和網絡閱讀上�！�——我并不反對影視和網絡閱讀，并且認為影視和網絡確實提供了閱讀的新的可能性，擴大了人們的視野，而且其明顯的愉悅性對青少年具有巨大的誘惑力，這都是應該充分肯定的，但其局限也是明顯的：有可能削減，以至取消了深度閱讀和個性化閱讀，因此如果以影視、網絡閱讀代替經典文本閱讀，就會有很大的問題。這里還有一個讀什么書的問題。像魯迅所說，胡亂追逐時髦，“隨手拈來，大口大口地吞下”的閱讀———這頗有些類似今天的“快餐式閱讀”，吃下的“不是滋養(yǎng)品，是新袋子里的酸酒，紅紙包里的爛肉”：當下中國讀書市場上這樣的“新袋子”、“紅紙”包裝，實在是太多了，沒有經驗的青少年特別容易上當，但吃下去的卻是“爛肉”、“酸酒”，仰賴這樣的“快餐”長大，是可能成為畸形人的。魯迅因此大聲疾呼：“我們要有批評家”，給青少年的閱讀以正確的引導�！敖浀溟喿x”正是這樣的導向：要用人類、民族文明中最美好的精神食糧來滋養(yǎng)我們的下一代，使他們成為一個健康、健全發(fā)展的人。

　　近年來，我在和中學生和大學生的交談中，還經常討論到一個或許是更為根本的問題，就是“價值理想重建，信仰重建”的問題。很多青少年都為自己信仰的缺失，生活失去目標，人生動力不足而感到困惑。我總是引用魯迅的話作回答：不要去找什么“導師”，要自己“聯合起來”，尋找自己的路。但我也總是給他們提出兩條建議。一是信仰、價值理想，都不是憑空建立起來，而是要有豐厚的文化基礎。這就要趁年輕，在校學習時間充分，精神集中，大量讀書，特別是古今中外的經典，以吸取最廣泛的精神資源，吸收得愈多愈廣，精神底氣愈足，就愈能在獨立的選擇、消化、融會、創(chuàng)造中建立起自己的信念和理想。另一方面，信仰、理想又不是在書齋里苦思冥想所能構建起來的，這就必須有社會實踐；
因此，我建議他們，在校期間，在以主要精力讀書的同時，適當參加一些社會實踐活動，特別是到中國社會底層，以了解真實的中國，和腳下的這塊土地，土地上的人民，土地上的文化，建立某種血肉聯系，這就為自己確立基本的人生理想、目標，奠定一個堅實的基礎。我的這兩點建議，對討論經典閱讀，也是有意義的。它強調：閱讀經典，不僅是為了增長知識，更是要從中吸取精神資源；
經典的選擇與閱讀，必須有開闊的視野，不僅要讀古代經典，還要讀現代經典，不僅要讀中國經典，而且要讀外國經典，不僅要讀西方經典，還要讀東方國家的經典，不僅要讀文學經典，還要讀社會科學、人文科學和自然科學的經典，等等，絕不能將任何一個經典絕對化，神圣化，吊死在一棵樹上；
而在閱讀經典的同時，還要閱讀生活這部“大書”，關心、參與現實生活的創(chuàng)造，在生活實踐中加深對經典的理解。集中到一點，就是不要為讀經典而讀經典，目的是要促進自己的精神成長，我們是為了“立人”而閱讀經典。

　　這就涉及“如何閱讀經典”的問題。李零的書，正是在這一點上給我們以很大的啟示。李零說：“我讀《論語》，是讀原典，孔子的想法是什么，要看原書。我的一切結論，是用孔子本人的話來講話”。這話說得很實在，卻真是說到點子上了。講經典，就是引導人們讀原典，一字一句、一章一節(jié)、一篇一篇，老老實實地讀。李零是學術界公認的古文字學和古典文獻根底深厚的專家，他充分發(fā)揮了自己的特長，將前人的研究成果，1990年代以來竹簡的新發(fā)現，以及自己的研究心得結合起來，查考詞語，考證疑難，梳理文義，進行文本細讀。然后，又以《論語》中的人物為線索，打亂原書順序，縱讀《論語》；
再以概念為線索，橫讀《論語》。這樣，通讀，細讀，又橫讀，縱讀，聽他課的學生，讀過來讀過去，硬是要把《論語》過它三、四、五遍，這才叫讀經典，真讀，實讀。說實在話，北大學生能聽李零先生講課，是非常幸運的。我真有點羨慕他們。我在讀大學時就沒有這么認真讀過，留下了終身的遺憾。

　　因此，我今天來讀李零這本書，就有補課的性質。剛才吳思先生說他讀了李零的這本書，糾正了以前許多讀不懂或者讀錯的地方。我也有同感。比如說，現在大家都在講儒家的精髓是“和諧”，大談孔子的“君子和而不同”，說得很玄乎，我越聽越糊涂。這回讀李零的這本書，才弄明白：這里“說的‘和’是和諧，‘同’是平等”，“孔子不講平等，只講和諧”，“所謂和諧，是把事實上的不平等，納入禮的秩序，防亂于未然，比如闊老和窮措大，怎么擱一塊兒，相安無事”。在我看來，李零的這一梳理，是比較接近孔子的原意的。弄清楚了原意，我也明白了許多事情。這也說明了兩點：一是弄懂原意的重要，道聽途說會上當；
二是對經典詞語的解讀，還是有接近或比較接近原意和曲解原意的區(qū)分，不能隨便怎么講都行。

　　這也就證實了讀原典、原著的重要。我因此注意到李零這書其實有兩本，一本是《我讀〈論語〉》，是李零講課的講稿，另一本是：《論語》原文，再加上“主題摘錄”和“《論語》人物表”，最后還有“人名索引”。這樣的編排背后，是有一個理念的：作者、老師的講解，只是一個引導，最終是要將讀者、學生引向讀原著。這也是我在講魯迅課，寫有關魯迅的著作時，反復強調的：我只是一個橋梁，我的任務是引起讀者、學生對魯迅的興趣，喚起他們讀魯迅著作的欲望，一旦讀者、學生讀魯迅原著，自己走進魯迅，我的使命就完成了，而且希望讀者、學生忘記我的講解，把它丟掉，這叫做“過河拆橋”。讀者、學生最終能夠自己閱讀原典，有自己的獨立體會、認識，而不受我們的闡釋約束，限制，這就達到了目的，就是我們所要追求的最好的教學、寫作效果。

　　但我們現在的問題是，只聽宣講《論語》而不讀原著。很多講《論語》的書，發(fā)行量很大，上百萬冊，我關心的是，講解《論語》的書在發(fā)行上百萬冊的同時，是不是也發(fā)行了上百萬冊的《論語》原文？或者打一個大折扣，有十萬人讀《論語》，也是很大成功。我們常說需要面對大眾傳播經典，但大眾如果不讀經典，只讀別人的解釋，會有什么后果？我就想起自己的教訓。我讀大學時，也讀魯迅的書，很多地方都讀不懂，很費勁，年輕人沒有耐性，就希望找捷徑。結果就找到了姚文元的一本解讀魯迅的小冊子，當時覺得讀起來很帶勁，也很貼近現實，于是，就把魯迅原著丟一邊，只把姚文元書里摘引的魯迅的文句抄下來，把姚文元解讀里的警句也抄下來，掛在嘴邊，到處炫耀，以為這就懂得魯迅了。一直到大學畢業(yè)，到了貴州邊遠地區(qū)，精神苦悶又無書可讀，手頭有部《魯迅全集》，就一卷一卷地讀起來，一讀，就發(fā)現上當了。魯迅的原意和姚文元的講解，是滿擰著的。但我的腦子已經被姚文元的馬踐踏了，我要走近真實的魯迅，先要把姚文元的“魯迅”驅逐出去，這可費了大勁。正是因為有過這樣的教訓，我就有了這樣的擔心：如果今天我們口喊經典閱讀，年輕一代或者大眾，卻都不讀原著，只讀別人的解釋，這就會誤事，會造成比我們想象的更加嚴重的后果，說不定比不讀更壞。魯迅曾說，“選本”和“摘句”“所顯示的，往往并非作者的特色，倒是選者的眼光”，而“可惜的是(選者)大抵眼光如豆，抹殺了作者真相的居多，這才是一個‘文人浩劫’”。而我們現在是只讀解釋和解釋者的“摘句”，那就更是“浩劫”了。

　　【二】怎樣看孔子———“喪家狗”及其他

　　在我看來，李零這樣的“以心契心”的研究心態(tài)與方法，這樣的“平視”的眼光，是他讀《論語》的一大特點，也是他的一個貢獻。

　　李零以心契心的結果，發(fā)現了“喪家狗”孔子�！�…我讀這個詞，感覺其中有一點調侃的意思，但更有一種執(zhí)著，一種悲哀在里面。

　　李零這本書，除了對原典的細讀之外，還有自己的闡釋。李零在書名的副題上標明，是“我讀《論語》”，大概就是要強調解讀的個人性。同樣讀《論語》，不同的人會有不同的理解，看法，形成不同的“《論語》觀”，“孔子觀”。去年我發(fā)表過一篇文章，談在上世紀30年代胡適、周作人、魯迅三位不同的孔子觀：胡適在《說儒》里認定孔子是“五百年應運而生”的“圣者”，周作人在《論語小記》里，說孔子“只是個哲人”，《論語》所說多是做人處世的道理”，“可以供后人的取法，但不能做天經地義的教條，更沒有什么政治哲學的精義，可以治國平天下”，魯迅在《現代中國的孔夫子》里，則把孔子稱作“摩登圣人”，說“孔夫子之在中國，是權勢者們捧起來的，是那些權勢者或者想做權勢者們的圣人，和一般的民眾并無什么關系”。大體上說，他們三人其實是兩派：“孔子是圣人”派和“孔子不是圣人”派。現在，李零到21世紀初來講孔夫子，而且開章明義：“在這本書中，我想告訴大家，孔子并不是圣人”，那么，他也是“非圣人”派。

李零如此看孔子，在我看來，和他看孔子的心態(tài)有關，方法有關。他說他“思考的是知識分子的命運，用一個知識分子的心，理解另一個知識分子的心，從儒林外史讀儒林內史”。那么，李零是和孔子是有心靈的相遇的。這正是我最為贊同的。我研究魯迅也強調“與魯迅相遇”，而且在我看來，學術研究的本質就是研究者和研究對象心靈的相遇，沒有這樣的相遇，無法達到真正的理解，而沒有理解就談不到研究。教學也是這樣，所謂引導學生讀經典，其實就是引導學生和經典作家進行心靈的對話。這樣的對話能夠進行，其前提就是彼此是平等的：既不是“仰視”，如許多尊孔派那樣，也不是“俯視”，如許多批孔派那樣，而是“平視”，把孔子看作和自己一樣的普通人，普通知識分子，有追求，也有苦惱，有價值，也有缺陷。當然，孔子作為一個中國文化的源泉性的思想家，他的價值就很不一般，他的缺陷也就影響深遠。但這都是可以理解的，可以說明的，可以總結經驗教訓的�！�——在我看來，李零這樣的“以心契心”的研究心態(tài)與方法，這樣的“平視”的眼光，是他讀《論語》的一大特點，也是他的一個貢獻。讀者、學生可以不同意他的具體分析和觀點，(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卻可以而且應該從他的這種心態(tài)、方法和眼光中，得到許多啟示。

　　李零以心契心的結果，發(fā)現了“喪家狗”孔子。這大概是最具特色，也最容易引起爭議的李零“孔子觀”。我讀這個詞，感覺其中有一點調侃的意思，但更有一種執(zhí)著，一種悲哀在里面。李零說，他感受到一種“孤獨”。因此，他對“喪家狗”的孔子有這樣的闡釋：“他是死在自己家中———然而，他卻沒有家。不管他的想法對與錯，在他身上，我看見了知識分子的宿命”。李零解釋說，這里所用的知識分子概念，用的是薩義德的概念，主要特點是：“背井離鄉(xiāng)、疏離主流、邊緣化，具有業(yè)余、外圍的身份”。李零說：“任何懷抱理想，在現實世界找不到精神家園的人，都是喪家狗”。也就是說，孔子是一個有理想的知識分子———他有“烏托邦”理想，西方還有“孔教烏托邦”之說，他的烏托邦就是“周公之治”，這也可以算是他的“精神家園”吧。問題是他在“現實世界”找不到他的精神家園，甚至找不到將他的精神家園現實化的任何可能性。這一方面喚起了他批判現實的激情，李零說他是一個“有道德學問，卻無權無勢，敢于批評當世權貴的人”，是“不滿現實”的“持不同政見者”；
另一方面，就注定了他在現實社會里，只能處于“疏離主流，邊緣化”的地位，終生“背井離鄉(xiāng)”，顛沛流離，“像一條無家可歸的流浪狗”。盡管如此，他仍不放棄自己的努力，還在現實世界不斷尋找精神家園，找不到也要找，因此，李零一再說，孔子是中國的“堂吉訶德”，既可愛可敬又可笑。在我看來，這是抓住了孔子本質的東西的，這也可能是一切真正的知識分子本質的東西。有人說，李零是喪家狗，我一開頭說我對李零的書有強烈的共鳴，原因就是我也是喪家狗。

　　但問題的復雜性，在于孔子還有另一面，這就會引發(fā)對“喪家狗”的不同理解�？鬃颖M管實際上處于“疏離主流”的“邊緣”地位，但他卻無時不刻不希望進入主流，因為他有一個“國師”情結，他自認有一套安邦治國的良策，而且認定只有為統(tǒng)治者所接受，才得以實現；
因此，如李零所說，他一方面“批評當世的權貴”，一方面又“四處游說，替統(tǒng)治者操心，拼命勸他們改邪歸正”。但這只是他的一廂情愿，任何統(tǒng)治者都不會愿意有一個“國師”高居于自己之上，天天指手劃腳；
偶爾聽聽意見，也不過是利用而已。統(tǒng)治者要的是甘心充當幫忙和幫閑的知識分子，但孔夫子不愿意———在我看來，這正是孔子可貴之處，他盡管對統(tǒng)治者有幻想，但卻始終堅持了自己的理想和獨立性，也正因為如此，他就必然不為統(tǒng)治者所用，而成為“喪家狗”。但也幸虧他成了“喪家狗”，而沒有成為“被收容、豢養(yǎng)的狗”，他才具有了為后人與今人敬仰的地位和價值，這也就是李零說的“因禍得�！�。但無論如何，“喪家狗”在孔子這里，意義是復雜的，至少有兩個層面：一方面，是他對“烏托邦”理想的堅守，因而決定了他的思想原意上的“批判性”和原初形態(tài)的“邊緣性”；
另一面，是他的“國師情結”，決定了他“替統(tǒng)治者操心”而又不被所用的現實命運，同時也使他的思想具有某種被意識形態(tài)化的可能性。李零說：“烏托邦的功能是否定現存秩序，意識形態(tài)的功能是維護現存秩序。從烏托邦到意識形態(tài)，是知識分子的宿命”。李零所認同的，顯然是“烏托邦”意義上的，不懈地追求精神家園的“喪家狗”孔子，而對“國師”意義上的“喪家狗”孔子有所保留。在這個意義上，李零(或許還有我這樣的知識分子)和“喪家狗”孔子的關系也是復雜的：這是因為我們對孔夫子的觀照是一種當代知識分子的觀照。

　　還可以追問下去的是：孔子試圖將烏托邦理想現實化的努力本身，是否有問題？上世紀90年代，我寫過一本《豐富的痛苦》，討論的就是“堂吉訶德”(現在我從李零的書中知道孔子也是“堂吉訶德”)的“把烏托邦的彼岸理想此岸化”的問題，我的研究結論是：烏托邦理想此岸化，必然帶來災難，即所謂“地上天堂必是地獄”。我還談到“理想主義很容易導致專制主義”的問題。這都是可以用20世紀中國與世界的許多歷史事實來證明的。因此，我非常認同李零的以下論述：“知識分子，最有智慧，最有道德，最有理想。讓他們管國家，誰都覺得踏實，放心。其實，這是危險的托付”，“真理難容謬誤。知識分子心明眼亮，比誰都專制。如果手中有刀，首先喪命的，就是他的同類”。還有李零對“知識分子理想國”的批判：無論是西方的柏拉圖，還是東方的孔子的“理想國”都是“一切靠道德和智慧”的“知識分子專政”；
而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柏拉圖的理想國，名曰哲人專政，實為軍人專政”，“它的靈感來自斯巴達：軍事共產主義加奴隸制”，最后，柏拉圖自己在多次“無功而返”以后，也嘆氣說：“我理想的頭等國家，只合天上才有，地上的國家，還是交法律去管吧”�！�——在我看來，這都是李零對包括孔子在內的許多東西方知識分子的歷史經驗教訓的一個極其重要的總結，是他讀《論語》的極具啟發(fā)性的心得。

　　這其中還有一個重要問題：“從烏托邦到意識形態(tài)”，是不是知識分子必定的“宿命”？我是懷疑的，因此，提出過一個“思想的實現，即思想和思想者的毀滅”的命題，并提出要“還思想予思想者”。李零說：“我讀《論語》，主要是拿它當思想史”。這是李零讀《論語》的一個最重要的特點，也可以說是他的追求，就是要去意識形態(tài)的孔子，還一個思想史上的孔子，將孔子還原為一個“思想者”，或者再加上一個以傳播思想為己任的“教師”。在李零看來，為社會提供思想———價值理想和批判性資源，這才是“知識分子”(李零理解和認同的薩義德定義的“知識分子”)的本職，也是孔子的真正價值所在。

　　【三】怎樣看待當下“孔子熱”、“讀經熱”中的一些現象

　　有些學者，宣稱要用孔子來救中國。因此，他們不但重新獨尊儒學，還要提倡儒教，主張政教合一，把孔子再度變成國師，其實也是“拿孔子說事”，真正想當國師的是他們自己。

　　李零并不諱言，他之所以要讀《論語》，是受到當下孔子熱、讀經熱的刺激，也就是說，他在21世紀初的中國，重新強調“孔子不是圣人”，是有針對性的。坦白地說，我之所以產生強烈共鳴，也是對他的針對性有興趣�；蛘哒f孔子熱、讀經熱中的一些現象，引發(fā)了我的思考與警惕。

　　首先我注意到的是，孔子熱、讀經熱背后有一股力量在推動。而推動的動力有二，一是想用《論語》凝聚人心，二是要把孔子推向全世界，顯示中國的軟實力。這又涉及到“大國崛起”的問題。我對所謂“大國崛起”，始終持懷疑態(tài)度。首先是我們講“崛起”，會不會盲目樂觀，掩蓋許多真實存在的問題；
其次，“大國”心態(tài)的背后，我總覺得有一個“中華中心主義”情結在作怪：這幾乎是我們這個“老大中國”的一個痼疾，一有機會就要發(fā)作。李零說得好，我們這個民族的心理有問題，“忽而自大，忽而自卑”，但無論自大、自卑，都要“拿孔子說事”。現在，大概是因為經濟有了發(fā)展，就自我膨脹，要拿孔子去“拯救全世界”了。本來，作為正常的國際文化交流，向外國朋友介紹孔子思想，是沒有問題的；
但如果將孔子當作“軟實力”，“救世良藥”，向全球推廣，就不但是一廂情愿，而且明擺著是在利用孔子。不但自我膨脹，也把孔子膨脹了。

　　在我看來，李零強調孔子是一個“在現實世界找不到精神家園”的“喪家狗”，就是要給這樣的遠離孔子真相、真價值的膨脹降降溫：“孔子不能救中國，也不能救世界”。李零說：“把孔子的旗幟插遍全世界，我沒有興趣”，我也如此。

　　但還有些學者，宣稱要用孔子來救中國。因此，他們不但重新獨尊儒學，還要提倡儒教，主張政教合一，把孔子再度變成國師，其實也是“拿孔子說事”，真正想當國師的是他們自己。他們不但要把孔子道德化，而且重點放在儒家“治國平天下”的功能，也把孔子意識形態(tài)化了，而且進一步宗教化了。歷史仿佛又在重演，就像魯迅在上世紀30年代所說的那樣，“權勢者或者想做權勢者”又把孔子捧成“圣人”了。在這個時候，李零來大談孔子“不是圣，只是人”，還是個邊緣化的“喪家狗”，還一再論證“半部《論語》治不了天下”，這都是在掃興。不過，我覺得這個“興”掃得好，不然我們真要被“孔子熱”給熱得昏頭昏腦，而就在這樣的熱昏狀態(tài)中，孔子又成了一些人的“敲門磚”了。

　　還有商業(yè)炒作。李零說得好：“現在的‘孔子熱’，熱的不是孔子，孔子只是符號”。我要補充一句：在一些人那里，孔子只是一塊“招牌”。這就是魯迅說的“孔圣人”的“摩登化”。現在有打著“振興國學”旗號的這“院”那“院”，我衡量是真的要“振興”，還是只是打“招牌”、吃“招牌”，有一個簡單的標準：你是不是引導大家讀原著，以“板凳要坐十年冷”的精神沉潛下來研究傳統(tǒng)文化，還是只在那里吆喝，或者用手機來販賣孔子語錄？對前者，那些潛心研究的學者，認真讀原典的讀者，我們應該表示最大的敬意；
而對后者，則要保持警惕。問題是，據我冷眼旁觀，在當下的“讀經熱”中，真讀、真研究者寥寥，而吆喝者、買空賣空者多多。如李零所言，這也是中國人的積習：“從罵祖宗到賣祖宗”，現在最時興的是“賣祖宗”。

　　還要說到我們的老百姓。有一件事，我百思不解：《論語》字數并不多，文字也不是太難懂，為什么大家都不去讀，只是一個勁兒地追逐講《論語》的明星？這大概是因為讀《論語》原著，總是要費點勁，那像聽明星講，就像吃冰淇淋一樣舒服。還有的人是把聽講《論語》當作一種時尚，做出“欣賞狀”就足夠了，當然無須讀原著：那是別人看不見的。這里透露出來的整個社會的浮躁心態(tài)，將一切都功利化、實利化、游戲化、表演化的風氣，實在令人擔憂。

　　我因此贊同李零的態(tài)度：“不跟知識分子起哄，也不給人民群眾拍馬屁”。我還加一句：不跟著虛炒的意識形態(tài)走。在當下“孔子熱”、“讀經熱”中，保持冷靜、低調，獨立，充當一服清醒劑。

　　這樣降溫降調，是否會貶低孔子的意義和價值？當然不會。李零說：“讀《論語》，要心平氣和———去政治化，去道德化，去宗教化”，這才會有“真實的孔子”。我也想加一句：“去商業(yè)化”。被政治化、道德化、宗教化、商業(yè)化的孔子，膨脹得神圣無比，高大無比，卻是虛的，更是一種遮蔽。降溫降調，其實就是“去蔽”，去掉人為的遮蔽，真價值就出來了。以平常心，心平氣和地去讀《論語》，我們就看到了一個真實的孔子，一個具有原創(chuàng)性的思想家、教育家，同時又是一個在痛苦中不懈追求、探索的真正的知識分子。這樣的孔子，為我們民族提供了具有源頭性的思想與精神傳統(tǒng)，在當今這個“禮壞樂崩的世界”，我們是可以，或者說特別需要和他進行精神的對話，他不會給我們指路，卻會引發(fā)我們思考，給我們自己的探索以啟示，這就足夠了。李零說：“學《論語》，有兩條最難學，一是‘三軍可奪帥，匹夫不可奪志’，二是‘不義而富且貴，于我如浮云’�，F在，哭著鬧著學《論語》的，不妨先學這兩條，試試看！”在我看來，單這兩條，就夠我們受用的了。而且這兩條也真是鑒別“真懂”還是“假懂”，“真學”還是“假學”的試金石。

　　【四】如何看待孔子和魯迅的關系

　　在我看來，魯迅和孔子，既有分歧，也有一些精神上的相通。魯迅和孔子都是中國一代一代的，不斷尋找自己的精神家園，即使找不到還得繼續(xù)找的知識分子的代表。

　　在魯迅博物館討論孔子，意味深長。因為很長時間以來，人們總是把孔子和魯迅絕對對立起來。捧魯迅時，像“文革”時期，就用魯迅打孔子；
現在，孔子地位高得不得了，就用孔子打魯迅。我一講魯迅，就會有人質問我：當年就是魯迅把孔子趕跑了，現在正要把孔子請回來，你還講魯迅，居心何在？看來，現在是魯迅倒霉、孔子走運的時候。

　　但孔子和魯迅真的是決然對立，水火不容，有孔無魯，有魯無孔嗎？他們的關系究竟是什么樣的？這是我們必須回答的問題。

毫無疑問，魯迅和五四那一代人對孔子有很多批判。在我看來，這樣的批判是有兩個層面的。首先，他們批判的鋒芒，是指向將以儒學為中心的傳統(tǒng)文化神圣化、宗教化的“中華中心主義”的，(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在當時的中國，正是這樣的中華中心主義妨礙著中國人對世界文化的吸取，而在五四先驅者看來，打開思想的閘門，向世界開放，正是當務之急，因此，在思想文化界就需要破除將傳統(tǒng)文化絕對化的文化神話。他們的批判鋒芒又同時指向獨尊儒學的文化專制主義，其實，在晚清以來，儒學的壟斷地位已經發(fā)生動搖，已經有越來越多的學者對諸子百家有更多的關注，五四時期只不過是把這樣的打破壟斷、獨尊的努力，推向自覺。因此，我們可以說，五四新文化運動包括魯迅在內的先驅所做的，其實也是“去政治化，去道德化，去宗教化”的工作，他們所批的正是李零說的被意識形態(tài)化、道德化、宗教化的“人造孔子”，“大家把孔子從圣人的地位請下來，讓他與諸子百家平起平坐，有什么不好？無形中，這等于恢復了孔子的本來面目”。

　　當然，魯迅和孔子之間是有分歧的，甚至是重大分歧，原則分歧，從這一層面，魯迅也批孔子。如李零所說，孔子是一個“替統(tǒng)治者操心，拼命勸他們改邪歸正的人”，因此，他想當“國師”。而魯迅，連“導師”都不想當(他的理由是：我自己都找不到路，如何為年輕人指路？)，更不用說當“國師”。更重要的是，魯迅對統(tǒng)治者沒有幻想，他曾經說過，統(tǒng)治者遇到危機，車子要倒了，你別去扶，讓它自己倒�？鬃訁s拼命要扶，不讓扶也要扶。他們對于統(tǒng)治者的態(tài)度是不一樣的。不一樣，就有批評，說批判也行，這其實是很正常的。就是現在，有不同選擇的知識分子之間也經常有爭論，相互批判。但并不妨礙彼此在別的方面有相同之處。如李零說，孔子也是“無權無勢，敢于批評當世權貴的人”，當然，他是力圖在體制內批判，魯迅則是自覺地進行體制外的批判，這確有不同，但在批判權貴這一點上，也自有相同，所謂“同中之不同，不同中之同”。我們不必掩飾分歧，也不必夸大分歧。

　　在我看來，魯迅和孔子，既有分歧，也有一些精神上的相通。魯迅和孔子都是中國一代一代的，不斷尋找自己的精神家園，即使找不到還得繼續(xù)找的知識分子的代表，盡管道路的選擇有不同，但那樣的不屈不撓地追求探索，以及在追求、探索過程中表現出來的勇氣，浩然正氣、韌性精神、理性實踐精神，都體現了中國知識分子最可貴的精神。前面說到李零說，《論語》中最難做到的兩條：“匹夫不可奪志”，視富貴“如浮云”，都是孔子精神的精髓，而在現代知識分子中，最能體現這樣的精神的，就是魯迅。

　　我們可以說，從孔子到魯迅，實際上是構成了一個傳統(tǒng)的。我們民族，好不容易有了一個孔子，有了一個魯迅，這都是民族文化的精華，寶貴遺產，理應是我們民族的驕傲，但我們從一種變態(tài)的文化心理出發(fā)，總把他們對立起來，作非此即彼的選擇，讓他們一個損害一個，這不僅是愚蠢，更是犯罪。從這一角度看，我們今天在魯迅博物館里討論《論語》，就是一個很好的開端，它對我們重新思考“如何對待中國文化傳統(tǒng)，從孔子到魯迅的傳統(tǒng)”，是大有啟示意義的。

　　(此為在魯迅博物館召開的《喪家狗：我讀論語》研討會上的發(fā)言，有增補。尤其是王得后先生后來的發(fā)言，對我的分析提出了不同意見，提醒我更全面地來考慮“喪家狗”孔子的復雜意義，李零、我和“喪家狗”孔子的復雜關系，以及孔子的真正價值，因此，作了補寫，特向王得后先生表示謝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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