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簡介：

　　洪子誠(1939一)，廣東揭陽人，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

　　耿占春(1957一)，河南拓城人，海南大學文學院教授，河南大學文學院特聘教授；

　　敬文東(1968一)，四川劍閣人，中央民族大學中文系副教授；

　　姜濤(1971一)，天津人，北京大學中文系講師。

　　編者按：文學與社會、政治的關系作為一個理論命題，總是處在一種動態(tài)的歷史過程中。從文學與政治的“一體化”，到文學與政治、甚至社會的“疏離”，再到文學與社會的“親密”，其間自然攜帶著沉重而豐富的歷史內容，同時也敞開著通向未來的諸多可能性。在反思文學與社會“疏離”的文學觀時，“直接、急迫是否一定是最應選擇的態(tài)度”？“強調”本身是否蘊含著“遺漏”，并再次導向二元對立的思維邏輯？社會批評為什么不能代替文本分析，以及文本社會學研究的可能性及意義何在？基拙倫理學是否可以構成文學批評的惟一倫理學？在溝通文學的內部和外部方面，缺少的僅僅是某些“方法”，還是一種“圍繞著自身特殊歷史、特殊問題展開的處境感”，一種歷史建構力？本期我們約請了幾位學者，對上述及更多的問題進行了較為深入的討論。

　　關鍵詞：文學；
社會學；
文本分析；
社會批評

　　不要輕言“終結”

　　洪子誠

　　(北京大學中文系，北京100871)

　　2003年歲末，由清華大學中文系當代文學研究中心和《天涯》雜志社發(fā)起的“文本分析與社會批評”討論會，在�？谡匍_。作為一個不斷派生的論題，文學與社會、與政治的關系，在20世紀中國文學的語境中，總是被不斷提及。依照有的學者的說法，20世紀中國文學的最基本問題，可以概括為“文學、革命、知識分子與大眾”的“四重奏”(南帆)。那么，這個問題今天再次被著重提出，正是以“知識分子”作為身份自覺的作家、文學批評家，在變化了的現實面前的歷史責任感(以正義感為主要構成的“政治倫理”)的表達，和對文學與“革命”、與“大眾”的關系的再思考。

　　當前，提出這一問題的正當性和急迫性，應該是有根據的。這是基于對90年代以來文學創(chuàng)作和文學批評的估計�！袄Ь场薄ⅰ捌�憊”等，是經常被用來描述當前文學狀況的詞語；
而核心問題則是文學和文學批評“普遍地疏離甚至逃避現實的趨勢”。一些批評家認為，出現這種狀況的很大部分原因，是80年代以來對“純文學”和“文學自主性”的提倡。這些在80年代具有“革命能量”的思潮，在歷史情境發(fā)生變化的時候，未能及時加以調整，而越來越明顯地表現出其負面的影響。確實，在80年代，出于對“十七年”、特別是“文革”時期文學與政治的關系的反思，文學界的許多人懷有“純文學”的想象，并推動著文學盡可能對政治的“離棄”。這與90年代以來的文學在批判精神上存在的缺失，應該說有一定的關聯。80年代的那種有關“純文學”的想象，的確需要我們重新檢討。

　　不過，如果只講到這里，有些問題并沒有得到回答。問題之一是，“純文學”的思潮會有這樣大的作用嗎？它能對當前我們的文學創(chuàng)作、批評的“疲憊”與“困境”負主要責任嗎？我看它并沒有這樣的能量。這些年來，觀念、思潮變來變去，但一些實質性的問題其實變化倒并不很大。問題之二是，“純文學”、“文學自主性”觀念在當前是否只會產生弊端，而不再具有合理性和仍有待開發(fā)的“能量”？80年代“純文學”所包含的問題，其實并沒有成為過去。比如，檢討“十七年”和“文革”中文學與政治的簡單、僵硬的關系，重視人的心理世界和感受經驗的開掘，關注文學形式的探索，對審美性在現代生活中的“革命”意義，警惕文學對政治權力和市場意識形態(tài)的屈從和依附，等等。至于說到90年代文學批評關注文本“內部形式”的趨向，這當然是事實。但這個“事實”，也只是相對于過去的情形而言。在中國文學批評界，文本的“內部分析”遠遠沒有達到主宰性的、讓人憂慮的境地，能證明這一判斷的實例是，這些年“文化研究”在大學文學系，在批評界迅速成為“顯學”。人們憂慮的，恰恰不是“審美”、“形式”的內部研究所造成的封閉性，而是闡釋方向轉向社會歷史問題，轉向種族、性別、政治制度、民族國家之后，對“文學性”，對“個人經驗”，對“形式因素”可能造成的遺漏。在這些年里，如果說文學與社會的關系受到忽視的話，那么，“內部”的“文本分析”的成績與學術進展，也遠不如我們所估計得那么高。在我們這里，要讓“純”文學，要讓“形式主義”成為令人優(yōu)慮的“中心”，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在我們的經驗中，文學與政治、與社會現實之間的問題，比起文學“自身”來，在大多數時候都更顯出一種無法抗拒的急迫性。李健吾在30年代說過，“時代和政治不容我們具有藝術家的公平(不是人的公平)”，這種情形，現在似乎仍在繼續(xù)。我們所處的歷史境遇，總在催促著我們形成一種“情感比理智旺，熱比冷容易”的反應態(tài)度。那么，是不是在任何時候，“正義的感覺加強我們的情感，卻沒有增進一個藝術家所需要的平靜的心境”的情況，都是永遠合理的？直接、急迫是否總是最應選擇的回應姿態(tài)？

　　從這樣的疑問出發(fā)來看80年代后期提出的，在今天需要重新檢討的“重寫文學史”問題，它并不如有的學者所宣告的已經“終結”。在有關社會語境和文學的關系上，我們既要看到歷史“斷裂”的征象，但對存在的延續(xù)的一面也不能無視。

　　我們和80年代的關系其實很復雜。對于當前文學出現的問題，會把許多原因上溯到那個時期。這種反思是很有必要的。但是，在許多時候，“反思”往往運行在一種“懷舊”的主導動機中：這構成我們與80年代的既拒斥、又依戀的雙重態(tài)度。雖然我們都意識到社會生活與文化情景的重大變化，提出文學觀念的調整。但在80年代確立的“文化心態(tài)”卻并沒有跟著調整。這包括文學在那時對意識形態(tài)、公眾社會心理、歷史敘述、時期建構等的廣泛承擔，也包括作家、批評家在大眾中的“文化英雄”的地位。文學在現階段的力量，也許是在承認它的“無力”之后對其可能的力量的探索與確立。而這種確立，在很大程度上已不大可能形成集體性的規(guī)模效應，而更多的與作家、批評家個體的精神魅力、性格深度、知識水準、藝術才能相關。因而，二三十年代的“革命文學”的成果現在已不大可能繼續(xù)表現出它的活力，但魯迅等“遺產”的現代意義，也不大可能因有的人發(fā)表了聳人聽聞的“悼詞”而被埋葬。

　　對文學文本的政治、社會歷史方向的闡釋，毫無疑問十分重要。原因主要不在批評方法的選取，而在于文學、“敘事”在“歷史”及其建構中的作用。正如賽義德所說：“帝國主義的主要戰(zhàn)場當然是在土地的爭奪上，但是在關于誰曾經擁有土地，誰有權力在土地上定居和工作，誰管理過它，誰把它奪回，以及現在誰在規(guī)劃它的未來，這些問題都在敘事中有所反映，爭論甚至有時候被故事所決定�！�(《文化與帝國主義•前言》)不過，文學雖然不可能離開“政治”，但文學并不等于“政治”。在將某些經典的文學文本當作“殖民過程”的一個明顯組成部分來處理的時候，也不要忘記它們是給我們以教益和樂趣的“值得尊重的藝術和學術作品”。由于文學與社會政治之間的差異性質，“文本分析”可能發(fā)展為一種賽義德從音樂得到啟發(fā)的“對位批評”。它“不再是那種相同與不同、是對不是的同一性的二元邏輯的方式”。而且，社會批評的社會政治闡釋方向，對對象將有所強調，也必然有所“遺漏”。文學、藝術文本在閱讀、欣賞者情感、心理上引起的審美反應，是確認“自我”的過程。由于這一帶有“個體經驗”的過程在做出綜合的理論分析上的困難，它們往往從“分析”的篩網中漏出。但是，他們并非就不重要，建立在個體經驗上的“審美”的“政治潛能”，至今仍未被我們更多的關注和重視。

　　“文本社會學”的批評與方法

　　耿占春

　　(河南大學文學院，河南開封475001)

　　上個世紀70年代后期以來，文學界自覺地告別或有意識地偏離一切“庸俗社會學”研究與批評傾向，主張文學的自主性與獨立品格，逐步地接近形式主義批評和結構主義理論。今天看來，事實上這樣做體現了一種明智的策略意識，文學研究與批評所偏離的是一種根本不起批評作用的社會學，一種根本不具備社會批評功能的權力教條。在一切都高度意識形態(tài)化的時期，社會空間、社會經驗和進行社會學研究的空間都是極其有限的。今天看來，恰恰是這樣一種以形形色色的形式主義為借口的自覺的偏離，形形色色的原始文化與神話化傾向，體現了當時歷史語境下的社會批評意識：對教條說不，抵制對文學做社會資料和意識形態(tài)的簡化，并且借以形成被意識形態(tài)弄得狹窄了的思想、感受與想象力的空間。因此，在今天需要轉換理論、方法與批評模式的時候，我們沒有必要因為今天的社會語境的需要而否認前一個歷史時期文學策略曾經有過的意義和其有效性的時刻。

　　進人90年代中后期以來，隨著社會生活空間的形成，社會問題的出現與累積，文學研究與批評也開始累積了某些具有批評作用的文學經驗，和某些具有批評功能的文學社會學理論與方法。社會空間的擴大和社會問題的累積，甚至到了使我們這些研究文學的人對自己提出疑問：既然“重要的”是進行社會批評，為什么要通過文學文本來進行？就社會關切和對社會問題的及時反應來看，文學研究與批評不及新聞媒體那樣及時與奏效，也不如社會調查與社會學研究那樣專門化和權威性，或具有形成社會決策過程的咨詢價值。在這樣一個信息迅速傳播與社會群體可做出迅速反應的世界上，通過文學、通過文學文本、通過個人話語與敘述方式進行社會批評的必要性是否存在？這種非專業(yè)化的、非信息化的、非權威性的、非群體性和總是遲緩的、拖延的反應，能夠具有什么意義？

　　現代社會正在出現的問題，也是作為其他許多問題癥結的一個問題就是：大眾傳播技術與個人的回應能力之間失去平衡，加之權力集團和財富集團對大眾傳播的操縱因素，個人的回應就幾乎是一個不可能的事情了。大眾傳播一方面提供了一堆沒有結構的信息，面對這樣暖昧不明的沒有結構的信息，個人的回應變得無所適從；
與其說大量增殖的信息提供了記憶與經驗，不如說它提供了遺忘的方式，遮蔽和替代自身經驗的方式，使自身經驗虛無化的力量�？上н@里對此問題只能一筆帶過。另一方面，受控的傳播技術同時在權力操縱下仍然在欺騙性地提供一種最簡單的二元對立結構：比如發(fā)達與落后、文明與野蠻、善與邪惡。使得受眾只能用這樣的語義結構對信息進行勉為其難的“理解”與歸類，并據此做出自發(fā)而受控的反應。對受眾來說，大量增殖的社會信息的理解力和回應能力的缺乏，正好是接受意識形態(tài)二元對立判斷即“不言自明真理”的一個前提。這種境況，常常使得群體對事件的反應變得更加有利于權力集團而不是更加有利于社會自身的健康與完善。當今世界持續(xù)的沖突和其他許多資訊發(fā)達時代的偏狹觀念的沖突不就是一個不吉祥的例證？

　　這正是我們需要在信息的大量傳播和群體快速而不言自明的反應的社會里，把“非群體性”、“非專業(yè)化”、“非信息化”和總是拖延的個人化的“文學認識論”的回應看作一種參照和一個思想資源的理由。如果借用歷史學家布羅代爾關于歷史時間的分析，即長時段、中時段和短時段的分析模式，可以說新聞與信息傳播是短時段的回應方式，建立在對“個人規(guī)模的歷史”興奮點上，受現在進行時的敘述支配；
而社會研究則建立在“群體規(guī)模的歷史”這樣一個中時段的基礎上，那么文學文本是否可以說建立在“人與環(huán)境的關系史”這樣一個長時段的基礎上？只有這樣，我們才能深人了解事物的內部結構。文學所顯現的社會景觀不會攜帶著瞬息變化的信息和時效性，然而它會揭示出緩慢變化的社會生活模式，描繪出轉換中的社會價值模式和人的情感模式與歷史環(huán)境的關系等等。

　　人類社會時間曾經受到長時段的歷史意識的支配，無論是以起源時間為理想社會模型的永恒的回歸、永恒輪回，還是基督教的和歷史唯物主義的向未來發(fā)展的直線進步的歷史世界觀，都形成和支持一種人類生活的長時段的概念，長時段的社會價值、生活方式與思想方式。而今，連續(xù)性受到了質疑，時間碎片化了，歷史成了永恒的現在時。即時性、短暫性(以及它所包含的流行與時尚)這些可能是負面的經驗在今天幾乎變成了一種價值，并且支配了我們的生活。這樣的結果是信息勝過了思想，信息的傳播替代了思想的交流，迅速和簡單的反應替代了深思熟慮和在事物間建立復雜聯系的努力。也許應該意識到，這些問題自身以及文學研究意義的降低本身就是社會存在問題的一個“征候”。這個問題可以從我們社會的時間分析與專業(yè)化傾向本身來加以考慮。(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顯然這也不是在此可以討論的�，F在需要關心的是文學的認識方法，一種通過文本分析的話語批評，能夠具有什么樣的社會批評功能。

　　這里將加以強調的“文本社會學”或者文學社會學的方法，主要的還不是那種傾向于研究作品的“主題”、“題材”或“觀念”的方面，它關心的問題是：社會問題和社會群體的價值如何在文本的語義結構、句法結構、修辭方法與敘述形式方面得到表達？因而這種文本社會學的批評是一種話語批評，它涉及文學文本，也能夠把理論文本作為分析對象。這種形式分析并不是把價值判斷和意義問題完全懸置起來，文本分析不放棄話語批評和社會批評的評述。

　　作為一種話語批評的文本社會學研究主要在三個層次上形成它的分析領域和方法：

　　1.詞匯與修辭；

　　2.語義結構；

　　3.敘述形式。

　　詞匯總是表現為一種區(qū)分與分類過程。因此，詞語與分類行為就是一個把某種價值秩序和判斷施加于某個社會領域或者意義領域。就我們身邊的世界來說，一套全新的流行詞匯已經取代了過去時代的日常話語和正統(tǒng)的意識形態(tài)語言。資產、資本和其他經濟社會的語匯不僅在事實上加以重組，而且在社會分類、價值區(qū)分的意義上進行了重組�！肮と恕焙汀稗r民”被社會話語譜系從歷史主體和階級概念，變成了市場經濟時代的“弱勢群體”這樣的重新命名之后，就顯然失去了舊有的政治倫理(權力的)含義，變成了具有新的社會倫理(憐憫)含義。窮與富的命名仍然保留了下來，但顯然已經完全顛倒了其原先的價值含義和社會價值判斷。

　　這里就開始涉及到語義結構問題。統(tǒng)治的意識形態(tài)與民間觀念有許多沖突對立，然而話語的語義結構上有著基本的相似，那就是它的話語都是一種二元對立的語義結構：善與惡，好與壞，光明與黑暗。受其支配的歷史敘述和民間故事便是把這樣一種二元語義對立擬人化的方式。善與邪惡的語義對立是其敘事、故事角色與情節(jié)構成的內在結構要素，并且決定著故事(歷史)的發(fā)展與結局。

　　現代社會以來的文學文本從二元論的語義對立結構，漸漸地向語義的雙重性開放，并且逐步強調了語義的雙重性，接受并傳達了社會語義和價值判斷中的如巴赫金所說的“復調”和“多聲部”經驗。在一些走得更遠的情況下，文學文本的語義結構從語義的雙重性與復調結構，滑向了語義的無差異性，文學文本在語義結構和敘述結構上的變化，隱含著我們的社會價值系統(tǒng)也在從語義(價值判斷)的兩元對立走向價值雙重性，并且從雙重性悄悄地滑向語義(價值取向)的無差異性，盡管民間講述的故事和意識形態(tài)的修辭學仍然在一相情愿地強調二元對立的價值觀念，盡管各種各樣的統(tǒng)治的意識形態(tài)都在制造了二元對立的世界沖突的同時也在力圖為現階段的文明保持價值對立和價值判斷。文學文本的修辭方式、語義對立結構的消解，語義的雙重性乃至語義的無差異性，導致了敘事因素的減低、非情節(jié)化，話語消除了故事等，更深刻地揭示并且回應了這個階段的社會價值危機。

　　在上個世紀的三四十年代，巴赫金關于語義“雙重性”和敘述的“雙聲部”、“復調”的研究是一種具有深刻的批評功能的文學經驗，它是針對集權主義話語的文本社會學批評和話語批評實踐。然而在今天，在意識形態(tài)對意識和思想的簡化力量之中，一方面保持語義的雙重性和敘述的“復調”仍然是一個十分困難的話語立場，另一方面語義的無差異性的語境正在由于貨幣價值的中介而形成。在今天，取代巴赫金理論中的中世紀“廣場”或“狂歡節(jié)”的，是市場和貿易。市場和交易會就是我們時代的狂歡節(jié)和聚會的廣場。金錢就是一種狂歡化的力量：金錢扮演了狂歡節(jié)上的小丑角色。金錢會把乞丐變成國王，又把富人變成乞丐。金錢拉平了其他等級區(qū)分，并且給每個人重新帶上金錢制作的社會面具。金錢把其他形式的價值區(qū)分變得沒有質的區(qū)分，在一切事物之間重新充當調停人，充當公分母，就像金錢可以使一切事物相互交換一樣，一切語義差異變成了可以彼此互換的無差異性。

　　對批評領域與方法做這些分析是想表明，“文本社會學”作為一種話語批評實踐，其分析既建立在文本之上，又遠遠越過了文學的邊界，進人了社會批評領域。在信息傳播時代，如果我們的社會真的一點都不想關心不(僅僅)是信息、不是新聞的一切思想與事物，如果我們的社會也不想關心那些“非制度化的思想”與意見，不想關心人們的真實感受，那么這個社會所傳播的信息和那些體制內部的研究又是為了什么而存在呢？

　　批評乎何為？

　　敬文東

　　(中央民族大學中文系，北京100081)

　　在今天，即摩登學究所謂“全球化”“境遇下”“新的歷史時期”，文學批評的目的已經決不僅僅在于“純粹”的審美分析(姑且不論“純粹”的審美分析是否虛妄)，更在于對隱藏在審美分析背后的東西的深人揭示、傾心介入。也就是說，要充分揭示出調控文學文本審美意蘊的生產、欣賞、銷售、構造以及促使審美特質各個方面充分醒來的那只“看不見的手”。文學批評就是打開文本的大門，讓早晨進來，讓正午進來。諸多事實早已表明，這個世上從來就不存在某種單純的、可以從其他事物身上提取和分離出來的高濃度的“美”。因此，那些堅持美來源于純粹的“文學技巧”、“文學結構”、“文學語言”的看法，是膚淺和可笑的；
那些堅信“文學技巧”、“文學結構”、“文學語言”能夠自美其美的觀點，注定是荒謬和經不起經驗驗證的。因為上述種種看法或觀點，僅僅建立在孤立的、靜止的、片面的視野之上，是一種典型的寂靜主義(quietistism)作祟的結果。它是文學批評中溫柔的、貌似深情、貌似充滿理性的現代“巫術”。

　　因此，在今天，探討一部文學文本的美學意蘊(假如它真的存在)，只是合格的文學批評的最低層次，盡管在汪洋態(tài)肆的文學批評史上的某個階段，它的確曾經是無可非議的最高層次。經過所謂“批評世紀”艱苦而長期的磨礪，尤其是隨著法蘭克福學派社會“批判理論”愈來愈被常識化，今天的文學批評家，已經不再天真地相信老康德所謂“審美無利害”的天真教唆。伊格爾頓在檢討英國浪漫主義的緣起時，曾經精辟地指出：浪漫主義賴以存身的美學原子彈—想象—本身就是一種旨在反抗的政治力量。據老伊論證，它要反抗的，始終是資產階級工業(yè)大生產帶來的人性的僵硬、板滯和機械，反抗的是資產階級的僵硬哲學和過度浮夸的政治學。鑒于諸如此類的教導(另如杰姆遜、海登•懷特、丹尼爾•貝爾、布爾迪厄等)愈來愈得到大面積的承認，愈來愈深人人心，我們不得不遺憾地認為：所謂審美，不過是暖昧；
所謂“純粹”的審美式批評，不過是一筆批評的糊涂帳、一樁視力和智力上嚴重失察的事件。

　　在當下中國，有見識的人或許都能看出，純粹審美式的文學批評(我衷心祝愿它存在，或天真地以為它竟然真的存在)，已經很難具有合理性了。理由很簡單：我們存身的時代，似乎不是一個可以倚著躺椅、靠著美人肩膀平心靜氣欣賞“詩眼”的時間段落。層出不窮、令人發(fā)指的諸多社會問題，筋疲力盡、讓人痛心疾首的無聊人生，使各種各樣看起來無比高雅、無比紳士和無比士大夫氣的“純粹”審美批評，都眨眼間變得有點不那么道德，最起碼也是言不及義或黯然失色�！皟删淙�年得，一吟雙淚流”的悲慘景致和修辭上的美妙精致，如今聽上去令人頓生疑竇。此情此景，誠如伊格爾頓所說：純粹意義上的審美批評，最終只能悲劇性地墮落為某種“極端主義”意義上的逃避。

　　文學批評始終或首先發(fā)源于、發(fā)端于某種道德信念。在我看來，一切人文一社會學科，歸根到底都植根于某種而不是隨便哪一種倫理學。盡管在一個有著悠久、廣泛甚至不乏極端的倫理學傳統(tǒng)的國度，這樣的論斷讓人聽上去確實有點不太人耳。但另一方面，我們又不得不承認：道德既是我們存身的依據，也是評判我們的最終標準；
既是我們拋錨啟航的出發(fā)地，也是等待我們歸來的屋宇—哪怕它僅僅是一間破舊不堪的茅屋。東方的孔子、西方的蘇格拉底、夾在東西方之間的耶穌，早在“軸心時代”就將倫理學看作人之為人的根本，也許正是基于人性基礎上的深刻洞察力。文學批評要想爭得立身的資格，在這個科學主義愈來愈囂張、越來越張狂的陰險年代，必須要牢牢抓住這個根本。

　　對于文學批評來說，道德信念的最低層次，就是要內行地、準確而負責任地揭示出文學文本的美學質地，盡管文學文本的美學質地本身就是一個無比復雜、足以讓人費盡心機的千古難題。這應該算作是文學批評賴以存身的基礎倫理學。20世紀在科學主義壓力下被迫興盛起來的“泛形式主義”文論(比如俄國形式主義、布拉格結構主義、英美新批評、法國結構主義以及所謂的解構主義等)，都無不為基礎倫理學暗中激勵和公開表揚。實際上，“泛形式主義”文論就是基礎倫理沖動的直接產物，也只能將它理解為基礎倫理沖動的產物，才是真正符合實際的結論。一整部“泛形式主義”文論的運動史，說穿了，就是一整部基礎倫理沖動半遮半掩、半推半就的“受虐”史�！胺盒问街髁x”文論的“力必多”，始終來自于基礎倫理學豐滿的腹腔內蘊藏著的“生殖沖動”。誠如弗洛姆從馬克思主義和弗洛伊德主義相結合的角度正確地認為的那樣：每個社會都有自己的力必多結構，它是基本人性沖動和社會因素的統(tǒng)一。在此，“基本人性沖動”以及以“基本人性沖動”為基礎的“社會因素”，始終是不可分離、不可測度和不可從解釋學上進行充分還原的基本成分。

　　正是扎根、立足于上述因素，“泛形式主義”文論始終致力于為文學批評打鑄一把“客觀”、“公正”的解剖刀，致力于為文學批評鑄造內行的、準確而又能負責任的高超眼光�！胺盒问街髁x”文論從技術主義的角度，保證了文學批評不至于像它的粗陋祖先那樣過度失真、變形和隨意信口開河，也從技術主義的角度，為文學批評較為忠實地聽命于基礎倫理學立下了汗馬功勞�；厥淄�事，我們愿意公正地說，“泛形式主義”文論最大的成就就在于：它使一切想對文學發(fā)言的人，尤其是那些屈服于批評的印象主義或受制于無精打采的主觀主義的人，都要知趣地三緘其口，或者更為知趣地干脆免開尊口。出于同樣的道理，我們同樣可以較為公正地說，“泛形式主義”文論致命的錯誤僅僅在于：它一葉障目，并且不無狂妄地將基礎倫理學誤認為惟一的倫理學。

　　對于文學批評來說，道德信念的高級階段乃是一種批判的姿態(tài)。這就是說，文學批評要盡力發(fā)掘出文學文本隱藏起來的意識形態(tài)內容—它是文本本身的潛意識，其物化形式有待于文學批評展開自己的工作，并依據一定的立場甄別之、辨析之、批判之。但文學批評決不是中國的庸俗馬克思主義者曾經做過的那樣，僅僅將文學還原為階級利益的意識形態(tài)的反映。排除種種繁瑣的論證，我在此愿意舉雙手同意阿多諾的主張：“批評的任務并非去尋找承受文化現象的利益集團，而是去辨認總體的社會趨向，這一趨向乃是表現在這些現象中并通過它來實現自己的最大利益，文化批評應成為社會的觀相術�！碧孤实卣f，也只有具備了“社會觀相術”功能的文學批評，才是真正合格的批評。這種批評不但弄清了文學文本的審美意蘊，更弄清了其來有自的文學文本何以具有如此審美意蘊的深刻原因。那只“看不見的手”，從此成為可視的東西。因此，從各種可能的角度說，“社會觀相術”能且只能是一種有效的解剖術和批判術。

　　批判來源于更高的追求目標，更高的追求目標來源于更高的參照系。這個參照系從來就不存在于文學文本之中，或者從來就不僅僅存在于文學文本之中。實際上，更高的參照系只存在于有限人生對永恒事物的永恒渴求當中。這就是康德和老黑格爾共同認可的“永恒的形而上學沖動”。任何文學文本表達出來的社會一生活現實，哪怕是其中最具幻想特質的社會一生活現實，都僅僅是永恒事物的摹本和投影，從來就不是永恒事物本身。因此，所謂批判姿態(tài)，就必須是霍克海默時代的法蘭克福學派認為的那樣，始終以對現實—無論是實存的現實還是文本中的虛擬現實—的否定為出發(fā)點。就是在這個意義上，否定原則上升為文學批評的首要原則。在此，文學批評永恒的立場是：絕不相信現實社會、現實生活中存在著完美的東西，決不相信現實社會是令人滿意的社會，但又要竭盡全力為完美的東西辯護，為完美的東西的到來或者永不到來掃清障礙。為此，文學批評的最終方法，只能是對文學文本中的“現實”“內容”進行毫不妥協(xié)的批判。

　　基于文學批評的道德信念所蘊涵的批判一否定原則，文學批評的另一個永恒信念，就是早已被司湯達說了出來的誓言：“藝術就是幸福的承諾�！痹诖嘶�礎上，文學批評即使不能說成是幸福的助產士，起碼也應該是幸福的鼓吹者、呼喚者。雖然作為凡人，我們從來都不知道什么是絕對幸福，(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但我們肯定知道自己不幸福、不夠幸福、不絕對幸福。更重要的是，我們始終想得到幸福。這是一切倫理學最堅實的立足點。關于這個問題，我認為不需要引證休漠、貝克萊等人的經驗主義教條和說教。而幸福，差不多就是文學批評的高級倫理學。實際上，文學批評的批判一否定原則的最深根源就在于幸福問題。文學批評要通過對文學文本中現實社會一生活內容的堅決否定，來追尋永不到來的絕對幸福。在這個意義上，也僅僅是在這個意義上，一切文學文本不過是文學批評得以成就自身的材料罷了。文學文本不能提供幸福的答案和幸福的原型，文學批評基于自身的永恒信念，卻可以通過指出文學文本中的不幸福來呼吁幸福。這當然是一種悲壯的邏輯。但正是這一悲壯的邏輯，能夠保證人類始終對絕對幸福懷有永恒的沖動。

　　20世紀以來，一切型號的“泛形式主義”文論在這方面幾乎都表現出了驚人的失察，它要么對幸福問題漠不關心，要么就是在自以為是的思辨過程中，一任幸福問題偷偷溜走。放棄了幸福問題，只斤斤于技術方法的繁瑣思辨，最終只能是一種軟骨頭的文論，絕望的文論，冷漠的文論。與“泛形式主義”文論的種種特質較為不同，此處所謂的文學批評，不過是批判和否定—此處所謂的批判和否定，不過是永無休止的熱情。

　　和認識世界的宗教一哲學方式、科學方式、藝術方式一樣(此處依馬克思的經典分類法)，文學批評也應該是認識世界的有效方式之一。必須要從認識方式的層面為文學批評爭得地位，必須要從這個角度來理解和界定文學批評，否則，文學批評將像它的祖先那樣，再度成為可有可無的東西，或者再度淪落為純粹的文學鑒賞，從而僅僅成為文學創(chuàng)作的點綴、裝飾和花瓶。這種軟骨頭的批評會不會砸了當下中國某些欽定批評家的脆弱飯碗，我認為最終還需要我們的體制點頭才作數。不過，有一點似乎是可以肯定的：也許正是將文學批評理解為認識世界、認識社會、認識生活的有效方式，才能從根子上保證文學批評從附庸身份走向獨立自主、依法自治。也主要是因為這一點，從此文學批評決不再是文學創(chuàng)作的殖民地、跑馬場。文學批評也由此不再成為文學創(chuàng)作可以吃三喝四、隨意支配的黑奴。

　　最后，必須要把文學批評理解為道德信念和認識方式的統(tǒng)一。道德信念中蘊涵的批判一否定原則，從觀念上為認識方式指明了前進的方向，認識方式則從諸種可能的行動上，保證了批判一否定原則在批評中的最終實現。因此，與文學批評的道德信念相對應，認識的初級階段不過是認識文本的審美構成，其高級階段則是對可能幸福、可能完美的渴望性認識。是的，文學批評始終是或僅僅是一種火熱的渴望性認識。這種認識帶來的不是對現實社會諸種境遇的滿足，恰恰相反，它帶來的是對現實生活—無論是社會中的現實還是文本中虛擬的現實—的永不滿足。就是在這個意義上，文學批評將自己成功地轉化為一種真正的“社會觀相術”。不過，“觀相”的結果卻是：它悲劇性地認識到了世界的殘缺和世界的絕望特性。但一切可能的轉機也許僅僅蘊藏在這里，誠如本雅明告誡我們的那樣：“正因為沒有希望，希望才給予我們”。

　　文學的內外：有別于“方法”

　　姜濤

　　(北京大學中文系，北京100871)

　　任何觀念、說法的提出，在表面的意義之外，或隱或顯，總會包含著特定的訴求、立場或歷史隱衷，“形式分析與社會學批評”話題的凸現，無疑也與這樣一種困境意識相關：在一個文學的可能性變得暖昧、可疑的時代，倡導者痛切地感受到文學批判、介入功能的全面喪失，而相關的研究、批評在滿足知識生產的自身需要之外，又對這一現狀無力回應�；蛟S可以說，這樣的感受并無新意，只是一種老生常談，但在它的背后，一種方法論上的焦慮也被暗示出來，即：在造成“困境”的諸多因素中，某種“方法”的封閉與單一，也難辭其咎。80年代以來，出于對庸俗社會學批評的反撥，當代的文學言說沉溺于“內部”的審美探討，一誤再誤，使得“內部”與“外部”脫節(jié)，有效介入歷史的“方法”也失之姻如。在這個意義上，要化解上述焦慮，對一種有效方法的追尋，似乎成了問題的關鍵。然而，在切人正題之前，我們也許還應追問：我們缺少的果真只有方法嗎？有效的“方法”能夠解決言說的困境嗎？這樣的提問，可能無法有確定的答案，但對“焦慮”本身進行某種歷史化關照，卻是一條可行的思路。

　　依照一般的說法，所謂“內外”有別觀念在中國的確立，得益于韋勒克、沃倫的《文學理論》一書的廣泛閱讀，“內部研究”與“外部研究”二元區(qū)分，也成為80年代以來文學研究、批評的基本框架。為了反抗粗暴的外部干預，必須要在文學的內部建立起自身的尺度，文學研究的學科性質的轉移也奠基于此。80年代末“重寫文學史”的沖動，歸結到一點，也就是要用內部的標準替代外部的政治標準，重述一種獨立的、審美的文學史。但在事實上，內部與外部的區(qū)分，可能更多地是一種價值的呼吁，服務于一種激烈的論辯性。即便是在《文學理論》一書中，在強調“內部研究”的優(yōu)先地位的同時，作者也為“外部研究”的討論留下了足夠的篇幅，充分重視其中的多種可能性。在80年代中國的特定語境中，對“內部”的強調，也更多地具有意識形態(tài)的策略性，對“審美”的鼓吹，從另一個角度看，本身就是一種政治話語的顯現，在具體的研究中，并沒有被深人、細致地落實，由內而外，內外交錯的現象，倒是常常發(fā)生。當然，“審美”在那時還有些許抽象，除了挪用感性、體驗、抒情等空洞概念外，我們的批評還沒有更新的理論武器。但這還不僅是“方法”的欠缺問題，也與20世紀中國文學的特殊歷史實踐相關，在敘事學的、語言學的諸多方法開始滲透之際，有論者就擔心“嚴重缺乏形式自覺、其審美價值常令人懷疑的新文學”能否承受這樣的分析(趙園《也說“重寫”》)。對象與方法的適用與否，只是這一“憂慮”的表面，它還表達了一種深層的限度感，相對于作為技術、規(guī)范和流程的“方法”，一種圍繞自身特殊歷史、特殊問題展開的處境感，或許更為重要。

　　進人90年代，“重寫”的熱情已經褪去，但“重寫”本身的邏輯，在一定意義上已經順利地溶進了知識的生產、再生產鏈條中。內部的審美研究，應當說有了突破的進展，過去單純依靠印象、感悟“才子型”研究，已被愈來愈多的理論儲備和方法自覺取代，對敘事風格、文體追求和語言特點等問題的討論日趨集中，沈從文、蕭紅、張愛玲等審美價值較高的作家，以及詩化小說、現代主義詩歌等實驗性的文學傾向，也在研究中逐步“經典化”。“內部的”審美研究的中心位置，似乎已成定局，但如果考慮到反思現代性、文化研究等潮流的蓬勃興起，會發(fā)現關于“外部”的討論，或許是更為強勁的趨勢。在以往的思想史、文化史視野之外，從文學社會學的角度出發(fā)，有關文學與出版、傳媒、教育、城市關系的討論，已經漸成“顯學”，而對文學的歷史敘述、觀念建構、以及內部文化的、歷史的、意識形態(tài)因素糾結的討論，也打開著新的眼界。即便是審美的形式的分析，也往往連綴著更為宏大的命題，譬如，依據兩種現代性的區(qū)分(社會的與美學的)，討論個體寫作如何打破或逃逸出“現代性知識體系”的總體規(guī)范，就是近年來審美批評的一個熱點。

　　換而言之，在溝通文學的內部與外部方面，事實上我們并不是缺少方法，在諸多敘事的、語言的形式方法被匆忙操練之后，我們也圖圈吞棗地掌握了其他的技能：一方面，在“文學”的背后，文學的生產、傳播、消費等環(huán)節(jié)，納人了批評的視野；
另一方面，將作品當作沖突的“力場”，以文學的形式、語言為中介，探討美學與政治、歷史復雜對話的“形式意識形態(tài)”分析，其潛在的活力也尚待開掘。然而，在最初的興奮消失之后，為什么我們仍會有這樣的印象，那些打通了內部與外部的批評，在寫得漂亮、填密、充滿洞見的同時，仍缺乏基本的穿透力，或者說并沒有真正推進對歷史、現實的理解，在有的時候甚至成為一場比文學更有魅力的符號游戲。對文學內部壓抑、矛盾、裂隙的揭示，的確消解了文本的自足性幻覺，完成了外在的批判，但我們的收獲，也只不過在批評中重述了文學的無奈，困境只是能被“想象地解決”。與80年代相比，對“文學”、“審美”我們有了更清晰的自覺，但除了更多的消解、還原，我們卻缺少那種粗糙的歷史建構力，當客觀的、知識的面目，掩藏了價值立場的缺失，歷史的重建是否僅是“各種復雜、矛盾因素的陳列”(洪子誠(((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的“現代文學”》)？這樣的追問，也涉及到研究、批評本身“位置”的檢討，在一個知識全球化與分工日趨細密的時代，挑戰(zhàn)秩序的批評工作，又是如何在貌似批判的同時，默認著、復制著現實的秩序以及自身的體制。這些零散的印象和提問，并不一定可靠，但至少表明“困境”的產生，不簡單是一個“方法”的問題，在某種意義上，它是社會、文化結構的整體性征候的顯現。困境不在于文學之“內外”的隔絕，而是文學研究、批評本身的內在化、制度化，不能滿足某種對價值、意義、以及社會責任的固執(zhí)期待。

　　當然，這并不等于說“形式分析與社會學批評”是一個偽命題，承認文學言說的限度和邊界，也不意味著放棄對其前景的探詢，但在“方法”的嘗試以外，批評自身的重構也相當關鍵。當文學被區(qū)分為“內部”與“外部”，一種虛設的“本體”也隨之產生，當我們一再強調內外的溝通，一再呼喚介入的意識，我們又在多大程度上掙脫了原有的概念、框架，是值得懷疑的。近來，有關“文學性”的反思，已祛除了本質主義的文學假定，但與其放棄“文學性”的尺度，不如更新一種理解，不是將其當作孤立于外部歷史的本體，而是看作一個在社會、文化、經驗之間流動的“位置”，不斷卷人又不斷疏離，在這種意義上，它的內部就是它的外部。與觀念的重構相伴隨的，還有知識視野的重構和歷史意識的強化。問題不是找到了一種方法，批評者就可以跳出文學的拘囿，放心地談論它的社會功能、意識形態(tài)內涵，問題在于文學的研究者對歷史、社會、政治，除了抽象的了解之外，又有多少深入的認識，對當下的生存處境又有多少真實的把握。在一切歷史都被當作敘事的時候，從想象、符號的層面切人歷史，無疑是文學批評的最可能的方式，然而這樣的思考如果不與物質的、制度的、“生活世界”的歷史結合，它的有效性仍會大打折扣。這要求一種整體性的眼光，不只將一切處理成想象的問題，而是在文學與其他知識、問題領域不斷制造思維的 “短路”。在喚起文學言說的活力的有限工作中，這種“重構”只是一個假定的出發(fā)點，比起某些“方法”的發(fā)明和挪用，它也需要更為耐心、艱難的準備，但在這一過程中，旋轉的話語、符號卻有可能緩慢下來，摩擦現實的問題和處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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