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所大學都會在歷史的傳承中逐漸形成一種鮮明而持久的風格，這種由數代人醞釀、造就、革新、拓展并遺傳下來的特殊精神，是一所大學延續(xù)與壯大的精神支柱。北大在歷史上曾以“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為校訓，我覺得是非常精當的，現在應該恢復這個校訓。所謂“博學”，乃是要求學者首先成為知識廣博的人，他對事物背后隱藏的真理有著廣泛的興趣；
他不僅是一個領域的專門家，而且應該是一個學識閎富、趣味廣博的研究者�！皩弳枴�，乃是要求學者必須對事物有著精細深刻的研究，對世界的本質與根源作深入的探討與不懈的追問，窮根溯源，孜孜以求，對真理懷有執(zhí)著的信念�！吧魉肌保�乃是一切學者最根本的素養(yǎng)，即運用自己的理性，慎重而獨立地作出判斷，這就要求他不追隨他人的成見，不依傍以往思想家和同時代學者的教條，不理會這個世界的喧囂，以自己嚴肅認真的思考對客觀世界作出最終的裁決�！懊鞅妗保�乃是要求學者在面對流行的各種思想與意識，能明智地辨別其中的是非，這也就意味著一種判斷力的養(yǎng)成，一種獨立的理性思考能力的養(yǎng)成。

　　在我們這樣一個社會結構面臨大規(guī)模轉型、經濟形態(tài)發(fā)生劇烈變遷、市場經濟原則與意識滲透到社會各個角落的時代，學者面臨著空前的挑戰(zhàn)和彷徨。社會價值觀念的混亂、學術規(guī)范的顛倒與學術市場的失序，都使學術工作面臨著巨大的困境，也使學者們往往在一種兩難選擇前倍感尷尬。一個學者，如果順從世俗的功利的要求，就必然放棄嚴肅的持久的科學研究，而以一種淺薄的、最易贏得世俗肯定的方式去博得這個世界的喝彩，此時世俗的功利的回報是以科學的衰退與萎縮為代價，科學的研究者迎合這個世界的膚淺要求，而置自己莊嚴的科學使命于不顧。然而另一方面，假如一個學者在這個時代堅守自我的科學立場，摒棄世俗的功利的欲望，去從事孤獨的、需要長久的工作才能證明其價值的科學研究，則他很可能會被這個現實主義的世界所淡忘或拋棄，他的聲名將埋沒在這個世界的喧囂之中，而學者自身也將被視為與這個世界不相和諧的另類。學者面臨的這個兩難困境使正在開啟學術事業(yè)序幕的年輕研究者們無所適從，在世俗的潮流與科學的莊嚴要求之間，他們面臨著致命的抉擇。

　　然而，一個嚴肅的學者若是遷就世俗的要求，以某種功利主義的姿態(tài)進行學術工作，則其結果必然與真正的科學事業(yè)背道而馳�，F實世界為學者們設置了各種各樣的誘惑與陷阱，社會榮譽、公眾知名度、公共傳媒的吹捧與政治地位對每一個學者的科學信念都是一種挑戰(zhàn)。在這樣的現實中，一個研究者如何成為一個對真理的探求有所貢獻的科學工作者，是一個并不簡單的命題。對一個有志于終生從事科學工作的年輕學者而言，我體會，以下三種素養(yǎng)或態(tài)度也許是最重要的，那就是：獨立精神，批判意識與真正的人文關懷。

　　獨立精神乃是前面所述“慎思明辨”的根本要義，科學工作者，不管是自然科學工作者還是社會科學工作者，都必須充分運用自己的理性，在真正科學研究的基礎上創(chuàng)造知識，發(fā)現真理。在這個過程中，學者是一個自由的人，也是一個勇敢的人——他不被潮流所裹挾，在大眾的主流意識形態(tài)和主流學術思潮面前保持寶貴的冷靜與中立姿態(tài)，并在各種社會利益集團和大眾傳媒的壓力面前保持研究者的獨立性與學術自由。但是一個學者在商業(yè)社會中保持學術獨立與學術自由是具有相當難度的，市場經濟原則的滲透與沖擊使學術工作本身產生了“異化”，學術不再是創(chuàng)造知識發(fā)現真理的手段，而成了市場中具有交換價值的商品，學術成果成為通往更高政治地位、財富與社會榮譽的交換媒介，而學者自身也逐漸由獨立、自由的研究者而蛻變?yōu)橐庾R形態(tài)的詮釋者、特殊利益集團的代言人、大眾傳媒操縱下的傀儡以及商業(yè)資本的馴服雇員。由于缺乏科學工作必要的獨立自由的前提，有價值的科學成果的生產變得相當困難。在市場交換原則支配一切社會活動的商業(yè)社會，學者應盡力維護學術的尊嚴，維護學術研究的獨立性。

　　批判意識是學術創(chuàng)造的前提。大學是創(chuàng)造新的思想與新的知識的殿堂，然而知識創(chuàng)造的前提是知識者有著足夠活躍的帶有批判性的心靈，這顆心靈能夠對前人或同時代人的思想作出理性的判斷，它批判性地吸收前人或同時代人的科學成就，運用自己的理性并以質疑與詰問的眼光看待一切教條與成說。美國思想家愛默生在一篇著名的演講《論美國學者》中說：

　　“世上唯一有價值的東西是活躍的心靈。這是每個人都有權享有的。每個人自身都包含著這顆心靈，盡管多數人心靈受到了滯塞，有些人的心靈尚未誕生�；钴S的心靈能看見絕對的真理，能表述真理，或者進行創(chuàng)造。……假如心靈不具備自明的能力，而是從另一顆心靈那里接受真理，即使這真理的光輝滔滔不絕，接受者卻沒有定期的反省、詰問和自我發(fā)現，結果仍然會是一種嚴重的錯誤�！保◥勰�生：《論美國學者》，選自《愛默生集：論文與演講錄》）

　　在當下的中國，也許最值得警惕的莫過于對于國外科學成果的不加批判的盲目接受與膜拜的態(tài)度，這種傾向，在社會科學中尤其明顯。不可否認，西方學者在經濟學、社會學、政治學諸領域的研究成果確實值得我國學者借鑒與吸收，但是由于社會科學研究的對象具有極為明顯的歷史、文化、地域、種族等方面的特征，而這些特征又決定了獨特的思維模式、經濟形態(tài)、社會結構與政治傳統(tǒng)，這就決定了我國學者不可能不加批判地接受國外社會科學家已有的定論來套用本國的現實。任何理論都具有特定的前提與約束條件，是在一定的假定基礎上展開邏輯推演的，即使邏輯推演是完全沒有瑕疵的理論，也會因前提假定的獨特性而導致其結論適用范圍的局限性，一個真正的科學工作者，對此不可不有清醒的認識，而這種認識同時也關乎一個中國學者的學術自信心。

　　然而，獨立精神與批判意識只是一個真正的學者的要素，要使一個學者成為嚴格意義上的知識分子，還必須具備一種深遠的人文關懷。在我國悠久的學術傳統(tǒng)中，讀書人一直崇尚“士”的節(jié)操與風尚，“士”不是一般意義上的讀書人（知識的創(chuàng)造者與研究者），他除了具備廣博的學識和全面的素養(yǎng)之外，還須關注那些超脫于研究者自身的更為廣闊而深遠的命題，關注國家、民族以至于整個人類的福祉與終極命運。所以“士”的使命極為莊嚴重大，因而《論語》里說：“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論語·泰伯》）。當然，已經有學者正確地指出了傳統(tǒng)意義上的“士”所秉持的“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的信念的局限性（朱青生《關于專家與學者》，選自《十九札》），這種局限性導致中國傳統(tǒng)知識分子缺乏對純粹知識創(chuàng)造和純粹科學研究的激情，他們對知識的追求太切近于“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實用，以至于損害了真正具備科學意義的研究，損害了對真理的理性追求。一個真正意義上的知識分子是把純粹理性的科學研究與深遠寬廣的人文關懷完美地結合在一起的人，是超越了單純知識創(chuàng)造角色的學者，是真正以科學家的姿態(tài)關注人類命運、人類價值與人類尊嚴的人。沒有真正意義上的科學研究，不成為某一個領域的專家，科學工作者的人文關懷就是虛空的、膚淺的；
然而，一個具備了相當高的科學成就的科學家，假如沒有更為廣闊的人文關懷，沒有關注整個人類價值與前途的寬大胸襟，則他只能是一個具備工具理性的專家，只能是一個“單向度的人”，只能是一個人格萎縮、靈魂矮小的“知道分子”。愛因斯坦曾經告誡科學家們說：“關注人本身，應當始終成為一切科學上奮斗的主要目標。……當你埋頭于圖表和方程式時，千萬不要忘記這一點！”（愛因斯坦《科學與幸�！罚┟鎸Ξ敶�科學工作者人文關懷意識的衰退，愛因斯坦曾經慨嘆道：“科學家通過內心自由、通過他思想和工作的獨立性所喚醒的那個時代，那個曾經使科學家有機會對他的同胞進行啟蒙并豐富他們生活的年代，難道就真的一去不復返了嗎？”（愛因斯坦《科學家的道義責任》）近代以來，理性主義、科學主義的泛濫已經使得真正的人文精神大大衰微，大學中的社會科學教育已經淪落為一種純粹工程學式的教育，在那些貌似科學的理性的冰冷的模型里，看不到對人的關懷和對人的價值與尊嚴的追求，而是抽象掉所有的人文視角，退化為一種純技術性的分析。經濟學家、社會學家和法學家，為了使自己的研究更接近于所謂“科學”的標準，正在更多地熱衷于構造完美的理論模型，陶醉于閉門造車過程中的理論快感，而不關注真實世界中人的境遇和價值，對這種傾向，哈耶克曾經作過尖銳的嘲諷和深刻的分析（參見哈耶克：《科學的反革命：理性濫用之研究》）。然而，任何真正意義上的科學研究，其最終目的乃是提升與改善人的境遇，乃是人的自由和價值的重新發(fā)現與人的幸福和尊嚴的實現，這也就是學者和知識分子“對人類幸福所負的責任”。

　　當一個研究者真正具備了獨立精神、批判意識與人文關懷的時候，他就可以準備啟程走上科學工作的道路。這條道路對于一個年輕的研究者而言無疑是艱難的，他會時常遭遇到各種困惑，會面臨著來自塵世生活的各種壓迫，他必須首先使自己成為勇敢的人，內心強大的人，才能抵御這些困難、挑戰(zhàn)與誘惑。我經常提醒我自己并希望通過這個機會提醒我的年輕的同行們的幾點是：

　　一是始終保持在科學面前的誠實。中國古人說“修辭立其誠”，就是要求讀書人（知識分子）在進行創(chuàng)作或探討學問時應有一種誠實不欺的態(tài)度。這是對待科學工作應該秉持的最起碼的學術良知。然而在很多時刻，各種社會力量和利益集團都會出于自己的目的而給科學工作者施加壓力，使他們不能忠誠于真理與科學研究的結論；
此時科學成為社會利益集團的附庸，學者成為某些力量的傀儡。叔本華說：“只有真理是我的北斗星”，為此他堅決拒絕為遷就世俗與主流思潮而刪改自己的著作。從本質上而言，科學工作者誠實的品德也是源于陳寅恪先生所表彰的“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也就是他所說的“士之讀書治學，蓋將以脫心志于俗諦之桎梏”。陳寅恪先生曾這樣評價王國維先生：

　　“先生以一死見其獨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論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興亡。嗚呼！樹茲石于講舍，系哀思而不忘。表哲人之奇節(jié)，訴真宰之茫然。來世不可知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時而不彰。先生之學說，或有時而可商。惟此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歷千萬祀，與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保�陳寅�。骸肚迦A大學王觀堂先生紀念碑銘》）

　　學術上的誠實需要一種特別的勇敢與對于自己科學工作的自信。我們所尊敬的北大校長馬寅初先生，曾因《新人口論》而遭受全國性的猛烈批判，就在這樣的嚴酷的學術氣候下，一九五九年十一月，馬寅初先生仍然發(fā)表了一篇擲地有聲的公開信，他說：

　　“我雖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敵眾，自當單槍匹馬出來應戰(zhàn)，直到戰(zhàn)死為止，決不向以力壓服不以理說服的那種批判者投降……我對我的理論相當有把握，不能不堅持。學術的尊嚴不能不維護，只得拒絕檢討”。（馬寅初：《重申我的請求》）

　　馬寅初先生身上所彰顯出來的堅毅與自信的品格乃是一種真正意義上的科學家品格，是每一個誠實的科學工作者必須具備的品格，學術尊嚴與學術良知在這種誠實的科學品格的衛(wèi)護下才得以維持。

　　第二個應該時常提醒我們自己的是不要被所謂“潮流”左右了我們的科學研究。這里的“潮流”是指一時代所流行的、被稱為時尚的學術傾向、意識形態(tài)潮流或者主流觀點。如果一個學者，不能獨立地運用自己的理智對其科學工作作出判斷，而是如愛默生所說“遷就公眾的喧囂”，則其科學工作的價值就值得懷疑。在歷史上，那些忠實于自己的學術研究、不肯為潮流而放棄自己科學信念的學者，也許其學說在當時的時代不被人所理解，甚至被同時代的主流思想者或者公眾視為另類，但是歷史的事實往往證明，正是這些似乎被時代思潮所拋棄或漠視的另類思想者，往往卻是真理的擁有者，是真正的科學代言者。我曾寫過一篇文章，以經濟思想史上的許多例證，證明在經濟科學的發(fā)展歷程中，作出重大科學發(fā)現或者開創(chuàng)嶄新經濟學流派的經濟學家往往被同時代人視為邊緣或者另類經濟學家，甚至被同時代主流學派所鄙棄（王曙光：《主流與邊緣：另類經濟學的價值》，選自《理性與信仰——經濟學反思札記》）。在20世紀50年代即系統(tǒng)闡發(fā)市場經濟與自由秩序原理卻備受主流學術界鄙視冷落的哈耶克，開創(chuàng)制度經濟學派卻被時人視為怪誕不經的凡伯倫，將經濟學方法滲入政治分析從而開啟公共選擇學派的布坎南，皆是主流經濟學家所不齒的另類或邊緣人物，然而他們的學說在若干年后竟然成為主流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這幾乎成為科學發(fā)展史上的屢見不鮮的一種規(guī)律，驗之于自然科學發(fā)展史，也是如此。因而，一個正開始科學工作的年輕學者，以自覺的態(tài)度保持對于主流思想的警覺，(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在潮流面前始終堅守自己的批判與質疑的科學姿態(tài)，是非常必要的。不逐騖時髦，意味著研究者不論在理論傾向、思想方法或者是選題上都保持一種獨立與清醒，都自覺地與那些學術時尚保持距離，也就是自覺地將研究者自身置于一種邊緣的狀態(tài)。自然，用經濟學的術語來說，這種對學術潮流自覺保持疏離甚至是拒斥態(tài)度必然會使一個學者承受巨大的機會成本，這些機會成本包括一個正常的人所必然欲求的個人財富、公眾知名度與社會地位。而且在很多時候，一個自覺疏離于社會主流思潮或學術潮流從而維護了科學工作者的學術獨立與自尊的學者，還必須忍受長時間的孤獨，忍受不被人理解、沒有同伴和追隨者的痛苦�？墒菑拈L遠來看，這種孤獨和痛苦，不正是一個科學工作者榮耀的起點與象征嗎？不恰恰是一個學者從內心真正的良知出發(fā)、從理性出發(fā)而通向真理殿堂必然經過的荊棘道路嗎？我們應該相信，在那個真理的殿堂之中，所有的荊棘將會成為榮耀的冠冕。

　　我們應該時常提醒自己的第三件事情是，作為一個學者，我們需要關懷草根階層的幸福，關注他們的福利與命運。一個社會科學工作者，如果在其科學研究種摒除了對于底層民眾的關注，那么就意味著他的學術工作尚未完成其道義上的使命與責任。當下的經濟學家，往往被那些時尚的研究課題所吸引，這些課題更容易為研究者贏得短時期的利益與名聲，然而那些關系到更廣大民眾的幸福的命題，卻被嚴重地忽略了，這不能僅僅解釋為一種學術偏好。對草根階層的關注并非出于學者的同情，而是出于科學家的最本質的使命與道義責任，那就是前文所揭橥的對人類幸福的責任。我國知識分子素有關懷民生疾苦、關注底層民眾的傳統(tǒng)，晏陽初先生和陶行知先生所倡導的平民教育、梁漱溟先生倡導的農村建設等，都為我們樹立了作為知識分子的偉大榜樣；
現在，著名經濟學家茅于軾先生在山西身體力行進行農戶小額貸款試驗，并在北京克服各種困難創(chuàng)立保姆學校，關注最底層勞動者的發(fā)展；
溫鐵軍先生長期致力于農村經濟的研究，并在河北農村建立農民教育學校，繼承了前輩平民教育的優(yōu)秀傳統(tǒng)；
北大生物系教授潘文石先生在廣西進行白頭葉猴保護的科學研究的同時，捐資幫助當地農民修建沼氣池，使環(huán)境保護與節(jié)能觀念深入人心：他們都是我們這個時代學者的偉大榜樣。與那些在書齋里構建完美理論自我陶醉的學者相比，他們的生命關懷更加寬廣浩瀚，他們的學術人格也更加偉岸挺拔，而他們作為一個學者也更加具備一種道義力量。而更重要的是，這種更深遠的關懷所依賴的是一種堅定的行動。學者不僅應該是“思想著的人”，為人類貢獻有價值的知識和思想，而且應該是“行動的人”。我們往往把思想者描繪成一個孱弱的、只會在書齋里冥想而缺乏行動能力的人，這完全是一種誤解和偏見。真正的思想者，必然是一個“行動的人”，是一個受道義感召、具備強大生命關懷力量的行動的人。

　　第四，正如無數大師級的思想者所告誡我們的，作為一個成功的學者，應該具備全面的知識素養(yǎng)，萬不可畫地為牢，被自己狹窄的專業(yè)領域所囿�？鬃诱f，“君子不器”（《論語·為政篇》），即是要求君子（知識分子）不要像器具一樣只具備一種知識，一種技藝，而要具備多方面的才能和知識。這四個字的告誡里面充滿著先哲偉大的智慧。許多學者為自己的專業(yè)領域所囿，對其他學科或本學科內其他領域的學術發(fā)展處于無知的狀態(tài)，這種狀況極大地阻礙了學術的創(chuàng)新與發(fā)展。更為嚴重的是，某些學科的研究者具有心理學上所謂的嚴重“自戀”傾向，這是一種學術自戀，對其他學科的學術成就（包括思想上的和方法上的）無動于衷一無所知，而把自己所處的學科當作可以駕馭統(tǒng)制一切其他學科的高高在上的霸主，在社會科學發(fā)展史上，“歷史學帝國主義”和“經濟學帝國主義”曾相繼出現，為學術史留下不少教訓和笑柄。實際上，像經濟學這樣的學科，完全可以也完全應該從哲學（包括倫理學）、社會學、法學、政治學、歷史學、心理學甚至從自然科學（比如生物學、物理學）的發(fā)展中汲取思想或方法論上的靈感，而事實上，經濟學在這門學科在歷史上確實已經受到上述學科的寶貴滋養(yǎng)和啟示。在學科交叉日益明顯的當代學術研究中，單一的、狹窄的、帶有學科偏見與自大的學術視野已經不足以催生新的科學發(fā)現，取而代之的應該是全面的學術素養(yǎng)，開闊的學術眼光，而只有具備這樣的學術背景，才可以期待未來的成功學者的出現。

　　以上是我對于自己以及我的年輕的同行們——預備作為科學研究者的一員的同行們——的期待和建議。最后，我愿意引用愛默生《論美國學者》的兩段話作為結尾：

　　“……學者的職責是去鼓舞、提高和指引眾人，使他們看到表象之下的真實。……他是一個將自己從私心雜念中提高升華的人，他依靠民眾生動的思想去呼吸，去生活。他是這世界的眼睛。他是這世界的心臟。他要保存和傳播英勇的情操，高尚的傳記，優(yōu)美的詩章與歷史的結論，以此抵抗那種不斷向著野蠻倒退的粗俗的繁榮。

　　……那些最有希望的年輕人在這片國土上開始生活，山風吹拂著他們，上帝的星辰照耀他們�！�…要忍耐，再忍耐——忍耐中你沐浴著一切善良人和偉人的余蔭，而你的安慰是你本人無限寬廣的生活遠景，你的工作是研究與傳播真理，使得人的本能普及開來，并且感化全世界�！�

　　2005年10月5日于西二旗寓所

　　* 本文是作者2005年11月在北京大學研究生會主辦的第一次學術沙龍上的講話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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