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的首要任務就是要解放思想。沒有思想解放也就沒有改革。但現(xiàn)在的改革似乎出現(xiàn)了停滯的狀態(tài)。

　　何以見得？因為報刊上又不斷出現(xiàn)了呼吁思想解放的文章。中國（海南）改革發(fā)展研究院給我發(fā)來一份他們2007年對383位專家學者型人物進行問卷調(diào)查的結果。那上面說，當被分別問到對改革的評價時，53%的人認為行政改革基本沒有進展，51.3%的人認為國有企業(yè)改革基本沒有進展，62.57%的人認為壟斷行業(yè)改革基本沒有進展，46%的人認為金融體制改革基本沒有進展；
再又被問到今后的改革難點會在什么地方時（選三項），人們分別選了政治體制改革，有92.76%；
行政管理體制改革，有71.85%和司法制度改革，有52.55%。在農(nóng)村改革中，有65.42%的人認為土地制度改革是最重要的。

　　從以上情況可以判斷出，目前我們的改革大致被卡在了政治體制、行政管理體制、土地制度、國有企業(yè)四大方面，至于金融、壟斷行業(yè)，也應該被看做是國有企業(yè)改革中的一部分。

　　鄧小平生前主要進行了經(jīng)濟體制改革，但是他的改革并沒有完成，留給后人必須進行到底的事業(yè)就是農(nóng)村的土地制度改革和城市的國有企業(yè)改革。在他的尚未完全展開的政治和行政管理體制改革方面，我認為他做的一件對中國今后發(fā)展最要的事就是廢除了領導人的終生制。這對中國太重要了——其重要意義我想今后的歷史學家們回首這段歷史的時候會看得更清楚。至于還有更多的事，他提到了，沒有做，或沒有來得及做。

　　看到這不少呼吁進一步解放思想的文章，有一件最重要的事我覺得需要搞明白。這就是思想解放，誰是這場革命的最先的思想解放者？有人說是鄧小平，還有人說是以鄧為核心的一批領導人。我覺得兩種說法都欠科學。鄧小平改革合乎民意，順乎民心，那么改革的要求和動力應該首先來自于人民群眾，是鄧的思想呼應了人民群眾的思想解放。

　　毫無疑問，在我們的這種政治體制下，領導的思想解放，是解決問題的關鍵，因為不是說任何改革都會得到領導層的贊同的。鳳陽縣小崗村18戶農(nóng)民按血手印要求分田單干就是證明。為什么要按血手��？實在是前途未卜！所以中國的改革訴求來自于基層，但必須得到上面的支持和肯定，沒有上面的支持和肯定，不要說改革成功不了，就怕連改革者自己的命運也把握不住了。從這個意義上說，可以這樣認為，正因為有了鄧小平的思想解放，才有了中國今天的一切。

　　于是乎可以這樣認為，中國的的每項改革成敗，關鍵并不在于群眾的思想解放程度如何，而在于領導，特別是高級領導。因為如果群眾的思想不解放，高級領導解放了，那么就可以很容易地讓群眾思想很快地解放開來，比如1958年大躍進，領導一號召和推動思想解放，“人有多大膽，地有多高產(chǎn)”就出現(xiàn)了；
但是如果群眾的思想解放了，而領導思想不解放，那么群眾的思想解放就不會有什么結果。當然，從長遠看，總會有結果，但這個“長遠”到底有多“長”，有多“遠”，就說不準了。比如“社會主義市場經(jīng)濟”的提出，在理論界或許有人議論過，但是要沒有鄧小平的提出和支持，再假設鄧小平再晚五年加以肯定，那么中國今天的歷史可能就不是現(xiàn)在這個樣子了。

　　我們談解放思想，是因為思想被禁錮了，所以才要解放。是誰禁錮了我們的思想呢？是從前有權力的人，他們告訴我們說什么話，做什么事，想什么問題，以及如何想，于是在我們的頭腦中就形成了一套做平安順民的自我約束規(guī)范，對一些事物就形成了一套穩(wěn)妥地表達意見的方式和方法。作為一個中國人，他清楚地知道，除去被法律禁止的以外，什么話不能說，什么話能說，即使說也只能說到什么分寸上；
什么事不能做，什么事能做，即使做也要有權威人士的話或指示作根據(jù)等等，都必須拿捏得非常到位。小崗村的農(nóng)民就知道，分田單干一定會有牢獄之災，因為他們找不到根據(jù)。

　　所以我就猜測，呼吁解放思想的人，其實他們心里很清楚，需要解決哪些問題了，但不能明說，于是他們就來呼吁，呼吁給誰聽呢？其實主要不是呼吁給群眾聽，而是呼吁給有權力人聽的。這就是寫文章必須拿捏的一個分寸和方法。所以在中國做學問、說話得很有方法和技巧。

　　誰最應該解放思想呢？答案很明白，是領導，特別是高級領導。“解鈴還需系鈴人”，誰禁錮了人民的思想，誰就來解放，這也是應該的。

　　改革又到了這樣一個關鍵時刻，提出的更深層次的問題將極大地挑戰(zhàn)各級領導的勇氣和決心，確實又到了需要解放思想的時候了，拖，能期待什么結果呢？

　　2008年．2月.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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