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尊敬的朋友中頗有幾位是郎咸平先生的至交好友，其中有一位朋友告訴過我，郎咸平與在北京軍隊大院里長大的鐵桿官僚子弟一樣，是從中國大陸追隨蔣介石父子逃往臺灣的下級軍官的兒子，他所向往的從來不是歐美國家的憲政民主制度，而是中國大陸持續(xù)了 5000年的忠君報國、反貪官不反皇帝的中國特色的專制意識，換言之就是政學合謀加政教合一的"勞心者治人"的強權(quán)愚民意識。

　　由今天的郎咸平的慷慨激昂，首先讓我聯(lián)想到的并不是"勞心者治人"的孔門儒教的兩教主孔子、孟子，而是后來以反孔出名的教育部僉事周樹人即魯迅。甘心充當專制喉舌的所謂魯迅專家們從來不肯告訴本國人，早年在日本留學的魯迅借助于狂人尼采的超人學說，把中國孔門儒教的強權(quán)愚民傳統(tǒng)發(fā)揮到了登峰造極的極端境界，從來發(fā)明了一種被他稱之為"神思新宗"的把憲政民主等同于極權(quán)專制的變態(tài)邪教："近世之人，稍稍耳新學之語，則亦引以為愧，翻然思變，言非同西方之理弗道，事非合西方之術(shù)弗行，……學于殊域者，近不知中國之情，遠復不察歐美之實，以所拾塵芥，羅列人前，……乃復有制造、商估、立憲、國會之說�！�…見異己者興，必借眾以陵寡，托言眾治，壓制乃尤烈于暴君。……誠若為今立計，所當稽求既往，相度方來，掊物質(zhì)而張靈明，任個人而排眾數(shù)。"

　　魯迅的新式宗教"神思新宗"的最高代表，自然是非尼采莫屬。按照他的理解，尼采是"個人主義之至雄桀者矣，希望所寄，惟在大士天才；
而以愚民為本位，則惡之不殊蛇蝎。意蓋謂治任多數(shù)，則社會元氣，一旦可隳，不若用庸眾為犧牲，以冀一二天才之出世，遞天才出而社會之活動亦以萌，即所謂超人之說，嘗震驚歐洲之思想界者也。"

　　為證明尼采"用庸眾為犧牲"的"個人主義……超人之說"也就是新式宗教"神思新宗"的絕對合理性，魯迅并沒有舉出現(xiàn)代歐美社會"壓制乃尤烈于暴君"的真實案例，而是借助莎士比亞所虛構(gòu)的歷史劇《裘力斯 ·愷撒》，回到還沒有建立起較為完善的社會制度及法律程序的古羅馬時代，去尋找普通民眾"無特操"的證據(jù)："是故布魯多既殺該撒，昭告市人，其詞秩然有條，名分大義，炳如觀火；
而眾之受感，乃不如安多尼指血衣數(shù)言。于是方群推為愛國之偉人，忽見逐于域外。夫譽之者眾數(shù)也，逐之者又眾數(shù)也，一瞬息中，變易反復，其無特操不俟言；
即觀現(xiàn)象，已足知不祥之消息矣。故是非不可公于眾，公之則果不誠，政事不可公于眾，公之則治不郅。惟超人出，世乃太平。茍不能然，則在英哲。嗟夫，彼持無政府主義者，其顛覆滿盈，鏟除階級，亦已至矣，而建說創(chuàng)業(yè)諸雄，大都以導師自命。夫一導眾從，智愚之別即在斯。"

　　該撒即愷撒，安多尼即與布魯多合謀刺殺愷撒的安東尼。這段話中關(guān)于愷撒之死的描述，取材于莎士比亞的歷史劇《裘力斯 ·愷撒》的第三幕第二場。這種戲劇化的故事情節(jié)，是完全不可以當作歷史事實來引用的，當時的魯迅顯然不懂得這種常識性的學術(shù)規(guī)范。由此而來的不惜"用庸眾為犧牲"，更不惜采用"是非不可公于眾，公之則果不誠，政事不可公于眾，公之則治不郅"的暗箱操作的超人救世加超人專制的"惟超人出，世乃太平"，恰恰與構(gòu)成新式宗教"神思新宗"的外中偶像斯蒂納、叔本華、克爾凱郭爾、易卜生、尼采諸人極端反專制的原始追求背道而馳。魯迅進一步發(fā)揮出的"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內(nèi)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脈，取今復古，別立新宗，人生意義，致之深邃，則國人之自覺至，個性張，沙聚之邦，由是轉(zhuǎn)為人國"的所謂"人國"，也只能是把中國傳統(tǒng)的皇權(quán)專制與尼采的"超人之說"捆綁嫁接的超人救世加超人專制的異化"人國"。

　　正是為了充當中國式的"勞心者治人"而不是"勞心者治官"的"以導師自命"的特殊超人，魯迅于1925年為了婚外情人許廣平，不惜犧牲教育僉事的職位挺身而出站在造反革命的中國國民黨及蘇俄一邊，直接促成了"不若用庸眾為犧牲，以冀一二天才之出世"的"三一八"慘案。到了1928年，已經(jīng)成為國民黨大學院特約撰述員的魯迅為了1000字10元的最高稿酬和左翼盟主的超人地位，左轉(zhuǎn)成為中國共產(chǎn)黨及蘇聯(lián)的贊美者和歌頌者，直接為1949年之后一次又一次引蛇出洞的"是非不可公于眾，公之則果不誠，政事不可公于眾，公之則治不郅"的反胡適、反胡風、反右派、文化大革命埋下了超人救世加超人專制的伏筆。魯迅所謂的"超人"與"庸眾"之間"一導眾從，智愚之別即在斯"，說穿了就是替毛氏偉人預設(shè)了一個把左、右文化人一網(wǎng)打盡的天羅地網(wǎng)。

　　整整一個世紀過去，身處"香港特區(qū)"的郎咸平偏偏扮演起了藏身上海租界的魯迅的教主角色，為最高當局"是非不可公于眾，公之則果不誠，政事不可公于眾，公之則治不郅"的不明不白的政治清算搖旗吶喊，而偏偏不知道或者說是不敢于在反貪官必反皇帝的"勞心者治官"方面，做一些真正意義上的以人為本的憲政民主文章。至少在這一點上，我是與郭宇寬一樣對這位 "最有良知的經(jīng)濟學家"、"最敢說真話的經(jīng)濟學家"、"深受廣大民眾的愛戴的經(jīng)濟學家"，一直保持著高度警惕的。假如郎咸平當真有愛國報國的膽量和勇氣，我是很想請他放棄香港特區(qū)的特殊地位，來到首都北京與我一起變"勞心者治人"為"勞心者治官"的。

　　2007-8-27于北京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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