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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檸:食品安全是國家利益

發(fā)布時間:2020-06-05 來源: 感恩親情 點擊:

  

  據(jù)韓國《朝鮮日報》7月31日報道,韓國駐中國大使館政務公使黃正一于7月29日在北京市內一家醫(yī)院接受治療的過程中,引起呼吸障礙不幸去世。

  前一天晚上,黃在使館辦公室加班時,因吃了從附近店里買來的三明治而出現(xiàn)嚴重腹瀉,旋即回家。翌日,癥狀沒有停止,遂去醫(yī)院診治。門診醫(yī)生擔心黃脫水,于是開處方輸液。輸液開始后不久,患者即陷入呼吸衰竭,經搶救無效,院方于上午11點30分宣布黃死亡。

  鑒于死者的特殊身份,中國警方和衛(wèi)生部高度重視,在征得死者家屬和韓國駐華使館同意后,于7月30日實施尸檢,相關調查正在進行中。

  盡管在對黃死因的官方調查結果披露之前,尚無法斷定黃到底是死于食物中毒,還是醫(yī)療事故,或二者疊加的“相乘效應”,但吃了外賣快餐后發(fā)病,且腹瀉不止的情節(jié),使前者似乎很難擺脫干系。加上事件發(fā)生的時間,恰恰在另一樁同樣關涉食品安全的公共事件的“時效”范圍之內,客觀上強化、凸顯了食品安全問題在公眾視野中的重要性、緊迫性,甚至成了某種帶有明確政治正確性指向的公共話題。

  所謂“另一樁”,是指“紙餡包子”事件!笆录苯汢TV(北京電視臺)曝光后,頃刻間成了世界性噱頭,48小時之內幾乎上了美、日、歐所有大報的社論、社評。那天,恰好一位日本學者來北京出差。傍晚時分,筆者如約趕赴凱賓斯基飯店會面,然后照例溜達出來,準備在附近找個館子便餐。作為“地主”,我問客人想吃什么。滿頭華發(fā)的“中國通”頑皮地回答說:“客隨主便。除了包子,啥都成。”

  事件的后續(xù)發(fā)展出乎意料,令人氣悶卻又興味盎然(這大約屬于“后現(xiàn)代癥候群”,且病得不輕)。7月18日,官方宣布“紙餡包子”為“假新聞”,始作俑者的編導被刑拘,BTV高層受行政處分。調查取證工作效率之高,處罰力度之大,令浸淫于“娛樂至死”的氛圍久矣的國人瞠目結舌之余,痛感新聞工作離政治之近,只隔不到一張窗紙。

  魯迅嘗言,“一部《紅樓夢》,經學家見《易》,道學家看見淫,才子看見纏綿,革命者看見排滿,流言家看見宮閣秘事……”對這個事件,也是見仁見智:新聞工作者看重其“真實性”,文化學者看重其“后現(xiàn)代性”,年輕人看重其“娛樂性”,老派人士覺得“世風日下”。相比較而言,筆者更加看重其作為社會學文本的價值,無論是作為“假新聞”事件,還是事件的“反社會”性質:它從側面形象地詮釋了何為“轉型期”,及“轉型期”的生活。最逗的是,據(jù)說有幾個在京外國留學生,竟用“洗干凈”的瓦楞紙摻合豬肉餡試著包了一回“紙餡包子”,蒸熟后嘗了嘗,說“味道還行”。

  假如新聞是真的話,那么事件只是單純的新聞性事件。但新聞被證偽,成了“假新聞”,這便賦予了事件以多重含義或“身份”,于是發(fā)展成為社會事件、政治事件、文化事件(后現(xiàn)代意義上的),乃至娛樂事件。而在事件的“所指”(語言學術語,即事物的概念、意義)不斷增殖的過程中,有兩樣東東受到重創(chuàng):一是新聞的真實性、公信力,二是食品安全保障機制及其背后的信任基礎。

  前者相對比較簡單:新聞報道“摻水”,觀眾、讀者受騙上當,造成公信力低下,逐漸養(yǎng)成無論對什么報道都打個問號的習慣——這在當下已不新鮮,某種意義上道出了新聞業(yè)的現(xiàn)狀!凹僮髡鏁r真亦假”,既然不是所有“假的”都能被證偽,那么假的怎么不能成為“真的”呢?假藥、假酒、假學歷、假記者、假警察、假名人、假處女膜……其在被曝光、拆穿之前,無一不是當作如假包換的“真貨”被談論、羨慕、消費、利用,遭到唾棄只是在被證偽之后而已。

  如此,便會與后者發(fā)生關聯(lián):一件事(譬如“紙餡包子”事件),被證偽之后,盡管其責任者受到懲戒,但公眾的擔憂卻不會輕易放下。理由很簡單,因為公共生活中有太多被“證偽”的真實和被真實化了的謊言,除非人們看到切實可行的、保證假的會被證偽和目前被認為是“真的”東東中不會冒出假的來的一套機制,否則他們一般不會輕信。尤其在那些被美國學者弗朗西斯·福山稱為“底信任度”的社會中,這種現(xiàn)象廣泛存在。問題不僅僅在于假新聞本身所造成的直接危害,其對新聞報道公信力的傷害,會危及社會的信任基礎,其害大大超過前者。

  這一點,只需對海外媒體對此番“紙餡包子”事件被證偽前后的反應加以考察,便會明了。在事件早期,即剛剛發(fā)生到被證偽之前,媒體一致譴責,并要求中國政府正視食品安全問題,強化管理,拿出根本性對策自不在話下。而事件后期,即從新聞被拆穿到現(xiàn)在這段時間,事件見諸媒體的頻度雖然有所下降,但批判、質疑的分貝卻一點沒有減小,不僅如此,還比早期過了一重質疑:“紙餡包子”被證明是“假新聞”,是否意味著當局認為所謂食品安全問題也是一個“偽問題”,而與此相關的行政干預和管理是不是也就不了了之,無從談起了呢?正是出于這種擔心,外國媒體反而加大批評的力度,乃至“中國食品安全”幾乎成了覆蓋海外主流媒體的“關鍵詞”。不止一家日本媒體,甚至在社論中把食品安全與國家利益聯(lián)系起來,其升溫的表達所傳遞的感情色彩已非初期可比。

  國外對中國食品安全的質疑由來已久,非一日之寒。美國大量貓、狗吃了中國產的寵物食品后死亡;
巴拿馬感冒患者在服用中國制的止咳藥后死亡;
因出口日本的鰻魚中檢出致癌性抗菌素,酷愛吃鰻魚的日本人開始拒絕中國鰻魚;
連朝鮮都在抱怨“中國假藥太多”;
海外的商號里甚至出現(xiàn)了打上“China Free”的標簽,以表明系未使用中國產原料的產品,以招徠生意……對以成為“世界工廠”為驕傲,并以之為立國經濟之本的中國來說,這不能不說是嚴重的問題,事實上,已構成了對農產品、藥品出口的巨大阻礙。

  2002年,因從中國產的冷凍菠菜中檢出殘留農藥超標,引發(fā)日本消費者對中國進口農產品的抵制,影響面之廣,波及圓白菜、蘑菇、黃瓜和大豆等,使一大批中國菜農和進出口公司蒙受損失。從去年開始,針對所有從中國進口的食品,日政府引入“原則輸入規(guī)制目錄”(Positive List)制度,極大抬高了中國進口的門檻;
2005年,日厚生勞動省發(fā)表一項調查認為,因食用中國產的減肥食品,造成超過673人健康受損,其中3人死亡;
一項由《USA Today》和蓋洛普公關公司聯(lián)合實施的民調表明,因中國產含二甘醇牙膏和含鉛塑料玩具等所造成的負面影響,超過83%的美國人質疑中國進口的食品安全性……

  對此,中國政府和相當多的主流媒體,在勉強承認事實嚴重性的同時,卻在抨擊美日等西方國家把中國食品安全問題“政治化”,甚至將其與新一輪“中國威脅論”聯(lián)系起來。但是,作為國人,我們深知,出口銷往海外,特別是美、日、歐市場的產品,經過了嚴格的出口商品檢驗等環(huán)節(jié),其實是不折不扣的質優(yōu)“上等貨”。而日復一日生活在對無良食品的隱憂中的國人,才是最大的受害者。且不論食用了毒奶粉的大頭娃娃、喂飼了避孕藥的甲魚和茅廁邊生產的“哈根達斯”冰激淋及在醫(yī)用垃圾場上生產的礦泉水,3年前,國家質量監(jiān)督局局長對媒體公然坦言,自己對餐桌的安全也沒有把握(大意)。筆者家住東直門,毗鄰北京著名的“簋街”,但每次在那一帶打牙祭,都猶豫連連、考慮再三,最后選一家看上去“還好”的店硬著頭皮進去。選擇的標準其實再簡單不過:少油即可,所以多半是火鍋。因為,憑我們半吊子“美食家”的業(yè)余水準,無法準確地判斷出到底哪家不用“地溝油”(一種從下水道中回收的廉價再生食用油)。

  中國贏得“世界工廠”的聲譽來之不易,至今尚未坐穩(wěn),周圍印度、東盟等新興制造業(yè)國家“虎狼環(huán)伺”,伺機取而代之。食品安全問題,直接打擊我國最富國際競爭力的出口和農業(yè)。同時,埋下國民身心健康的隱患,無限增加家庭和社會的醫(yī)療、財務負擔,破壞國家形象,損害發(fā)展的“軟實力”,以反社會、反文明的方式,吞噬、抵消著改革的成果,已和腐敗一樣,成為社會的毒瘤。在其根治問題上,任何形式的怠惰、姑息、遷就、庇護,不是利益粘連,便是怙惡不悛。

  從這個意義上說,食品安全不僅直接關涉國家利益,而且——它干脆就是我們的國家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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