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國對同時代讀書人影響最大，所謂開一代風氣者有三人，即曾國藩、梁啟超和胡適。古有所謂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之說，在杜佑看來，立德目標太高，常人難以企及；
而“立功遂行當代”，“立言見志后學”。從舊的傳統(tǒng)立場看，曾國藩或許兼具三不朽（惟因殺人太多而德終有虧）。論事功，三人呈遞減之勢，除個人的因素外，也提示出時代的轉變，即士人的政治和社會影響日漸蕭索（其中當然有廢科舉的影響）。若論影響的持久性，梁、胡二位反超過曾。在章太炎門人挾革命余威而掌控民初教育機關和輿論之后，曾氏的影響即隨桐城派的失勢而式微。

　　五四那一代大學生大約是曾國藩還能影響較廣的最后一代中國讀書人，羅家倫在五四后曾勸留學生出國只帶三部中國書，即《十三經(jīng)白文》和曾氏編的《經(jīng)史百家雜鈔》及《十八家詩鈔》，略見一斑。羅氏的建議是在因應那時梁啟超和胡適正在給年輕人開國學書目一事，吳稚暉當時就說，梁啟超“已是歷史上一大人物”，有事功方面更大的責任，這類屬于立言的事應讓給胡適去做。這或代表一些人的看法。實際兩人在此事之上的競爭也以那時正在推動整理國故的胡適“獲勝”而結束，大體反映出兩人當時影響力的盛衰——至少就青年學生而言，胡適的影響已遠超過梁啟超。

　　但胡適也是受梁的影響成長起來的，他坦承其“個人受了梁先生無窮的恩惠”。據(jù)他后來回憶，在其少年讀書時，梁是當時最有影響力的思想家，他的文章，“明白曉暢之中，帶著濃摯的熱情，使讀的人不能不跟著他走，不能不跟著他想”。許多少年人追隨著梁啟超的激烈主張“沖上前去”，胡適自己就是其中的一個。

　　可知梁啟超影響的疾速上升是與曾國藩的淡出相伴隨的，而這與報刊雜志在近代的興起密切相關。報紙、刊物等外來表述方式到19世紀末才真正勃興，梁氏可以說最成功地運用和發(fā)揮了這些新傳播媒介的力量，在形成近代新思想論域方面起了極大的作用。嚴復后來回憶說，“任公文筆，原自暢達。其自甲午以后，于報章文字，成績?yōu)槎�。一紙風行，海內觀聽為之一聳�！�

　　到1902年，梁啟超的影響名副其實地達到如日中天的程度。比他年長的黃遵憲說：“此半年中，中國四五十家之報，無一非助公之舌戰(zhàn)，拾公之牙慧者；
乃至新譯之名詞，杜撰之語言，大吏之奏折，試官之題目，亦剿襲而用之。精神吾不知，形式既大變矣；
實事吾不知，議論既大變矣。”與他年相若的孫寶瑄同年也說，梁啟超“于我國文字之中，辟無窮新世界”；
其“閎言偉論，騰播于黃海內外、亞東三國之間”。當時“凡居亞洲者，人人心目中莫不有一梁啟超”。后一句或稍夸張，若將范圍限于中國讀書人，卻大體概括出梁氏當年影響的廣泛。

　　這樣的影響至少持續(xù)了數(shù)年，到胡適在上海讀書時依然風采不減。在胡適的記憶中，梁氏著作中對他影響最大的就是1902-1903年間發(fā)表的《新民說》。與今人常將“新民”二字連讀為名詞不同，胡適知道新民的“新”字主要是動詞，意謂“改造中國的民族，要把這老大的病夫民族改造成一個新鮮的活潑的民族”。這正是胡適終生坐而言起而行想要實現(xiàn)的目標，故他承認，《新民說》“給我開辟了一個新世界，使我徹底相信中國之外還有很高等的民族，很高的文化”。

　　又許多年后，號稱“但開風氣不為師”的胡適已更多成為歷史研究的對象，而梁啟超的影響雖難比當年，仍不絕如縷。今天中外很多關于“中國”和中國文化的認知，仍隨時可見梁氏觀念的痕跡。不少梁氏的“創(chuàng)新成果”，如所謂“中國即世界”、“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國家”等，今日已漸成為中外的學院認知了。這一方面可歸因于“梁筆”的感染力，梁啟超曾自稱“其文條理明晰，筆鋒常帶情感，對于讀者，別有一種魔力”，信然；
胡適在25年后重讀其《新民說》，就“還感覺到他的魔力”。另一方面，也因為梁氏那敏銳的感知力，能把握時代的脈搏，常常言眾人之所欲言，故成為代表時代的聲音。

　　可以說，20世紀中國思想史上很多風行的觀念，往往能在梁啟超的表述中找到蹤影�！缎旅裾f》是梁氏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用胡適的話說，此乃梁氏“全副心思貫注”而出。或因此，這篇長文也一向受到研究者的重視。如張灝先生的《梁啟超與中國思想的過渡》便以三章的篇幅討論此文；
而狹間直樹教授也曾在仔細校核文本的基礎上寫過《〈新民說〉略論》；
前些年黃克武先生復以《新民說》為基本史料，寫出其《一個被放棄的選擇：梁啟超調適思想之研究》之專書，去年已由臺北中研院近代史所印出修訂再版，并有大陸簡體字版。

　　梁氏著述以淺顯著稱，常常使人忽視其中所蘊涵的深刻思想。更因梁啟超一向提倡“與昨日之我斗”，他與時俱進的速度實在驚人，故其整體的表述又不免有時含混，甚且自相沖突。這樣，對梁氏的言論，既要看較長時間里同類觀念的關聯(lián)衍化，更要側重其特定時間里的重要文本進行深描式的解讀�！兑粋�被放棄的選擇》就是后一取向的一個代表，本書以《新民說》為基本史料，分析20世紀初期梁氏思想的內涵與變遷，及其在近代思想史上的意義。

　　全書共八章，除導論和結論外，分別是：第二章、《新民說》的創(chuàng)作背景與影響；
第三章、目標：自我與群體的關系；
第四章、梁啟超對知識的看法；
第五章、梁啟超對世界歷史與中國現(xiàn)況的觀察；
第六章、梁啟超對實現(xiàn)目標之方法的看法；
第七章、譚嗣同的《仁學》及其與梁啟超調適思想之異同。書的封里有全書的介紹，簡明而清晰，值得引述在這里：

　　作者認為梁啟超及其《新民說》有以下三個十分突出而又往往受到誤解的特點：一，他具有很強的幽暗意識，對人性的黑暗面有深刻體認；
二，他尊重個人自由，認為中國應創(chuàng)造一個富強安定的環(huán)境，以回應帝國主義的入侵，而達成此群體之目標的最重要的方法，是以制度化的方式保障個人的自由權利，就此而言他的思想類似于彌爾〖穆勒〗所代表的西方自由民主傳統(tǒng)，而與盧梭、黑格爾、馬克思的民主傳統(tǒng)不同，并與集體主義或國家主義異趣；
三，他的觀點一方面固然受到西方思想的影響，但另一方面與中國儒、佛傳統(tǒng)密不可分。

　　作者更進一步以為，上述幽暗意識、對個人自由之強調與對傳統(tǒng)的愛好是結合在一起的，三者密切聯(lián)系而相互增強。從中國近代思想發(fā)展的趨勢來看，梁氏代表的是溫和漸進的調適思想，而與譚嗣同、孫中山等人主張激烈變革的轉化思想有所不同。在二十世紀初年，中國思想界正處于此一思想抉擇的關頭，開始之時兩者勢力相當，其后愈來愈多的人放棄了梁啟超的調適思想，采取革命派的轉化主張。此一思想的變遷，并配合其他的外在因素，造成了近百年的革命與混亂。

　　本書是對特定歷史文本的細密解讀，讀法可以因人而異，體會自不妨見仁見智；
文本的主旨和指謂固不必因多次的解讀而產(chǎn)生太大的移易，但每一次新的解讀必然增進對文本的理解。因此，有了上面的章節(jié)概略和作者自身肯定的全書簡介，書的內容和主旨基本上不必復述。下面我想要說的，是該書在研究取向和方法層面的一些啟示。

　　黃先生用墨子刻（Thomas A. Metzger）所提出的“轉化”（transformative approach）和“調適”（accommodative approach）兩取向來表述辛亥革命前后中國思想光譜的兩個代表傾向，即光譜一端的激烈變革和另一端的漸進革新，分別以革命派和改革派（立憲派）為代表。這一類分當然是言其大，有意思的是，他又以錢穆所說中國思想史上的“經(jīng)術派”和“史學派”來概括兩派的區(qū)別，前者偏理想而試圖徹底改造世界，后者重現(xiàn)實而主張步步為營的漸進改革。不具備貫通中西的識見，恐難做出這樣的類比。

　　廖平曾說，經(jīng)學中的今文為哲學、古文為史學，蒙文通先生以此為“不易之論”。蓋今文家重微言大義，實即采納匯集了諸子百家之言以恢宏儒學；
而古文家則對孔、孟之學“以舊法世傳之史視之，以舊法世傳之史考論之”，后來形成以訓詁見道的取向，其僿陋者只見章句訓詁而不曾見道，就連舊法世傳之史也不能固守了。按莊子的說法，諸子都是要以其道易天下的，也就是黃先生所說的據(jù)理想以改造世界。故諸子和今文家皆以能自圓其說為鵠的，重在講道理，不特別重視史事的準確；
而古文家則注重證據(jù)的可靠可信，要實事求是，的確近于史學。章太炎在將經(jīng)學“六經(jīng)皆史”化以后，特別強調治經(jīng)學和子學的方法不同，就是著眼于講道理還是講事實的重要差異，即區(qū)分廖平所說的哲學和史學。不論使用什么標簽，中國歷史上確有這兩大傾向在，固無疑義。

　　到中國近代，激烈變革取向尋求的是根本性的突變，故形成“畢其功于一役”的觀念，孫中山最樂道之。與之相關的另一取徑，就是電影《地道戰(zhàn)》里那句“打一槍換個地方”的名言。能“畢其功于一役”則最理想，一舉不行，則換個方向再來，仍希望一次性地從根本上解決全部問題。在精神上固然是前赴后繼，在取徑上則表現(xiàn)為此赴彼繼；
當年甲午海戰(zhàn)失敗即棄海軍而改練陸軍，就很能反映這一近代特色。這個取向特別能體現(xiàn)人的主觀能動性，或即孫中山愛說的“革命精神”。

　　而調適思想則希望在分進合擊的原則下推行漸進的局部改革，在哪里跌倒就在那里爬起來，故注意事物的先后聯(lián)系，以“發(fā)展”眼光看問題，看重時間軌道上新與舊的繼承與發(fā)展，即使推陳出新也希望借“溫故”而“知新”，于是“整理國故”就成為“再造文明”的前提。新文化運動時章士釗、胡適、顧頡剛等都曾在不同程度上提倡或實際努力于這一方向，支持他們的基本思想資源便是胡適鼓吹最力的“歷史的眼光”，或其所謂“祖孫的方法”。胡適甚至主張，“我們無論研究什么東西，就須從歷史方面著手”，的確是名副其實的“史學派”。而在清季提倡這一取向的，正是梁啟超。

　　具有詭論意味的是，在很多清季讀書人的心目中，梁啟超所提倡的恰是另一個方向，即走激烈變革的“破壞”之路。前引胡適對《新民說》的看法便不在“調適”一面，而胡適個人雖有激進的傾向，整體上顯然未必能歸類到“轉化”類型之中。這或提示著對《新民說》的解讀仍有進一步開拓的余地，黃先生著作中已經(jīng)注意到讀者的接受和反應，似還可增強，則更能從不同側面呈現(xiàn)近代中國思想光譜的多彩特性。

　　張灝先生已注意到梁啟超思想的連續(xù)性及其對傳統(tǒng)中某些價值的認同，即梁啟超未必像他許多同時代人所見的那樣是一位激進的文化革命論者，梁氏看到了中國文化傳統(tǒng)復雜多變的一面，而他自己對中國傳統(tǒng)的態(tài)度也是復雜多變的，有時不免偏于學理，有時也順應時俗，同時仍希望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中國的文化認同。這或者意味著梁氏身上同時有“調適”和“轉化”的兩面，不過當時人更多接受了其“轉化”的一面，而黃先生則要重申其“調適”的一面——那個“被放棄的選擇”。

　　這樣，黃著應該是沿著張著方向推進的學術發(fā)展。不過，如黃先生在《自序》中所說，張先生對其關于群體和個人的看法便有不同意見，一些已經(jīng)出現(xiàn)的書評似乎也對此有所商榷；
而梁啟超究竟偏于急進還是緩進，與他重個人還是重群體相類，都是近代史研究中非常值得梳理和釐清的重要思想問題。

　　我想，定性的判斷，尤其說“個人”在梁啟超思想中的分量，的確只能是見仁見智。胡適1933年的看法似支持黃先生所見，在那年12月22日的日記中，胡適約以1923年為界把對中國現(xiàn)代思想分成兩段：前一段是“維多利亞思想時代，從梁任公到《新青年》，多是側重個人的解放”；
后一段則是“集團主義時期，一九二三年以后，無論為民族主義運動，或共產(chǎn)革命運動，皆屬于這個反個人主義的傾向”。這一以英美思想為依據(jù)的分期側重的就是個人主義和集體主義，而胡適顯然讀出梁啟超在清季已經(jīng)偏向“個人的解放”了。

然而，這對胡適而言恐怕也帶有后見之明的意味，因為據(jù)其回憶，他自己當年就特別能接受梁啟超提倡的“破壞”，甚至對梁氏后來“不堅持這個態(tài)度”而感到遺憾。他說：“有時候，我們跟他走到一點上，還想望前走，他倒打住了……我們不免感覺一點失望�！痹诹簡⒊�去世的1929年，(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胡適擬作的挽聯(lián)仍非常強調其對“神州革命”的貢獻。他以為，梁氏的《新民說》“可以算是他一生的最大貢獻”。因其“篇篇指摘中國文化的缺點，頌揚西洋的美德可給我國人取法的，這是他最不朽的功績”。

　　胡適在一兩年后的回憶中具體指陳了梁啟超究竟頌揚了哪些可給中國人取法的西洋美德，他約略同時寫有中英兩種文本的回憶，中文本中大約多用梁氏原字，字意較泛；
英文本則常加以明確的界定，或更能見其具體所指。以下括號中是英文本的意思。從梁的文章中，胡適讀出梁所特別強調中國人缺乏的是：公德、國家思想（民族主義）、進取冒險、權利思想（個人權利觀念及對此的奮力捍衛(wèi)）、自由、自治（自我控制的能力）、進步（對進步之無限可能性的信念）、合群與政治能力（有組織的集團協(xié)作之努力的能力）、及私德（注重軀體文化〖bodily culture〗和衛(wèi)生）。

　　胡適把“私德”解讀為“注重軀體文化和衛(wèi)生”或不免太多發(fā)揮，部分或因其難以確定一個可以讓西人接受的對應詞，部分也可能反映出胡適并不特別欣賞梁啟超當年所說的“私德”，故稍有損益，以為尊者諱。而他把“權利思想”釋為“個人權利觀念及對此的奮力捍衛(wèi)”雖未必完全反映梁啟超之所側重，倒確乎有點“維多利亞思想時代”側重個人解放的意思�？傮w看，雖然胡適也特別強調了公德、國家思想及合群等，其中與個人相關的部分也確實不少，大體仍可見一個集群體與個體于一身的梁啟超。

　　如黃先生所指出的，對當時的中國知識分子來說，《新民說》表現(xiàn)出來的“梁氏的‘革命’精神，以及他所說的中國文化的缺點，與西方文化的長處，是最吸引人的部分；
而他保守與調適的主張，卻不那么受到重視”（60-61頁）。不過，或許不完全是時人放棄了梁啟超的調適取向而選擇革命，而是梁氏自己也在兩者之間徘徊。

　　一度也曾傾向革命的梁啟超在1903年訪美之后有一次徹底的思想轉變，發(fā)現(xiàn)中國人并不具備作為共和政體基礎的國民應有之資格，故轉而傾向于君主立憲，最后更轉向開明專制。向來研究梁啟超者都注意及此，黃先生也有深入細致的分析。但不贊成革命的梁啟超在辛亥革命前夕也不能不承認：“在今日之中國而持革命論，誠不能自完其說；
在今日之中國而持非革命論，其不能自完其說抑更甚。”已經(jīng)好幾年過去了，仍覺不贊成而又找不到足夠的理由反駁，反映出他在思想轉變后那種“皇皇然不知何途之從而可”的狀態(tài)是持續(xù)的。

　　有些清季人當時也未必在革命與立憲的論爭中把梁啟超置于立憲一邊，蔣百里在《浙江潮》所寫的《近時二大學說之評論》就把梁啟超的“新民說”和當時的“立憲說”分列為“近時二大學說”來進行討論，可以提示出一些時人的看法。實際上，當時所謂“立憲派”很多是在國內以合法身份正式鼓吹或推動立憲的，而梁啟超畢竟是一個匿身海外的逃亡者，那些具有合法身份的人是否視梁氏為同派，恐怕還真有些疑問。而梁氏自己在思想轉變后的重要理論著作《開明專制論》中更明言，中國民眾資格不僅不能行共和立憲，連君主立憲也不行，所以才要實行他所謂的開明專制。

　　這已隱約提示出梁啟超后來主張的革命與立憲共同說，他在辛亥革命十周年時提出：“當光緒、宣統(tǒng)之間，全國有知識有血性的人，可算沒有一個不是革命黨�！彼�把今日所說的“立憲派”稱為注重“政治革命”者，而把今日所說的“革命派”稱為主張“種族革命”者。“兩派人各自進行，表面上雖像是分歧，目的總是歸著到一點”；
即雙方的主義全同，不過“手段卻有小小差異”。而辛亥革命是兩派“不約而同的起一種大聯(lián)合運動”：武昌起義之前有四川咨議局人士主導的保路運動，武昌起義后響應而宣布獨立的也多是“各省咨議局”。故清季“所謂立憲運動、革命運動，都是訴諸一般民眾，合起來對付滿洲政府”的國民運動。

　　這個說法不能僅視為想要在革命成功后分享“勝利果實”，多少也還有些史實的依據(jù)。梁啟超那時正大力強調“國民運動”的重要性。他指出：“共和政治的土臺，全在國民。非國民經(jīng)過一番大覺悟大努力，這種政治萬萬不會發(fā)生；
非繼續(xù)的覺悟努力，這種政治萬萬不會維持�！比绻麌�民的面貌不改變，“憑你把國體政體的名目換幾十躺招牌，結果還是一樣”。這里強調的還是民眾的“資格”，仍是“新民”思想的延續(xù)。

　　黃先生在本書導論中提出，19世紀與20世紀之交，中國思想界的主題是富強與民主。若真如此，則對比一下康梁師徒的態(tài)度，是非常有啟發(fā)的。想做教主的康有為長期提倡“物質救國”，而梁啟超則特別注重“新民”。依我個人的陋見，梁氏超越時人的一大長處，正在于其不僅思考物質層面的富強，而更側重今日所謂“人的現(xiàn)代化”；
雖不必一定就歸到所謂“民主”，卻強調人本身的改造。這當然可能源自嚴復的民智、民力與民德說，但正如黃先生所指出的，在梁啟超思想中，“為了達到目標，不但要吸收西方科學與其它知識以提升‘民智’，同樣重要的是，必須要依靠傳統(tǒng)學術以培養(yǎng)‘民德’”（104頁）。

　　正是在這一方面，新文化運動時期關于改造“國民性”的辯論和主張，延續(xù)了清季要想“新民”的思考和努力。新文化運動的要角之一魯迅在1908年說：中國當時的富國強兵之說是“惟枝葉之求”而未得“本根之要”。他指出，“歐、美之強”，其“根柢在人”；
故與列國競爭，“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舉。若其道術，乃必尊個性而張精神”。在整個中國近代思想史上，新文化運動是少有的側重個人的時段，胡適后來能從梁啟超在清季時的觀念中看到“維多利亞思想時代”側重個人解放的意思，亦良有以也。

　　這樣看來，對梁啟超的《新民說》進行細密的文本分析不僅非常有必要，而且還可以進一步深入。今日少年可能覺得梁啟超的文字已經(jīng)過時，何況還是單一文本。其實歷史文本可以脫離作者之母體而獲得獨立的生命，更需要不脫離其所產(chǎn)生的時代而被理解�！霸绞敲褡宓木驮绞鞘澜绲摹笔菚r下常掛在人口的話，若可套改一下，則或可以說，“越是時代的就越是永恒的”。且從史學角度言，一個針對特定目的而產(chǎn)生的文本，固不妨有些超出作者意識層面下意識甚或無意識的言外之意，而作者本身的立意仍是不能不充分考慮和認真對待的。所有這些，都只能通過深入細密的解讀去探索。史貴能見其大，而不避其細。細節(jié)永遠是重要的，只要研究者對其所處理的時空背景有一個框架性的通盤認識，特定人物、文本、言說便能在枝葉扶疏中顯露其意趣。

　　兩岸現(xiàn)在的史學受拜物世風之影響，復經(jīng)新近的西潮沖擊，已不那么側重經(jīng)典文本的分析，而更關注下層老百姓的吃喝玩樂。這對彌補過去的缺失當然是非常有益的，然而治史者若皆麇集于此，或不免矯枉過正。其實，研究吃喝玩樂還能分析出微言大義，就像傅斯年當年提倡的“動手動腳找東西”，都是西學的長處；
學而時習之固然是必要的，但也不要忘了中國讀書人的傳統(tǒng)強項恰在于文本的解讀。

　　傅斯年在北伐后曾說，外國人治中國史自有其長處，即善于“解決史籍上的四裔問題”，凡中國人所忽略的從匈奴直到滿洲等問題，“在歐洲人卻施格外的注意。說句笑話，假如中國學是漢學，為此學者是漢學家；
則西洋人治這些匈奴以來的問題豈不是虜學，治這學者豈不是虜學家嗎”？這些方面，傅先生都主張學習效法；
如他后來所說，“借鏡于西方漢學之特長，此非自貶，實自廣也”。

　　但傅先生也注意到：“西洋人研究中國或牽連中國的事物，本來沒有很多的成績；
因為他們讀中國書不能親切，認中國事實不能嚴辨，所以關于一切文字審求、文籍考訂、史事辨別等等，在他們永遠一籌莫展�！睅啄旰笏�重申：“西洋人治中國史，最注意的是漢籍中的中外關系，經(jīng)幾部成經(jīng)典的旅行記，其所發(fā)明者也多在這些‘半漢’的事情上。我們承認這些工作之大重要性，我們深信這些工作成就之后，中國史的視影要改動的。不過同時我們也覺得中國史之重要問題更有些‘全漢’的，而這些問題更大更多，更是建造中國史學知識之骨架。”

　　以前人們多注意傅斯年“欲步法國漢學之后塵，且與之角勝”（顧頡剛語）的一面，但殷墟發(fā)掘使他自信增強而觀念轉變，逐漸從“自廣”到側重“更大更多，更是建造中國史學知識之骨架”的那些“全漢”的問題。要知道學術固然是世界的，國際學術有互助也有競爭；
既有競爭，似乎也不能不顧自己之所長，專在自己所短的方面與人較量。而中國學人之所長，不正是在“文字審求，文籍考訂，史事辨別”一類么？我總覺得傅先生后來引進嚴耕望特別是扶助王利器和王叔岷兩位川籍學者，多少也與這一思慮相關，蓋其治學取向非常不符合一般認知中的史語所風格，在不少新史家眼中甚至有些落伍，卻得到傅先生的庇護，恐非無因而至也。

　　其實梁啟超在1924年就說，“中國的史料，錯雜散漫，未經(jīng)整理過的，實在豐富的很”。試問“整理此種資料，究竟是誰的責任呢？誰最適宜于干這事呢？外國人因有語言文字及其他種種困難，自然不能干。中國的老輩，也還是干不下來，因為他們不知道治史的新方法”。他的結論是，“這個責任，是應該中國現(xiàn)在的青年負擔”，而且要“通西學知道新方法的人，才最適合干此事”。

　　當然，今日外國學者的中文水準大為提高，有些人在“文籍考訂”等方面也有超過中國學者的成績。而且，異文化的視角可以提供一些生于斯長于斯的本文化之人忽略或思考不及之處，恰可能是“本土”研究者所缺乏的。史語所的另一位元老李濟很早就從學理上論證了異國與本土眼光的互補性，他多年來一直強調研究一種文化必須用該文化的語言載體進行思考，但同時也指出雙語研究者有許多長于只能使用本文化單一語言的研究者之處，故他實際提倡一種對特定“文化”的雙語互證研究模式，惜未受到應有的關注。

　　結合梁、傅、李三前輩之所言，如果能夠有雙語思維的長處，又“通西學知道新方法”，而發(fā)揮中國學者的固有長處，則“整理”中國史料以獲取新知，應該是比一般人更上層樓的。黃克武先生便是這樣一位學者，而又能不為世風所移，專注于經(jīng)典文本的解讀，宜其所獲良多。他在本書導論中提出：“在二十世紀初年，當中國面臨著思想抉擇時，為何人們排斥漸進改革的路子，而選擇了革命？換言之，是何種思想模式促使了這一種選擇？”在我看來，這是一個需要繼續(xù)認真思考和解答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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