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德華·希爾斯（Edward Shils）編譯的《韋伯論大學》（Max Weber On Universities: The Power of the State and the Dignity of the Academic Calling in Imperial Germany .The University Chigaco Press Chicago and London ,1973）收集了馬克斯·韋伯自身參與的貝恩哈德事件、米歇爾斯事件爭論、在第一、二、四屆德國大學教師會議上的言論以及《社會科學方法論》（Gesammelte Aufs?tze zur Wissenschaftslehre）和《以學術為志業(yè)》兩篇文章中的相關部分。從這些第一手的材料，可以了解韋伯在世紀交替的年代——德國大學的體制發(fā)生深刻變化的年代，他對大學教師的“學術自由”概念的界定和捍衛(wèi)學術自由的勇氣和責任感；
也可以看到他對大工業(yè)生產帶來的對德國傳統(tǒng)大學體制沖擊所持的矛盾的心理：既為教育行政體制的日益官僚化，即政府對大學教師職位人事權的干涉和控制，導致學術自由的喪失深為憂慮，又不滿傳統(tǒng)的學術圈內行會性的教授自治，看到美國大學的體制更具有活力，更能促進學者之間的競爭的長處。此書所收的文章的注意力最關注的是以下兩個問題：第一，大學的人事制度的變化，即工業(yè)大生產也開始瓦解德國大學里的傳統(tǒng)的人事制度習俗和洪堡的理念。大學自然科學和醫(yī)學領域最先出現了大型研究所。這樣的研究所，不僅只有得到教育部的撥款才有可能創(chuàng)建和維持，而且，因為規(guī)模大，原先講座制的人事制度也發(fā)生了變化——大學教師的主力——取得了大學教師資格后不拿國家薪金的編外講師制度開始瓦解，出現了類似美國大學里的助理的職位——從屬于教授（所長）、領取國家薪俸。而文科的研究班（seminar）授課制度也因為需要助理教授，助理教授制在19世紀后半很快在整個德國普及起來。國家通過大學教師職位、薪金的經費預算牢牢地控制了大學教師的人事制度。韋伯挺身抵抗、捍衛(wèi)將要被國家行政當局或壟斷資本全部攫去的“大學人”的“學術自由”。

例如，貝恩哈德事件是普魯士教育部第一次出現不經過柏林大學教授評議會認可，自行任命貝恩哈特(Ludwig Bernhaed)為柏林大學經濟學教授，背后有隱含著這樣事實：當普魯士政府見到不順眼的學者占據了教授職位的時候，就會任命一位迎合政府政策的人為教授。通過這樣的任命來消除前者的影響力，而且含有對前者懲罰的意思。所以，韋伯等人把后者取得的職位叫做“懲罰教授”。１ 又如，20世紀初，政府根據財界——德國中央產業(yè)界聯盟的意向來任命教授又成了普遍的現象，所以，出現政府限制信仰社會主義的學者擔任大學講座之教授職位的措施。韋伯的好友羅伯特·米歇爾斯就是因為是社會民主黨黨員被排除在德國大學門外的一個典型事例。２再如，我們還可看到，格奧爾格·齊美爾這樣的哲學家因為是猶太人，宗教信仰和民族也成了那種人事任命制度的犧牲品。３韋伯也以自己的應聘經歷，揭露了普魯士教育部的內幕，從中可以見到他的高尚的人格和勇氣。

　　韋伯對普魯士教育部長弗萊德里希·阿爾特霍夫個人品格沒有惡感，卻普魯士教育部對大學教授任命的人事干預強烈批判，原因就在于：這種國家行政權力操縱下的人事制度，靠官員與教授個人的品質也很難保持它的廉潔。19世紀末柏林大學因為它在普魯士的特殊地位，柏林大學教授中也很明顯出現利用權力的接近和轉移謀取名利的腐化傾向。韋伯痛心地說：“在柏林大學，像其他地方一樣，也有一些具有保持強烈人格的學者，繼承、保持其學術團結與獨立于高層教育行政當局的光榮傳統(tǒng)。但是，人所共知，這一個群體的人數并非在逐漸增加。不幸的是，對柏林的教授們來說，距教育部的大門是如此之近，很容易發(fā)生這種事情。這種令人不快的形勢一直有不斷惡化的趨向，普魯士的‘地方教授’向那些實際上或據說是有影響力的柏林同事寫信訴求和抱怨，希望后者能夠在‘高層決策者’中為他們說情。個人與教育部關系的這種圍繞權力運作-——實際上已經在每個領域或多或少地以公開的形式在發(fā)展-——毫無疑問，這也經常被某些杰出的、具有鮮明個性的柏林的學者們運用于他們的學術發(fā)展。但是，我們必須指出，即使大權掌握在一個對于學術績效的評估不懈地追求客觀性的人的手里，當一個人控制這么多贊助權力的時候，仍舊有被他個人偏愛與興趣好惡所左右的危險。”４

　　第二，此書所收文章中，韋伯表達了他的獨特的關于大學教師的“學術自由”、“價值中立”的界定。他不反對大學教師積極參與社會政治生活、自由地表達自己的思想和見解，而且自己也身體力行。但是，作為職業(yè)的大學教師在講臺上卻要嚴格遵守保證對傳授的學科學說持“價值中立”的原則。這一界定中也蘊含了韋伯認識到的現代教育中個人人格自由與作為專門知識的傳授者的職業(yè)倫理之間的日益尖銳的內在沖突。韋伯的這一標準，對關心什么樣的知識分子才是“公共知識分子”問題的中國學人會有一定啟發(fā)。借用漢娜·阿倫特的教育觀來說，教育既不完全是公共領域，也不完全是私人領域，是一個“兩棲的”社會領域，5所以在教育機構的課堂上，涉及學科專業(yè)知識的真?zhèn)闻袛嗟臅r候，教師必須保持“價值中立”的立場，不能偏頗。

　　其實，在韋伯的《經濟與社會》、《宗教社會學論集》等著作中也都有不少涉及教育論述，而那些論述也反映了他對這種沖突所取的矛盾的態(tài)度。與馬克思的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的理論不同，他主要是從政治與宗教兩個方面來論述教育與社會的關系的。其中最集中的是關于教育的功能的論述。在《經濟與社會》中，他強調，無論在哪種統(tǒng)治形態(tài)的社會中，所謂“教育方針”都是受當時實際的行政體制類型制約的，由為這種行政體制培養(yǎng)、提供何種官員的社會階層來決定的。而教育與教養(yǎng)水準決定社會階層資格。6教育最根本的功能是為由這種體制培養(yǎng)出來的官員（統(tǒng)治人才）提供一種資格證明。這種資格與他的社會三種社會支配類型理論相對應的。這種資格證明不是出自其本身具有的實用價值，而是它擁有的奇里斯馬權威的效應。所以，教育除了具有培養(yǎng)維持社會生產、秩序實用專門人才功能外，也有喚醒人的奇里斯馬天賦的功能。7因此，也可以說韋伯的教育功能觀是二戰(zhàn)后出現的教育社會學的結構功能學派中“篩選理論” （screening hypothesis）的先驅，當然，不同的是，韋伯是從他的支配（統(tǒng)治）類型說，從對被支配階層的威望功效來論述教育的功能的，而不是從經濟效益出發(fā)。但是，韋伯又認為社會及其各種制度源于個人的社會行為，所以他不否定個人行為的社會作用和意義。他強調支配體系的強制功能及其個體的自我維持功能，即個人行為的動機受到傳統(tǒng)習慣、個人利益等直接或外來的要素的制約，同時又追求“秩序的正當性”。當時，韋伯已經覺察到了個人主義與社會的制約之間充滿了矛盾。19世紀末自然科學和醫(yī)學的迅速發(fā)展、迎合工商業(yè)需要單一職業(yè)教育迅速發(fā)展帶來了大學“專門人”（狹隘專業(yè)方向的專家）教育的興起，大學經營的產業(yè)化、國家強化對教育體制干預——都是近代理性的產物，使得韋伯重新審視這種社會（國家理性）與個人（思想自由）的矛盾，企圖克服這些矛盾。他站在個人自由的立場上抗議既是自己認為不可避免地、又是在星火燎原似地蔓延的官僚科層制。

　　所以，他教育觀中同時包含了對奇里斯馬與理性這樣兩個對立的功能的肯定。（《宗教社會學論集》）因為即使人文傳統(tǒng)教育使人們感悟到奇里斯馬權威，目的也是為了達到對自然、人類社會的支配。他說：奇里斯馬式的說教“隨著職業(yè)分工的精細化、專業(yè)知識的增長，其本身的量與內在的理性的成分也在增加，恢復奇里斯馬感悟性——雖然因為古代作為禁欲手段遺留下來的，但還是可以今天在專門職業(yè)訓練的教育中，可以在學生生活中、特別是名門高中的學生中具體地表現出來�！�8正如凡勃倫在《有閑階級的理論》（T.B.Veblen, The Theory of the Leisure Class）指出的那樣：歷史上與傳統(tǒng)各種支配類型相對應的各種教育制度，實際上是同時在實施有“奇里斯馬”權威效應的人文主義教育與理性的專業(yè)教育。各種教育制度共同的目的是培養(yǎng)習得與統(tǒng)治階層固定身份相對應生活方式的人才。韋伯說：“培養(yǎng)騎士式的、乃至禁欲的或者說是中國文人樣式的人才，或者是培養(yǎng)強健而優(yōu)雅的盎格魯·撒克遜那樣的紳士，通過各種形式陶冶人格，都是在從屬支配的體系與階級的條件制約下形成教育理念的，屬于統(tǒng)治階級的資格是由具備豐富的文化資質來證明的，并不是由他們所裝掌握的專門知識的量來決定的�！�9還是處于封閉社會形態(tài)的時候，文化教養(yǎng)水平可以給統(tǒng)治階層增添奇里斯馬的權威。而這種文化教養(yǎng)的知識是“價值中立”的普遍價值，因為這種資質不是出自實現具體的目標或為了實用的需要，它只是特權階層、即從經濟生產勞動解放出來的社會階層所必須具備的條件。即使在近代社會，這種教養(yǎng)資質也是身份差別中最難克服的部分。10雖然在封建社會中，它也不會帶來絲毫經濟利益，依然發(fā)揮它的社會功能。韋伯說：“完全是一種虛設，也沒有在外觀上引人矚目或實用等存在的理由，……這種欲求只是因為要向大眾暗示這是掌握權力、維持統(tǒng)治地位的一種手段、具有身份權威而存在的。從它的拒絕理性的物質消費的傾向的意義上來說，是一種‘奢侈’，但是對于封建統(tǒng)治者來說，這絕不是多余的，倒是強調自己的社會存在的一種手段�！�11換言之，有為自己的社會地位合法、合理、正當性“正名”的社會功能。到了現代，這樣的人文教養(yǎng)的教育雖然依然有它的奇里斯馬的“權威”，但是已經不具有代表統(tǒng)治階層成員資格的單一社會功能了——至少不是必要條件。即使如此，現代社會接受專門職業(yè)訓練的教育的學歷文憑替代了傳統(tǒng)人文教養(yǎng)，填補了人文教養(yǎng)“正名”的社會功能。所以，考林斯把教育的社會史叫做“資格社會”的歷史。12

　　恩斯特·特洛爾奇也從宗教社會學出發(fā)，認為，文藝復興運動提倡的是造就普遍的有人文主義修養(yǎng)的人；
宗教改革運動培養(yǎng)目標是專門的職業(yè)人。13韋伯在《以學問為志業(yè)》中也追述了歐洲學校教育制度隨著職業(yè)官僚、職業(yè)政治家結構的變化而變化的歷史——宗教職業(yè)者、人文學者、宮廷貴族乃至受過高等教育的法律專家。現實的普魯士，絕對主義國家租稅和財政管理需要專業(yè)的行政管理的人才，資本主義的法律的一元化也需要那種受過特別專業(yè)訓練的法學人才，而傳統(tǒng)的那種非實用的人文教養(yǎng)的人才及其教育訓訓練漸漸變得沒有必要了�！皾摲�在教育制度背后的斗爭就是傳統(tǒng)的‘文人’與‘專家’之間的斗爭，隨著公與私統(tǒng)治的諸領域的發(fā)展、專門知識的作用也不斷增強，此起彼伏得沖突出現在所有的文化問題中”。14 傳統(tǒng)的人文教養(yǎng)教育成了古董、成了非理性的“反動”。而人的個性只能在專業(yè)化、理性化統(tǒng)治的世界里保其內在的自由。17世紀德國大學的大學生把非大學人稱為“庸俗主義”就是一種對新興資產階級為了身份“正名”，追求風雅的學問的諷刺和抵抗。20世紀初，訪問美國后的韋伯，腦子里留下了這么一幅吊詭的印象：注重實用專業(yè)教育的美國大學生蔑視權威，而還在歐洲傳統(tǒng)人文主義遺風影響下的德國大學生卻是崇尚權威。然而，半個多世紀后，古典保守主義的艾倫·布魯姆在《走向封閉的美國精神》()中指責馬克斯·韋伯也應該對美國大學人文教養(yǎng)課程的日益衰落負有責任。

　　韋伯的支配社會學的教育觀中，教育不僅從屬于統(tǒng)治（支配），而且本身也應該是解放的手段。他認為，形式上的法的平等、經濟活動的自由帶來的各種要求……間接制造了官僚制度的基礎；
另一方面，也歡迎資本主義的發(fā)展。宗教的禁欲態(tài)度引申出來的現世的禁欲——資本家生活態(tài)度、資本主義社會對各種理性的“職業(yè)人”的需求，同樣也是最基本的人權——使得資本增值的欲望是以人們能自由支配自己的財物和人力為出發(fā)點的。15行政官僚化與專家職業(yè)教育的發(fā)展的過程也是理性來支配，即凡事（人與物）可以由量化手段來支配的過程。所以量化不僅局在經濟領域里，還通過法律專家、政治家使得國家與法的量化變得可能反過來進一步成了“經濟領域里是由資本來統(tǒng)治”前提。資本主義社會與其他統(tǒng)治形態(tài)都不一樣，被非人格的東西壟斷了。專業(yè)知識不僅是為公共、私人服務的工具，而且具有實用的專業(yè)知識就能產生經濟利益，促進了人參與統(tǒng)治的欲望。因此與以往所有的教育一樣，也制造了人與人的社會身份的差別。(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取得參與統(tǒng)治的特權由世襲轉化為學校教育的考試來決定了。他說：“綜合性大學、工科大學或商學院制作的畢業(yè)文憑——所有領域里教育證書的泛濫，促使國家機關和商業(yè)部門內部形成特權階層�！�…我們聽到人們呼吁要在所有領域引進專業(yè)教育課程和考試制度，這樣的呼吁明顯并不是出自‘教育熱’，他們是為了控制擁有資格證書的人占據的位子，為了要壟斷這些位子”。16用多爾的說法，只是為了得到一張證明自己曾經學習過的畢業(yè)證書。17

　　韋伯認為，官僚通過專門知識獲得特權來維持他們統(tǒng)治的合理、合法性。官僚制度“業(yè)務上的秘密”， 如與技術知識有關的商業(yè)上的秘密等，如果說與專業(yè)知識有關，這些秘密知識也只是取得官員職位后才掌握的，并不是一般個人獲得的那種專門的、理性的知識，所以單純的職務秘密知識已經不能證明官僚的地位是基于專門的、理性的知識獲得，其合理與合法性就會受到質疑。人文教育的衰落和職業(yè)教育興起對政黨政治也產生影響，與此相應的是社會精英組成的政黨的衰落，大眾政黨的興起。而大眾政黨卻往往最先體制官僚化起來。隨著官僚化的深入，原先民主政黨的反統(tǒng)治體制的斗爭也轉化為政黨（組織）之間的斗爭。政治也成為一個專門的職業(yè)，為物質利益所吸引，官僚特權不斷擴大而且固定化起來了。18羅伯特·米歇爾斯在他的名著《現代民主制度中的政黨社會學》（Zur Soziologie des Parteiwesens in der modernen Demokratie）贊同并證實了韋伯的觀點。

　　筆者之所以會翻譯《韋伯論大學》這本小冊子，是因為考慮到：近百年前韋伯思考的大學中的人文教養(yǎng)與實用專業(yè)課程的沖突、知識分子的社會責任與學術上的價值中立的沖突、國家行政的干預與大學相對的獨立性的沖突諸問題，不正也是今天我國學術界關心的熱點嗎？

　　注釋

　　1，愛德華·希爾斯編《韋伯論大學》[M]，孫傳釗等譯，江蘇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頁。

　　2，同注1，第22頁。

　　3，同注1，第20頁。

　　4，同注1，第4頁。

　　5，“The Crisis in Education”. Partisan Review 25/4（Fall 1958）,[J],pp.493—513.(Reprinted in Between Past and Future).

　　6，Max Weber, Wirtschaft und Gesellschaft, [M],Tübingen,1956,S.578.

　　7，Max Weber, Gesammelte Aufs?tze zur Riligionssoziologie Bd.Ⅰ，[M]

　　Tübingen,1921,S.408.

　　8，同注6，S.685。

　　9，同注6，S.586。

　　10，同注7，S.568。

　　11，同注6，S.651。

　　12，Randall Collins, The credential society，[M],1975。

　　13，Ernst Troeltsch, Meine Bücher, Aufs?tze zur Riligionssoziologie: Gesammelte Schriften, Bd.Ⅳ，[M],1925,S.7.

　　14，同注6，S.578。

　　15，同注6，S.734。

　　16, 同注6，S.585。

　　17, Ronald Philip Dore, The Diploma Disease: Education, Qualification and Development，[M], Paperback ,1976.

　　18，同注6，S.128。

　　首發(fā)于《大學人文》第7輯，作者授權天益發(fā)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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