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知道，中國文明的包容性很強。一個最突出的例子，是它對佛教的吸納。大家平時單純地以為，佛教就是一種宗教。這樣的認識有局限性。佛教不只是一種宗教，佛教的背后是一個文明，是整個印度文明。佛教傳入中國不光是傳入了教義、寺廟組織，還傳入了一整套印度價值觀，甚至還有很多印度的習俗和民間故事。中國民間流傳的很多故事、很有多觀念，都有印度淵源。所以引入佛教不僅引入了一個宗教，也引入了印度文明。今天講的是中國宗教和文明對其他宗教和文明、文化的包容性。從佛教的傳入和完全融入中國文明，我們可以看出中國文明在根性上對其他文化不是封閉和排斥的，而是開放的。如果我們把中國發(fā)生的情況跟西亞和歐洲發(fā)生情況做一個比較，這一點就更清楚了。我們剛才所舉的例子足以說明，啟蒙運動以前的歐洲宗教或文明是不具有中國宗教和文明的包容素質的，或者說至少有嚴重的欠缺。

　　佛教的傳入以及佛經的翻譯，對中國詞語和文化產生了非常大的影響。你比如剎那、心境、境界、報應、大千世界、因果、紅塵、大慈大悲、大徹大悟、世界、實際、平等、現(xiàn)在、懺悔、緣分、情緣等等、等等。很多觀念跟我們的生活已融合的太緊密了，我們都不知道它以前是佛家的。此外還有自覺、真理、自由自在、自作自受、不知不覺、不可思議、一刀兩斷、心花怒放等等。有一本書，書名是《俗語佛源》，里邊搜集了大量源于佛教的詞匯。甚至還有一些我們根本想不到的常用詞，比如奇特、苦惱、轉變等，它們也來自佛教。在哲學上，佛教對中國文化的影響是全面、深刻的。有些哲學詞匯也來自佛教，比如說能知（簡稱“能”，指的是認識主體）、所知（簡稱“所”，指的是認識對象）。這里我們可以看出，佛教大大豐富了漢語。最讓人震驚的例子是“翻譯”這個詞，它也來自佛教。先秦典籍中雖然有“譯”的概念，但是“翻”和“翻譯”的廣泛運用發(fā)生在佛教進入中國以后，譯經事業(yè)興盛發(fā)達之際。南北朝時期，梁朝的梁慧皎寫了一本書，叫《高僧傳·譯經下》，其中首次出現(xiàn)“翻譯”這個詞，就是首次把“翻”和“譯”連起來使用。我們如果從大處看，從語言影響思維這個意義上來說，佛教的輸入實際上使?jié)h語變得更為精密，使?jié)h語的表達能力更強，也使?jié)h語的邏輯性也加強了。這實際上提高了中國人的抽象思維能力和邏輯思維能力。

　　隨著中國文明對佛教文化的吸收，到一定程度后，它就會和本土的價值觀發(fā)生了一種深度的融合。這個情況是在宋代發(fā)生的。我們知道，那個時候出現(xiàn)了宋明理學，在西方學術界也叫“新儒學”，就是在佛教已經在中國深深扎根以后，儒家價值觀為了對其進行回應，融合了佛教和道教的一些因素，所以理學實際上是一種“三教合一”的產物。當然，其核心還是儒家，但是由于吸收了其他幾個宗教的要素，它實際上是一種融合。甚至可以說，如果中國文明沒有吸納佛教理念，我們所熟悉的一些文學經典就是不可能的。王維的詩歌里有一種空靈和恬淡的意境，一種樸素無華的風格，但你可以從中體會到很多深刻的東西。如果沒有儒家對佛教的包容，就不可能產生出這種自然、靈動的詩歌。王維詩歌代表了中國文學在吸收佛教以后所達到的一個新的藝術高度。在明清以后的很多詩中，我們可以發(fā)現(xiàn)那些文人已是江郎才盡，總是在玩典故，那這是一種只需要死記而不需要創(chuàng)造的東西。

　　像蘇軾的詞所能達到這個高度，我認為中國詩歌無人能及，完全是一個高峰，這也是佛教的影響的結果。蘇軾信佛，或者說玩佛。一些專做佛教研究的人或是潛心信佛的人會認為蘇軾對佛的信仰不真誠，但是這也正好顯示出中國文化的包容性。蘇軾毫無疑問首先是一個士大夫，是儒家信徒，但是在他身上佛教文化精深的那一面也可以表現(xiàn)的如此淋漓盡致。我覺得這恰恰最說明問題，說明中國文明的包容性非常強。我不知道蘇詞是否能打動你們。蘇詞使我震撼，是一個不可企及的高峰。五四以后有大量模仿西方的詩歌，動不動就來一個“啊�。�！”也許那是時代的需要，但很膚淺。蘇軾的詩詞那么含蓄精深，那么大氣磅礴，那么雄奇豪放。如果沒有中國文明對于印度文明的深度吸納，這是不可能的�，F(xiàn)在中國人之所以還有比較深刻的思維，這跟中國文化的包容性有密切的關系。我剛才講到佛教的傳入意味著中國不光包容了一種新的宗教，實際上包容了一種新的文明�？梢哉f，印度文明方方面面的優(yōu)秀成果被嫁接到中國文明這塊砧板上了。印度文明的精神品質由此而進入每個中國人的精神世界，全面參與了中國文明的成長。佛教不僅帶來了一種新的宗教，而且還帶來了新的語言要素，新的哲學，新的世界觀，簡單說來，帶來了一種新的生命樣式，一種新的生活方式。甚至還帶來了建筑，如佛廟。佛像的制作及相關藝術就更是從印度傳來的了。

　　但是，同印度文明經由佛教傳入中國相比，西方文明對中國的沖擊又大得多。這是一個不爭的事實。我們大家雖然都愿意維護中國文化的主體性，許多學者提倡要恢復讀經（四書五經），還有一些很多學者甚至要把儒家恢復成一種純粹“宗教”（可儒家何曾是這樣一種宗教），不僅要在全國上下恢復文廟（崇拜孔子孟子的場所），而且要讓儒家變成一種類似西方教會那樣的宗教組織，不僅要有信眾，而且要有大量的有教產。我覺得無論這些學者如何呼吁，我們都無法否認一個基本的事實，那就是自鴉片戰(zhàn)爭以來，西方文明對中國文明的沖擊在深度和廣度上都大大超過了佛教和印度文明對中國文明的沖擊。我剛才講到佛教文化對我們的沖擊已經夠大了（源于佛教的詞匯這種似小非小的東西實際上改變了我們整個的思維方式），但是西方文明對我們的沖擊更大。我認為，中國文明在西方的挑戰(zhàn)面前，迄今為止的反應是積極包容。這種積極的態(tài)度是歷史上前所未有的，佛教傳入時也比不上。這又說明中國文明具有海納百川的氣度。反過來看，西方文明在源頭上是敘利亞和希臘這兩大文明融合的產物。這個融合的過程大概是在3、4世紀即基督教形成時期完成的。從這時起一直到18世紀啟蒙運動發(fā)生之時，西方文明才真正表現(xiàn)出了某種包容性。這之間有大約一千五百年左右時間。期間，西方宗教大體上是一種落后的、表現(xiàn)不好的宗教，干了不少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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