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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報”專辟園地討論中、港、臺的左翼思想學術和運動，很有意義。但討論大陸左翼思想必須首先了解一個基本前提：大陸曾長期是一個“極左”的社會，中國的改革更是以“反左”為出發(fā)點，因此，在大陸“左”是絕對的貶義詞，“反左”則具有最高的道德正當性。

　　正因為如此，所謂大陸出現(xiàn)“新左派”，首先是一件令人吃驚的事。這些新左派是從哪里冒出來的？他們意欲何為？他們想顛覆改革，回到計劃經(jīng)濟嗎？他們寧要專制不要自由嗎？寧要閉關鎖國不要對外開放嗎？這些都是人們聽到“新左派”首先就會想到的問題。

　　“新左派”這個說法就我所知最早于九四年同時見于北京和香港的報刊。當時之所以稱為“新”左派，是相對于“老”左派而言。二者的區(qū)別一般認為是，第一，老左派主要是黨內保守派，新左派則是年青知識分子；
第二，老左派用的是傳統(tǒng)馬列主義語言，新左派則用西方人文社會科學語言。但這當然更使人感到奇怪：為什么這些年青又受過西方教育的人會成為所謂新左派？大約九七年以前，一個比較流行的看法是，原因在于部分留學美國的人“食洋不化”，洋面包吃了太多而忘了中國國情。但這種解釋很快就不攻自破，因為九七年以后，許多長期留在大陸非常了解國情的人也成了新左派。尤其最近兩年，據(jù)說連一向是自由知識分子陣地的北京《讀書》雜志都成了“新左派”喉舌。這就不能不使人認真思索：新左派的“左”

　　是什么意思？新左派是如何形成的？他們的基本主張是什么？

　　筆者一年前在香港大學一個研討會上曾經(jīng)提出，所謂中國新左派的主流可以稱為“中國自由左派”。理由主要是兩點：第一，新左派是九十年代中國自由派知識分子分化的產(chǎn)物。自由派分化的結果形成兩個陣營：自由左派和自由右派，也可稱為新左派和新右派；
第二，自由左派的主要傾向實際比較接近當代美國所謂的“自由派”，而自由右派的主要傾向其實更接近美國今日所謂“保守派”（此地用“保守派”不含貶義）。

　　這里特別提出美國的“自由派”和“保守派”兩大陣營作為參照，并不是簡單的比附，而是要強調一個不可忽視的事實：中國的改革以及知識分子的思考，本身就是以西方為參照系的。九十年代中國自由派知識分子的分化，在相當程度上表現(xiàn)為他們對當代西方的歷史經(jīng)驗和意識形態(tài)作出了非常不同的判斷、選擇和取舍。九十年代的辯論，并不是傳統(tǒng)馬列主義與自由主義之間的辯論，也不是傳統(tǒng)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之間的辯論，而是更多涉及當代西方自由主義和保守主義之間的辯論。

　　遺憾的是，當代西方的自由主義和保守主義之爭在中國被極大地忽視，以致許多自稱“自由派”的人往往意識不到，他們的傾向其實更多屬于當代西方保守主義，而他們大力批判的“新左派”恰恰秉承當代西方自由主義。

　　這里因此需要特別指出，中國開始改革的時候，事實上也正是西方本身發(fā)生政治巨變之時，這就是七十年代末開始的所謂里根－撒切爾保守主義革命，其結果是西方主流意識形態(tài)以保守主義取代了自由主義。這種意識形態(tài)的大變在美國尤其驚人，不象英國歷來有保守主義傳統(tǒng)，美國從前一直以自由主義為正宗，甚至認為美國既沒有保守主義傳統(tǒng)也沒有社會主義傳統(tǒng)，而是以自由主義來包容各種思想。但八十年代以來，保守主義成為美國的正宗意識形態(tài)，自由主義則成為被批判被攻擊的弱勢意識形態(tài)。到一九八八年，美國六十五位著名自由派知識分子領袖──包括諾貝爾經(jīng)濟獎得主阿羅（Arrow ）和托賓（Tobin ），以及加爾布雷斯（Galbraith）、墨頓（Merton）和史家小施萊辛格等，不得不在《紐約時報》以整版篇幅發(fā)表聯(lián)合聲明為自由主義辯護，強烈批評里根政府把“自由派”和“自由主義”等美國傳統(tǒng)的褒義詞說成是“臟字眼”（dirty word）。但是自由派領袖們的努力完全無濟于事，因為自那以來“自由派”和“自由主義”等字眼（所謂L-word）在保守派百般嘲弄挖苦下已大為貶值，以致今天在美國政壇已經(jīng)極少有政治家愿意給自己貼上 “自由派”和“自由主義”的標簽。這種情況即使在克林頓的民主黨執(zhí)政以后仍然沒有能根本改變。

　　當代西方這一保守主義興起、自由主義衰微的消長不僅對西方本身影響至巨，而且對中國等改革國家的改革道路有直接的影響，它事實上構成中國自由左派形成的重要背景。確切地說，九十年代初中國自由左派形成的第一個基本看法就是：以里根保守主義革命的經(jīng)濟思想（所謂里根經(jīng)濟學）來設計原社會主義國家的經(jīng)濟改革（例如東歐“震蕩療法”），將導致災難性的結果；
相反，如果更多重視羅斯福以來美國“新政自由主義傳統(tǒng)”來理解市場與國家的關系，將更有助于把握市場轉型的問題。中國自由左派是以這一基本問題為起點，逐漸形成自己對當代西方保守主義的懷疑和批判態(tài)度，也是從這一問題出發(fā)，日益注重研究與保守主義相對立的當代西方自由派學者的主張及其自由主義理論。簡言之，中國“新左派”之所以是 “自由左派”，即在于他們基本是以當代西方自由主義思想和理論為自己的主要理論參照，而對當代西方保守主義則持比較保留的態(tài)度。從自由左派的立場看，中國新右派事實上主要認同的是里根革命以來的西方保守主義思潮和理論。

　　自由左派尊重自由右派的這種選擇，事實上自由左派并不否認西方保守派和保守主義有其合理價值，只不過自由左派在總體上更傾向當代西方的自由派和自由主義。但近年中國的一個突出問題是，許多自由右派為了壟斷“自由主義”這個符號，不惜把自由主義打造得極端狹隘甚至僵化，從而不但不能正視當代西方自由主義遠為寬闊的內涵，甚至根本無視當代西方自由主義與保守主義的對壘這一基本事實。

　　例如自由右派人物秦暉最近為了指控中國新左派是斯大林主義而與當代西方思潮沒有關系，信口斷言“西方的自由主義在美國叫保守主義”。這種說法是nonsense，因為美國今天并非只有保守主義，也并非只有自由主義，而是以保守主義與自由主義之爭為基本格局。如果美國的保守主義就是自由主義，那美國今天的自由主義又是什么？民主黨與共和黨的區(qū)別又是什么？羅斯福以來的美國新政自由主義與里根以來的美國保守主義的區(qū)別又在哪里？把所有這些都攪成一團漿糊，只能把所有討論都引入泥塘中。

　　中國自由左派愿意把中國新右派稱為自由右派，因為自由左派并無意壟斷“自由主義”，而是更愿意強調自由主義的復雜性，歧義性，含混性（ambiguity ），從而更注意自由主義的內在矛盾和張力。事實上所謂“自由主義”往往被用來指稱極不相同甚至相反的主張和傾向。在美國，自由主義在十九世紀后期主要指“自由放任的自由主義”（laissez-faire liberalism），即自由放任資本主義；
但在羅斯福新政以后，自由主義的含義恰好倒轉，亦即恰恰意指對這種“自由放任自由主義”的批判顛覆，從而形成二十世紀美國自由主義主流即“新政自由主義”（New Deal Liberalism ），其核心主張是強調市場必須由國家和社會力量來規(guī)范和調節(jié)，不能任其“自由放任”。而從七十年代以來，自由主義在美國的另一重大發(fā)展，則是超越新政自由主義基本限于經(jīng)濟政治領域的局限，深入擴展到以往自由主義比較忽視的文化領域，其核心問題是對“現(xiàn)代性”的重新反省，因為民權運動以來日益突出的種族差異、性別差異、文化差異等問題，深刻暴露出歷史形成的“西方現(xiàn)代性”具有以抽象普遍性來抹煞和壓迫具體差異性的嚴重問題，同時，以“西方中心主義”為基礎的這種現(xiàn)代性也越來越無法適應“文化雜多時代”（Multicultural age ）。

　　由此，所謂“差異”問題和“雜多文化”問題開始成為自由主義的中心關切。

　　當代自由主義理論宗師羅爾斯的兩本代表作，最為明顯地反映出當代西方自由主義的主要關切：他的《正義論》（1971）被普遍看成是欲為“新政自由主義”提供一個更充分的理論基礎，他的《政治的自由主義》（1993）則力圖使自由主義能最大程度地包含差異、包含不同的文化傳統(tǒng)。這當然不是說，羅爾斯解決了所有這些問題，而是說，他的思考非常反映當代自由主義的關切和論域。

　　中國自由左派與當代自由主義的關系現(xiàn)在可以明確表述如下：自由左派高度重視美國新政自由主義的傳統(tǒng)，強調市場經(jīng)濟必須受國家和社會力量的制約和調節(jié)；
自由左派高度重視當代自由主義對“差異”問題和“雜多文化”問題的討論，從而在中國語境中明確提出對“現(xiàn)代性”批判反省的課題。

　　與此同時，中國自由左派明確拒絕“自由放任的自由主義”，因為他們認為這種近年來在東歐俄國大行其道的所謂“自由主義”，實際是以剝奪大多數(shù)人為代價來造成少數(shù)人的自由。中國自由左派在實踐上的首要關切，是避免中國的改革走上俄國東歐式的“掠奪性資本主義”道路。我們下面就來看自由左派的具體主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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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自由左派的形成到現(xiàn)在事實上已經(jīng)有將近十年的歷史。大體可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以一九九一年初王紹光發(fā)表“建立強有力的民主國家”為標志，集中提出了“國家”在市場轉型中的作用問題。這是自由左派拒絕里根保守主義經(jīng)濟學，著重借鑒美國新政自由主義經(jīng)驗和理論來考察中國改革的開端。這一階段提出的中心問題是破除“市場神話”，批判“自由放任的資本主義”，強調擴大政治民主和經(jīng)濟民主對于改革的重要性；
第二階段以一九九七年汪暉發(fā)表“當代中國的思想狀況與現(xiàn)代性問題”為標志，初步提出了現(xiàn)代性反省的問題。這方面的討論事實上才剛剛開始，大量問題都只是初步提出，有待進一步的理論分梳。不過就所涉及的問題而言，基本從中國語境出發(fā)提出了差異問題，雜多文化問題，以及全球資本主義時代的中國處境等問題。

　　以上兩個階段的問題重心有所不同，第一階段的問題主要著眼于中國國內的政治經(jīng)濟過程，第二階段的問題則更多關乎中國與外部世界的關系。兩個階段的問題合起來正對應當代中國的基本主題即“改革”與“開放”�？梢哉f，中國自由左派在九十年代提出的一系列主張，事實上是提出了要在新的理論基礎上更深入地重新認識和重新界定“改革”與“開放”的目標和內涵。具體而言，自由左派認為， “改革”的目標并不是要走向“自由放任的資本主義”，更必須避免走向俄國式的寡頭暴富資本主義，相反，改革的目標應該以擴大政治和經(jīng)濟民主的方式來達成市場、國家、與社會之間的相對均衡機制，以保證社會分配的相對公平，避免貧富差異的無限擴大。自由左派同時認為，“開放”的含義并不意味著無條件地接受資本的邏輯和僅僅尋求被納入國際資本主義體系中的依從位置，相反，“開放”更意味著應該特別注重西方思想界本身近年來對“西方現(xiàn)代性”的批判反省，對“西方中心論”的批判反省，以及對差異問題、雜多文化問題的深入思考，從而為思考中國文明的未來敞開更大的理論空間。在自由左派看來，歷史不但沒有終結，事實上才剛剛開始。

　　這里有必要指出，所謂“自由左派”并不是一個統(tǒng)一的思想學術陣營，而是包含著許多觀點各異，甚至在思想學術上相互分歧甚大的學者。目前被新右派點名批判攻擊最多的自由左派或以四人為主要代表：王紹光、崔之元、汪暉，以及甘陽。

　　以下即在有限的篇幅內最簡略地說明一下他們的部分論點。

　　1 、王紹光

王紹光的早期力作“建立強有力的民主國家”（1991）是中國自由左派的開山之作。這篇長文引起的激烈辯論曾延續(xù)數(shù)年之久，直到他與胡鞍鋼合作發(fā)表《中國國家能力報告》（1994）以后才逐漸平息。這篇早期文獻首先強調了要區(qū)分“政權形式”與“國家能力”，指出中國在“政權形式”上的目標必須實現(xiàn)從非民主到民主的轉型，(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但這一轉型過程并不是要削弱而是要加強“國家能力”，特別是國家的公共財政能力，因為如果國家財政能力過弱，將無力為公民提供基本的“公共財” （public goods），無力實行必要的收入再分配以縮小貧富差異，也無力在控制失業(yè)和通膨等方面穩(wěn)定宏觀經(jīng)濟。這一基本論點今天大概已經(jīng)不會引起太大的爭議，但當時卻引發(fā)長時期激烈辯論，其原因在于鄧小平時代的改革本以“分權讓利”開辟道路，王紹光卻提出“分權的底線”問題，亦即底線在于不能導致國家財政能力的崩潰；
他同時以大量數(shù)據(jù)證明“分權讓利”事實上已經(jīng)導致中國國家能力的急劇下降，從而提出應盡快建立現(xiàn)代財政稅收制度，以確保國家具有基本的財政能力，這些論點在《中國國家能力報告》中得到了更具體的論證。王紹光的這些主張明顯秉承美國新政自由主義的傳統(tǒng)，亦即強調國家具有市場無法取代的諸多重要功能。他同時也強調，國家能力的有效使用有賴于國家的民主化，亦即以普選制等手段取得最大多數(shù)民眾的支持。

　　2 、崔之元

　　崔之元與王紹光的共同點是都致力于破除“市場神話”，強調市場必須受國家和社會力量的調控。但兩人的工作重心不同。王紹光的工作主要集中在國家對市場的宏觀調節(jié)機制，崔之元則更關注社會底層力量特別是勞工在經(jīng)濟發(fā)展中的作用。我們知道，美國新政自由主義乃以國家與勞工組織的緊密合作為基石。崔之元的根本關切實際上是中國改革的長期社會基礎問題，亦即最大多數(shù)的勞動者是否能在改革中長期得益從而長期支持改革。他因此特別強調以擴大政治民主和經(jīng)濟民主來保證普通勞動者在宏觀和微觀經(jīng)濟過程中都有發(fā)言權，反對使少數(shù)人和特殊利益集團操縱經(jīng)濟制度安排和經(jīng)濟政策。他的觀點一方面有“新政自由主義”的立場，即強調勞工大眾的利益應是制定國家經(jīng)濟政策的基礎，但另一方面，他并不滿足于美國新政的結果，因為他更強調他所謂“微觀經(jīng)濟民主”即企業(yè)內部的經(jīng)濟民主，認為 “后福特生產(chǎn)方式”提供了讓勞動者更大程度地參與企業(yè)管理并提高經(jīng)濟效率的可能性。

　　3 、甘陽

　　甘陽按理與自由右派方面本有頗多共同點，事實上不久前一位自由右派朋友在一篇批評新左派的文章中仍然承認，在大陸“第一個公開呼吁自由主義的是甘陽。他在五四運動八十周年的時候重新詮釋五四，顛覆了‘民主與科學’，代之以‘自由與秩序’，這篇文章引起了廣泛的注意，成為90年代全面反省政治激進主義的起點之一�！毕Ш踅�年來我與一些老朋友們似乎已越走越遠。分歧主要是在自由主義與民主的關系上。盡管我在早期的“自由的理念”（1989）中首先強調了“自由的優(yōu)先性”，并曾提出以“自由與秩序”取代“民主與科學”，但在九十年代以后，我以為在中國貧富差距日益懸殊、社會不平等不公正日益突出而又缺乏矯正的政治機制情勢下，大談“自由的優(yōu)先性”而貶低民主與平等，實有為不平等不公正辯護之嫌；
而在工人大量下崗失業(yè)、上億民工居無定所的情勢下，大談“多數(shù)的暴政” 和“暴民政治”的危險等等，更讓人懷疑這到底是自由主義還是“新權威主義”？

　　正是由此出發(fā)，我在“自由主義：貴族的還是平民的？”等文章中強調自由主義必須是“民主的自由主義”，強調自由主義的“自由”不是要伸張“富人的自由、強人的自由、能人的自由”，而是要保障所有人的權利，尤其是弱者的權利。在“公民個體為本、統(tǒng)一憲政立國”等討論中國政治改革的文章中，我因此特別強調以大眾民主奠定憲政國家。

　　可以說，近年的辯論中基本出現(xiàn)一個趨勢，即自由左派著重談民主與平等，自由右派則著重談自由。應該指出，“自由右派”現(xiàn)在已經(jīng)與從前的一些“非自由派”學者開始合流，例如以鼓吹“新權威主義”聞名的蕭功秦和吳稼祥等，現(xiàn)在都表示與自由右派完全一致，要聯(lián)手批判自由左派。九十年代以來中國知識分子確實已經(jīng)完全重新組合。

　　4 、汪暉

　　汪暉九七年以來的許多論述，可以說相當反映了全球化問題在中國引起的思考。他的問題意識因此與前述三人都有所不同，亦即他關注的主要是中國與外部世界的關系。也是因為如此，汪暉的思考更多觸及到自由主義理論最薄弱和最困難的地方。因為自由主義作為政治實踐基本是民族國家內的憲政安排；
越出民族國家的范圍，自由主義迄今難有作為。

　　例如西方國際政治理論的主流至今仍是所謂“實力主義”（realism ），而不是自由主義。而在有關西方世界與非西方世界、發(fā)達國家與不發(fā)達國家的關系上，更是自由主義至今仍在摸索的問題。汪暉把所有這些問題都從中國語境中提了出來，并特別強調，國際關系中的不平等結構，事實上會在民族國家內的社會結構上復制出來，從而進一步增加不發(fā)達國家內部政治經(jīng)濟民主化的困難。正是在這里，汪暉提出的問題事實上恰恰又回到王紹光九十年代初提出的問題，即如何“建立強有力的民主國家”，但這里的“強有力”已經(jīng)不僅指狹義的國家財政能力，而是首先指國家的正當性基礎：惟有立足于大眾民主基礎上的憲政民主國家，方可能達成內尊人權、外抗霸權。就此而言，中國自由左派的基本訴求實際仍可歸結為上世紀初嚴復在《憲法大義》提出的“兩種自由”：“外對于鄰敵，為獨立之民群，此全體之自由也；
內對于法律，為平等之民庶，此政令之自由也”。

　　以上所述，掛一漏萬。中國自由左派尚遠未達到成熟，他們不但在目前中國語境中處于絕對的少數(shù)派地位，而且自身在理論上和表述上都有待完善，更有待自由右派的善意批評。

　　惜乎近年來“誅心之論”日益盛行，許多人動輒質疑自由左派的個人動機甚至政治背景，正常的思想理論討論幾乎已經(jīng)不可能。筆者個人因此在這篇文章后將退出所有爭論，這里僅對自由左派的朋友提出三點建議：堅持溫和穩(wěn)健的立場，防止過度激進的立場；
堅持知識場域的理論工作，避免過多訴諸社會情緒的煽情之作；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自由左派必須始終堅持自由主義立場，謹防滑向“非自由”左派。

　　2000年9月28－29于香港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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