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瑪雅:大路朝天,各走一邊?

發(fā)布時間:2020-06-02 來源: 感恩親情 點擊:

  

  也許,不同的人對《大路》的不同感受和反應(yīng),不僅僅是立場觀點的分野,或是處境、情懷和境界的區(qū)隔,它還因為我們身在各自的此山中。

  

  不爭論的時代已經(jīng)過去。2006年初冬,北京一場由一部先鋒戲劇引發(fā)的思想之爭,再次昭示了這一事實。

  爭論夾帶沖突,有些場面可謂劍拔弩張。對于劇中涉及新中國的表述——一九四九,五星出東方。站起來,終于又站起來了——有人拍案怒罵,擺出不共戴天的架勢。

  這究竟是怎樣一部?因何引發(fā)如此反響?從中,我們又能感悟到什么?

  

  回顧與批判中的寄望

  

  《我們走在大路上》(《大路》)是劇作家黃紀蘇繼六年前《切·格瓦拉》后的又一力作,傾三年心血煉成,于10月27日至11月19日在北京上演。

  這部副標(biāo)題為《近三十年的社會心理史》的多媒體舞臺劇,亦詩亦史,在表現(xiàn)形式上調(diào)動了語言、形體、音樂、投影等多種要素,將改革三十年歷史過程中各類人在各個時期所留下的剪影,次第展開為一幅世態(tài)人心的長卷。

  在一路上的洪波巨瀾、風(fēng)朝雨夕中,如朝陽一般齊步出發(fā)的億萬人,有的越走越精神,躍馬揚鞭;
有的越走越委頓,趑趄蹭蹬……當(dāng)以強者哲學(xué)為核心的主流精英價值觀為全面市場化、私有化鳴鑼開道,國家經(jīng)濟借道日益寬闊的社會鴻溝,在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中一路飄紅,伴隨而來的是民族復(fù)興與階級分化正負兩種價值,以及二者間的相互對立與糾纏!洞舐贰肪褪琼樦@一脈絡(luò),以三十年的道路及行走展示了一段既喜且悲、欲歌還嘆的如煙歲月——一方面,人就這么逼出來,命就這么掙出來,家就這么發(fā)起來,國就這么強起來;
另一方面,路也是這么分的,水也是這么混的,人心也是這么變的,人世也是這么亂的。

  雖然切中世態(tài)人心的變遷,對社會時弊給以足夠激烈的批判,這部核心思想為“對內(nèi)和諧均富,對外不讓虎狼”的劇作,表達了對億萬中國人能夠順順當(dāng)當(dāng)過日子、不再走彎路的期盼和彼此依托重建輝煌的信念。在表面的囂張和刺激下,它冀望中華民族在實現(xiàn)民族復(fù)興的偉大抱負后,能夠以虎狼之力覆虎狼之道,沿著“美的規(guī)律”為人類另辟蹊徑,為歷史別開生面。

  這種社會主義加民族主義,還要再加一些自由主義的思想傾向,以及理想主義的人生觀、世界觀,在黃紀蘇所向披靡的語言“暴力”和充滿政治張力的藝術(shù)形式中被強烈放大,在不同經(jīng)歷、情感、境界和立場的人中產(chǎn)生了或叫好或叫罵的巨大反差。

  

  我們?yōu)槭裁匆黄鹱?/p>

  

  爭論從自我定位開始。左右翼都有人質(zhì)疑:《我們走在大路上》,“我們”是誰?為什么要一起走?左翼從階級斗爭看,右翼從官民矛盾、普世價值看,都認為“我們”和諧不到一塊兒。

  “這個劇叫《我們走在大路上》,我接上一句:你走你的陽關(guān)道,我過我的獨木橋,誰跟誰玩?”一位年輕觀眾說,“到各種場合去看看,大家是走不到一起的。什么時候和諧了?現(xiàn)實是這樣嗎?”

  另一位觀眾說:“這部戲說我們要一起走,不管官和民的矛盾,不管貧和富的沖突。編劇用了一個非常虛的、抽象的民族,用我們都是中國人,有共同的歷史這些虛幻的東西,然后說我們一起走。我們怎么能夠走到一起?”

  《大路》所說的“我們”究竟是誰?這個“我們”為什么要“以相互的微笑為微笑,以共同的行走為行走”?

  在黃紀蘇的眼里,這個“我們”是一個愿意也好不愿意也好、天生就綁在一塊兒的十幾億人!袄_160年的距離,把中華民族放在世界近代史的大背景下看,‘我們’這種身份就很清晰。這時候才有中華民族作為一個生命共同體的整體感!

  這種眺望中的整體感并不是一個虛幻的感受。理性地看,在全球范圍內(nèi)的利益劃分,民族國家仍然是一個最基本的單位,即使是在“全球化”的今天。“能夠不當(dāng)中國人的人,畢竟是少數(shù)!秉S紀蘇說,“窮人也好富人也好,都是捆在一起的。大動蕩來了往往玉石俱焚。日本鬼子打來,豪宅跟茅屋都燒掉。所以得調(diào)整好這個共同體內(nèi)成員彼此間的關(guān)系,不然誰也走不好,就這么簡單!

  這就是《大路》的“我們”。這個“我們”是先天的、命定的,“是曠野中的一趟車,是苦海中的一條船”。這個定位寄予深切希望:中華民族作為一個整體一起往前走,不要走散了,不要走成兩個中國。

  

  中國革命和改革開放都是宿命

  

  網(wǎng)友新馬認為:“可以斷定,這部戲在目前的狀態(tài)下不會受到左右官三方面的喜歡。”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在于它對幾個重大歷史時期的評價不為兩翼中的一部分人所接受。劇中,黃紀蘇頌揚了中國革命,是它讓中華民族“站立在一九四九年”。這被一些人認為是“非常錯誤的歷史判斷”。與此同時,黃紀蘇批判了文革對人性的禁錮和對社會的阻礙,肯定了改革開放給社會發(fā)展帶來的巨大動力。這些又招致另外一些人的不滿。

  黃紀蘇對中國革命和改革開放的認識,來自于他對1840年以來160年歷史的“比較個人的思考”。他沒有把1840年僅僅看成一次戰(zhàn)爭、一段歷史,而是把它理解為一個歷史的拐點——從此,中華民族被拖入資本主義世界體系;
這個過程至今沒有完結(jié)。這是一個等級體系,又是一個價值體系,有一個以物質(zhì)進步為核心的標(biāo)準(zhǔn)尺度。它可以比作一棟樓房,你雖然有五千年精致的文明,剛進來也只好在一樓,而且靠門口,隨時可能再被擠出去。

  從此,“我們”就像穿上了紅舞鞋,從一樓不斷地往上爬。因為如果留在一樓,還可能被擠出去;
爬到二樓不再向上,還可能再掉回到一樓。這是一種宿命——一個苦難民族在資本主義全球擴張中死地求生、后來居上的宿命。

  “只有在這個背景下,毛澤東領(lǐng)導(dǎo)的中國革命可以理解,鄧小平領(lǐng)導(dǎo)的改革開放也可以理解!秉S紀蘇說,160年來,中華民族的基本任務(wù),用過去的話叫救亡圖存,用今天的話叫強國崛起。首先國家要獨立,民族要解放,中國革命完成了這個任務(wù),所以是“五星出東方”。如果是國民黨完成的,就是“青天白日出東方”。這是站在民族國家的立場上而言。

  毛時代經(jīng)過27年,用集中收攏的方法繼續(xù)完成基本任務(wù),但到后期體制能量耗盡,并且偏離了發(fā)展方向。到文革結(jié)束時,已經(jīng)走不動了。于是,人民拋棄了毛澤東的路線,重新回到發(fā)展的跑道上來。改革開放,快馬加鞭,中國人要擁有家電、住房、汽車等一切外國人享有的、所謂物質(zhì)進步的符號。

  

  官家和資本家誰是誰

  

  當(dāng)今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是這場爭論的另一個要點。涉及兩個問題:第一,社會主要矛盾是官民矛盾還是貧富矛盾?第二,官和商之間的關(guān)系是否官和民、有權(quán)和無權(quán)的關(guān)系?

  批評者認為,《大路》集中表現(xiàn)了貧富矛盾,而不是有權(quán)與無權(quán)的矛盾,將批判矛頭指向資本,而不是權(quán)力,這沒有正確反映今天中國社會的本質(zhì)。

  中國體改研究會特約研究員楊鵬說:“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是官民矛盾,貧富矛盾的根源在官民矛盾之中。把政治權(quán)力的不公平或不適當(dāng)看成我們這個社會諸多弊病的根源,我們就要約束政治權(quán)力。左派說要劫富濟貧,我覺得應(yīng)該是劫有權(quán)濟無權(quán),這才是解決中國問題的核心。”

  《炎黃春秋》副社長吳思說:“中國不是權(quán)貴資本主義,是資本官家主義,是一個官家、官僚集團說了算的社會,而不是資本家、資產(chǎn)階級說了算的社會。把所有的批判矛頭都指向人性的貪婪和資本的貪婪,這是忽略了老虎而指向了狐貍!

  《大路》是否忽略了老虎,只打中了二三環(huán)?黃紀蘇在劇中是這樣表達的:

  中國的問題我告你,三千年一個字:官……別看你炒瓜子我炒樓盤,咱都算“生產(chǎn)性集團”,都叫民間,都跟他——跟官對著干!讓他把男一號讓給咱!咱從前雖是書記,現(xiàn)在可是老板。這就叫官退民進!雞沒打鳴是他,喊完一嗓子就是咱。

   “誰是官家的問題,黃紀蘇這個戲里是有回答的!敝袊嗌倌暄芯恐行难芯繂T王小東說,“有人說資本家跟官家是兩回事,一個無權(quán),一個有權(quán),這個戲里說資本家跟官家是一回事,資本和權(quán)力是不可分的。比如黨委書記一轉(zhuǎn)身就當(dāng)上了資本家;
當(dāng)了資本家之后,他又想當(dāng)‘男一號’。有人強調(diào)說官家是反對民主的,資本家是支持民主的,這個戲?qū)Υ艘灿兄S刺,說資本家一想到‘暴民’,也就不要民主了。民主最多是他們晚上遛彎時的閑話,白天還是和官家一起,該行賄行賄,該受賄受賄。”

  所謂“官民矛盾”的本質(zhì)何在?黃紀蘇認為,其本質(zhì)是想混淆“民”的概念——一是資本家和普通老百姓的利益混淆,二是大資產(chǎn)階級和小老板的利益混淆——通過為“民”請命來尋求政治權(quán)力。改革開放社會轉(zhuǎn)型,從書記到老板是最大的轉(zhuǎn)型。或者說,這是官對國家向商業(yè)社會轉(zhuǎn)型的開價。這些人已經(jīng)把國有資產(chǎn)變成了自己口袋里的東西,如今想把商和官分開,再由資本直接把握權(quán)力,繼續(xù)實現(xiàn)資本擴大。

  “我們希望這個‘官’,也就是國家——state——加強它的獨立性和公共性,而不是被資本所取代!秉S紀蘇說,國家作為一個平衡社會各方面利益的機制,應(yīng)該保持它的超然性。它不必代表哪一方面的利益,它就代表中華民族的整體利益,把各個社會集團之間的關(guān)系處理好,強的壓它一下,弱的扶它一下。

  “在這個問題上左右翼是分歧的!北本┐髮W(xué)教授潘維認為,“自由派把一切社會不公正都歸結(jié)于共產(chǎn)黨政府,要求進一步限制政府的權(quán)力,要求官退民進。左派批評政府采取了傾向資本自由的政策導(dǎo)向,要求政府不許卸包袱,加強對市場的干預(yù)力度,節(jié)制資本,恢復(fù)比較均質(zhì)、平和的社會。黃紀蘇在劇中說大家要牽扯著一起走,共和國這趟列車誰也別給丟下。這是拒絕階級斗爭、實現(xiàn)和諧社會的左派觀點。自由派批評者不應(yīng)從他們的角度來攻擊黃紀蘇,不能要求別人都是自由派!

  

  批判“自由”刺痛了自由主義者

  

  有批評者說,《大路》雖然超越了《切·格瓦拉》,但黃紀蘇仍然在嘲弄自由,對民主也不抱希望,他是告別了革命而又無路可走。還有人認為,黃紀蘇并沒有轉(zhuǎn)變《切》劇的立場,至今還在批判自由,特別是自由主義講的自由——其核心問題是怎樣有效地約束政府的權(quán)力。

  黃紀蘇嘲弄了自由嗎?他所嘲弄的自由是自由主義講的自由嗎?

  的確,黃紀蘇嘲弄了“自由”,并且得到喝彩!爸袊默F(xiàn)實是,哪里擴大自由,哪里就開始自由墮落,很少有自由升華。那怎么不能讓人批評呢?”國務(wù)院發(fā)展研究中心研究員劉力群說。

  然而,看過《大路》的人都清楚,黃紀蘇所批判的自由既非公民自由(civil liberty),也非政治自由(political liberty)。他所批判的“自由”是資產(chǎn)階級的為所欲為、窮奢極欲,是“撞死丫白撞!弄幫記者學(xué)者說的說的然后擩進法律,鳳凰26永久28的傻B東西也敢跟咱奔馳六零零起膩”的“自由”。

  “黃紀蘇嘲弄的是負面的自由。”北京航空航天大學(xué)教授張文木說,“他對改革初期人民歡天喜地的描寫充滿對自由的頌揚。他批判的是后來少數(shù)人建立在多數(shù)人痛苦之上的‘自由’!

  “黃紀蘇說自由的時候,刺痛了自由主義者。”一位自由派年輕人說,“我知道他說的‘自由’是打了引號的!

  為什么批判打了引號的“自由”會刺痛一些人?這是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洞舐贰分员弧罢`讀”,是因為它需要被誤讀;
是因為以批《大路》之名,可以言自家之實,揭《大路》之“短”,可以出一己之氣。

  這是中國知識界的悲哀。這種悲哀首先是中國尚不寬松的輿論環(huán)境造成的。如果真能做到言者無罪,打開天窗說亮話,黃紀蘇的批評者就用不著《大路》這樣的“青紗帳”了。

  這種悲哀也反映出中國公共辯論的非理性和不健康。民主是在自由爭論中建立的,需要包容、氣度和雅量,不但要讓別人說話,還要傾聽人家說的是什么。中國的公共辯論不但缺乏寬容、意識形態(tài)化,而且缺乏彈性,已然被簡單化、符號化了——黃紀蘇戴著“新左派”的帽子,新左派被認為是為“官”說話的,《大路》于是就是只反資本不反官家;
《大路》批判的“自由”就是自由主義講的自由;
《大路》診的病因、開的藥方就是左派在“裝B”;
《大路》所展現(xiàn)的就是“一段(在強權(quán)面前)日趨陽痿的心理軌跡”。

  “像這樣一部戲不能在一個更大、更公開的場合來演,我覺得很遺憾!迸司S教授說,“今天的自由派可以當(dāng)主編,辦刊辦報,可以出版暢銷書,而黃紀蘇的戲劇只能在這種小劇場演出。自由派不是想找政府要自由嗎?《大路》的自由派批評者除了謾罵之外,會去為黃紀蘇要自由嗎?會在他們掌握的媒體上說,這個戲,我不同意它的觀點,但我誓死維護它演出的自由嗎?”

  

  這個社會不是只有真小人

  

  中國社科院哲學(xué)所研究員徐友漁看完《大路》后表示:“這個戲沒有引發(fā)我任何震撼和任何思考”。它的“失敗之處在于它跟計程車司機聊天的水平?jīng)]有差距。(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

  而年輕自由主義者趙暉的感受有所不同:“雖然我從思想觀念和友漁老師很相近,但是在看這個劇的時候,我的心在動,不斷跟這個戲有交流。這個社會是一個扭曲的、不健康的社會,一個劇能夠把它表現(xiàn)出來,同時觸動我的心靈,這是它的成功之處!

  其實,很難簡單地以左右來區(qū)分不同的人對《大路》的不同感受和反應(yīng)。在一次演出結(jié)束時,一位自由派年輕人,從演員手里“接過”想象中的一捧水,或是一捧米,雙手捧著,久久不忍放開…… 他說,他是跳出了左右,以一個普通人的心情看戲的,他心里很受感動——也許,不同的人對《大路》的不同感受和反應(yīng),除了身在各自的此山中外,更多的反映了處境、情懷和境界的分野。

  有人議論,黃紀蘇“是個很聰明的人,他既明白應(yīng)該如何表達自己并不真誠的社會關(guān)懷,更明白應(yīng)該如何應(yīng)對黨天下的政治當(dāng)局對于言論的封鎖和禁錮。”

  有人評說,在黃紀蘇筆下,“人們看到了繁榮背后的傷口,聽到了‘一枝獨秀’腳下的呻吟。社會主義批判的聲音刺破了蒼穹,袒露出云淡風(fēng)輕背后的凄風(fēng)苦雨!

  有人感言,“黃紀蘇批判的是‘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呼喚的是‘大庇天下寒士盡歡顏’的情懷。這種情懷是一種正氣!

  有人慨嘆,“黃紀蘇瘦到可以,雙目深陷,想到演員們那種投入,才知道藝術(shù)是可以這樣搞的:把自己的血肉咀嚼了再吐哺在舞臺上!

   “別人怎么說是人家的權(quán)利。不過是一出戲,曲終了,燈熄了,人散了,就都過去了!秉S紀蘇說,似乎無可無不可。

  然而在內(nèi)心,黃紀蘇在檢討:“這個戲有不足的地方。不足之處不是大家說的,結(jié)尾的和諧太突然了;
是它顯示只有互相死掐,而沒有彼此的擔(dān)待!

  這是不是“廬山”的一個真面目?——這個社會并不只是真小人之間惡的博弈,還有善意、利他、能夠超越自己利益的人。他們能夠出來做超越自己利益的發(fā)言,把社會往好的方面推進。中國的知識分子文化蘊含更多理想主義的成分,《大路》的創(chuàng)作以及圍繞它發(fā)生的這場爭論其實就是一個證明。我們建設(shè)社會靠什么?并不完全是靠惡的博弈,也不應(yīng)該認定世界就只有真小人。我們希望有一種利他文化能夠起到相當(dāng)?shù)淖饔。這個文化能夠超越不同階級的利益,超越真小人的階級斗爭博弈。知識分子文化應(yīng)當(dāng)承擔(dān)起這個責(zé)任。

  “我們這個戲在這方面表達不夠,缺少這樣的重點和顏色。”黃紀蘇說。

  黃紀蘇遺憾嗎?他會再次超越自己嗎?

  

 。ù宋摹赌巷L(fēng)窗》已發(fā),有刪節(jié)。這里是原稿。同《“大路”走向“和合”時代》一樣,此文只代表作者本人的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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