舉世矚目的三峽工程開工已十年有余了，伴隨著這項浩大工程的是亙古未有的百萬移民大遷移。

　　三峽庫區(qū)移民屬于工程移民，工程移民與投資移民、技術移民有著明顯的區(qū)別，他們除了得到國家發(fā)放的遷移補償外，幾乎沒有資金，也不具備現代產業(yè)所需要的各項技術和知識，他們大多是貧困山區(qū)的農民。他們的到來不僅難以為當地社會的經濟帶來活力，反倒有可能成為當地社會的負擔。不少接納地的政府并不像對待投資移民、技術移民那樣，鼓勵他們的到來，而是在國家的指令下接納了這些工程移民。

　　類似這種指令性的特征同樣發(fā)生在移民身上，他們不像投資移民、技術移民那樣是自愿遷移，而是出于工程建設的需要在政府的動員下離開家鄉(xiāng)的。遷移帶有明顯的非自愿性。接納方的指令性與遷入方的非自愿性促成了雙方的直接互動，也增添了雙方發(fā)生沖突的可能性。

　　從政府官員群體的角度講，無論按哪種社會分層的標準進行分層，無疑都應歸入到社會等級體系的較上層，而三峽工程移民，同樣在任何一種社會分層標準之下，都應歸入到社會的最底層。這樣，地方政府與移民的互動，換一個視角看，也就是社會上層與社會下層的互動，是強者與弱者之間的互動。本研究試圖以三峽工程移民在S 市的生活適應過程為特定背景，以S 市地方政府與移民之間的互動為切入點，探討社會上層與社會下層的關系，尤其是面臨沖突情景時雙方采取的策略。

　　一、理論與方法

　　在上層社會與下層社會的關系問題上，學者們研究和探討得最多的當屬兩者之間的社會沖突。一百多年來各國社會學家從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側面對社會沖突作了大量的研究和探索。

　　主流社會學家對于社會沖突現象的關注和研究可以追溯至馬克思。馬克思從對生產資料的占有出發(fā)，創(chuàng)建了階級斗爭的學說，認為由階級斗爭而導致的社會革命是社會發(fā)展的根本動力，從而在歷史唯物主義的基礎上奠定了社會沖突的一般理論。C .布林頓（Brinton ，1957）則從社會階層的角度對社會革命的起源和條件進行了剖析，認為社會對抗往往發(fā)生在社會經濟條件不斷改善而不是最惡劣的時候，重大的社會對抗往往發(fā)生于社會分層體系中互相接近的兩個階層之間。社會沖突學派的代表人物達倫多夫（Dhrendorf ，1957）則從社會群體的角度探討社會沖突，尤其是從沖突群體的形成及其條件的角度分析了工業(yè)社會中的沖突，在他看來，從“準群體”發(fā)展成為“利益群體”是產生社會沖突的現實基礎。社會的政治容許度和準群體成員之間的溝通能力與溝通程度都是形成利益群體的必要條件。

　　可以說，上述觀點都是站在宏觀的層面上剖析了社會沖突的一般原因、條件或者過程，是從社會結構、社會過程、階級、階層或集團利益的角度對社會沖突進行的歷史探討和理論思考，為人們提供了一種考察和解釋現實社會的各種社會矛盾和社會斗爭的視角。與上述學者的角度不同，齊美爾（1908）是從社會交往形式的角度探討社會沖突問題的。他認為，建立一種全方位的整體性的社會理論尚為時過早，因此，沒有必要像馬克思、韋伯、涂爾干那樣問津宏觀的社會整體，社會學只需提煉和形成一種可以包括經驗世界內容的“形式”或社會學概念就可以了。而沖突與合作就是齊美爾討論的兩種社會學形式。他認為，社會本身就是一個包含著合作與沖突、吸引與排斥這樣一些矛盾的統(tǒng)一體。沖突是不可避免的，即使只涉及兩個人之間的關系也不可能完全排除沖突（齊美爾，1908）.科賽（1956）接受了齊美爾的某些觀點，他也認為沒有必要建立一種囊括所有社會現象的綜合理論，只需從社會內容當中抽取出一些能說明問題的形式就可以了。

　　而詹姆斯。斯科特（J ames C.Scot t，1985，1990）在對農民問題的實證研究中注意到了社會沖突的另一種形式，即無組織的、個體的、偶然的和象征性的反抗。他將偷懶、偷盜、怠工、誹謗和縱火等這些象征性的、偶然的反抗稱為“弱者的武器”，進而提出“隱藏的文本”這一分析性概念用以概括農民反抗行為的選擇和意識形態(tài)的特征。

　　法國社會學家克羅齊耶（2002）和費埃德貝格（Erhard Friedberg ，1998）等則另辟蹊徑，他們從科層組織入手，以行動者擁有的資源以及由之產生的權力關系為出發(fā)點，分析組織中的行動者為獲取自身利益而采取的策略以及展開的博弈，從而把組織內行動者之間的沖突納入到了研究范疇之內。費埃德貝格（1998）則進一步突破了組織概念的傳統(tǒng)范疇，他從行動的角度來界定組織，用“局部秩序”取代了組織的概念，“局部秩序”不再局限于具有明確邊界的正式組織，而是行動實際發(fā)生的領域。隨著組織范疇的擴大，克羅齊耶和費埃德貝格對沖突的研究也不再局限于傳統(tǒng)的組織范疇之內。

　　從社會沖突的宏觀理論研究到微觀的經驗研究，從關注“有組織”的沖突到關注“個體式”的抗爭，從重視“公開的”反抗到重視“隱蔽的”的抵制，從階級階層的分析到行動者分析，從單純強調沖突到同時強調沖突與合作，所有這些，都反映了人們分析社會沖突的視角在不斷拓展，對社會沖突的研究在不斷深化。毋庸置疑，它們在社會沖突的研究史上占據著相當重要的地位。

　　社會學家對社會沖突問題的探討，本來其關注點在于社會發(fā)展、社會變遷的原因和動力，而在具體探討的過程中，自然也涉及到了沖突的策略問題。

　　從宏觀策略上看，眾所周知，馬克思的階級斗爭學說的出發(fā)點和歸宿都是為了摧毀當時的社會秩序——資本主義制度，建立共產主義的大同社會。幾乎整個二十世紀，馬克思的學說成為世界各國共產黨奪取政權、鞏固政權的意識形態(tài)和指導方針。與馬克思不同，布林頓和達倫多夫等人研究的側重點在于社會沖突或“革命”發(fā)生的征兆或條件、過程等問題，客觀上都起到了提醒統(tǒng)治階層能盡早防范革命的發(fā)生，維護現有秩序的作用。與此類似，斯科特的研究則在于提醒統(tǒng)治階層注意“風平浪靜之下的暗涌”，農民大量的微不足道的小行動就像成百上千萬的珊瑚蟲日積月累造就的珊瑚礁，最終可能導致國家航船的擱淺或傾覆。費埃德貝格與上述研究的出發(fā)點又有所不同，費埃德貝格（1998：7）明確提出研究者應該使“自己在某種程度上成為行動領域中的一個行動者”，既反映著西方知識精英參政議政的政治要求，也在提醒統(tǒng)治階層應重視知識精英在建構“局部秩序”中的作用。

　　當沖突問題由宏觀研究擴展到微觀研究時，對沖突策略的分析也變得相對具體�？瀑愒谔接憶_突的社會作用時，用機械工程上的安全閥概念進行了類比，安全閥通過不斷排出過量的蒸汽起到了保護整個結構的作用，社會沖突可以通過“充當發(fā)泄敵意的出口”（L .科賽，1956：41），起到穩(wěn)定社會的作用，因此，科賽主張應對社會結構中的“安全閥體制”加以制度化。斯科特的“弱者的武器”揭示的是處于弱者地位的農民的具體反抗形式和策略，奧爾森則使用“搭便車”的概念，分析了群體成員坐享其成與不愿冒險的心態(tài)和策略，“弱者的武器”和“搭便車”兩個概念解釋了處于弱勢地位的群體為什么常常不能以群體的方式起來抗爭。

　　策略問題不僅是一個理論問題，更是一個實踐問題，無論研究者的主觀愿望如何，客觀上其成果都將為一定集團、階層所用。我國歷史上的一些學者或政治思想家在這方面表現得可能更明顯一些，孔夫子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既是對統(tǒng)治層奉行愚民政策的經典概括，客觀上也在提示著以后各朝各代的君主們加強對民眾的思想控制。在我國的各類史書中，充斥著各種“治世良方”、“施政訣要”的思想。撰史的一個重要目的就是為君主提供歷史借鑒，正如司馬光所言，“鑒前世之興衰，考當今之得失，嘉善矜惡，取是舍非，足以要懋稽古之盛德，躋元前之至治”（《進資治通鑒表》）.而一些政治學術著作更是直截了當地為君主出謀劃策，最為典型的當數戰(zhàn)國時期韓非的政治學術著作。韓非在其《韓非子》一著中系統(tǒng)地論述了君主控制大臣乃至控制民眾的“法（普遍主義的賞罰規(guī)定）、勢（嚴峻刑法形成的高壓）、術（通過分權制衡駕馭群臣的權術）”三位一體的君主專制理論，足可與西方馬基雅維利的《君主論》相比拼，兩者有異曲同工之妙。

　　也有一些政治思想家從“以民為本”的立場出發(fā)，勸戒君主重視“民心”，所謂“得人心者得天下”，“水能載舟，亦能覆舟”（吳兢：《教戒太子諸王》）.在“君與民”的關系上，唐代的吳兢曾有一個形象的比喻，他在《貞觀政要》的《君道》篇中，開宗明義地指出：“為君之道，必須先存百姓，若損百姓以奉其身，猶割股以啖腹，腹飽而身斃”。這些政治思想成為君主們實行安撫政策、懷柔政策的依據。

　　這樣的具體策略在史書中是非常多的，但歸結起來主要是兩個方面，一是上層控制下層的策略，另一是上層安撫下層的策略。

　　我們現時的社會同樣存在著各種社會沖突。工程移民的安置為研究者提供了一個近距離考察社會沖突及其沖突策略的切入點。這是一個涉及到特定經驗領域的社會沖突，它更微觀、更具體。雖然關于工程移民的經驗研究為數不少，但大都限于安置方式的政策性研究，也有一些是關于適應問題的研究，比如，施國慶和陳阿江（1999）探討了基于血緣、地緣之上的初級社會網的建構，劉振和雷洪（1999）探討了移民的知識、經驗和能力等對適應過程的影響。

　　將沖突的策略與工程移民結合起來的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是我國學者應星（2001）所做的關于大河移民上訪的研究，他探討了工程移民落戶以后與地方官員所發(fā)生的沖突及其雙方采取的策略。在其《大河移民上訪的故事》中，應星以20世紀70年代末和80年代山陽鄉(xiāng)建造大河電站為背景，用紀實的方法講述了山陽鄉(xiāng)大河電站移民為爭取利益補償的落實與地方官員不斷沖突和抗爭，進而不斷上訪的一個又一個的故事。通過這些故事，應星歸納了移民所運用的“纏、繞”等策略，揭示了弱者的反抗藝術，并通過各級地方官員應對移民上訪的方法以及協(xié)調矛盾、解決問題的方法，分析了地方政府的“擺平術”。

　　不同的學者研究的視角不盡相同，但卻有一個比較雷同的地方，大都注重階層關系中的沖突和對立一面，強調的是上層對下層的控制，或者下層對上層的反抗。然而，在階層關系中還存在著一個不應忽視的方面，那就是下層社會的成員對上層社會的向往與追求，迎合權力者、利用上層社會擁有的資源謀求自身的發(fā)展。雖然迎合反映的是社會成員個體的心態(tài)和行為，不能說明兩個階層之間的關系，但是，現實生活中的策略總是同具體的個體相聯系的。如果在階級、階層的宏觀范疇上，把抗爭看作下層對上層關系的主要方面，那么，在個人這個微觀層面上，更多的是下層對上層的迎合。也許這種微觀層面的行動沒有資格納入社會學的分析范疇，但是下層成員在權力者面前采取的那種普遍策略，卻已經超出了個體心理層面的意義，因而筆者以為它同樣具有社會學研究的價值。

　　歸納起來，在上層社會與下層社會相互對待的方式中，一方面是上層社會對下層社會的控制與安撫，另一方面是下層社會對上層社會的抗爭與迎合，相互交織在一起；
也可以這么看，控制與抗爭構成了上層社會與下層社會沖突的一面，而安撫與迎合反映了上層社會與下層社會和諧的一面，具有緩解和平息沖突的功能。正如齊美爾所說，社會本身就是一個包含著合作與沖突、吸引與排斥這樣一些矛盾的統(tǒng)一體。將人們結合起來的力量和造成人們沖突的因素是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齊美爾，1908）.

　　本研究的目的在于揭示和解釋上層社會與底層社會相互互動的策略，試圖以“控制與保護，抗爭與迎合”作為沖突策略的前提假設，一方面，在此假設下探討沖突雙方的具體策略；
另一方面，對于具體策略的揭示，本身就在驗證著“控制與保護，抗爭與迎合”的假設�！翱刂婆c保護，抗爭與迎合”既是本研究分析沖突策略的前提模式，也是分析沖突策略的思路和線索。

　　本研究以移居S 市的三峽移民作為研究對象，以實證方法探討移民落戶以后與當地社會發(fā)生的沖突。在收集資料的方法上，主要采用個案訪談，輔之于問卷調查。以個案訪談法收集一些比較典型的事件，了解移民和當地官員對這些事件的具體看法，問卷調查主要是了解一般情況，了解這些典型事件發(fā)生的背景。

　　在2001年至2003年的兩年間，筆者與幾位同行造訪了S 市移民辦官員，聽他們介紹了S市安置三峽移民的總體情況，并在他們的支持下，專程來到C 、S 和N 三個區(qū)縣，對移居該地的部分移民進行了實地調查。調查的具體步驟由當地移民辦安排。我們每到一地，區(qū)或縣移民辦便召集鄉(xiāng)鎮(zhèn)移民辦的干部與我們召開座談會，由他們介紹落戶本地區(qū)的移民情況，(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會上可以隨便提問、討論，然后在他們的安排與陪同下，來到部分移民的家中，調查了三個區(qū)縣的59戶移民，了解他們來到S 市后的生活、工作等各方面的情況。具體調查形式有兩種，一是按照事先擬定的問卷表作結構式訪問，二是根據他們對問卷表中問題的回答不斷地進行追問，了解他們生活工作中的深層面問題。本研究主要是在這次調查的基礎上完成的。

　　二、控制與保護

　　2000年8月17日，C 縣作為S 市接受三峽移民的試點地區(qū)，迎來了來自三峽地區(qū)Y 縣的第一批移民150戶，共計639人，拉開了S 市安置三峽移民的帷幕。在隨后的2001年和2002年，包括C 縣在內的S 市的七個區(qū)縣分別迎來了第二批、第三批來自Y 縣的三峽移民。至此，S 市總共安置三峽移民1305戶，總計5509人。

　　移居S 市的三峽移民是一種集體遷移。移民的同時到來好比是在原有的社會結構之中一夜之間突然增添了一種新的成分。對于社會管理者的地方政府而言，移民不能作為一種獨立的社會力量存在，不能游離于主流社會之外。所謂不能游離于主流社會之外，主要有兩個關聯在一起的含義，一是移民不能淪為貧困群體，二是移民不能成為社會不穩(wěn)定的因素。如何防范沖突的發(fā)生，保障移民的生活，S 市政府早在移民到達的兩年前，已經未雨綢繆，開始著手各種準備工作。

　�。ㄒ唬�從行政體制上進行調整以適應移民的到來是S 市政府采取的最主要措施

　　過去，在人民公社的體制下，我國農村的行政體制以公社、生產大隊、生產小隊的形式把農村中的家家戶戶都納入到其中，形成了一個幾乎是無所不包的巨大的科層制式的體系。其末端，就是散布在廣大農村的無數農民。雖然它存在著諸如束縛農民積極性等等的各種弊端，但是，它在控制方面的有效性卻是無與倫比的，它通過生產隊的大小隊長以集體生產的方式有效地控制著農民，并將意識形態(tài)領域的宣傳滲透到農民生活的方方面面，農民的一舉一動，都在管理者的視野之中。

　　隨著人民公社的解體，生產大隊、生產小隊這些既似生產單位又似行政體制的組織也隨之消失，農村行政體制的結構末端失去了科層制的特征，形成了由純政府官員組成的行政體制直接面對農民個體的二層結構。這種結構帶來的結果是降低了控制效率。有限的官員面對散布在廣闊地域的無數農民個體，倘要像過去那樣進行嚴密的控制與頻繁的聯系已顯得力不從心，官員同農民的聯系減少了，政府對農民的控制減弱了，來自意識形態(tài)領域的宣傳與控制也隨著改革開放的進程而弱化了。而對農民來說，二層結構使他們獲得了極大的自由空間，他們的生活和工作再也不像過去那樣受到生產隊的處處約束。

　　然而，在這種松散的控制體系下安置大量移民，無論是從管理和控制的角度還是從幫助移民的角度，都顯得有點不相適應。對于有責任感的政府而言，“安置”并不僅僅意味著只是找一個落戶的地點，讓他們在那兒以“適者生存”的方式自我適應當地的生活，而是要幫助他們適應，幫助他們解決適應中的種種困難，同時也需要防范影響社會秩序的各種可能沖突，以保證社會的正常運作�？墒�，現有的二層結構既不能保證有效的控制，也難以實施有針對性的幫助。這意味著政府需要從結構或體制上作出某些相應的調整。

　　面對即將到來的移民，S 市政府成立了“S 市安置三峽庫區(qū)移民工作領導小組”，領導小組下設辦公室（簡稱“移民辦”）.有安置任務的各區(qū)縣同時設立區(qū)縣級移民辦；
區(qū)縣移民辦之下，再設立鄉(xiāng)鎮(zhèn)移民辦。在鄉(xiāng)鎮(zhèn)移民辦之下，是負有安置移民任務的各個村和村小組，他們的工作是移民安置工作的終端環(huán)節(jié)。此外，村中的一些黨員或積極分子也經過動員協(xié)助村長或村主任開展安置移民的工作。至此，由市、區(qū)縣、鄉(xiāng)鎮(zhèn)各級移民辦，直至村、村小組形成了一條由上至下的層級體制。處在層級體制終端的是即將遷入的三峽移民。

　　這套層級體制看上去很類似科層制，它具有科層制的許多特點，但又不是科層制。

　　首先，它不是一個獨立的體制，它只是原來行政體制內功能的進一步劃分。在政府體制內，原本不存在安置移民的問題，面對新的情況，在政府體制內作了功能上的調整，各級移民辦是功能重新劃分的結果，相當于政府體制內的一個“部門”或一個“科”；
其次，就這套體制本身而言，功能上的劃分并不明顯，其人員都是兼職的，兼職人員大都是政府行政體制中各個部門的主要負責人，顯然，它是調用了綜合力量來負責移民安置的事務，更具有綜合性�！翱啤笔枪δ艿膭澐郑�“層”是級別和地區(qū)范圍的劃分，它有“層”卻無“科”；
第三，從體制對其成員的約束力或強制性來講，從市移民辦直至村委會，其成員都是政府官員或“準”官員，科層制內的行政隸屬關系對他們產生強制性的約束力。在政府與移民之間，雖然兩者的關系是管理與被管理的關系，但是，這與科層制內的行政隸屬關系或命令與服從的模式還是存在較大的區(qū)別，只要移民不存在違法現象，移民辦或政府對他就不具有強制性的約束力。也就是說，這套層級體制的終端不具有強制性。

　　然而，這套體制畢竟制約著其中的行動者，它使行動者的行動背景呈現出組織化和結構化的特征，若把這種組織化、結構化的特征稱之為科層化，那么，這套體制就是以科層化的方式建構了一個比較完整的社會控制體系，進而成為制約行動者的行動背景。從中反映出以下兩個問題：

　　1、這套科層化的控制體系，是政府利用絕對優(yōu)勢的政治資源和社會資源，按照自己對問題情境的理解，根據自己的意志而建構的行動背景。雖然每個行動者在行動背景的建構中都具有一定的作用，但是，并不意味著他們的作用是相同的。毋庸置疑，社會上層，尤其是作為社會管理者的地方政府，在建構行動背景中的作用是決定性的，掌控著社會秩序的設計。雖然移民群體在以后與地方政府的互動中，可能會使地方政府作出某些妥協(xié)和調整，但是，從總體上講，處于底層的移民群體在建構行動背景中的作用是微弱的。是否具有建構行動背景的意圖，以及是否具有這種建構的能力，本身就是群體地位的反映，是一個群體是否屬于強勢群體的標志。

　　2、處于強勢地位的社會管理者力圖使行動背景具有組織化、結構化的特征，達到社會強制性整合的目的。韋伯（1921）認為，科層制是最為理想的組織形態(tài)，任何有組織的團體，唯其實行“強制性的協(xié)調”，方能成為一個整體。而科層化的社會管理方式實際上是政府將科層組織內的控制工具擴展到了社會領域中。雖然社會的科層化不像組織內的科層制那樣能保證控制的有效性，但它卻是有效控制的前提，它強化了上層對底層的“注視”，它以“注視”的方式將上層的權力和影響延伸到了社會底層，把下層納入到了制度化的控制體系之內。通過這種由上至下的層層“注視”，下層的“舉動”盡收眼底。

　　從地方政府安置移民的一些具體措施中可以看到，政府力圖使這套控制體系具有科層制的特征，以提高控制的有效性。一是以“分散安置”的方式強化了這套控制體系終端的科層制特征。分散安置不僅加強了對移民的“注視”，避免了控制范圍過大而難以有效控制的問題，而且從空間上削弱了移民的“群體資源”；
二是以“標準化”的工作方式強化了科層制“照章辦事”的特征，對移民的各項具體安置，規(guī)定了完全標準化的做法，按統(tǒng)一的模式、統(tǒng)一的標準一視同仁地對待所有的移民，防止移民之間由于相互攀比而引發(fā)事端。

　�。ǘ�）科層化的體系不僅是控制體系，也是一套保護體系，具有保護移民、幫助移民的功能

　　這套層級體制的保護功能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1、形成了一套相對制度化了的幫扶體系。它與一般的保險保障等制度有所區(qū)別，社會保險保障等制度大都是“人尋求制度的幫助”，是“人找制度”，制度是被動的，而這套幫扶體系卻是“制度找人”，主動將關心送到移民手中。從制度上主動實施幫扶，更能顯示出對移民的關心。

　　2、具有強大的動員能力。移民辦的官員大都是政府各職能部門的負責人，它有能力動員政府控制的各項資源幫助移民，也能動員社會各方力量共同幫助移民。三年來，各級移民辦發(fā)動社會團體為移民進行了大量募捐，從生活到生產，在各個方面給予了移民大量的幫助。

　　3、具有很大的親和力。對移民的幫扶本身就是親和力的體現，就此意義上講，制度化的幫扶體系、動員社會各界前來幫扶等等已足以說明這套體制的親和力。而且，親和力還表現在具體的運作中，用移民辦官員的話講，叫著“有情操作”。

　　所有這一切，都在某種程度上意味著，借助于科層化的體系，國家權力不僅是滲透，而且是植根于社會的底層。

　　我國歷史上，國家政權對底層社會的滲透和影響上總是或多或少存在著一定的權力空白，“皇權不下縣”是中國歷史幾千年的傳統(tǒng)。我國計劃經濟的時代做到了對底層社會的徹底控制。在農村，人民公社、生產大隊、生產小隊等的形式把農村中的家家戶戶都納入到其中，形成了一個巨大的科層制式的體系。在城市，人們獲取生活來源的各種“單位”本身就是典型的科層制，同時，它們又相當于政府的一個部門，從而被納入到國家行政體制這個巨大的科層制內，處于國家政權的直接掌控之下。人民公社制和單位制在控制方面的共同特征是：為每個人提供了一個確定的“位置”，每個人都在確定的“位置”上參與群體的集體活動，集體活動使得每個人的“位置”變得相對固定，從而使成員之間的“注視”和“互相注視”成為可能，更為重要的是，這種體制以掌控生活來源為手段實施了控制，其中的成員雖然不可能被開除，但也不可能主動“離職”另找謀生手段，主動離職幾乎意味著沒有生路，他依賴這個體制生活，這種依賴提高了控制的力量，而意識形態(tài)的宣傳及其滲透，既為控制提供了手段，也為各種控制提供了正當的合法性依據。

　　人民公社解體后，國家權力以縣、鄉(xiāng)、村的形式管理著廣大的農村，權力雖然仍舊滲透到了社會底層，但有限的官員面對無數分散的農民個體，權力的控制作用減弱了。當前針對移民安置而建立的各級移民辦實際上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科層化體系的重建。但是，僅僅依靠一套類似于科層化的體系難以做到真正的控制。對照人民公社或“單位制”的情況，有效的控制除了需要科層化的體制外，需要有成員的集體活動，還要能夠掌控成員的生活來源。然而，這些約束條件均已不復存在。一是由于移民生產勞動的多樣性與自主性，移民活動的分散性，致使其“注視”的功能也不是非常充分，即使監(jiān)管體系再完善，也難以做到像過去那樣的“注視”；
二是缺乏有效的控制手段，只要移民不違法，它就不能加以干涉。這套科層化的體制只是把移民放到了一個特定的“位置”，移民辦并不掌控移民的生活，移民的生活依靠自己的打工或其他經營，不依賴移民辦。因此，移民辦不具有像科層組織對其成員那樣約束力和控制力，就此意義上講，這套體制只具有“注視”的功能，其作用是防范可能的沖突，不具有強制意義上的控制功能，因而體現出的不是強制性，而是防范性。

　　在此情況下，幫助移民成為有效的補充手段，彌補了這套體制缺乏有效控制手段的不足，它以幫助解決移民困難的方式取得了移民的認同，使得控制不是以外部力量的強制方式完成，而是以移民對官員的認可這種內在的方式達到控制的目的，就此意義而言，幫扶客觀上成為控制的手段。幫扶，解決了移民的困難，由此削弱了沖突的根源，幫扶中建立起來的良好人際關系，溶化了抵制的意志，幫扶的過程又能及時了解移民的思想動態(tài)和情緒狀況，及時發(fā)現沖突的苗子。

　　保護有助于控制，缺乏保護的控制只能是一種強制和壓制，很難從根本上保證社會的秩序。保護是控制的手段，保護又是控制的目的，移民辦這種體制兼具控制和保護兩種功能。雖然這套體制由于運作成本過大不具有推廣的價值，但取得的效果是明顯的，三年多過去了，移民們在新的土地上平靜地生活著，與當地政府之間的重大沖突事件并未發(fā)生。

　　三、抗爭與迎合

　　政府的措施有效地防范了沖突，但難以杜絕沖突。尤其是在移民剛落戶時，沖突事件時有發(fā)生。沖突的原因與經濟利益多少有關，但不是遷移補償沒有到位。政府補償給三峽外遷移民的各項費用是每人3萬元左右，S 市政府根據S 市的實際情況還作了額外的補助，政府的補償是充分的，移民的基本生活得到了保障。但是，由于初來乍到，許多地方需要用錢，移民在經濟上是拮據的。經濟上的拮據在一定程度上給他們帶來了心理上的不滿。在他們看來，政府應該把他們安置得更好一些。遷移的非自愿性在移民與政府之間似乎形成了一種“責任”關系，當移民產生不滿或某種要求沒有達到時，很自然地會將遷入地政府作為利益抗爭的對象，(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這意味著移民與政府之間孕育著沖突的可能性。

　　沖突大都指雙方之間的對抗性行動，而抗爭一般用于形容沖突中弱者一方的行動，帶有利益被剝奪的含義。但是，移民的利益沒有被剝奪，也沒有受到侵犯。移民被剝奪的不是利益而是遷移的“自由”。本文的“抗爭”指由于遷移而導致的移民向政府索求利益的行動。

　　移民的抗爭對象主要是當地政府，當地政府就是當地社會的權威，代表著國家權力。作為底層群體的移民不可能針對這種權威本身提出挑戰(zhàn)，他們也不具有挑戰(zhàn)這種權威的能力和資源。弱者的地位決定了移民的抗爭具有特殊性。

　　1、合理的抗爭。其特征是具有一定的“理由”。無論是移民還是政府官員，對于移民帶有對抗性的群體行動，有一個很通俗的詞：鬧。政府官員稱之為“鬧事”，似乎不存在合理性的追問，沒有理由的叫“鬧事”，有理由的也叫“鬧事”。移民則干脆叫作“鬧”，但并不是無理取鬧，理由往往是充分的。作為弱者，他們非常清楚，他們必須在政府規(guī)定的“框架”內行動，不能觸犯國家的規(guī)定，沒有理由的無理取鬧會帶來很大的風險。但是，如果官員的行動偏離了政府的規(guī)定，或者工作中出現了失誤，那么，移民就能以此作為理由爭取利益，他們的行動也由此獲得了合法性，而不是什么“無理取鬧”。在建房問題上曾經發(fā)生過這類典型的沖突事件：移民的房子是移民出錢（政府補償的錢）委托遷入地政府代建的，因此，移民非常關心房子的質量。當移民入住以后發(fā)現房高為6.2米，而不是當初設計圖紙上標明的6.4米時，移民認為自己的利益受到了損害，具有充分的理由與政府進行交涉，一部分移民便聯合起來“鬧”到了區(qū)政府。顯然政府的工作存在失誤，最后，政府給予每戶1千元的補償平息了事件。

　　“鬧”需要有正當的理由，有些移民就在尋找這樣的理由。C 縣移民辦曾介紹過這樣一件事，一些移民入住以后，對房屋的質量存有疑慮，為證實疑慮，竟有移民在自家的房子里掘地三尺，以這種破壞性的方式來查看房子的建造有無偷工減料�？梢栽O想，如果掘地三尺后發(fā)現房子有質量問題，他就找到了合理抗爭的充分理由。事實上，在房屋高度引發(fā)的事件中，移民就是以類似的方式找到了合理的理由，二層樓的房子，高度誤差0.2米，憑一般的觀察是很難發(fā)現的，顯然他們是經過仔細測量以后發(fā)現房高誤差的。他們并不是在故意找政府的“錯”，而是對自己利益的重視，對政府的誠意心存疑慮。移民對經濟狀況的不滿以及農民所具有的公平意識、對官員的疑慮，轉化為對當地政府履行責任程度的斤斤計較。

　　但是，尋找合理的理由是非常困難的，地方政府嚴格依據政策的規(guī)定、采用標準化的操作方式，小心翼翼、盡力不出差錯。科層化的體系在“注視”移民的同時，也同樣監(jiān)管著官員，移民辦的工作幾乎是無懈可擊。

　　一方面缺乏正當的理由，另一方面即使有正當的理由也不一定意味著行動的正當性，因為還存在著一個方式的正當性問題。對于群體性的“鬧”，雖然容易受到政府的重視，問題容易得到解決，但稍有不慎，便有可能成為“聚眾鬧事”。對此，移民是心存顧慮的，不會輕易采取“鬧”的方式來索求利益。幾年來，這類所謂的合理抗爭很少發(fā)生。

　　2、沉默的抗爭。雖然移民的生活得到了基本的保障，但是，生活水平并沒有達到他們大多數人當初的預期，有些家庭的生活仍然很拮據。由非自愿遷移帶來的心理不滿并沒有消除，而地方政府是根據國家規(guī)定的標準安置移民的，國家標準具有天然的合法性和權威性，決定了移民無法將地方政府作為利益索求的對象。

　　可是生活需要錢，用他們的話說，要想辦法“搞”錢。在C 縣的調查中我們了解到這樣一些事例：一些移民無視交通法規(guī)，公然從事一些非法的運營生意，如卡車超載運貨、摩托車無證載客等等，而且，這些行為很普遍；
有些移民遇到結婚、生病等需要花錢的時候，就會以此為由找到村委會借錢，有時就直接以生活困難為由借錢，村委會只能借錢給他們，雙方都很清楚，還錢可能是遙遙無期的；
許多移民基本上不交每月的水電費等公共事業(yè)費，房屋貸款還未到還貸時候，是否會還不清楚，根據目前移民對待水費、電費的態(tài)度，還貸的難度大概不會小。

　　這些事件很瑣碎，也很難例舉全面。第一類是以輕微違規(guī)為特征的，第二類是以放下“尊嚴”或“面子”為特征的，第三類是以“不作為”為特征的。雖然，它們的具體特征可能各有不同，但是，共同點都是圍繞著利益展開的。這些稱不上是抗爭，也算不上是抵制，它們沒有在人與人之間造成對抗，不針對具體的人或群體，更不對抗權威，不存在過激的行動，甚至沒有行動，不吵不鬧，我行我素，只要其他群體不加以干預，或者政府不予以制止，一切還是那樣的平靜，仿佛什么都沒有發(fā)生似的。

　　這些方式難以用一個確切的詞來概括，暫且稱為沉默的抗爭，它是適合弱者的一種利益索求的方式，是弱者以消極的方式在爭取或保護利益。他們是社會底層的群體，面對利益，沒有上層群體的那份矜持，沒有富人的那股傲慢；
他們是窮人，面對利益，行為中少了一點矯揉造作，也由此少了一份風度和雅致。

　　沉默的抗爭在有些方面同美國學者斯科特（1990）所歸納的“弱者的武器”很相似，它們都是適合于弱者的行動方式，但是，兩者之間又存在著一些區(qū)別。

　�。�1）“弱者的武器”是一種反抗形式，通常包括：偷懶、偷盜、誹謗、縱火和怠工等。雖然有利益的因素，但往往是不滿的發(fā)泄，是一種象征性的反抗行動，隱含著下層與上層的對立，弱者可能要冒較大風險，甚至冒觸犯刑法的風險。而沉默的抗爭則是下層爭取或保護利益的手段，理性的成分大于情感的成分，它不是武器，幾乎不存在風險。

　　（2）“弱者的武器”的特征是個體式的，個體性帶來的隱匿性使弱者避免了與強者的直接對抗。而沉默的抗爭雖然也是以個體的形式出現，個體也不會張揚自己的行動，卻不存在刻意的隱蔽，事實上也無從隱蔽，諸如上述事例是眾所周知的。

　　個體背后的群體因素是沉默的抗爭能夠奏效的原因之一，它必須借助群體才能奏效，群體因素并不是指有組織的群體，個體之間沒有串聯，也沒有人特意發(fā)起，只是大家都在這么做，其中的個體不用擔心風險，風險已經被群體中所有的個體分攤了，而強者面對眾多的個體，往往難以采取強制性的手段。

　　然而，更主要的原因是權力作出了一定的退讓。交警對于移民卡車超載運貨、摩托車無證載客等等往往是視而不見，村干部明知借出去的錢很難再收回但還是借了出去，對于那些公共事業(yè)費款項有關部門也很少上門催討。至于房屋貸款更有意思，房屋貸款的還貸原則本身就有點奇特，叫做“致富還貸”，而對“致富還貸”卻未作出明確的界定，什么叫“富�！币参醋鞒稣f明，按照這種模糊的還貸原則幾乎就意味著還貸是否可以一直拖延下去。由此，是否可以作這樣的推測：政府就沒打算讓他們還貸？

　　面對弱者的沉默抗爭，強者之所以退讓，是因為作為社會管理者這個特殊的社會上層群體，對處于社會底層的弱者，具有一種責任。對于工程移民這個特殊的底層群體，遷移的非自愿性更是加強了這種責任關系。面對移民的沉默抗爭，地方政府很難采取強制的方式予以制止。沉默的抗爭幾乎沒有“理由”，也不需要“理由”，卻又具有一個最大的理由，那就是“基本生活的維持”，都是在“我沒有錢，我需要錢”、“我交不出錢”等這樣的理由下發(fā)生的，這是底層社會對生存底線的捍衛(wèi)和爭取。如果對沉默的抵制予以強行制止，就有可能激化上下層之間的關系，沉默的抗爭向斯科特所講的“弱者的武器”轉化。

　　移民通過自己的行動在建構一種生活空間，這個空間的底線是“基本的生活條件”。而這個空間會否被壓縮、能否維持或擴展，離不開權力的寬容。就此意義上講，這個空間不僅是底層爭取到的，也是上層讓出的，實際上是得到了權力的默認，是沉默的抗爭與權力的寬容共同建構的，是一種“沉默的共謀”。

　　以抵制或抗爭的方式來維護和爭取自己的利益，僅是下層與上層關系的一個方面，僅是弱者面對權力的一種反應，只是權力故事的一個側面。弱者面對權力，還有著另一個側面。

　　在N 區(qū)某村的調查中，該村一位村干部（全國先進）陪同我們采訪了一戶移民。該移民在回答調查問題時，總不時地看著村主任，她在關注村主任對她的回答是否滿意，講話中的停頓似乎是在等待村主任的提示，而這位村主任也不時地插話，有時干脆代替移民作回答，對于村干部的替答，這位移民總是連聲說：“對，對，我就是這個意思”。連續(xù)幾次的替答大概連他自己也感到有點講不過去，主動解釋說，她文化低，有些問題講不清。

　　按常理，本應由自己回答的問題不斷被他人打斷，由他人擅自作答，這是很令人掃興的事，而被打斷者不但沒有反駁或糾正他人的替答，卻是連連贊同。顯然，村主任的替答能得到移民的全部認可，并不能說明他替移民作了“正確”的回答，而在于他是村主任，她不敢當面反駁村主任。權力的因素在其中發(fā)揮了作用。

　　如果把上述現象視為“公開的文本”，按照斯科特的解釋，就是權力者的在場構成了一種威脅，從屬者擔憂得罪支配者會帶來不利的結果，因此，以“公開的文本”作為一種掩飾。斯科特（1990）認為，“公開的文本”并不表現從屬者真正的觀念，它可能只是一種策略，它表明在權力關系中，關鍵的角色是由偽裝和監(jiān)視扮演的。支配者與從屬者之間的權力差距越大，這一權力行使得越專橫，“公開的文本”就表現得越程式化和儀式化。換言之，權力的威脅越大，偽裝的面具就越厚。斯科特用了另一個概念“隱藏的文本”用以說明發(fā)生在后臺的話語，它表現為一種在統(tǒng)治者背后說出的對于權力的批評�！半[藏的文本”不僅是一種話語、姿態(tài)和象征性表達，也是反抗行為的思想依據。由此，斯科特將“隱藏的文本”與“弱者的武器”聯系了起來。

　　但是，這種解釋與我們調查到的情況并不相符。調查中移民的反應明顯不一樣。一些移民對政府的安置非常滿意，講到了移民辦的種種幫助和關心，另一些移民則有較多的牢騷和不滿，談到自己在老家的收入有多高，到了這里后收入明顯降低了。在一次移民干部的座談會上，移民干部抱怨，有些移民在老鄉(xiāng)面前，說這里好，但在官員和其他人面前，總是講原來如何好，現在如何不好，這里不如老家。移民的情況是復雜的，很難一概而論，但綜合這些調查情況，卻可以斷定一點：一些移民可以當著官員的面向調查者講一些不利于官員的話，意味著權力的威脅并不明顯。

　　公開的表面行為可能隱藏著內心某種真實的意圖，但隱藏的內容是復雜的，“隱藏的文本”并不必然同“弱者的武器”相連，它可能是對不滿或憤怒的隱瞞，也可能完全是人的一種正常心態(tài)。在人與人的交往中，交往的雙方對自己的真實想法、意圖都會有不同程度的保留，向誰隱藏，隱藏什么，隱藏到哪一個層面，都是經過選擇了的，但并不能由此認為交往的雙方彼此不滿甚至抱有敵意。

　　無論是否存在權力的威脅，權力的因素總是影響著互動。如果說從屬者得罪支配者會帶來不利的結果，那么由此也能引出另外一種可能：取悅支配者會帶來有利的結果。也就是說，在“公開的文本”的背后，并不完全是從屬者對權力的畏懼，也包含著從屬者試圖從支配者那里獲取有利結果的意圖。無論是哪種情況，在公開的行為中，都可能表現為從屬者對支配者的某種迎合。如果把“公開的文本”看成是從屬者對支配者的迎合，那么，至少存在兩種動機不同的迎合，一種是從屬者出于對權力的畏懼，另一種是從屬者試圖從支配者那里獲取有利的結果，也有可能是兩種動機兼而有之。

　　在權力威脅不明顯的背景下出現迎合現象，則應視為第二種情況下的迎合。N 區(qū)的那位村干部是一位對移民非常熱心的干部，移民對他是很感激的，尤其是接受采訪的那位移民，有一次突然生病，正是這位村干部派車把她送到醫(yī)院，并出錢請村民24小時在醫(yī)院陪伴。這位村干部的出色工作使他獲得了全國勞模的榮譽稱號。這里不妨做一個推測：如由受訪者自己回答調查問題則更能展示該村移民工作的成績，可是，受訪者僅有初中文化程度，她的言詞能否達意、會否出錯？于是出現了替答現象，而受訪者也擔心會講錯，使村主任不滿意，于是全部默認并且附和了村干部的替答。如果這個推測成立，那么，這位移民的默認和附和既是在回報過去得到的幫助，也有助于今后繼續(xù)得到幫助。

　　從這個意義上說，迎合可理解為從屬者在支配者在場時表現出的對支配者的順從、附和和配合，以期得到支配者的贊賞，取得支配者的好感和認可，進而能夠借助支配者擁有的資源拓展自身的生活空間和發(fā)展空間。

　　無論是抗爭還是迎合，都可以看成是一種行動的策略，是追求利益的一種手段。(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兩者相比，主要是達到目標的方式不同，抗爭是對目標的直接追求，是利益的直接表達，目標一般清晰明確，迎合則是一種間接的追求，目標并不具體，甚至不存在明確的目標，只是試圖形成一種有利的態(tài)勢。在手段與目標之間，前者是直線，后者是曲線，從數學的角度講，直線是兩點之間的最近距離，但在生活的現實中，卻不見得如此，也許曲線更近，曲線方式往往比直線方式更能達到目標。

　　抗爭的方式多少帶有一定的對抗性質，在具體的運用中，如果把握不好，還有可能會激化事端。過激的抗爭很可能觸犯國家法規(guī)，伴隨著相當的風險。此外，與管理自己的人或支配自己的人維持對抗關系也不明智，從屬者大都會避免這種情況�？範幹皇谦@取利益的手段，但不是唯一的手段，通過配合地方政府的管理，得到管理者的贊賞與認可，更容易獲得發(fā)展的空間。在N 區(qū)，區(qū)移民辦聘請了一位移民進移民辦工作，這位移民勤勤懇懇，幾乎把所有的時間都放在協(xié)助移民辦開展移民工作，他不算正式編制，每月只有300來元。但是，他的妻子被安排的工作是移民中最好的，薪水是最高的，移民辦有官員私下對我們說，不用多久可能就有較好的工作在等著這位移民。

　　美國學者費斯廷格（1957）有一個概念，叫作向上性意志，指的是在人的內心中具有一種追求優(yōu)越的意愿。人總是希望自己能生活得更好些，發(fā)展的空間更開闊些，這種意愿促使著人不斷進取、不斷努力，也促使著人尋求各種途徑，利用各種資源。它是社會流動中向上流動的一種內在動力，如果說向下流動是出于無奈，那么，向上流動則是人們的一種追求。與其他階層相比，下層社會擁有的各種資源明顯匱乏，因此，需要利用其他階層尤其是處于支配地位的上層社會所擁有的資源，服務于自己的向上性意愿。迎合就是這樣的一種利用方式，反映出的是下層對上層的向往與追求。

　　迎合受到明顯的范圍限制，一般發(fā)生在從屬者個體而不是群體面對支配者的場合，只是一種個體行為。在群體層面，相對而言，更易觸發(fā)抗爭的意識，表現出更多的是上層與下層之間的沖突和對立，群體的存在抑制著個體的迎合傾向，迎合不是群體的特點。德國格式塔學派曾有一句名言：整體大于部分之和，由個體組成的群體具有單個個體所不具有的特點。但在這里，個體所具有的特點在群體中卻不存在了，群體吞沒了個體普遍具有的共同特點。就此意義上講，迎合只是一種個體現象，然而，這個被吞沒的個體特點同樣具有明顯的社會意義。迎合實質上是對權力的服從，從秩序的角度講，支配者需要從屬者的服從，對權力的服從有利于現有秩序的維持。底層社會所具有的那種向上性意愿及其表現形式迎合為社會控制提供了有效的憑藉，使得控制不需要全部建立在強制的基礎之上，借助于幫助、安撫等方式同樣可以化解矛盾，達到社會和諧的目的。

　　迎合也從一個側面測試了權力的有效性和控制的有效性。從屬者出于對權力的畏懼和試圖從支配者那里獲取有利的結果，是同一問題的兩個方面，都是對內心意圖的某種隱瞞，都是因為支配者在場造成的。按照權力的操作定義，權力是指在即使遭到反對的情況下也能實現自己意志的能力。就權力的運用而言，權力本身就是違背從屬者的意志的；
從從屬者來講，“隱瞞的程度”也就是背離其意志的程度。因此，人們違背自己的意愿被迫遵從的程度就可以成為權力有效性的指標。

　　四、規(guī)則與妥協(xié)

　　從根本上講，利益是人們行動的原動力。無論是公開的抗爭還是沉默的抵制，都在某種程度上指向經濟利益。按照“經濟人”的觀點，人的行動是理性“計算”的結果，以最小的投入力圖獲得最大的回報，追求利益的最大化。但在有些沖突中，利益的因素并不彰顯，甚至是得不償失的。在調查中，市移民辦的官員曾經講起這樣一件事：在J 區(qū)，一位移民去市場上買肉，與攤主就價格問題發(fā)生了爭執(zhí)。買賣雙方討價還價，間或發(fā)生爭執(zhí)在菜市場中是再平常不過了，卻不料這位移民突然抓起攤位案板上的切肉刀猛地架在攤主的脖子上，迫使對方讓步。一件小事演化為“性命相搏”，其中的“投入”與“回報”根本無法相提并論。

　　在周圍人們的勸阻下，事件得到了平息。但周圍人會怎么看待這件事呢？他們可能會感到難以理解，不可思議，他們會以沖動，甚至蠻橫等詞語來解釋這位移民的行動。也可能會產生這樣的看法：以后遇到類似的事，避免與這種“沖動”的人發(fā)生爭執(zhí)，能讓則讓，犯不上在一些小事上與這種人“玩命”。人們產生類似這樣的想法是很正常的。這位移民為小事敢于“動刀”的行為直接影響到了人們對他的評價。換句話說，移民在用自己的行動為自己建立一種形象，進而影響人們對待他的方式。

　　諸如此類的事件還不止這一起。在第二批移民到達C 縣的途中，曾發(fā)生過一起“抵制登岸”的事件。起因也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旅途的伙食補助方法同第一批移民相比有所不同，并不是降低補助的標準，只是補助的計算方法稍有變化。當移民上了船得知這一情況后，就有人借機鼓動大家鬧事，他們動手打了移民干部，船抵達S 市后，全體移民滯留在船上抵制登岸�？梢哉f，這次沖突事件是我們了解到的發(fā)生在政府與移民之間的最嚴重的一次沖突，

　　還有一起影響比較大的事件，也是發(fā)生在C 縣，幾個移民翻越柵欄進了一家農場的果園，摘了果園里的果子，果園的管理人員和保安誤以為他們是某地民工，將他們扣了起來。消息迅速在島上的移民中傳開了，在很短的時間內，幾乎是全島的成年男性移民都參與了進來，他們駕駛著自己的摩托車蜂擁而至，來到果園要求立即放人。

　　為了一些小事可以動刀“玩命”，敢于動手打移民干部，能夠一起“抵制登岸”，能夠全體出動“解救”被扣的伙伴，在C 縣還發(fā)生過打交警的事。如果把這一個個事件串聯在一起，它們向當地社會顯示了什么？它在顯示著“我們雖然初來乍到，但并不是好惹的”，它在顯示著“移民的團結”、“川民的驃悍”。

　　事件的意義不在于人們是否會形成這樣的印象，而在于移民試圖使人們形成這樣的印象。這些事件的起因大都微不足道，與利益關聯不大，完全可以以心平氣和的方式予以解決。然而，移民出乎尋常的行為迅速地將事件擴大了，問題激化了，事件的象征意義已經大于事件本身。這種出乎尋常的行為可以理解為一種“故意”，也就是說，移民在有意識地通過這些事件擴大自己的影響，用出乎尋常的行為塑造自己的形象，進而影響人們對待他們的行為方式。

　　在調查中，一些移民坦言，他們擔心當地人會“欺生”，因此，遇有事情大家要互相幫忙，要顯得“厲害”一些。更為主要的是，他們建立的是群體形象，他們的有些行動本身就是群體行動，群體行動建立的就是群體形象。即便是一些個體行動，人們也是從群體的角度來認知的，同樣能帶來群體印象的效果。他們所要建立的便是諸如“移民的團結”、“川民的驃悍”、“我們不是好欺負的”等等之類的形象，爭取在以后可能發(fā)生的與其他群體的沖突中占據有利的態(tài)勢。

　　這意味著，移民以控制印象的方式在建構一種影響人們行為的規(guī)則。如果人們形成了這種“印象”，并在行動上受到了這種“印象”的影響，也就是“印象”事實上在轉變?yōu)橐环N“規(guī)則”。無論這種規(guī)則最終是否能形成，都反映了移民為建立規(guī)則而進行的努力和嘗試。

　　顯然，這里的規(guī)則不是正式規(guī)則，只是一種得到人們認可并遵守的行為方式。無論是正式規(guī)則還是非正式規(guī)則，從其發(fā)生上講，規(guī)則都是由強者制定的，強者主宰了規(guī)則，弱者是沒有資格參與規(guī)則制定的。但是，移民的行動表明，弱者也在試圖建構某種規(guī)則。他們從自己擁有的資源出發(fā)，力圖使生活環(huán)境變得對自己有利。

　　然而，他們的資源極為有限，他們不可能像富有的群體那樣顯示財富使人羨慕，像具有專業(yè)特長的群體那樣顯示技術使人尊敬，像權勢群體那樣顯示權力使人畏懼。所有這些資源他們都不具有，他們所具有的只是相互之間的“團結”，所能顯示的便是基于這種“團結”基礎之上的“驃悍”、“勇武”，以這些基于體力之上的“力量”來捍衛(wèi)和擴大自己的生活空間。一個群體試圖建立怎樣的形象，反映著這個群體的社會地位，移民所試圖建立的這些形象以及試圖在此基礎上形成的規(guī)則，與他們屬于社會底層群體的事實是相應的。

　　移民的行動只是反映了他們建構規(guī)則的“意圖”，并不是說他們已經建構起了這些規(guī)則。作為規(guī)則，首先需要得到人們的認可，進而對人們的行為產生某種影響。也就是說，規(guī)則的建立不是由某一行動者單方決定的，它還取決于其他行動者的反應。在這些其他的行動者中，地方政府的反應最為關鍵。

　　顯然，移民試圖建立的某些規(guī)則并不能帶來社會的協(xié)調，甚至會引發(fā)不斷的沖突。面對移民某些違反法規(guī)的舉動，移民辦以強硬的不妥協(xié)方式進行了處理。前文提及的移民抵制登岸的事件發(fā)生后，C 縣移民辦對于帶頭起事、動手打人的幾戶移民作出了處理：拒絕這幾戶移民落戶C 縣，無論這幾戶移民如何認錯、懇求，最終都被退回了原地。

　　那幾戶帶頭起事的移民被退回原地后，有些移民心中很不服氣。一些移民面對應該立即辦理的落戶手續(xù)遲遲不去辦理，靜靜地拖延著。針對這種情況，移民辦規(guī)定了一個截止時間，凡至截止時間尚不辦理落戶手續(xù)的，一律退回原地，S 市將不再接受，迫使那些遲遲不辦者在此壓力下，最后都在截至時間之前辦理了落戶手續(xù)。

　　顯然，“退回原地”是作為一種處罰手段在運用的，“截止時間”表達了移民辦的強硬態(tài)度，這種不妥協(xié)的解決方式對于其他移民具有明顯的警示作用，即動手打人、尋釁滋事等違規(guī)行為是決不容許的。對于違規(guī)的行為若不加以懲戒，那么，這種行為對于其他人便有可能成為不良的引導和示范。

　　政府不僅控制移民試圖建立的印象，而且也在塑造自己的形象。移民落戶后，移民辦以及其他政府部門在各個方面給與了他們大量的照顧和幫助。移民們普遍認為S 市政府好，S市的警察好，但是，也有個別的移民由此認為S 市的警察軟弱。有一次一位移民用摩托車非法載客時遇到了交通警，不僅不聽交通警的勸阻，反而動手打了交通警。C 縣副縣長在談到這件事時明確講，我們要使移民知道，S 市警察雖然講道理但并不軟弱，移民違反法規(guī)的行為同樣會受到懲罰。這位動手打警察的移民最后受到了刑事拘留的處分。

　　行動者雙方都力圖按照自己的意愿建立某種形象，建構有利于自己的規(guī)則，移民在用行動建立“移民不好惹”的形象，而地方政府則以“依法辦事”扼止著這種形象的形成，同時，也在塑造著“政府是幫助移民的，但對于移民違反法規(guī)的行為同樣不會姑息”的形象。

　　在規(guī)則的建立中不僅存在著圍繞“印象”展開的博弈，還存在著詞語解釋權的博弈。解釋權，即給詞語下定義的權力，這是一項重要的權力。解釋之重要，不純粹取決于詞語本身的內容及其意義，更在于詞語與現實的聯系，以及詞語概念在社會生活中的作用。三峽移民為三峽工程的建設作出了貢獻，得到了社會各界的高度肯定。同時，“移民”也成為一種身份，這種身份給移民帶來了許多好處。如在S 區(qū)，一位移民晚上回家迷了路，交警知道后，用車將其送回；
在N 區(qū)，一位移民因鄰居糾紛將對方打傷，看病治傷的醫(yī)藥費大部分由村委會負擔了。顯然，移民的身份在其中發(fā)揮了特殊的作用。而移民更試圖通過對“移民”這個詞語的解釋來加強這種特殊性，“有意”地建構自己的特殊身份。移民辦官員在介紹情況時大都講到一些移民具有這樣一些想法：“移民為國家建設作出了犧牲，要得到特別的照顧”、“移民的工作要由政府統(tǒng)一安排”等等。

　　這些都是移民對“移民”這個詞語的解釋。在這些解釋中有兩個特點，一是強調身份的特殊性，二是強調身份與利益之間的聯系。歸根到底，移民是在強調政府的“責任”，實際上是對政府的行動提出了某種要求。如果這些解釋成立，就意味著在移民與政府的互動中形成了一種規(guī)則，便會導致這樣的可能性：移民遇到困難便向政府伸手，如果政府無法解決其困難或沒有滿足其要求，便會出現不滿，甚至出現沖突。作為政府，不可能去承擔這種“無限”責任，不能讓移民的解釋取得“合法性”，成為一種規(guī)則。因此，政府做了許多努力來淡化移民的特殊身份，“多次組織鎮(zhèn)、村干部深入移民家中進行宣傳教育，反復向移民講清楚移民的身份是農民”、移民不是“特殊公民”，“從而糾正了移民中存在的特殊公民的想法”。這是一種話語解釋權的爭奪。圍繞著怎樣解釋“移民”而展開的博弈同樣具有建構規(guī)則的意義。

　　有沖突就有妥協(xié)，妥協(xié)就是讓步，雙方的妥協(xié)有助于緩解沖突，有助于規(guī)則的確立。在不同的情況下，行動者妥協(xié)的意義和導致的結果是不同的。在勢均力敵的情況下，沖突雙方的相互讓步、相互妥協(xié)是雙方合作意圖的體現，(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有利于促使雙方的合作，單方面的過大讓步意味著軟弱；
在強弱差異明顯的格局下，弱者的妥協(xié)實際上是對強者建立的既有規(guī)則的無條件服從，是對強者的屈服；
而強者的妥協(xié)，則能取得弱者對規(guī)則的承認，緩解強弱之間的對立關系。因此，討論強者的妥協(xié)比討論弱者的妥協(xié)更有價值。

　　在面對移民這個比較特殊的群體時，移民的身份起到了一種特殊的作用，它使政府在處理移民問題時多了一份考慮，有時不得不作出一些必要的妥協(xié)，不能完全按照解決當地村民問題的方式來處理移民的問題，移民受到了特別的對待。

　　這種妥協(xié)，大致有兩種情況，一種是有原則的妥協(xié)，對于移民違規(guī)事件的處理并沒有妥協(xié)，只是在處理方式上顯得謹慎細致，以取得其他移民的理解。比如，前文提到的移民動手打交警的事件。打人者確實受到了拘留的處罰，但是，拘留的執(zhí)行卻顯得有點特殊：移民辦干部來到其余移民家中，挨家挨戶向他們說明事件的原委，向他們解釋拘留的理由，頗費周折，遠沒有像拘留其他群體中的違法者那樣干脆利落。顯然，移民辦是在取得移民的理解，防止那些不明原委的移民出于“老鄉(xiāng)”感情不問情由蜂擁而至，擴大事態(tài)。打人行為必須受到懲戒，這是原則，但也必須要保持移民的平靜，以免事態(tài)擴大，就此意義講，移民辦的謹慎是必要的，一定的妥協(xié)是必需的。

　　另一種妥協(xié)是出于無奈。移民動手打了人，而且打的是警察，所以受到了刑事拘留的處罰。如果他沒有打警察，只是“溫和”的違規(guī)，比如，非法載客、超載運貨等等，當地政府如何處理？從了解到的情況看，當地政府基本上采取了妥協(xié)的態(tài)度，那是一種無奈的妥協(xié)。在“動手打警察”的事件中，政府處罰的只是“打人”的行為，而不是“非法載客”的行為。實際上，無證載客在移民中并非個別，警察對他們管得很松，一般不加過問；
對于一般的超載車輛，交警查得非常緊，而移民的車輛超載了，警察卻很少攔截，往往視而不見，這已成為公開的秘密。

　　政府的妥協(xié)等于是默認了移民的行為。同時，移民的行為也得到了其他群體的認可。當地人都知道，移民的車交警不會查，同樣雇一輛車，雇移民的車可以載更多的貨，于是人們紛紛雇移民的車，結果移民的貨運生意大為增加。“移民的車可以超載”已經成為一條事實上的規(guī)則。移民建立規(guī)則的行動取得了一定的結果。

　　移民能夠建立起某種規(guī)則，這是以政府的妥協(xié)為前提的。妥協(xié)起到了緩解沖突緊張度的作用，也起到了確認行為適當性的作用，當某種行動得到了對方的確認，取得了各方的認可時，也就隱含著某種規(guī)則的形成。

　　不過，這是過渡期的一種特殊情況，移民初來乍到，許多方面還不適應。在此情況下，政府作出一定的妥協(xié)是必要的。而且，政府只是默認，并沒有正式承認移民行為的合法性，從而保持了行動上的靈活性，等到移民適應以后，可以預見，超載運貨之類的行為將會受到制止。

　　規(guī)則的形成使行為變得可以預期，意味著行為的協(xié)調和秩序的形成。但是，移民建立的規(guī)則以及他們建立規(guī)則的努力不僅不能促使秩序的建立，反而會引發(fā)沖突，因為他們試圖建立的規(guī)則大都是從本群體的利益出發(fā)的，往往隱含著對既有規(guī)則的破壞。隨著時間的流逝，移民終將逐漸適應新的生活，然而，這個適應過程不是移民建立新規(guī)則的過程，而是移民放棄建構規(guī)則的努力，掌握和遵守既有規(guī)則的過程。

　　五、結語

　　發(fā)生在非自愿遷移基礎上的沖突有其特殊性，同時也具有上層社會與底層社會互動中的一般特點。一方面，地方政府這個特定的上層社會運用其強大的政治社會資源從體制調整的角度掌控著社會秩序的設計，控制與保護相輔相成，以此達到社會整合的目的；
另一方面，底層社會也在利用其有限的資源，采取著適合他們自身特點的各種形式，以擴展他們的生活空間，既有抵制也有迎合；
沖突，不僅出自于經濟利益，還有超出利益的象征性成分，即通過沖突來形成有利于自己的態(tài)勢。作為移民而言，正是在各種沖突以及沖突的解決中，逐漸適應移入地的生活，最終融入移入地社會。

　　Abstract：This article is based on the life of the emigration from the SanXiain a certain settlement .The authors approache the tactics between the settlementauthority and the emigration from both the upper and the bottom angles.Cont rolling ，protecting，resisting and catering are the basic tactics.The settlement authorityhas the tactics of controlling as well as protecting the emigration while the emigrationhas the tactics of catering and resisting.With these hypothesis，the author analysisthree issues：one is the analysis about the functions of cont rolling and protectingfrom the System in the Settlement Office，the other is analysis about the resistingforms ，mainly the reasonable one and the one of keeping silent，the third isthe analysis about the effort that the emigration made to found the rules ，andthe influence to the founding of the rules from the settlement authority by itsstrong tactics as well as compromising tactics.

　　Keywords：emigration，conflict ，tac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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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為上海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
博士研究生

　　原載《社會》2005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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