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史可以明志，讀史也讓人悲傷。有時不得不承認：我們正經(jīng)歷的、將經(jīng)歷的，不過是在重復祖先的老路，我們也許永遠走不出這個圈子。對于大歷史視野中改革的前途，我們很難給出一個確定的答案。唯一能確定是：我們最終將面對怎樣的結局，取決于我們現(xiàn)在如何行動。這是希望所在，也是恐懼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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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從朱元璋到毛澤東

　　出生于后毛澤東時代，我對毛澤東很陌生。有人贊美他，也有人批判他。西哲云存在即合理，因此這些贊美或批判，均具有某種合理性。但我們都必須首先承認：在四分之一個世紀里，這個人就是祖國，每個人都活在他的影子下。

　　毛澤東在《沁園春.雪》中，提到了 “秦皇漢武”、 “唐宗宋祖”、“成吉思汗”，卻惟獨沒有提到明太祖朱元璋。不知為何，讀史時，朱元璋常常讓我想起毛澤東。

　　朱元璋是一個很獨特的人、一個很獨特的皇帝。清代史學家趙翼說：“蓋明祖一人，圣賢、豪杰、盜賊之性，實兼而有之者也”。在史書上，朱元璋則是以農(nóng)民革命領袖、徹底專制者和平民保護者的面目出現(xiàn)的。

　　朱元璋是史上出生最卑賤的皇帝。劉邦做過亭長（村委會主任）、趙匡胤出生行伍，李自成是下崗驛卒（郵政局職工），都曾是吃皇糧的體制內(nèi)人。朱元璋則出生根紅苗正的三代貧農(nóng)家庭，父母死時“殯無棺槨，被體惡裳”，自己窮得先做和尚、后為流寇，真可謂一窮二白。

　　朱元璋是史上治吏最嚴酷的皇帝。在反腐工作中，朱元璋同志以下三點經(jīng)驗尤為重要：一是注重制度創(chuàng)新，他發(fā)明了挑斷腳筋、剁手指、砍腳、斷手、鉤腸等酷刑，對貪污達六十兩銀子（約合人民幣萬元），竟處以剝皮之刑。二是加強思想教育，在各級官府公座兩側(cè)各懸掛一個塞滿草的人皮袋，這種警示方式的效果，顯然優(yōu)于組織公仆看反腐電影。三是發(fā)動群眾運動，凡發(fā)現(xiàn)貪贓害民的官吏，百姓有權聚眾擒拿直接送至京師。朱元璋吏治的嚴厲，后人是很難再超越的。舉洪武十八年（1385年）的郭桓案為例，六部左、右侍郎以下的官員均被處死，各地方官吏被殺者有數(shù)萬人，追贓牽連到全國許多富戶，以致中產(chǎn)之家大抵皆破產(chǎn)。

　　朱元璋是史上對功臣最殘酷的皇帝。為了維護皇權“神圣不可侵犯”，締造明朝的整個功臣階層遭遇了滅頂之災。開國功臣除了湯和、耿并文等寥寥數(shù)人僥幸得以善終者外，余者被一網(wǎng)打盡，全部以滅族告終。朱的歷任丞相，亦無一人善終。在朱的統(tǒng)治下，皇權如太陽，愈靠近則愈危險，萬人之上一人之下時，往往末日到來。

　　朱元璋有開國之主的膽略和才識，也有皇帝們殘酷刻毒、猜忌多疑、宸衷獨斷、剛愎自用、反復無常的通病。正由于皇帝是專制制度的人格化身，一個合格的皇帝，往往兼有這兩方面的特征。總體而言，朱元璋雖非儒教經(jīng)典中的“堯舜之君”，但仍不失為中國歷史上為數(shù)不多的 “稱職”的皇帝。

　　朱元璋時代，一方面嚴刑峻法，一方面興農(nóng)事，薄賦斂。百姓休養(yǎng)生息、官員如履薄冰。于是社會呈現(xiàn)出道德淳樸、生活安定、政治清明的景象。這是一個王朝初建時的典型氣象。

　　梁啟超曾說：“兩千年來之政，秦政，皆大盜也。”中國傳統(tǒng)社會結構的特征是皇帝為核心的特權統(tǒng)治集團壟斷政治、經(jīng)濟、文化資源，而廣大民眾處于被統(tǒng)制地位。因此，代表特權統(tǒng)治集團的皇帝既是國家暴力機器和“普天之下”所有財富的主人，同時又是神性和真理的化身。在一個王朝初期，皇帝往往能約束特權集團，特權集團也相對自律，因此在物資匱乏的同時，可以維持政府相對清廉、利益分配相對公平、道德相對淳樸的局面。

　　中國歷史上一直呈現(xiàn)治亂更替的景象，即魯迅所說的“坐穩(wěn)了奴隸的時代”和“欲做奴隸而不得的時代”交替出現(xiàn)，其根本原因正在于此種特權統(tǒng)治集團壟斷政治、經(jīng)濟、文化資源的社會結構。這種社會結構的缺陷在于：民眾沒有任何民權和自由，完全處于被統(tǒng)制的地位，因此缺乏自己維護和爭取權利和利益的手段及途徑，只能寄希望于“圣君賢相”的良心。隨時間推移，新一代的特權者越來越樂于侵害民眾利益，王朝肇始的利益分配天平，愈來愈倒向特權統(tǒng)治者一邊。于是官酷民刁、官暴民烈，官逼民反。待到民怨沸騰，又無法通過合法的途徑改變現(xiàn)狀，于是盜賊蜂起，群雄逐鹿，直至新皇帝出現(xiàn)，新的循環(huán)開始。

　　一個王朝的滅亡，是在其建立時已經(jīng)決定了的。無論圣君、賢相、青天、圣人，無論文治、武功、中興、盛世，都無法改變最終玉石俱焚的悲慘結局。

　　從明太祖到崇禎，從王朝初的休養(yǎng)生息到王朝末的生靈涂炭，始終不變的也正是特權統(tǒng)治集團壟斷政治、經(jīng)濟、文化資源，廣大民眾始終處于被統(tǒng)制地位的社會結構，它不僅造成王朝的更替，導致生產(chǎn)力的巨大破壞，帶來廣大民眾的死亡和苦難，更阻礙了新的文明因素和生產(chǎn)方式自發(fā)的產(chǎn)生。

　　可以說，這種“周期性慢性自殺”的社會結構是中國兩千年歷史的最大原罪。

　　為了維持此種社會結構，歷代皇帝編造了兩千年之最大謊言：這個謊言由如下兩部分組成：一曰“恩賜”，任何一個政權必然會向民眾提供公共服務，而民眾接受公共服務等善事往往被描繪成皇帝的恩賜，于是民眾忘記了皇帝本來就壟斷了行善的權力，而接受公共服務本系自己的天賦人權，反誤認為沒有餓死就是皇帝的功勞，似乎自己生來本該被餓死；
二曰“替罪羊”，皇帝們犯下累累罪行后，總能及時推出替罪羊承擔全部罪責，而在民眾看來，推出替罪羊反而更證明了皇帝的圣明。

　　中國人具有化腐朽為神奇的神力。所有的事情，包括造成民眾家破人亡的巨大罪行和災難，最后都會被美化為皇帝的善舉。這個中國兩千年歷史中的最大謊言，不幸反成了民眾心目中的真理，成了他們?nèi)�部政治夢想的寄托。于是，中國的歷史，成了一部只見皇帝，不見人民的歷史�；实凼歉吒咴谏系纳�，人民不過是皇帝腳下的草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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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文革模式及其失敗

　　1946年在延安，毛澤東與民主人士黃炎培之間，有一段關于國家興亡 “周期率”討論， 黃先生講：“我生六十余年，耳聞不說，所親眼見到的，真所謂‘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團體，一地方，乃至一國，不少單位都沒有跳出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期時，聚精會神，沒有一事不用心，沒有一人不賣力，也許那時艱難困苦，只有從萬死中覓取一生。既而環(huán)境漸漸好轉(zhuǎn)了，精神也漸漸放下了。有的因為歷史長久，自然惰性發(fā)作，由少數(shù)演為多數(shù)，到風氣養(yǎng)成，雖有大力，無法扭轉(zhuǎn)，且無法補救。也有為了區(qū)域一步步擴大，而它的擴大，有的處于自然發(fā)展，有的為功利欲所驅(qū)使，強于發(fā)展，到干部人才漸見竭蹶，艱于應付的時候，環(huán)境倒愈加復雜起來了，控制力不免趨于弱了。一部分歷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榮取辱’的也有，總之沒有能跳出這周期率�！�53歲的毛澤東回答到：“我們已經(jīng)找到了新路，我們能跳出這周期率。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起來監(jiān)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

　　身處14世紀的朱元璋，他是不懂什么民主的，于是只能用嚴刑峻法和加強中央集權的方式，來避免“人亡政息”。朱元璋死時留下《皇明祖訓》，告誡子孫們切切遵守祖制，殷殷之心可見一斑。1946年的毛澤東正領導一場波瀾壯闊的農(nóng)民革命，在以上對話中，他強調(diào)了民主的效用。在與蔣介石的競爭中，他更是將“民主自由”當作爭奪人心的最響亮口號。但建國后，毛澤東逐漸選擇了另一種有別于民主的個人或少數(shù)人的集權模式。由于這種模式以文革為典型和最高峰，出于論述的方便，我簡稱其為文革模式。在大歷史視野中，這種選擇其實具有某種必然性，此中既不乏個人或集團的利益考慮，更是中國歷史循環(huán)的巨大慣性所決定的。

　　文革模式是一種現(xiàn)代集權模式，它拋棄了傳統(tǒng)政治的溫情面紗，而吸收了斯大林主義的現(xiàn)代化因素。這種模式雖在集中力量奪取和穩(wěn)固政權方面能發(fā)揮積極作用，但卻具有某些先天缺陷，由于政治權力逐漸集中于毛澤東一人或極少數(shù)人，經(jīng)濟資源名義上屬于全民實際上由政府官員控制，文化上權力中心等同于真理化身，故文革模式難以改變傳統(tǒng)的特權集團壟斷政治、經(jīng)濟、文化資源的堅固結構，反而易與傳統(tǒng)結構相互融合并產(chǎn)生變異，進而形成新的特權者凌駕于社會之上的局面。實踐中，文革模式不僅在中國帶來了包括反右、“三年自然災害”、文革在內(nèi)的若干次災難，造成民眾的巨大苦難；
更對整個民族的精神世界構成毀滅性打擊，致使民族道德普遍墮落，甚至到了個人依靠謊言才能生存、社會依靠謊言才能運轉(zhuǎn)的地步。

　　文革模式發(fā)展到頂峰即是文革，文革雖起因于黨內(nèi)斗爭，本質(zhì)上卻是中國社會矛盾不斷積累和激化的必然產(chǎn)物，是兩千年專制文化的最高峰。文革的失敗，則標志著文革模式已經(jīng)走到了盡頭。

　　正如我在另一篇文章《我們?nèi)栽谧呦蚬埠汀分袕娬{(diào)的：“文革必須死，因為人民必須生。只有對文革以及其代表的極權模式進行徹底的批判，我們才能建立一個民主、文明的社會�！�

　　現(xiàn)在有“左派”為文革叫好，提出文革中民眾有 “大鳴、大放、大字報、大批判”四大自由，可見文革亦有民主自由因素；
文革中特權者受到沉重打擊，因此文革也具有反特權爭平等的意義。他們進而主張事實上存在著兩個文革,一個是官僚特權者受打擊的文革，一個是廣大社會成員反抗特權尋求平等的文革，而現(xiàn)在關于文革的言說，皆是官僚特權者利用其話語權，用前一個文革掩蓋了后一個文革。

　　真可謂語不驚人死不休。茍如他們所言，文革不僅求民主自由，而且反特權爭平等。法國大革命也不過如此，看來我們確實是大大的失敬了。中國人一向具有能化腐朽為神奇的神力，所有的事件，即使是導致民眾家破人亡的巨大災難和罪行，最后都能轉(zhuǎn)化為皇帝的善行。這種非凡的想象力和創(chuàng)造精神，在世界各民族中是極其罕見的。

　　但我不解的是無基本人權，談何民主，無獨立思想，言何自由？ “大鳴、大放、大字報、大批判”，也不過是蛇在馴蛇者的笛聲下翩翩起舞，聊以娛人耳。如果說有兩個文革，那么前一個文革，確實是部分官僚特權者受打擊的歷史；
而另一個文革，則是更廣大社會成員，遭受更殘酷迫害和更非人待遇的歷史。前者在奪回權力后，出于政治考慮，阻止了后者對文革罪行的全面清算和對文革制度根源的深刻批判，導致我們今天對文革的研究，是很膚淺和表面的。

　　文革是“率獸食人”、“人而相食”，是中國歷史上寰古未有的人道主義災難。贊美文革和謳歌奧斯維辛，在本質(zhì)上沒有任何區(qū)別。

　　今天部分民眾“懷念”毛澤東，并非懷念文革，而只是懷念一個政權肇始的政治相對清廉、利益分配相對公平的局面。他們所懷念的毛澤東，只是他們想象中的毛澤東，而非現(xiàn)實的毛澤東，本質(zhì)上只是一個 “圣君”的政治符號。

　　由于 “圣君”、“青天”不常有，民眾往往會造出一個“圣君”或“青天”，以供頂禮膜拜之需。因為他們并不知道除“圣君”、“青天”外，還有其他的出路。

　　少數(shù)以“毛澤東”為旗幟反對變革的 “左派”，則更類似于清末的頑固派，他們都是某種拘泥于“祖制”或“主義”而罔顧現(xiàn)實的原教旨主義者；
都喜歡戴上 “民族大義”或“人民大眾”代言人的面具爭取人心；
都孜孜不倦謀求最高權力的支持以阻擋變革。表面聲色俱厲，其實也不過是為了掩蓋思想的空洞和道德的破產(chǎn)。一個擁有清晰眼光和清澈思想的人，往往會基于對歷史的細致思考和對現(xiàn)實的深刻體察而作出自己的判斷，因而對 “左派”的鼓惑是免疫的，他絕不會投未來的反對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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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太平盛世及其缺陷

　　歷史上，昏君常有、貪官污吏常有，而“圣君賢相”則寥若晨星。同樣寥若晨星的，是 “太平盛世”。雖然所謂太平盛世，不過是社會的正常狀態(tài)，民眾能保有生存權而已，但在兩千余年歷史中，盛世加起來恐怕不超過五百年。在剩下的時間里，就是水旱、就是饑荒、就是刀兵，就是盜匪，就是吏治黑暗，就是民不聊生，就是相斫，就是人吃人。

　　今日之“盛世”，與明清中期的“盛世”，也是有一定相似性的。

　　明清中期的盛世，呈現(xiàn)出一派國力強盛、經(jīng)濟繁榮、文化興盛、城市興起、商品經(jīng)濟發(fā)展、市民社會成長的欣欣向榮景象。生活在這樣一個偉大的時代，幾乎是每一位帝國臣民的最高夢想。

　　但表面的繁榮掩蓋著深刻的危機。太平盛世之所以帶著王朝治亂交替的不幸宿命，并往往成為由盛而衰的轉(zhuǎn)折點，根本上仍是由傳統(tǒng)社會結構的缺陷決定的：由于特權集團壟斷政治、經(jīng)濟、文化資源的格局沒有改變，太平盛世時，特權集團往往加緊侵害社會和民眾的利益，不斷擴大自己的利益邊界。因此，任何一個太平盛世都表現(xiàn)為吏治急劇腐敗、特權者橫行無忌、財富急劇集中，社會道德迅速惡化。在經(jīng)濟繁榮的情況下，社會尚可容忍特權集團予取予奪的索取?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一旦繁榮結束，社會矛盾難免持續(xù)惡化。同時，特權集團的壟斷，導致新的文明因素和生產(chǎn)方式無法自發(fā)的產(chǎn)生和發(fā)展，因此整個文明無法獲得持續(xù)的生命力以長久維持盛世景象。以上兩方面因素導致盛世往往曇花一現(xiàn)，于是文明走回治亂更替、由盛而衰的老路。

　　因此，每一個太平盛世，既是最光明的時代，又是最黑暗的時代，既是最文明的時代，又是最野蠻的時代。它是熱火烹油, 鮮花著錦，也是奧吉亞斯牛圈。它是顛峰，也是末路。

　　寄希望于“圣君”或“青天”的出現(xiàn)，寄希望于盛世能夠永存，拒絕抓緊時間對我們的文明進行深刻的改造，慢則遺禍后代，快則殃及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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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困局與希望

　　中國今日改革的困境，并不是市場或改革本身之錯，而于我們?nèi)杂羞^于強大的特權集團和過于弱小的民眾，導致政治、經(jīng)濟、文化資源過多的集中于少數(shù)人手中。特權者坐大，不斷侵害民眾的利益的自發(fā)趨勢，是導致歷代治亂更替的根本原因。如果改革不能成為人民的改革，則我們也無法通過改革走出循環(huán)。

　　改革，應當以市場經(jīng)濟增民財、以公民社會壯民力、以民主自由申民志、以憲政法治護民權，真正成為人民的改革。只有引進市場經(jīng)濟、公民社會、民主自由、憲政法治等中國歷史上從未有過的新因素，才能從根本上賦予民眾權利、力量與途徑，去監(jiān)督、制約、控制特權者，結束少數(shù)人對政治、經(jīng)濟、文化資源的壟斷，使社會真正回到民眾手中。這無疑是大歷史視野中我們改革的最終使命。

　　目前的現(xiàn)代化，一直是以執(zhí)政黨主導的自上而下的改革推進的。由于執(zhí)政黨集中了大多數(shù)社會精英，擁有改革所需的充足政治資源，由其進行自上而下的體制內(nèi)改革，應該是風險和成本最小的。但由于體制內(nèi)改革的先天缺陷和不足，如果民間改革者能溫和、守法的推動和支持改革，最終形成體制內(nèi)改革和廣大民眾推動、支持相結合的良性博弈和互動，并使新的文明因素在中國扎根，則無疑是中國改革的最佳路徑。

　　進一步而言，體制內(nèi)改革的缺陷，在于它往往難以理順特權集團和民眾的利益分配關系。日本明治維新過程中，曾采取國家對特權集團贖買的方式，即支付特權者對價，換取他們放棄對社會資源的壟斷。今天有論者提出“腐敗有功論”，認為腐敗實質(zhì)上是用錢權交易換取特權者對新生產(chǎn)方式的支持，原其本意，未必沒有“贖買”的意味。但撇開其道德惡果不論，贖買和腐敗的區(qū)別在于：贖買是社會以支付對價的方式一次性購回壟斷者的特權，而腐敗往往使社會和民眾成為壟斷者無休無止的提款機。這是需要改革者警惕的。進一步而言，改革者唯有保持自身的獨立地位，高舉民權和公正的大旗，才能夠團結更廣大社會成員推進改革，才能避免改革成為“權貴資本主義”的替罪羊的局面。

　　改革者更應保持思想的開放性，探索和改造一切可用于中國現(xiàn)代化的思想資源，例如傳統(tǒng)文化的、民主社會主義的。在改革過程中，民間改革者應力避操之過急。從戊戌變法起，直至其后的歷次改革運動，失之操切往往導致改革的夭折，以及執(zhí)政者中開明人士的政治失敗，其教訓是極其慘重的。

　　改革已進行了20余年，當今中國最關鍵的兩個問題，就是執(zhí)政黨自身的改革問題，和廣大國民自身的現(xiàn)代化問題。無論是執(zhí)政黨還是廣大國民，都應當有改造自己，主導和推動民主改革的胸襟和勇氣。抓住機會，終結治亂循環(huán)的不幸歷史，開創(chuàng)新的文明紀元，我們每個人都將成為“為萬世開太平”的偉大英雄；
仍寄希望于“圣君賢相”或“太平盛世”，放棄機會，以至中華文明重回盛極而衰的不劫之地，我們每個人則會淪為愧對子孫的千古罪人。百余年來，為了中國的文明、民主和進步，眾多有識之士敢于直面慘淡的人生，敢于正視淋漓的鮮血，不言放棄，不畏失敗，不懼寂寞，決心為中國爭一個更美好的未來。也以本文，作為對他們小小的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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