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苦悶的北京城

　　１９２２年夏天，退伍不久的陸軍步兵上士沈從文坐火車從湖南來到北京。當他在前門車站下車，出發(fā)時籌措到的３７元路費——２７元是退伍安置費，１０元是向親戚朋友借的——已經只剩下７元６角了。這個神情恍惚的年輕人面對著浩蕩的人流和這個頹敗卻不失氣派的陌生的都市，覺得自己簡直卑微到了只是風中的一�；覊m，風稍大一點，就會消失得不知所終。像所有那個時代來到北京的文藝青年一樣，他的行囊是簡單的，不簡單的是里面放著《圣經》和《史記》兩本書，這預示著他以后的寫作將在這兩本經典的引導下前行。這個高高瘦瘦的長身白臉的少年出了站，在旅客登記簿上這樣填寫自己的身份：

　　沈從文，年二十歲，學生，湖南鳳凰縣人。

　　沈從文在二十年代的最初幾個年頭來到北京的目標是含糊不清的，照他后來的說法，他是相信了當時報紙上的說法，以為北京有的是上學的機會，只要成了一個學者，就能加入到中國的文化復興運動中去。打算雖好，卻是需要錢才能實現的。接下來他會發(fā)現，盡管他做夢都想著成為一個大學生，但從來沒有哪一所大學愿意錄取一個連新式標點都用不正確的鄉(xiāng)下人。

　�。保梗玻茨辏保痹乱粋�寒冷的夜晚，困頓無路的文學青年沈從文給素不相識的郁達夫寫去一封訴苦信，請求援助。時在北京大學擔任統(tǒng)計學講師的郁達夫收到信的第二天早晨，就去沈住的旅館看望了他。當郁達夫看到這個窮得穿不起棉衣的年輕人在一間冰冷的小屋子里用凍僵的手寫著稿時，他的心里肯定涌起了一陣憐憫。他脫下自己的棉衣給沈穿上，并帶沈下館子吃飯。那時的沈，已經餓得走路都要腳步打飄了。刺骨的寒風和胃囊的收縮使他說話都打著哆嗦，費上好大勁才能把一句話說連貫。飯畢，跑堂結算餐費為１元７角，郁達夫拿出５元結賬，把找回的３元３角全都給了沈從文。多年之后，沈說起此事還為郁的慷慨而感激之情溢于言表。

　　沈從文剛到北京的時候，在一家湘西人開辦的會館里住了六個月，因業(yè)主和他沾點遠親，就沒有收房租。但離開那家會館后，直至他離京南下，他一直都住在大學周圍一些潮濕陰暗的公寓小客房里。這些公寓有清華、銀閘、漢園等。有一段時間他住的是煤堆倉庫，只好在墻上開洞當窗戶。每個地方他都住不久，因為拖欠房租被房東掃地出門了。有時交房租的日子到了，他不得不大半夜在落滿了雪的河邊徘徊。如此困頓的生活，也不能消磨去他身上與生俱來的文人天性，沈從文把他所有住過的房子都取了個雅號，叫做“窄而霉齋”。

　　有親戚出于好心勸他回去，去湖南鄉(xiāng)下做個老總什么的，也比混在北京出息多了。沈從文這樣告訴他們，正是因為在鄉(xiāng)下看多了殺人呆不下去才到北京找“理想”的。話雖這么說，走在北京的街頭還是會有一種迷離恍惚之感攫住他。就好像這邊在北京的是另一個他，還有一個他，在老家的什么地方做著一個小紳士，娶著一個有產者的女兒，說不定還學會了吸鴉片煙，做了兩任縣知事，有了四個以上的孩子。因為如果他不出來，他的人生幾乎就是這樣一個規(guī)定了的模式。

　　設若北京除了貧窮再也不能帶給他別的什么，這個年輕人還留在這里做什么呢？這個古老的城市給沈從文的第一印象是那是一個“博物館”。他在一篇叫《２０年代的中國新文學》的文章里如是回憶二十年代的北京帶給他的新奇感受：

　　我是１９２２年夏天到北京的，開始住在會館里。我從會館出門向西１５分鐘就到達中國古代文化集中之地，就是琉璃廠。那里除了有兩條十字形的街，然后還有十幾家大小古董店，小胡同里還有許多不標店名分門別類的、包羅萬象的古董店，完全是一個中國文化博物館的模樣。然后再往東２０分鐘來到前門大街，那里是一個北京繁華的街市，還保留了明清六百年的市容和規(guī)模。在那里看見許多大鋪子，各具特色，金碧輝煌，斑駁陸離，令人眩目，這使我這個來自六千里以外小小山城里的鄉(xiāng)巴佬無一處不深感興趣。然后跑到騾馬大街就看到某某鏢局的大招牌，還有駱駝在其中走來走去，我就想這鏢局背后有沒有當年的十三妹在那里，有沒有燕子李三在那兒，因此這些印象讓我覺得它像明清兩代六百年的文化博物館……

　　沈從文在成為作家之前，在北京到底熬了多久，又是如何堅持下來的？這并不是一個秘密，有關細節(jié)都能在他早期帶有濃重的自傳色彩的小說中找到。開頭，為了考大學他大概奔忙過一陣，后來便做各種各樣的雜活。他在京州印刷廠做過工。曾到一家圖書館謀一個圖書管理員的職位。１９２５年，一個縣政府招考錄事，他也想去參加考試。因為這個職位已錄用了別人才作罷。走投無路的沈從文還考慮過去當一名警察，還差點進了一所攝影學校。在最困難的時日里他甚至想再去當兵，甚至還去排練過站隊。直到招兵站要他按指紋、領伙食津貼時他才大夢初醒一般溜掉。他甚至想過回湘西，但那一年北伐軍北上推進截斷了他去沅江的歸路，只好繼續(xù)留在北京，其實，即便路途暢通他也回不去，因為他找不到回家的路費。

　　無奈之下，沈從文不得不通過寫作來謀求經濟上的獨立。著書都為稻粱謀，這是曾在他最困難的時候資助過他的郁達夫說過的話，但賣文為生又談何容易，尤其是對他這個年輕的寫手而言。《晨報》副刊剛開始登載他的小品時并不付稿酬，只是象征性給幾張買書的書券。１９２５年后，才給他每月４到１２元的稿酬。多年以后，沈這樣對他的傳記作者說，盡管他很早成為了一個職業(yè)作家，但開始時每月的稿費收入很少有超過４０元的。

　　２．三人行

　�。保梗玻的辏吩�，沈從文來到北京郊外的香山，在他的“闊親戚”熊希齡開辦的香山慈幼院里做一個圖書館員，每月支薪２０元。他被安置在一座寺廟門樓的小屋子里。這是他來到北京兩年半后找到的第一份正式工作。雖然不太愉快，但總算有個正經的活做了。

　　有一天他在山上聽到了雞的叫聲。這叫聲讓他驚奇，也讓他興奮。雞在那里活潑潑地跳舞，讓他想起了家鄉(xiāng)湘西的雞，但他覺得北京的雞還不如湘西的雞來得活潑。閑居無事，山上小麻雀的聲音、青綠色的天空、谷中的溪流、晚風，牽�；ǜ街�的露珠、螢火、群星、白云、紅玫瑰，都使他“想起了夢里的美人”。他還經歷過北京郊外強勁的風沙，去看灰塵撲面的土路上從容不迫地走著的駱駝，這個北方城市鄉(xiāng)土的一面讓他感到既陌生又熟悉。盡管少不了人事上的糾葛摩擦，他似乎安于這樣一種生活了。朋友陳翔鶴去香山看他，居然看到他像一個中古時代的文人高士一樣，坐在一棵大松樹下，抱著一面琵琶，彈奏著不成曲調的《梵王宮》。

　　此時，在京漂流的文藝青年、《民眾文藝》的編輯胡也頻和新婚的妻子丁玲也正在山中度蜜月。夫妻兩人住在碧云寺附近的一處屋前屋后全是棗樹的房子里，每月租金９元。日常營生中的買小菜、買油買鹽，兩人都自己上街來做。蹲到廊下用一把鬼頭刀劈柴，兩手當撮箕捧了煤球向爐子里放下，這是還不脫新婦的靦腆模樣的丁玲的職責，當然她做得很是笨手笨腳。胡也頻自然也不閑著，為一點兒醋同一點兒辣椒，也常常忙匆匆地跑到街口去。沈從文以一個小說家的目光觀察到，他們不寫文章，也不出去找什么事做，好像全身心地投到了婚后新鮮的生活中去，讓他羨慕的是也不大見他們?yōu)榻洕�的事犯過愁，因為所有的開銷都有湖南丁玲娘家的接濟。

　　沈從文和胡也頻的相識，緣于年前他以一個女性化的筆名“休蕓蕓”向胡主編的“京報”副刊《民眾文藝》投稿。文章登出來不久，胡也頻和一個叫項拙的朋友一道前往北京西城一個叫慶華公寓的房子里拜訪了沈從文。沈這才知道，這個和自己差不多年齡的熱情的年輕人來自福建，原先在山東煙臺的海軍預備學校念書，學校解散后，就和幾個同樣愛做夢的朋友一起流落到了北京。他們那個家庭作坊式的編輯部，就設在西單堂子胡同內西牛角胡同４號他們的住處，離沈的住處也不太遠。可以想像這次會面給孤獨中的沈從文帶來的驚喜，“這友誼，同時也決定了我以后的方向�！倍嗄暌院螅�那時胡也頻已經去了另一個世界），他在一篇懷念文章中如是說。沈從文以一種自嘲的語氣，把這次會面稱作“兩個不能入伍的海軍學生與一個剛退伍不久的陸軍步兵上士的會晤”。他不能記住更多的細節(jié)，只記得“說了許多空話，吃了許多開水”——他湘西老家的土話，不叫喝水，叫吃水。

　　自此以后，沈從文一直這樣稱呼他的朋友胡也頻：海軍學生。

　　大概是這次會面之后的一個星期，一個積雪未融的上午，“海軍學生”帶著他的女友來到了沈從文的住所。若干年后，沈從文回憶起這個叫丁玲的女人第一次來到他房里的樣子：是一個愛笑的胖胖的女孩，圓圓的黑臉，長眉，穿著一件灰布衣服，下面是短短的青色綢裙，站在房門外邊，也不說什么話，只是望著沈笑，似乎在猶豫著要不要跨進門來。沈從文問她姓什么。那女子說，我姓丁好了。那語氣就像麥爾維爾在《白鯨》的開頭說叫我以實瑪利吧，一開口就是小說家腔調。沈暗暗好笑，嘴里卻不說出來，那么一個胖胖的模樣，卻姓��！大概在沈的感覺中，這是一個瘦子才配有的姓。果然，女人走后，胡也頻告訴他，那女人不姓丁，姓蔣。

　　沈從文猜測，“海軍學生”是出于一種炫耀的心理才帶他的女友來這里的，但胡也頻告訴他，那女人是聽到有人夸沈長得好看，才特意來看看的。沈從文搞不清他的朋友說這話時，臉上的笑容是真誠的還是譏誚的，但被人在暗底下夸獎總是開心的。

　　胡也頻也帶沈從文去過他女友的住處，那是丁玲在通豐公寓租住的一個小房間。沈從文觀察到，她租住的這個房子同自己相比也好不到哪里去，一樣的硬板床，一樣是潮濕的、散發(fā)著霉味的地面，墻上糊著破爛的舊報紙，窗紙上涂鴉著許多人頭和古怪的符號，絲毫沒有一個女孩的住所應有的潔凈和脂粉氣。

　　當交談中得知這個女人也來自湘江下游，和自己誼屬同鄉(xiāng)，沈從文心里突然涌上一種柔軟的、自己也陌生的東西，他憐惜，且不無驚奇：這樣一個女子，住在這樣一處簡陋的屋子里，居然不生病，不頭痛，還若無其事地坐在一張小條桌旁看書寫字，真是一個了不起的人物。后來的事實證明沈的這一直覺是對的，要不了幾年，這個生活在窮困線上的女人就要以一部《莎菲女士的日記》一炮走紅，成為最入時的女作家，并在丈夫死后投身政治成為一個“紅色圣女”。

　　但現在還是１９２５年北京郊外的香山，以后的變化此時還未露絲毫端倪。他們是貧窮的，也是快樂的。貧窮沒有減少快樂，倒反而放大了日常生活中的一點點欣喜。他們常常在幽靜的山谷寺院中一同散步，為了觀賞落日，還常常忘了吃飯。還在中秋夜去香山靜宜園的小池里劃船。這段快樂的日子隨著丁、胡夫婦回京很快就結束了。第二年，沈從文在《現代評論》社里謀到了一個發(fā)行員的職位，既然有了個糊口的飯碗，他離開了讓他總覺得憋悶的香山熊氏別業(yè)又回到了北京，重新住進了北河沿的漢園公寓。

　　理所當然的，沈從文又過起了窮困的生活。穿不起像樣一點的衣服，過冬了連爐子也生不起。他的朋友胡也頻、丁玲夫婦在貧窮上倒是和他保持了驚人的一致，裝上了爐子，卻買不起煤，來了客人只好燒些舊書舊報取暖。沈時常餓肚子，時常感冒。寒冷干燥的空氣讓他鼻孔時常淌血。寫作時只好一只手握筆，一只手撕塊破布捂著流血不止的鼻子。他窮得上醫(yī)院掛號的兩角錢也拿不出了，就這樣還得掙錢接濟母親和妹妹。這期間他寫了一些自傷窮困的小說，小說里的主人公常�；贾�呼吸系統(tǒng)疾病——就像他的傳記作者金介甫所說——這成了他作品主人公的傳奇性特征，如同西方十九世紀小說的主人公往往患有結核病一樣。困擾這些人物的除了貧窮和肺病，還有時代和青春期的這些疾�。盒缘酿嚳�、失眠、精神疲憊和偏執(zhí)狂。

　　這些小說中的說話人總是一個怒氣沖沖、又過著狼狽不堪日子的年輕人。他們沒有金錢去實現人生的夢想，懦弱的個性又讓他們無力獻身革新和時代的洪流，只得在自輕自賤中躲在小公寓里“縱情痛哭”（《老實人》），直至進入夢鄉(xiāng)。其大致情狀就像他那個時期的一個短小說中的一個餓著肚子在街頭閑逛的年輕人，“魔鬼的人群��！地獄的事物��！我要離開你！”這樣發(fā)泄一通，“他便又返到他那小鴿籠般的濕霉房子中了”（《絕食以后》）。這些小說人物易怒、古怪的性情和狼狽不堪的生活，正是沈從文在１９２０年代的北京的一幅自畫像。

　　此后的幾年，沈從文和胡也頻、丁玲三人成了意氣相投的伙伴。他們都是想上大學而名落孫山，可謂同病相憐。又都野心勃勃想要打進中國文壇。在香山度過一段日子后，三人都跑到北大去當了一段時間的旁聽生。北大在蔡元培主持時廣開門戶，誰都可以去大學旁聽，旁聽生與正式生的比率最高時達到三比一。在沈從文的介紹下，有段時間三人還合住一套公寓。從銀閘、孟家大院、漢園，再到景山東街的一套住宅，他們總是一同搬家。(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三人把微薄的一點收入——沈的稿費、丁玲母親的接濟——湊集起來，在花錢上不分彼此，努力讓每一個小錢發(fā)揮出最大的效益。他們還一起去日文班聽課，夢想著有朝一日能去日本留學。他們追求的目標是爭取能有每月２０－３０元的稿酬收入，這當然不是那么容易辦到的，于是他們自我安慰，如果魯迅棄去了他的教育部僉事和大學的講師職務，去�？孔g作生活，情形也一定過得十分狼狽，比他們也好不到哪兒去�？尚Φ氖撬麄冞�常常設想這筆錢已經到手，做著白日夢計劃著怎么樣去花費這筆尚在空中飄蕩的錢。

　　當時正是“語絲”趣味支配著北方文學空氣的時期，看著許多人的名字憑著各種關系和機緣在刊物上露面，他們也計劃過辦一種類似于《語絲》那樣的雜志，把他們的作品“在一種最卑微最謙馴同時也十分誠實的情形里同一些讀者見面”。如果每期�。保埃埃胺荩�這樣就可以有１２－１３元的收入。

　　這個時期，胡也頻身上那種“南方人的熱情氣質”讓沈感到了吃驚。按理說，沈從文來自地處中國南方山地丘陵帶的鳳凰小城，他的身上不無熱情率真與好幻想的氣質，可是這個與他年齡相差并不太遠的海軍學生的性格可說與他全然不同。如果說沈從文的熱情如長河沉潛，綿厚，悠長，那么胡也頻身上那種“南方人的熱情”，則如“南方的日頭”，“什么事使他一胡涂時，無反省，不旁顧，就能勇敢的想象到另外一個世界里的一切，且只打量走到那個新的理想中去”。他的新婚妻子丁玲的才具，顯然也長于筆墨而不善持家理財，日子過得拮據難免口角上爭短長，據說沈從文總是在這個的時候充當和事佬的角色。

　　三人朝夕相處，使得外界一度風言蜚語，把三人的關系丑化為二男事一女的桃色新聞。從沈從文含糊其事的敘述來看，這個思想解放的新女性可能在當時曾引起過他某種單相思式的情愫。

　　沈從文衣衫襤褸、不修邊幅的舉止，在北京文人的雅集中肯定是要讓人側目而視的。他到《晨報》館去領每個月的稿酬時，都要向門房塞上兩到三角錢才走得進去。被各種關系網排除在外的沈從文，只好把希望寄托在給素未謀面的名人寫信自薦，他把這叫做“撞大運的信”。多次碰壁后，他和胡也頻也想弄個雜志，省得忍著屈辱去拜山頭。

　　但還是少不了朋友幫忙，如果說是郁達夫第一個發(fā)現了沈的文學才華，那么，時任《晨報副刊》主編的浪漫派詩人徐志摩則對沈從文早期作品的發(fā)表起了巨大的作用。他使沈平生第一次過起了靠寫稿來維持生活的日子。他還帶沈去參加詩歌朗誦會。沈從文在聞一多的屋子里，聽到了朱湘、劉夢葦、饒孟侃這些抒情詩人的朗誦。大概就在這個時候起，沈從文開始了自傳的寫作。

　　如果一個人在２９歲的時候就為自己寫自傳，他不是懵懵懂懂就是靈氣溢動，沈無疑是屬于前者。自從２０００多年前楚國的一個逐臣在一條叫沅的河流上抱石自沉，自此以后這條河就或明或暗地流動在中國的詩史上。當沈從文像一滴南方的水融進二十年代干燥的北平時，他一提起筆，那條河便從記憶的淵海中躍了出來，碼頭、木筏、灰色的小漁船和形形色色的船娘、水手全在他的筆下復活了。

　　在這個別致的自傳里，他寫逃學去看滿山鳴叫的蟋蟀，寫嗩吶聲中穿著紅綠衣裳傷心大哭的小小新娘，寫河邊用繡花大衣袖掩著嘴笑的苗家小婦人和大太陽底下安置船上的龍骨的船工。他寫下看星、看月、看流水的邊城生活。他用筆堆壘著文字的“希臘小廟”，精致，結實，勻稱，表現著一種優(yōu)美、自然、健康的人生樣式。他編織著故事，故事也改造著他，成為一個被稱為知識分子的人。但他還是愛說自己是個鄉(xiāng)下人，謙遜地把這些成績引到南方的地理上去。他說他寫的船上、水上的故事，如果有點靈性，那也都是來自多年以前南方山地雨水的滋潤。

　　沈從文因那條故土的河流而愛上了世間一切的水——檐流、溪漳、萬頃的大海。他告訴我們，他學會了用小小的腦子去思索一切，全虧得是水。他尤其不能忘懷的是１５歲那年的７月，一只大船載著他駛離山壑中那座美麗的小城，進了軍營，他揉著因長途跋涉起泡的雙腳，第一次覺悟了生命如水一逝不復返。

　　因此他痛惜時間的流逝，盡管他在古都度過的一個文藝青年的苦悶日子實在太長了些，他還是惋惜美“不能在風光中靜止”。他說時間帶走了一切，帶走了天上的虹或人間的夢，他還說時間在改造著一切，星宿的運行，昆蟲的觸角，全在時間的流變中失去了原先的位置和形體。這些體悟或許不無窘迫現實的擠壓觸發(fā)，但它們已經超越了貧窮和卑微，進入一個更廣大的世界。從這個時候起，他在內心已經以長河的歌者和兒子自居了。

　�。常�“鄉(xiāng)下人，喝杯甜酒吧”

　　此時已行進到了二十年代下半葉，中國的南方革命已進展到長江沿岸，伴隨著南方革命的發(fā)展，文化的重心也漸漸地從故都北平移向殖民化色彩濃郁的上海，出版物的盈虛消長的消息也顯然由北而南。在上海，正是一些新書業(yè)發(fā)軔的時節(jié)，《現代評論》已遷上海，北新書局已遷上海，新書業(yè)已成為一種新的利藪。還出現了現代、春潮、復旦、水沫、開明、華通、金屋、新月等一些新的書店。一時是普羅文學的興起，一時又是民族文學與都市文學大旗招搖，上海儼然成了個眾聲喧嘩的大舞臺，大狗小狗都在上面汪汪吠叫。１９２８年４月，沈從文離開北京，正式遷居上海。此前他已在北新書局和新月書店出版了《鴨子》、《蜜柑》兩本小說集，開始以一個職業(yè)作家的面目出現在世人面前。這個時期的上海，顯然比北京更加適合于一個處于上升期的青年作家，而且他向往中的愛情，也正在上海等著他。

　　沈從文到了上海，在法租界善鐘路一個人家樓上賃了一間房子，同時把母親和妹妹接來同住。這一期間，沈從文與胡也頻、丁玲三人聯(lián)手編輯《中央日報》副刊《紅黑》，每月編輯費２００元，各分得７０元左右，另外還有稿費收入。這比起北京時期手頭要寬裕多了。后來三人共同租賃了薩坡賽路２０４號樓房，胡也頻、丁玲和丁的母親住二樓，沈和他的母親、妹妹住在三樓。此一期間，他們的開銷如下：房租每月２０元，水電費１０元，其他再加上伙食、衣物、購書等，每月開支在１００元左右。

　�。保梗玻鼓辏�胡適擔任坐落于上海附近吳淞口炮臺的中國公學的校長，在徐志摩的舉薦下，他請沈從文去教文學課與寫作，擔任一年級現代文學選修課講師。這一破天荒之舉——照規(guī)矩教授必須有文憑——對沈的經濟生活產生的決定性影響，是使他從一個無業(yè)游民一躍而上升為中產階級。他有了１００元的固定月薪，加上稿酬和編務費，每月有保證的收入在２００元以上（后來楊振聲教授把沈介紹到青島大學，月薪仍是１００元。１９３０年，聞一多離開武漢大學，把留下的職位讓給了沈，月薪仍在百元以上）。但這個新銳小說家的第一堂課就洋相百出，準備的講稿不到一刻鐘就講完了，余下的課堂時間因不知做什么他困窘得無地自容，倒是學生們安慰起了這個才走上講壇的先生。沈從文當然不可能想到，那些目睹他出洋相的女學生中就有他日后的夫人張兆和。

　　不管沈從文是否愿意承認，事實是經濟上的自立使他有了自信和勇氣去追求自己喜歡的女性。當然僅僅這些小錢還是不夠的，他更大的自信來自于自身的才華。到了１９３０年，２８歲的沈從文瘋狂地追逐起了年輕的女學生張兆和，為此還勞動“有名的學者”（張兆和語）胡適——如前所述，沈正是在他的直接安排下?lián)�任了張小姐的老師——充當說客。

　　出身于蘇州一個饒有藝術情趣的富商之家的張氏姐妹，是校園里無數正處于青春期騷動的青年學生的夢中情人。時年１８歲的張兆和，身前身后不乏蜂蝶嗡嗡，任性的三小姐把她的追求者們編成了“青蛙一號”、“青蛙二號”、“青蛙三號”。自卑木訥的沈從文大著膽子向自己的女學生發(fā)出了第一封信，被女學生的二姐張允和取笑為大約只能排為“癩蛤蟆第十三號”。

　　這是二十年代末上海洋場上演的一出《教室別戀》。愛與被愛、吸引與推拒、癡情與幻夢……就像傳說中的天鵝最后總是歸于癩蛤蟆，張家三小姐再怎么任性刁蠻，渾不知世事，也逃不脫他的的老師舉起的獵槍的準星了。情節(jié)步步推進，行至山窮，坐看云起，盡管老師一封封發(fā)出去的情書沒有那么快收到預期的效果——女學生把它們一一作了編號，卻始終保持著沉默，卻也如南方富有腐蝕力的雨水一般，點點滴滴滋潤著慢慢變得沉靜的少女之心。這再一次證實了沈的一個信仰，那就是語言會制造事實，進而成為事實本身。

　　此時的女學生只是覺得，這個比自己年長十歲的男子寫來的情書冗長狂熱得像一個高燒病人的囈語，令人不勝其煩，而他得意洋洋拿給她看的軍中故事也讓她覺得遙遠得似乎發(fā)生在另一個星球，提不起把它們讀完的興趣。

　　后來學校里起了風言風語，說沈從文因追求不到女學生要鬧自殺。張兆和為了撇清自己，情急之下，拿著裝訂起來的全部情書去找胡適校長理論。三小姐把信拿給胡適看，說：老師老對我這樣子。胡校長答：他非常頑固地愛你。三小姐回他一句：我很頑固地不愛他。胡適說：他是個天才啊，是中國小說家中最有希望的，對于這樣的天才，我們人人應該幫助他，你怎么可以蔑視一個天才的純摯的愛？三小姐說：這樣的人太多了，如果一一去應付，我還怎么念書？胡校長肯定暗暗笑起來了，他說：要不，我跟你爸爸說說，做個媒。嚇得三小姐趕緊說：不要去講，這個老師好像不應該這樣。

　　既然胡適校長也為沈說起了好話，那就沒有誰能阻止沈老師繼續(xù)對自己的女學生進行文字的狂轟濫炸。沈從文鍥而不舍地繼續(xù)著他馬拉松式的情書寫作，其情狀真當得上孤注一擲了。他不是徐志摩，把生命看作燃燒著的火，他的生命是沉潛流動的長河，他要以緩慢和耐心、持久和力量去贏得自己喜愛的女人的心。

　　與張小姐談話后不久，胡適在一個傍晚寫信告訴沈，“我的觀察是，這個女子不能了解你，更不能了解你的愛，你錯用情了�！薄按巳颂�年輕，生活經驗太少，故把一切對她表示愛情的人都看作‘他們’一類，故能拒人自喜，你也不過是‘個個人’之一個而已�！彼�轉而安慰沈：“你千萬要掙扎，不要讓一個小女子夸口說她曾碎了沈從文的心�！保ǎ保梗常澳辏吩拢保叭蘸�適致沈從文的信，見《從文家書——從文兆和書信選》，上海遠東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第２２頁）

　　通過某種看不見的通道，這事也在外校傳開了。沈從文的一個妹妹，此時也在上海讀書，班上有同學問她，知不知道某著名作家追求張姓女學生的故事，這讓她深感臉上無光。

　　但這個執(zhí)拗的鄉(xiāng)下人似乎執(zhí)意在一條道上走到黑了，在以后的三年零九個月里，情書圣手沈從文以一種驚人的毅力發(fā)出了二三百封從“半譏諷半強硬”到纏綿悱惻的情書，終于讓他的小愛人回心轉意，做了他的“三三”，而他自然成為對方的“二哥”。

　　那時，張兆和已大學畢業(yè)回到了蘇州的老家，暑假里，沈老師帶著巴金建議他買的禮物（一大包西方文學名著）敲響了張家的大門。短暫的、卻又是甜蜜得揪心的會晤后，沈回到了青島（他在青島大學的圖書館謀得了一個職位），等待的煎熬使他的態(tài)度變得強硬起來，他給女學生的二姐允和寫了封信，托她詢問張父對婚事的態(tài)度。在二三十年代的中國，又是這樣一個詩書禮儀之家，沈從文對女方父母的意志的重視無疑是非常正確的。他在信里寫道：如爸爸同意，就早點讓我知道，讓我這個鄉(xiāng)下人喝杯甜酒吧。

　　得到開明的父親同意的答復后，張兆和馬上在熱心的二姐的陪同下去電報局把這個消息發(fā)給了沈。據說她拍給沈從文的電報全文是這樣的：沈從文鄉(xiāng)下人喝杯甜酒吧。由胡適之先生竭力倡導的白話文運動在這個女學生身上結出的成果，就是讓她拍出了也許是中國最早的一個白話文電報。

　　太陽下發(fā)生的事，風或可以吹散？六十多年后，白發(fā)蒼蒼的張兆和重讀那些舊日的情書，竟不知是在夢中還是在翻閱別人的故事。她自問：“從文同我相處，這一生，究竟是幸福還是不幸？”

　　 “我不理解他，不完全理解他。后來逐漸有了些理解。但是真正懂得他的為人，懂得他一生承受的重壓，是在整理編選他遺稿的現在。過去不知道的，現在知道了，過去不明白的，現在明白了。他不是完人，卻是個稀有的善良的人。”（張兆和《后記》，見《從文家書——從文兆和書信選》，上海遠東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第３１９頁）

　　字還在，人已渺，于是會有這樣的嘆息：悔之晚矣。

　　但總有一些句子，寫下或讀到它們時的心情永遠是美麗的：

　　“我行過許多地方的橋，看過許多次的云，喝過許多種類的酒，卻只愛過一個正當最好年齡的人�！�

　　４．上海恩怨

　　五四新文學運動的重心在十年間由北向南，真?zhèn)�是風水輪流轉，至１９３１年已經完全移到了殖民化色彩濃郁號稱“國中之國”的上海。是年歲次辛未，為民國２０年。東北淪喪，華北震驚，值此多難之秋，北方文人因政治及經濟的原因紛紛南下，(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而海上名士還兀自固守著原有的陣地。此時的十里洋場，眾聲喧嘩，五色紛呈，既是新進的革命作家的發(fā)祥地，又是舊派文人的大本營，在變幻的時代風云中開始呈現出異樣炫目的光彩。

　�。保梗常蹦甑聂斞咐^續(xù)蟄居上海，在年初經歷過一場人事的兇險后，看世事愈加悲觀、黑色，變得愈加的陰郁尖誚，不討人喜。１９３１年的郁達夫成了個上海里弄間平凡的住家男人，即便對曾經傾注過無數心力的創(chuàng)造社和左聯(lián)活動，也開始淡出，因為一批更為新潮的年輕人已迎頭趕上。此時的郁達夫希望自己成為一個古代人所夢想過的仙人，可以不吃飯、不穿衣、不住房屋、不要女人。他這樣一個“力比多”旺盛的男人怎么會說出不要女人的話來呢。哦，他是吃夠了女人的苦頭。這一年瞿秋白自蘇俄重返上海，成為左聯(lián)實際的掌門人。這一年最當紅的作家是以《啼笑因緣》等通俗小說文名響遍大江南北的張恨水。這一年最八卦的娛樂新聞是新月詩人徐志摩飛機失事。盡管穆時英著名的小說《上海的狐步舞》還要晚一年寫出，但內容正是１９３１年的上海即景。而這一年最酷烈也是最讓人震驚的，則是年初五位左派文人的遭槍殺。

　�。保梗常蹦辏痹鲁�，２９歲的沈從文風塵仆仆從武漢趕到上海，一是為探望老友丁玲、胡也頻，二是想在上海再續(xù)文學之夢。此時的沈從文經幾年打拼已小有文名，但他真正引起文壇矚目要在幾年后湘西系列的紀事發(fā)表之后。此時的丁玲也尚未后來那樣走紅。讓沈從文沒有想到的是，這次到上海，他要卷入到綿延半個多世紀的一段恩怨中去。

　�。痹拢保啡�，沈從文的老友胡也頻失蹤，之后證實他是在一次黨的秘密會議上遭當局逮捕。沈從文往來京滬向黨國要人求情，又在大冷天陪著丁玲去獄中看望胡也頻。這份情誼足令時人動容。到了２月９日，消息閉塞的沈還在找邵洵美請托后門，殊不料消息傳來，早一日，胡也頻已經和其他四位被捕的文人馮鏗、殷夫、柔石、李偉森一道，在龍華監(jiān)獄被殺害了，所有的奔走努力全成了泡影。直到此時，沈從文還不知道他的朋友的死，是如傳媒所說的用麻袋沉到了黃浦江呢，還是活埋在了地下。

　　胡也頻出事后的一段時間，丁玲住到了沈從文在上海的一個叔父家里。盡管沈從文不是丁玲、胡也頻的同路人，但誼屬同鄉(xiāng)，情系故交，出于俠義心腸他還是陪同丁玲，帶著幾個月大的嬰兒，返鄉(xiāng)探母托孤。據知情人透露，為了掩人耳目，沈從文和丁玲是假扮夫妻離開上海的。而兩年后丁玲的被捕，沈的全力營救而不果，更像是這一節(jié)事的重演乃至重復。這一腔的恩義，將來更有《記丁玲》、《記胡也頻》、《這個女性》等中國現代文學史上最感人的紀實文字為證。

　　重新回到上海的丁玲，成了一個堅定的左傾分子，參加政治活動愈益頻繁，儼儼乎一左派女杰了。而沈從文繼續(xù)著他“優(yōu)美“、“自然”、“人性”的文學立場。這年夏天，沈、丁兩人因文學與政治上意見的不同正式分道揚鑣。多年以后，有好奇的讀者要一探他們上海恩怨的始末，兩人皆諱莫如深。

　　也是在這年夏天，沈從文離開上海重回北京。以后的數年間，他的活動范圍將主要在北京和青島兩地之間，對于上海的說不清道不明的復雜情緒，使他一想起這個城市總是心里隱痛。

　�。保梗常蹦晟驈奈纳虾Ｖ�行還有一個收獲，是這年他對上海作家的一個指責——他稱他們只是文學的“白相人”——將在三年后釀成新文學史上一場重要的語言紛爭，即“京派”與“海派”之爭。然后才有他對上海文人一個經典性的判斷：“名士才情與商業(yè)競賣相結合”。時至今日，聰明的上海文人似乎還在半個多世紀前的那個語境中，在名士才情與商業(yè)競賣中打著轉。

　　時間在此后獲得了前所未有的加速度。

　　兩年后，他和張兆和在北京中央公園宣布結婚。

　　再四年，沈從文拋妻別子，化裝逃出日軍占領下的北京城，輾轉飄零最后到達昆明。稍后，他的妻子張兆和帶著兩個年幼的兒子也離開了北京……

　　流水十年，從１９２２年至１９３１年，是五四新文化運動一代成熟、疏離、乃至走向分化的十年。這十年，革命由南往北，催生文化由北往南，南北風云際會，最終成就了一部上海傳奇。

　　這十年，如同前面已經告訴我們的，在本文主人公沈從文的生命長河中還只是一個狹窄的河道，外來的任何打擊或者挫折都有可能使這條河流改道，甚至枯竭。所幸是這個來自南方山地的青年以他頑強的意志力挺了過來，他在其間被擠壓、打磨，經受著諸般人世間的苦，并最終完成了一個現代作家的基本的訓練和積累。盡管此時的他還沒有寫出一生中最重要的作品，卻也是呼之欲出，將有一樹好花開。接下來的一個十年，隨著《邊城》、《長河》、《湘西》、《湘行散記》的問世，我們會看到，這條長河終于向著更廣闊之地奔流了，并在暢快的奔流中呈現出恢宏的萬千氣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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