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5歲的戈爾巴喬夫之所以再次成為國際熱點人物，是因為他近日斷然否定了自己親手推動的蘇聯(lián)政治改革。他說:“我給中國朋友的忠告是，不要搞什么‘民主化’，那樣不會有好結果!” 戈爾巴喬夫強調，他所談的一切都是肺腑之言，是多年來對往事的嚴肅思考。戈爾巴喬夫在此番言論中所表現(xiàn)出來的短視，與他當年推動蘇聯(lián)政改的膽識和勇氣一樣令世人震驚。

　　戈爾巴喬夫剛上任蘇共總書記時，面對的是一片被極權主義的暴虐專政燒焦了的土地：長期的經(jīng)濟凋敝和社會蕭條，百姓生活水深火熱，知識界萬馬齊喑，整個國家暮氣沉沉，完全失去了持續(xù)發(fā)展的活力和動力。戈爾巴喬夫目光如燭，深刻地洞察到體制上的弊端，他主政后，石破天驚，對蘇聯(lián)舊政體進行了大刀闊斧的改革，其驚人膽識和巨大勇氣令幾個碌碌無為的前任暗然失色。然而，就是這樣的一個改革者，為何今日竟說出了“不要搞民主化”這一有悖世界文明主流的謬論？其實，我們只要將審視的觸須深延到戈爾巴喬夫當年推動政改的真正動機和目的，答案就會昭然若揭。

　　關于戈爾巴喬夫的歷史作用問題，除了他自己前后矛盾的自我定位，不論政治界還是學術界也存在兩種完全對立的觀點：一種認為戈爾巴喬夫是蘇聯(lián)走向文明社會的引路人；
另一種則認為戈爾巴喬夫是顛覆社會主義、葬送蘇共和蘇聯(lián)的叛徒。持后一種觀點的以前蘇聯(lián)高官及其利益代言人為代表。如原蘇聯(lián)部長會議主席雷日科夫認為，改革已成為大大小小背叛行為的歷史�？肆羝婵品蚋�是在《個人檔案》中指出，是戈爾巴喬夫從內部瓦解了黨。事實上，改革就是“黨的領導人在反對黨，蘇聯(lián)總統(tǒng)要搞跨蘇聯(lián)”。

　　一些人否定蘇聯(lián)改革的主要根據(jù)是，改革導致蘇聯(lián)解體，蘇共失去了政權，社會主義實踐遭到失敗。對改革的褒貶往往是基于不同的政治邏輯和價值立場。從蘇共失去了政權而得出蘇聯(lián)改革失敗的結論，依憑的是“打天下，坐天下”這一套傳統(tǒng)政治邏輯。認為蘇聯(lián)是蘇共打下的“江山”，理應由蘇共坐享萬年。任何改革只要危及蘇共的政治壟斷，便是十足的背叛。但是，衡量一個國家和社會的改革是否成功，不是看某一個人、某一個集團、某一個政黨、某一個階層的利害得失，而是要看改革是否有利于增進全民的福祉。在“江山理論”這一與現(xiàn)代民主政治完全背離的強權邏輯的背后，往往是既得利益者赤裸裸的利害計算。事實上，當時的蘇聯(lián)共產(chǎn)黨，已經(jīng)喪失了革命時代所具有的先進性和民眾利益的廣泛代表性，墮落成了唯利是圖的特權階層。所謂蘇共的“江山”-----蘇聯(lián)，不過是這些特權階層享受腐化生活的“自由王國”。

蘇共失去“江山”，一些人失去了享受特權的制度保障，罵戈爾巴喬夫是叛徒也就不足為奇了。

　　戈爾巴喬夫本人反悔改革的主要理論根據(jù)也是所謂的“江山理論”， 這與他當年推動改革的真正動機和目的是一脈相承的。他在《改革與新思維》一書中，強調改革應遵循社會主義原則和方向，而他所謂的“社會主義原則和方向”，說穿了就是為了維護蘇共的一黨專制。雖然他的改革最后導致蘇共失去了政權，與他挽救蘇共的初衷背道而馳，但這是他推行政治公開化的必然的邏輯結果，而不是他的主觀意愿。除政治公開化是戈爾巴喬夫主動推行的外，后來的放開言論和放開黨禁等，大多是迫于政治公開化而形成的各方壓力特別是民間壓力，在不情愿的情況下一步步推行的。

　　蘇聯(lián)解體后，俄羅斯等原蘇聯(lián)加盟國家的經(jīng)濟倒退，社會動蕩，貧富懸殊，官員腐敗，人民生活水平下降，這是無法回避的事實，這也自然成了一些人責難改革和戈爾巴喬夫反悔的最“有力”的現(xiàn)實依據(jù)。然而，國家的根本是政治制度，衡量改革是否成功，不是看一時之得失，而是要看改革是否對國家建立民主制度，融入世界文明主流具有歷史性的推動作用。

　　歷經(jīng)改革的陣痛，目前俄羅斯等大多數(shù)原蘇聯(lián)加盟國家已經(jīng)建立民主的政治制度。一些人對改革帶來的暫時困難緊咬不放，而對民主制度的建設成就卻視而不見或見而不言，這要么是出于對世界文明主流和歷史大勢的無知和短視，要么是為了維護既得利益在意識形態(tài)上的別有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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