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因為工作的關系，經常要翻檢一些近現(xiàn)代以來的人物資料，其中大多數(shù)看后即忘，并不會掛在心上，但也有少數(shù)篇章卻使人徒生感慨，難以釋懷。前幾天編了一篇蔣介石敗退臺灣時搶救大陸學人的文章，其中一則是寫中央大學校長吳有訓先生的，當時看了心頭一熱，覺得有一種異乎尋常的東西打擊了我，但隨后也就像我所編過的大多數(shù)文章一樣放下了，誰知沒幾天，這篇文章里的情節(jié)卻又像一塊浮木一樣從我的心頭泛起，竟至于一連幾天，耳朵里都回蕩著中央廣播電臺尋找吳有訓先生的聲音：

　　1948年 5 月，正在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訪問的中央研究院院士吳有訓先生，一連接到幾封蔣介石從國內發(fā)來的加急電報，而且措辭一封比一封嚴厲，要求他盡快回國。迫于無奈，吳有訓只好于10 月打點行裝，匆忙登船返國。甫一到京，蔣介石就迫不及待讓他再度出任中央大學校長，而兩個月前，他已經在美辭去了中大校長之職，故以健康為由，堅辭不就。

　　一天，國民政府教育部長杭立武來到吳先生家中，取出一大堆銀元和金圓券放在桌上，著急地說，這些錢先解燃眉之急，如還不夠，還可再說；
并特意補充道，蔣委員長非常掛念你的安危，找你找得好苦，讓你一定隨他飛抵臺灣。走時留下了家中電話和住址，且反復叮囑吳，什么時候想走就給他打個電話，他會立即辦理接運手續(xù)。中共地下黨偵悉這一情況后，急忙和吳接頭，并秘密轉移至上海，住址保密，且時常更換，并囑咐他深居簡出，不要接待任何可疑的來人。就這樣，在國共兩黨的炮火聲中，吳有訓度過了膽戰(zhàn)心驚的幾個月。一直到 1949 年5 月25 日，他聽到消息說，上海被共產黨領導的軍隊占領。他像當時大多數(shù)的老百姓一樣，親率妻孥，走出家門，匯入到歡迎共軍的人流中。

　　可就在當晚，他收聽國民黨中央電臺時，聽到女播音員正字正腔圓地播送著一則尋人啟事："吳有訓先生，你在哪里？聽到廣播后請你馬上啟程赴廈門，那里有人接你……"這則尋人啟事一連播送了好幾遍，而且之后的每一天都能聽到這段播音，一直持續(xù)到廈門被攻破為止，而我們知道，廈門被攻破的時間是 1949 年10 月17 日，也就是說，這則尋人啟事從夏到秋，一直播送了將近 5 個月，共146 天。

　　我不知道吳先生當時蝸居在上海，每天聽著他效命22 載的政府敗退時的召喚是什么感受，我只知道，我看到這里，內心竟升騰起一種莫名的感動。這個政權不管它此前有多少過錯，不管它曾在它的百姓面前犯下多少重大的罪孽，但現(xiàn)在它敗退了，盡管你可以說這種敗退是咎由自取，但無論如何，他在兵敗如山、倉皇辭廟之前沒有仰仗殘余勢力自顧自地逃命。它知道這個世界上，除了黃金、權力、美人而外，還有比黃金、權力和美人更值錢的東西，那就是文物和知識分子。文物是死去的知識，知識分子是活著的文物，兩者是二而一、一而二的關系。而一個政權盡管它的軍隊，它所仰賴的官僚體系已徹底朽壞，貪污成風，賄賂公行，但它在自顧尚且不暇之時，沒有準備將它的知識人和祖先留下的寶貝丟給敵人和瓦礫，而是盡其可能地用飛機、用大炮護送到它的臂力能夠保護到的地方，就說明在這個政權的核心價值觀里，有某些超越世俗的東西。那就是對文明的敬畏，對人類智慧凝結而成的死的活的文物的虔誠守望，而從本質上講，守望文明，就是守望高過諸天的上帝賦予人類的屬靈品質。正是有了這種守望和敬畏，才使得一個民族幾千年來歷經無數(shù)兵燹禍亂而文脈不斷，才使得一個種族的先知用生命和鮮血積淀下來的精神之花，沒有徹底死在腐敗的政治中，而是像神燈一樣照耀著它的子孫。至少比那些在自詡為"軍民團結如一人，試看天下誰能敵"之時，反而大破"四舊"，將一切人類的文明成果全部斥責為"封資修"的政權更有教養(yǎng)，至少比那些江山穩(wěn)固、政權在握之時，反而大搞"陽謀"，將成千上萬的知識分子關進牛棚，打入死牢，折磨得家破人亡的政府更能說明對文明尊崇。

　　雖然我在三民主義的治下沒有生活過一天，這個政權敗退時我的父親也只有兩歲，但我對這個政權始終懷有一種說不清道不明的情愫。它當然不是我理想中的充滿了自由和民主的聯(lián)邦制度，但它同時也不是赤裸裸的以暴政和謊言立國的極權政治。在我過于漫長的半輩子中間，尤其是在我經歷了人世間極為黑暗的屠城慘劇后，我對這個混合了儒家忠孝節(jié)義和孫中山三民主義的政統(tǒng)更是有一種淪肌浹髓的悲哀。"民主沒有雅量，獨裁沒有膽量"，這是一位服務于它的黨國要人對它的精辟定義。此后一位熟諳西方政治思想的學者從"自由的多和少"到"自由的有和無"的論述，也基本上概括了我這個以保守文化為務的讀書人三十年來的觀察。

　　以文章開頭講到的吳有訓先生為例：146 天的電波召喚——請原諒，我?guī)缀跻�說它是"永不消逝的電波"——并沒有挽回他對在其治下生活了53 載的政府的信心。他決定留了下來。新政權立即任命他為中國科學院副院長，職位僅在以大聲贊頌為能事的郭沫若之下。

　　作為中國第一個核科研計劃的制定者，第一個電子技術的探索者，以及金屬物理學的創(chuàng)始人，吳有訓的真正愿望是全面參與國家原子能的制造和開發(fā)。但在新政權看來，他只不過是一名同路人，不要說直接參與制造和開發(fā)，就是由他參與創(chuàng)建的一系列研究所都劃歸軍事部門管轄，他昔日的學生，現(xiàn)在參與制造的科學工作者，一個個都進入了保密狀態(tài)，誰也不肯向他透露有關數(shù)據以及重要的理論細節(jié)�？梢韵胂�，這對一名有著強烈創(chuàng)造欲和自尊心的科學家來說，內心該是一種什么樣的滋味？

　　作為個人，他當然無法反抗這一套內外有別的制度。為了能夠直接參與機要，多做實事，吳有訓產生了一個天真的想法，那就是盡快入黨，讓黨認為自己是一個"自家人"。果然，吳有訓的要求很快就有了回音。只隔了 3天，組織上就把吳有訓的大女兒，正在北醫(yī)大第一附屬醫(yī)院工作的中共黨員吳希如請去，對她說，回去做做你父親的工作，黨非常重視并贊賞他的進步要求，但黨認為，他繼續(xù)留在黨外，比入了黨更能發(fā)揮作用。

　　1964年 10 月16 日下午，在羅布泊上空，突然劃過一道明亮的閃電，一團巨大的蘑菇云帶著中國人饑饉的夢魘騰空升起。當晚，吳有訓在中央人民廣播電臺中聽到了這一消息。這的確是一條令當時許多中國人興奮的消息。不過，與一般人比起來，吳的心里除了興奮和喜悅之外，還多了一份失落和苦澀。從 1946 年制訂"數(shù)理化中山計劃"，到派趙忠堯、畢德顯赴美參與加速器研究并購買器材，到自己親赴美國考察研究，到出任新中國第一任原子能所所長，數(shù)十年來，他做夢都想著有朝一日，能親自參與研制中國第一顆原子彈，但僅僅因為身份原因終于未能親與其事。他安慰自己說，這顆原子彈差不多都是出自他的學生之手，是他的學生們替他圓了中國原子彈之夢。

　　在陪同周恩來、陳毅、聶榮臻接見科研人員時，周恩來請他講話。望著滿堂熟悉的學生面孔，他講話時竟脫口喊了一聲——"同學們"，等他猛然意識到"不合時宜"，有點尷尬地改稱"同志們"時，下面的"同學們"已然響起一片"嗤嗤"的笑聲——吳先生潛意識中還以為講話的地點是在中央大學的禮堂里。

　　"文革"期間，他本人雖未受到沖擊，但他的許多科學同道都被圈進牛棚或身陷囹圄。尤其是他1949 年以前的最重要伙伴葉企孫因"特務案"被捕入獄，更令他倍感傷心。出獄后，葉先生孑然一身，貧病交攻，流落在北京海淀街頭。一單位職工因探望葉先生而受到"專政"，其親朋好友也因懼怕禍延自身，不敢與其接近。吳有訓知道后，偕夫人至海淀街頭等候，終於有一天在街角碰見。他緊緊握住老友的手，欲語淚先流，對視良久，他掏出一疊錢塞給葉，然后默默地離開了。只是不知道，在和老伴回去的路上，面對著滿街的大喇叭，他有沒有想起 20 年前那場持續(xù)146 天的廣播？

　　(2005年10月，國難日，寫于長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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