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坪歲月——重慶南開校園回憶錄》，由古稀老人劉鶴守編輯，中國文聯出版社2003年出版。從這本書中，筆者第一次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逝去的年代”的公民教育。

　　重慶南開中學座落于重慶市近郊沙坪壩，始建于1936年，是天津南開學校校長張伯苓為應對日本侵略而做出的重大決策。抗戰(zhàn)期間，私立重慶南開中學面向全國招生，來自全國各地的莘莘學子，以報考南開中學為首選，來自全國各地的教育工作者，以任教南開中學為光榮。

　　私立重慶南開中學的校訓是“允公允能，日新月異”。老校長張伯苓對于“允公允能”的解釋是：“公，韓子說：‘背公為私’。南開學生應該為國家盡責，為大眾做事。能，就是要有能力、有本領。沒有能力和本領，怎么去盡責、做事？允，含有應當、不能變的意思。擱在一塊兒，‘允公允能’就是：當為公能，奮斗終生……”這種“允公允能”的教育思想，其實就是真正意義上的現代公民教育，老校長張伯苓本人，就是現代中國公民“允公允能”的一面旗幟。

　　張伯苓1895年畢業(yè)于嚴復為總教習的北洋水師學堂，喪權辱國的甲午中日戰(zhàn)爭促使他選擇了教育救國的終生事業(yè)。1937年七七事變后，天津南開校園被毀，在國民黨當局召集的廬山會議上，張伯苓率先主戰(zhàn)。張伯苓注重學生的群體活動。重慶南開中學的男女學生一律住校，在每天3時半至6時的課外活動期間，學生一律離開教室，不準留在教室里讀死書，每位學生必須參加至少一項活動�！叭�點半見”成為同學之間相互聯絡的口頭禪。校園中的課外活動包羅萬象，諸如球類、體操、話劇、京戲、歌詠、壁報、繪畫、攝影、音樂、勞作、無線電等等，不一而足。這其中以精彩紛呈的手抄壁報，最能凸現南開學子“允公允能”的公民意識和意氣風發(fā)的精神面貌。

　　據馬平《前塵似夢話〈健報〉》回憶：“校方為各社團設置的璧報欄，遙對校門，成一字形排列，佇立在一株株梧桐下，俯視運動場，背倚歌樂山，連接了忠恕圖書館與午晴堂，是從各教學樓到各生活區(qū)的必經之處。唯其不僅本身確有所長，并且‘天時地利人和’兼具，影響越出南開校園之外，甚至戰(zhàn)時中國各派政治力量的一些主要代表，每次出入南開，只要時間允許，往往會在璧報欄前停步。比如，在1946年4月8日重慶版《世界日報》的‘教育界’專欄，就留存了‘3月31日午后，周恩來夫婦悄然來校，在梧桐樹下觀閱各種璧報，見夫人指某報載延安跳舞盛會消息一則，二人相盼’的歷史鏡頭�！薄�1944年12月初，湘桂戰(zhàn)場潰退，日軍深入貴州，重慶風聲鶴唳，謠傳又要‘遷都’，這是抗戰(zhàn)以來重慶最最寒冷的一個冬天。就在驚聞獨山失守的時刻，針對身為軍政要員的學生家長準備舉家避居西昌、為其子女‘請假’的痛心現象，清晨，升旗式后，已是古稀老人的伯苓校長嚴正表態(tài)：‘退學可以，請假不準’；
略作停頓之后又說：‘咱們南開已從天津退到重慶，現不能再退。敵人當真來，南開只能與大重慶同存同亡�！�……袁澄與我恰恰是此時此地，萌發(fā)編輯一個璧報，并取‘天行健，君子自強不息’之意，以‘健’為名，呼喚‘一切為了反攻’、‘一切為了勝利’。”

　　《健報》于1945年3月2日出第一期，成員都是初三二組和初三三組的“小毛頭”，年齡在15歲左右。這份手抄璧報以評說國事為主，發(fā)表過許多專業(yè)水準的“本報專訊”。譬如抨擊孔祥熙家族的《三億美金究竟誰人所有？》，報道巨奸周佛海由滬飛渝的《大漢奸！殺嘸？赦！》。馬平在《前塵似夢話〈健報〉》中，還專門提到學校的璧報審查制度：“當時負有審查璧報之責的訓育主任——綽號‘官腔’、南開大學政治系畢業(yè)、頗有口才的關性天先生，懷疑《健報》是否幕后有人‘捉刀’，在找我‘個別談話’之中，幾次要我‘謹防交友不慎’了�！薄半m然當時《健報》伙伴，除了對中共黨報《新華日報》并無偏見、甚至還是長期訂戶之外，對于南開是否已有中共組織，也和教師之中誰是國民黨員一樣，同樣都還沒有興趣；
對國共雙方都是力求保持一定距離。關某于1945年秋在一次‘時事報告’里，以《健報》某期所載邵力子氏關于國共談話為例，斷言：‘只有小孩子才會相信，邵力子對他們說心里話�！�我們在題為《敬質關XX先生》的‘社評’里，就在關XX姓氏之前，加上一個既不必要、且當時缺乏憑據的定語：‘國特分子’。與此同時，又把一篇本來題為《官話、洋話、家鄉(xiāng)話》的短文，改題為《官腔、洋腔、家鄉(xiāng)腔》，未經訓育處蓋章就張貼在璧報欄上。對此，這位訓育主任大人自然很難平靜。只是因為南開素有民主傳統(tǒng)，袁澄和我的家長又與伯苓校長相識，同時關某其人也還需要表現一些‘民主’風度，所以只好一面自嘲：‘小孩子不可理喻’，表示只要‘下不為例’，可以免予‘警告’處分；
另一面就是此后每期《健報》編就，都由其本人審查，訓育處才能蓋章。自此每當《健報》送審，為了某則新聞不能用，某個標題該不該改，雙方經常是很不愉快。由于某期《健報》社評被他開了‘天窗’，又不允許在版面上留下‘天窗’——即必須以其他文字補上，否則此期《健報》不得公之于眾；
為了抗議，為了揭露，《健報》伙伴就在被檢扣的‘社評’版面，趕寫《報壇苦話》短文，并配一幅似乎模擬‘上上一人’——蔣介石氏之‘標準像’、卻在此公嘴上加一把鎖的漫畫插圖，再以一篇不痛不癢的作文《言與行》虛掩其上。當訓育處蓋章通過，在璧報欄張貼之后，又在中午璧報讀者最多的‘黃金時間’，揭開一角，露出《報壇苦話》及其插圖。及至關某下午上班風聞此事，已經起到‘轟動效應’的此期《健報》，已被《健報》伙伴悄然取下收藏。為了存真，僅80字的《報壇苦話》全文照錄：‘德國人不準南斯拉夫人在報紙上留下空白，被扣新聞后，往往填入以火車時刻表，讀者凡讀到火車時刻表，便知有新聞被扣，唯如遇無火車時刻表可填入時，亦只得打開天窗說亮話也�！�”

　　把國民黨時代的中國與德國法斯西占領下的南斯拉夫進行比較之后，馬平另有一番今昔對比：“‘反右’之年，我收存的全部《健報》，都取去‘供批判用’。至于《健報》殘頁所以幸存，主要因為當時被作為我這個‘年輕的老右派’，早在重慶南開上中學時，就有系統(tǒng)的（�。┬拚�主義的（�。┬侣動^點的‘歷史罪證’封存在我的檔案袋里，才能物歸原主。使我憂患半生的‘罪證’之一，恰恰就是當年矛頭指向訓育主任關某的《報壇苦話》及其插圖，而關某后被證實確系‘國特分子’。一個既可笑也可悲的‘誤會’！”

　　《健報》及《報壇苦話》的矛頭指向，并不僅僅是“還需要表現一些‘民主’風度”的關性天，而且還有當年的“上上一人”蔣介石。到了“反右之年”，北京大學的右派女學生林昭，僅僅提出了一些善意的建議，就被投入上海監(jiān)獄直到拋尸街頭。到了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期間，中共女黨員張志新僅僅對江青有所不敬，就在遭受輪奸并割斷喉管之后被拉上刑場。馬平先生把自己的“憂患半生”僅僅歸結于“一個既可笑也可悲的‘誤會’”，顯然是“憂患半生”之后的言不由衷。

　　有比較才會有鑒別。在《從比較中認識南開》中，黃毅英回憶說：“我在重慶南開只上過高三一個年度（1946-1947）。對南開，我是從比較中來認識的。在此之前，我上過兩個中學，其中在江津白沙國立女子師范學院附中讀過四年。但一進南開，就感到正規(guī)、朝氣蓬勃和清新。……本來國立學校是靠政府撥款，公費吃飯，伙食標準就很低，再經管理人員甚至工友貪污就更糟糕了�！�…可在南開一年沒有傳聞過貪污的事，而是在一種清正廉潔的風氣中培養(yǎng)學生的公能精神�！薄拔乙驗楦F，即使保送我也很難上大學，同學們知道了就主動陪同我到訓導主任關性天家反映困難，關答應在保送書上注明‘該生家境清寒，建議給予貸金。’有了這個前提我才上了大學。前些時我看到《通訊》中寫到：張伯苓校長從學生中了解到新聘任的教員中有不符為人師表的行為（受聘不久找學生借錢），就把該教員辭退了。而在女附中教師中有不良品德的，學校根本就不管�！�…南開學校就像一方凈土、一池清水�！�

　　連當年的“國特分子”關性天，都是如此地樂于助人，讀來真是令人匪夷所思。黃毅英所比較的是當年的國立與私立學校，拿當年的私立重慶南開中學與當下中國的公私學校相比，就更是恍若隔世、不堪回首了。時間已經到了21世紀，半個多世紀前的重慶南開中學的公民教育，遠非今天的最高學府北大、清華所能比肩，這絕對不是一座學校的小悲哀，而是一個民族乃至整個人類的大悲哀！！

　　本文原載《山西文學》2005年第4期�！渡称簹q月——重慶南開校園回憶錄》，中國文聯出版社2003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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