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戰(zhàn)爭，中國敗于日本的必然性

　　記者:甲午戰(zhàn)爭110周年了，您是研究近代中國史的學者，回顧這場戰(zhàn)爭，您認為有什么教訓應該記取？

　　袁偉時:從1874年至1945年的71年間，中日有過三次半戰(zhàn)爭：第一次是1874年，日本入侵臺灣，藉口是1871年一些琉球人在臺灣遇害。那時臺灣沒設防，中國沒有反抗，算是半次戰(zhàn)爭吧。第二次就是1894年（甲午）至1895年的戰(zhàn)爭。第三次是1900年八國聯(lián)軍入侵，日本參與了。第四次是以1931年的“九一八”為序幕，延綿至1937年“七七”爆發(fā)的八年抗戰(zhàn)。

　　甲午戰(zhàn)爭之前，相對來講，兩國之間算是比較平等的。但是甲午以后這種局面就改變了。兩國之間的關系發(fā)生那么大的轉折，這跟兩國的歷史有很大的關系。有一些經(jīng)驗教訓不能夠輕易忘掉。

　　明治維新是1868年開始，中國的自強（洋務運動）則是1864年太平天國失敗之后逐漸開展的，同時起步，結果迥異。是上帝偏愛日本人嗎？不！

　　第一，日本有封建制度，而我們沒有。在封建制度下，權力分散，并受到有力的制約。不但天皇和幕府之間有矛盾，地方各藩和幕府之間有矛盾，而且哪一方的舉措不對，其他方面有力量制約和糾正，不是一權獨大，可以為所欲為。

　　第二，我們有科舉制度，他們沒有�？婆e制給中國的知識階層構建了一條比較公平的上升管道；
但畫地為牢，限制青少年的認知范圍，并將知識意識形態(tài)化，讓他們戴上難以沖破的緊箍咒。這是為害千年的排斥外來思想、文化的自我封閉堡壘的基石，也是19世紀至20世紀中國社會轉型的主要障礙之一。多少中國青少年的黃金歲月都虛耗在四書五經(jīng)上了！

　　中國在甲午戰(zhàn)爭的失敗不是偶然的，是整個中國傳統(tǒng)社會制度和傳統(tǒng)文化釀造出來的苦果。慈禧太后修建頤和園，用了將近3000萬兩，其中挪用了不少海軍經(jīng)費。光緒皇帝大婚用掉500萬兩。北洋海軍哪里還有足夠的經(jīng)費？1888年海軍衙門和北洋艦隊正式成立后就不買軍艦了。而日本海軍在1888年之后接連造了一批先進的軍艦，他們的速度比中國的更快，火力更強。這只能用制度上的因素來解釋了。

　　記者:有沒有同治中興呢？和明治維新相差是不是很遠？

　　袁偉時:同治年間是1862年～1874年。1864年鎮(zhèn)壓了太平天國;1868年剿平捻軍;1873年回民起義失敗;同期間，云南等地的叛亂也平定了。與此同時，一些學西方的措施也在進行。與咸豐皇帝（1851～1861）統(tǒng)治時烽火連天的狀況相比，稱之為“中興”，也許有些道理。但是，這個年代沒為中國社會向現(xiàn)代社會轉型奠定可靠的基礎。這個“中興”實在不足為訓。

　　專制體制下面要進行比較大的改革，要有雄才大略的君主或一個比較強的領導群體才行。但是從鴉片戰(zhàn)爭前后至大清帝國覆沒，都沒有出現(xiàn)這樣的歷史人物或領導群體。在絕對專制體制下，執(zhí)掌絕對權力的最高領導人的狀況，對朝廷的運作影響很大。從18世紀末甚至更早開始，中國傳統(tǒng)文化培育出來的統(tǒng)治者，其知識構成已經(jīng)不足應付社會轉型的迫切需要。慈禧本人很狹隘，即使是中國傳統(tǒng)文化，也沒有將其中的優(yōu)秀成分學到手，更談不上吸取外來的先進文化。她一再打擊當時比較有遠見的恭親王等人。恭親王三次被撤職，將他的棱角全部磨掉了;甲午戰(zhàn)爭后復出，到戊戌變法的時候，暮氣沉沉，銳氣全消，令人痛心。在社會轉型的關鍵時刻，這樣的人掌握最高權力足足48年，怎么有可能形成一個領導改革的堅強核心？

　　19世紀70年代，日本開始出現(xiàn)第一個政黨。明治維新期間，它進行了初步的政治體制改革。跟一個不愿意改革的、不愿開放的老大帝國打仗，勝敗不問可知。日本在1880年決定制定憲法，1889年頒布了憲法，1890年7月大選，11月帝國議會成立。它的“君主立憲”仍帶有強烈的專制色彩，但比清帝國強多了。從啟蒙速度、新的思想傳播來講，日本要比中國領先半個世紀。從制度改革方面來講，日本比中國早30年到40年。制度是決定性的。甲午戰(zhàn)爭日本勝利是制度上的勝利，大清帝國是制度上的失敗。

　　甲午戰(zhàn)爭之后，中日雙輸?shù)木置媸侨绾卧斐傻模?/b>

　　記者:甲午戰(zhàn)爭后，雙方的差距就越來越大了。

　　袁偉時:不過，20世紀的歷史已經(jīng)證明，甲午以后，這兩個國家都輸了。

　　中國固然沒有因此發(fā)憤圖強。甲午戰(zhàn)爭之后，接連發(fā)生戊戌政變和義和團事件這樣的與社會進步背道而馳的災難。國際法傳進中國60年了，義和團事件中還是將外國傳教士及其家屬260多人殺掉，有些還是兒童;圍攻人家的使館;再加上大約殺了幾十萬中國人，見到中國的教徒和新式學堂的學生、教師就殺。另外鐵路、電線以及其他沾點洋氣的東西都毀掉;北京最繁榮的前門一帶的4000多家商店都被燒掉。如此殘忍和愚昧，卻至今還有一些人認為這是“革命”，簡直匪夷所思！

　　日本除了把臺灣奪到手外，拿到中國2.3億多萬兩的賠款。這等于日本4年的財政收入，等于中國3年的財政收入。日本要是拿這筆款發(fā)展經(jīng)濟，用于改善經(jīng)濟發(fā)展的環(huán)境，用于改善國民的生活，那就很可觀了。但它拿來擴軍，85%的賠款都用于擴軍和相關的項目，走上軍國主義道路。只有一部分拿來建了一家鋼鐵廠。這就導致日后侵略別國反過來被迫無條件投降的災難性后果，同樣輸?shù)煤軕K。

　　記者:您的意思是說甲午戰(zhàn)爭雙方都是輸家？

　　袁偉時:是的，雙方都是輸家。從歷史的高度來看，中日兩國的四次戰(zhàn)爭，是人類擺脫野蠻過程中一個令人痛心的記錄。

　　從明治維新開始，日本政府就蓄謀要向外擴張。日本走上軍國主義道路，這是日本明治維新中一些錯誤措施的惡果。日本走上錯誤的道路是由三個原因造成的:

　　第一，發(fā)展經(jīng)濟中沒有把提高本國人民的收入、發(fā)展各個地方的經(jīng)濟放到突出地位。

　　那時日本人生活是窮困的。一直到20世紀30年代，中日兩國城市乃至農村生活水平還很相近的。所以相當長的時間里，互相來往很容易，不需辦什么簽證之類的手續(xù)。日本的窮人往往跑到中國來與中國下層民眾爭活路。在東北和不少大城市，日本人做小商小販乃至賣淫的都很多。如果走以滿足內需、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為主的道路，它還有很寬的發(fā)展余地。但它錯誤選擇了向外擴張作為主要出路，而且是以侵略而不是和平貿易為主要手段。

　　這是人類的野蠻史的一個部分。不但是日本，很多國家也都是這樣，比如英國啦，還有德國啦。經(jīng)過兩次世界大戰(zhàn)之后，發(fā)達國家的野蠻性才開始減退。全球化過程加速，開始出現(xiàn)世界的管理機構和管理措施，出現(xiàn)世界政府的雛形。聯(lián)合國，不管它有多么大的毛病，實際上是一個地球管理委員會;經(jīng)濟上有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WTO;還有國際法院。地球管理機構在慢慢形成。

　　其二，是明治維新過程中他們堅持所謂“和魂洋才”或“東洋的道德，西洋的藝術（指科學、技術）”的錯誤方針。

　　所謂“和魂”就是神道:說日本是“神賜的土地”，天皇是天照大神的子孫，萬世一系。因此，日本和日本人是特別優(yōu)越的。這同中國的天朝思想、華夷之辯如出一轍。也就是說，它拒絕價值觀念和道德的現(xiàn)代化。其《教學大旨》規(guī)定:“教學之要務在于闡明仁義忠孝，探求知識才藝�！倍�“道德之學則以孔學為主”。1890年發(fā)布的《教育敕語》要求:“我臣民克忠克孝，億兆一心”，“輔佐天壤無窮之皇室”，“為朕之忠良臣民”。它用以教育青少年的所謂“東洋道德”就是儒家道德。日本人盲目追隨軍閥侵略別國，就是這些愚昧的價值觀念的惡果。現(xiàn)代社會需要現(xiàn)代魂——現(xiàn)代公民的自由、民主、法治觀念，如果價值觀念不現(xiàn)代化，必然或遲或早給國家和公民帶來嚴重災難。

　　其三，是政治體制中注入了很多專制的因素，沒有完成政治體制現(xiàn)代化的任務，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后在美國占領軍強制下，才被迫進行比較徹底的改革。1889年的《大日本帝國憲法》規(guī)定:“大日本帝國由萬世一系之天皇統(tǒng)治”;天皇“可發(fā)敕令代替法律”，“任命文武官員”;“天皇行宣戰(zhàn)、講和及締結各種條約”。所有公民的權利和自由“在戰(zhàn)時或國家發(fā)生事變情況下，不得妨礙天皇施行大權”。很大程度上仍然是專制君主。在國會之外，它還設立樞密院為天皇的顧問，舉凡憲法的制定、解釋和修改，重要法律之制定及修改、重要敕令的頒布和重要行政措施，都要咨詢這些元老的意見。國會分元老院和眾議院，內閣也不完全對國會負責，而在很大程度上要聽命于天皇。軍部也可以干政，現(xiàn)役軍人也可以擔任內閣要職。加上特務、警察橫行，公民自由成為一紙空文。

　　總的說來，在天皇統(tǒng)領下，元老、軍閥、財閥在操縱日本政治，民主、自由被踐踏，這樣的國家走上歪路是必然的。

　　中日都缺乏反思精神，而狹隘民族情緒太強

　　記者:東方國家要現(xiàn)代化，都很艱難。

　　袁偉時:對。應該把中日的這三次半戰(zhàn)爭，看成是人類擺脫野蠻所付的代價。要從這三次半戰(zhàn)爭中吸取足夠的教訓。日本人應該反省，它確實自我反省精神很不夠。反過來看中國人的反思精神夠不夠呢？

　　很簡單的事情就引發(fā)強烈的民族情緒。誰要是講日本的好話，這個人就是賣國賊。例如，2003年9月18日，日本人到珠海集體買春。其實日本人嫖娼到處都是，什么時候都有。中國人到海外嫖娼的也很多。你說這是違法的，按照既有的法律和條例處理就是了，沒有必要提高到兩個國家的關系、民族仇恨的高度。說“九一八”這天到中國嫖娼就是蓄意侮辱中國人，其他日子就不是。這種言論太可笑了。修高速鐵路，有人建議引進日本的新干線技術，招來一片謾罵，不是就科學技術論科學技術，太不理性了。就算是敵人吧，學他的科學技術有什么錯？何況日本是與我們各方面關系都很密切的鄰邦。

　　記者:甲午戰(zhàn)爭之后，中國與日本還是有一段黃金時期的。比如像李鴻章、梁啟超、康有為，同日本政治家的關系相當好，那時候日本似乎是中國的學習對象和好鄰居。

　　袁偉時:情況比較復雜。義和團事件以后，日本是中國學習的榜樣，有一個留學日本的高潮，最多的時候有1萬多中國留學生。這個時期還有一批日本學者和教師到中國幫助修改和制定法律，包括幫助中國改革司法制度啊，中國的民法、刑法都是在日本法律專家的協(xié)助下完成的。此外，幫助興辦各種學堂，很多新式學堂都請了日本教習，最多的時候約有五六百人。有個美國學者專門寫了一部書稱這十年是中日關系史上的“黃金十年”。

　　中國的改革先驅有兩個想法:一是認為日本的改革成功，可以成為中國的榜樣;另一是認為兩國同文同祖。國際關系中，講的不是種族文化，而是實實在在的國家利益。孫中山和日本人都講同是東亞和黃種人之類的話，其實這是一個種族和地緣的假象。相對來講，那個時候是兩國相處比較好的時期。

　　另外一方面也有被打敗和被掠奪的深仇大恨，不少看見簽訂《馬關條約》的春帆樓后寫的感懷詩都表達了這種情緒。這兩方面同時存在。

　　記者:難道那個時候日本政府的思路跟以后日本政府的思路就有很大變化嗎？

　　袁偉時:到《二十一條》出來。這個好鄰居時代就徹底結束了。

　　義和團失敗以后的新政，從1901年開始，一直到辛亥革命前都在推進。這十幾年是中國經(jīng)濟發(fā)展的時期，也是政治制度改革有較大推進的時期。從19世紀一直到義和團運動，那時候中國的一年財政收入大概有6000萬兩到8000萬兩。到了辛亥革命前，達到3億兩，這個可都是真金白銀��！另外有幾個大動作，一個是將科舉制度廢除，建立新式教育制度。這種教育制度很大程度上是以日本的教育制度為藍本的。而且日本派了很多教師來幫助中國教學。當然也有英美教師，但日本的占大多數(shù)。1909年，有549位外國教師和教育顧問在中國工作，其中424位是日本人。

　　記者:是一種政府行為嗎？

　　袁偉時:日本政府和民間合作。從1901年到1911年，是日本教習最多的年代，他們大多數(shù)是在日本文部省支持下，由日本的帝國教育會選派的。還有一個方面就是幫助中國進行法律和司法制度的改革。清朝廷聘請的是日本法律專家，給中國官員和候補官員開系統(tǒng)的講座，講現(xiàn)代法律知識，并且?guī)椭�移植西方的大陸法系、起草刑法、民法、訴訟法等一系列法律，這些法律稍加修改一直延用到民國，包括解放區(qū)都曾經(jīng)用過。所謂的君主立憲，基本上也是以日本的憲法為藍本。日本民間友好人士還組織了東亞同文會，在中國各地辦學，加上其他友好人士，共在中國辦了十多所學校，吸收中國人入學。

　　記者:我感覺一戰(zhàn)之前民眾的態(tài)度和朝廷的態(tài)度比較一致。而到一戰(zhàn)之后民族情緒和一些軍閥對日本的態(tài)度就開始分裂。

　　袁偉時:中日雙方民族對立情緒那么強烈，(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我想是由幾個原因造成的:

　　首先是日本侵略對中國人物質和精神都傷害很深，而日本政府和主流文化沒有深刻反省這些罪行。

　　深一層看，這與東方文化帶來的盲目的民族優(yōu)越感有關，公民獨立判斷的意識很差。日本的教育在價值觀上老是強調要忠君、愛國、絕對服從。結果，公民個人的獨立人格、自由思想就淡薄了。在這樣情況下，民眾情緒很易被一些政客或極端分子操縱，對一個國家的發(fā)展非常不利。

　　狹隘、致命的愛國主義是東方文化的弱點。到現(xiàn)在許多中國人還沒有意識到這是個大問題。例如中日足球比賽，足球就是足球，跟政治有什么關系呢？把它提升到國家關系的層面上來，讓足球運動員來代表整個國家，這恰當嗎？任何人的意見想法我們都要尊重。但是身份卻要恰如其分，國務院總理可以代表中國政府，一個平民百姓則只能代表他自己。

　　記者:這種愛國主義是不是有它的文化底蘊在里面呢？你看我們的課本里面幾乎都是把愛國者放在最高的位置上。

　　袁偉時:東方文化總是把集體放在第一位。國家有危難，應該捍衛(wèi)國家；
國家的利益應該維護，這些都沒有問題。問題是應該理性地判斷什么是國家利益。

　　中國這幾年經(jīng)濟發(fā)展了，那種潛意識里面的天朝主義，要恢復我們大國地位的強烈愿望應運而生。人口眾多的中國應該成為經(jīng)濟發(fā)達、政治民主、公民自由、實行法治的大國，這是理所當然的。但應該平等對待世界上所有民族。世界各國公民，都應該平等對待。這種轉變，在心理基礎上，缺乏足夠的教育。

　　新的基礎上，怎樣塑造一個公民的世界觀？魯迅和梁啟超都提出這樣的問題：不怕中國人消失，而怕中國人能不能成為世界人。

　　記者:不怕中國人消失指的是什么？

　　袁偉時:中國人不可能消失。但是，是不是具有世界公民的水平和意識？思想上、知識上、文明程度上，能不能達到世界文明已經(jīng)達到的水平？他們擔憂中國人能不能成為世界人。

　　記者:世界人？世界人這個概念包括同化的意思在里面嗎？

　　袁偉時:不是同化。但是，對所謂“同化”也要具體分析：

　　第一，不要把同化說得那么恐怖。

　　如果來自西方的民主、自由把大清帝國的宗法專制“同化”掉，對中國是福音還是災難？為什么一定要穿上自己的民族服裝才叫愛國？據(jù)說，目前到處在復制的孔子的標準像是吳道子畫的，除了演戲，誰愿意穿上那樣的寬袍大袖？13億中國人中又有幾人愿意穿長袍馬褂？

　　第二，清醒地認識文化更新的規(guī)律。

　　文化通常是自然淘汰、自然進化的，生的該生，死的該死。在文化領域，受群眾喜愛的、有生命力的東西是不可能死亡的。反之，無論如何保衛(wèi)，也逃脫不了消亡的命運。歷史上的確有些族群被文化水準較高的族群同化。被同化的族群原有文化便成了保留在博物館中供人研究的文化。那些消亡了的東西，那些放進博物館的東西，即使是民族文化也并不可惜�，F(xiàn)在還有人愿意裹小腳嗎？愿意三妻四妾嗎？這些都是地道的中國文化啊！關注的焦點應該是如何提高民族文化的自我更新能力。

　　第三，像漢族有那么悠久歷史的民族不可能被同化，它的特點不可能完全消滅。

　　世界上很多著名人士包括馬克思都說自己是世界公民。其實這個稱號不是少數(shù)人的，應該是所有公民都具有的素質。

　　記者:民族主義在中國歷史上不是一個積極的東西嗎？比如三元里抗英。

　　袁偉時:當一個國家被奴役，國家沒有取得獨立地位的時候，民族主義能夠動員民眾對抗外來侵略者，它的作用是積極的。但是任何國家的民族主義都很容易走向極端，只有把爭取國家獨立同自由、民主、法治制度的建立結合起來，才會有真正健康的民族主義。

　　研究成果表明，三元里抗英很多東西被夸大了，實際情況不是那么回事。應該讓史學家講真話，講實話。通過自由討論去弄清事實真相不是很好嗎？不要用大帽子去壓人。真正的史學家，就要說老實話，將經(jīng)過鑒別的史料介紹給讀者。這是對國家對民族最負責任的做法。

　�。ū疚恼�自《看世界》2005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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