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又是甲申年。60年前郭沫若在《甲申三百年祭》（以下簡稱郭文）中提出了一個令人震撼的問題，這就是郭文結束前帶有總結性的那段感慨：“大凡一位開國的雄略之主，在統(tǒng)治一固定了之后，便要屠戳功臣，這差不多是自漢以來每次改朝換代的公例。自成的大順朝即使成功了，他的代表農(nóng)民利益的運動早遲也會變質(zhì)，而他必然也會做到漢高祖、明太祖的藏弓烹狗的‘德政’，可以說是斷無例外。”我想就這一問題試著談一些想法。

　　一、推斷李自成殺功臣缺乏足夠依據(jù)

　　郭文以李自成殺李巖為依據(jù)抒發(fā)了中國歷史上屠戳功臣的警世箴言。這里我想專門討論李自成有沒有屠戳功臣的史實依據(jù)。郭沫若的論述主要根據(jù)《明史•李自成傳》，下面這段話是郭文立論的根據(jù)，討論中要反復引用，不妨先抄錄于下:

　　李巖者，故勸自成以不殺收人心者也。及陷京師，保護懿安皇后，令自盡。又獨于士大夫無所拷掠，金星等大忌之。定州之敗，河南州縣多反正。自成召諸將議，巖請率兵往。金星陰告自成曰：“巖雄武有大略，非能久下人者。河南，巖故鄉(xiāng)，假以大兵，必不可制。十八子之讖得非巖乎？”因譖其欲反。自成令金星與巖飲，殺之。群賊解體。

　　《明史》創(chuàng)修于順治二年（1645年），到乾隆四年（1739年）才刊行，歷時94年之久。其間，已有《明史紀事本末》和一些野史、軼聞、小說陸續(xù)問世。一方面，《剿闖小史》、《明亡述略》、《明季北略》、《綏寇紀略》、《罪惟錄》、《平寇志》等上都有牛金星進譖，李自成殺李巖的記載，只是具體細節(jié)略有出入。另一方面，《烈皇小識》、《甲申傳信錄》等則未載李巖其人�！都咨陚餍配洝分辛谐龀绲澥�六年初李自成在西安分封的39名將帥和21名文官的名單，其中就沒有李巖的名字，當然更沒有李巖被殺的事了。更值得重視的是，《豫變紀略》作者是清初的鄭廉（商丘人），與李巖（杞縣人）是近鄉(xiāng)，說，“予家距杞僅百余里，知交甚夥，豈無見聞”，“杞縣李巖，則并無其人矣”，“亦未聞賊中有李將軍”，李巖是“烏有先生”，且《杞縣志》中也無李巖其人。成書較《明史》早70多年的《明史紀事本末》中寫了李巖投奔李自成起義事，但未載李巖被李自成殺害事�？傊�，有否李巖其人其事，至今尚有異議。顧誠在《歷史研究》1978年第5期《李巖質(zhì)疑》一文中通過詳細考證，認為歷史上并無李巖其人。

　　歷史界關于李巖的爭論暫置不議，否則此文就討論不下去了。我下面討論的還是以郭文所本的《明史》那段話為準。這段話中關鍵的是“自成令金星與巖飲，殺之”這句話，這句話的關鍵又全在“令”這個詞。

　　“令”，怎么個“令”法？這對根據(jù)這句話判定李自成有沒有殺李巖，從而推斷是不是屠戳功臣十分關鍵。是手令？口令？詔令？密令？指令？命令？《明史》沒有具體說明，也沒有其他史料可以說明。這就留下了一塊空白，學者見仁見智，作了不同分析；
小說家更是樂山樂水，寫了多樣演繹。如三部影響較大的小說，對這個“令”字的描述就完全不同。蔡東藩的《明史通俗演義》中只是在寫完李自成之死后提了一句“李巖已為牛金星所譖，早已被自成殺死，不在話下”。話雖不多，卻突出了牛金星的一個“譖”字，而回避了李自成的一個“令”字。1932年，李自成的鄉(xiāng)人，作家李寶忠歷經(jīng)4年完成了《永昌演義》，即后來的《李自成演義》，更著重描寫了牛金星的“譖”。到1999年，姚雪垠小說《李自成》第五卷問世，其中的描述則又是另一番完全不同的光景。姚雪垠把李巖被殺的過程完全描寫成李自成主動懷疑李巖有野心，決心除掉他。我不想評價小說家的誰是誰非，誰對誰錯，更不想引用誰的材料來為我自己的觀點說事，只是想說明《明史》上過于簡單的記述，確實為后人留下了一段空白，也為后人造成了一個隨意想像的空間。但是，小說家可以隨意編，學者卻不能隨意引、隨意寫。憑這一個“令”字推斷李自成殺功臣，我覺得“太險”。

　　其次，從李自成和牛金星二人的人品來看，各種史料的表述大致相似，都認為李自成為人較大度，沒有什么對人疑神疑鬼的情事，對屬下能團結寬容。郭文中說：“李自成本不是剛愎自用的人，他對于明室的待遇也非常寬大�！笔妨现袥]有李自成以往猜疑李巖的跡象�？墒恰睹魇贰分袇s在李巖作了請兵保河南的建議后，牛金星以李巖“非能久下人者”而“譖其欲反”時，李自成即“令金星與巖飲，殺之”。這過程不符合李自成一貫的行為方式和思想感情變化的邏輯，李自成政治上再不成熟也不致會如此誤斷。至于牛金星，史家基本上都認為此人是陰險狠毒，又貪又詐的小人。牛金星挾嫌忌才，設計陷害李巖的可能性倒是存在的。其實郭沫若也考慮到這個問題了，郭文中說：“就是讒害他的牛金星也不過說他不愿久居人下而已，實在是殺得沒有道理。但這責任與其讓李自成來負，毋寧是應該讓賣友的丞相牛金星來負。”郭文中還說：“從種族的立場上來說，崇禎帝和牛金星所犯的過失最大，他們都可以說是兩位種族的罪人。”從這里可以感到郭沫若的良苦用心，一方面他接受“自成令金星與巖飲，殺之”的記述以引出最后總結中的一段大道理，但在感情上確實還是同情李自成，痛恨牛金星的。那么，如果現(xiàn)在我硬要另立一個假設：這一切都是牛金星干的，狡詐的牛金星事后到處放風說是李自成下的“令”，當時兵荒馬亂，謠言四起，一傳十，十傳百，以訛傳訛，“三人成虎”，“曾參殺人”，謠言就成了事實，直至寫進了《明史》。盡管《明史》是一部優(yōu)良的正史，但記載有誤而逐漸被后人糾錯之處也已非一二。如果我硬要這樣假設，有誰能拿出過硬的史實證明我的假設一定不對？當然，我不是真要這樣硬來，只是想說，認為是李自成下的“令”，或認為不是李自成下的“令”，同樣沒有過硬的旁證；
只是想進而說明僅憑《明史》上的這個“令”字推出李自成殺功臣的結論，確實“太險”。

　　再次，李自成即使殺了李巖也不是殺功臣的性質(zhì)。因為李巖的建議是當李自成敗退時建議自己去河南收拾局面，以保敗軍安全西撤。如果真的因為牛金星進譖，李自成起疑而下“令”殺了李巖，那也只是屬于起義首領內(nèi)部因各種利益沖突或主張不一而時有發(fā)生的自相殘殺或設計謀殺之類的性質(zhì)，而不是“開國的雄略之主，在統(tǒng)治一固定了之后，便要屠戳功臣”的性質(zhì)。

　　最后，總的來看，李自成對“功臣”不僅沒有“屠戳”，而且過于寬縱。李自成兩次登基都是短命：西安登基后只一個月就發(fā)兵東征；
北京登基后只一天就撤軍西逃。即使李自成有殺功臣的意圖，也還沒有可以殺功臣的條件。所以郭文在判定李自成“斷無例外”的同時，還是說他“對于李巖們的誅戳未免太早了”。我下面想討論的倒是問題的另一方面。起義隊伍總是良莠不齊，魚龍混雜的。起義早期和晚期領導集團上層人事的更迭，先期的相形見絀者淘汰，后來的德才兼?zhèn)湔邥x進，有嚴重錯誤者處分，有變節(jié)行為者處決，吐故納新，這是很正常的事情。只要對革命事業(yè)有利，原是無可厚非的。《甲申傳信錄》上所列的60位文臣武將卻沒有一個人后來被李自成處分或處決掉的，領導集團中的主要人員始終是牛金星、劉宗敏、宋獻策、田見秀、宋企郊、顧君恩、李過等人。其中，牛金星、劉宗敏這樣一些有嚴重缺點和錯誤的領導始終身居高位。盡管李自成年紀較輕，閱歷不夠，但像牛金星、劉宗敏這樣的嚴重錯誤還不至于看不出來，尤其像牛金星這個腐酸透頂、劣跡昭著的人�？磥砝钭猿蓪υ缙谝黄鹋e事的人還是過于重江湖義氣，講哥們兒情誼，過于寬縱姑息那些奸邪之徒�？梢娎钭猿傻膯栴}不是濫殺功臣的問題，而是對那些品質(zhì)不好，起義早期曾經(jīng)有“功”而犯下嚴重錯誤的“臣下”處理得不夠果斷的問題，最后起義大業(yè)竟就壞在了這些人手里。

　　二、郭沫若警示功臣問題的良苦用心

　　上面的分析其實是很淺顯的，有深厚造詣的歷史學家郭沫若不會想不到。那么郭沫若為什么還非要運這一險筆呢？可能的原因是郭沫若出于史家的良知，深感歷史上功臣問題的嚴重性，尤其寫作時正值抗日戰(zhàn)爭勝利在即，國家統(tǒng)一有望的重要時刻，是一個應該提出的問題，而文章又要圍繞甲申年發(fā)生的事情來寫，于是就只能從“自成令金星飲巖，殺之”這句話入手展開�？v然這是一段“險文”，但也只好從這里切入，作者復雜的心曲和良苦用心，從文章中還是感覺得到的。

　　為要說清楚這個推斷，需要將當時國內(nèi)外形勢簡單地復習一下。郭文發(fā)表于1944年3月19日。從國際形勢看，1941年英美同蘇聯(lián)結成反法西斯同盟，同年12月日本偷襲珍珠港，太平洋戰(zhàn)爭爆發(fā)。1942年11月美英軍隊在北非登陸，次年5月在意大利登陸，1943年2月蘇聯(lián)開始戰(zhàn)略反攻。1943年9月意大利投降，1944年6月英美軍隊在諾曼底登陸，1945年初英美蘇軍隊分路攻入德國本土，5月2日攻克柏林，5月8日德國無條件投降，接著8月15日日本無條件投降。可見，郭文發(fā)表時正是國際反法西斯戰(zhàn)爭走向勝利的轉折時刻。

　　從國內(nèi)形勢看，1944年，戰(zhàn)略相持階段即將結束，戰(zhàn)略反攻階段即將開始，抗日戰(zhàn)爭已勝利在望。這從當時毛澤東和蔣介石對時局的分析中都可以反映出來。早在1943年10月毛澤東在《評國民黨十一中全會和三屆二次國民參政會》一文中就指出“國際局勢已到了大變化的前夜，現(xiàn)在無論何方均已感到了這一變化。歐洲軸心國是感到了這一變化的；
希特勒采取了最后掙扎的政策。……日本帝國主義者已感到走投無路，它的政策也只能是集中一切力量準備作最后掙扎�！�1944年4月毛澤東在《學習和時局》中說：“1943年，直到今年春季，日寇在太平洋戰(zhàn)線逐漸失利，美國的反攻增強了，西方的希特勒在蘇聯(lián)紅軍嚴重打擊之下有搖搖欲倒之勢�！�1944年10月毛澤東在《文化工作中的統(tǒng)一戰(zhàn)線》中又說：“我們的一切工作都是為了打倒日本帝國主義，日本帝國主義和希特勒一樣，快要滅亡了�！�1945年4月毛澤東的《論聯(lián)合政府》發(fā)表，說明毛澤東早已在考慮抗戰(zhàn)勝利后中國的政治建設問題了。正是基于這種形勢的到來，才有了毛澤東以李自成為鑒戒警惕勝利后驕傲的論述。蔣介石對當時的形勢也看清楚了，而且動作很快，準備“下山摘桃子”了。1943年3月由陶希圣執(zhí)筆，以蔣介石名義發(fā)表了《中國之命運》，接著又出版了《新中國》。蔣介石不僅對抗日戰(zhàn)爭的勝利成竹在胸，躊躕滿志，而且正在以“一個黨，一個主義，一個領袖”的獨裁主張設計未來中國的政治構架。書中還特別宣稱國民黨是中國命運的決定者，誣蔑共產(chǎn)黨是“新式軍閥”，暗示要以武力消滅共產(chǎn)黨。這倒真有點“磨刀霍霍”的樣子，準備“殺功臣”了。

　　郭文發(fā)表后，國民黨《中央日報》立即著手寫社論抨擊。但是，寫什么呢？最后竟是說郭文以明朝亡國來“影射當局”，“鼓吹戰(zhàn)敗主義和亡國思想”。這種鼓噪其實是很牽強可笑的，真有點是神經(jīng)衰弱者的歇斯底里。事實上，當時國民黨已經(jīng)以勝利者自居，認為很快就要進入世界四強之一。重慶官場上燈紅酒綠，夜夜笙歌。盡管前方還很“吃緊”，后方卻在“緊吃”。“接收”大員們一年后就開赴淪陷區(qū)“劫收”敵產(chǎn)，貪污腐化，大發(fā)國難財。要說影射他們“戰(zhàn)敗”、“亡國”是斷然不合情理的；
要說他們有勝利者的驕傲倒是合乎事實的。只是他們不會自比李自成這些“流寇”們來抨擊郭文。郭文寫了開國君主殺功臣的問題，這在歷代都是敏感問題，是誰也不敢觸及的“禁區(qū)”。國民黨的文人們當然也不敢以這點來抨擊郭文。郭沫若作為革命的文學家、史學家，是國民黨的眼中釘，寫了這樣一篇有分量的史論兼政論，共產(chǎn)黨領導的重慶《新華日報》3月19-22日已分四天予以連載了，國民黨方面當然不得不作出反應。于是3月24日，《中央日報》只好迫不及待地勉強撰文，只好指責郭文“以明亡影射當局”為由寫一些不倫不類的文章了。對此，郭沫若在1972年再版《附識》中說：“國民黨反動派的尷尬相是很可憫笑的�！眹�民黨文人的窘境和丑態(tài)就在郭沫若這輕描淡寫的“憫笑”二字中刻畫出來了。

　　郭沫若寫此文的直接原因是重慶文化界為紀念明亡三百年而集稿，因此必須寫甲申年發(fā)生的事情。要紀念明亡，當然會涉及明王朝的腐敗與衰亡、李自成的勝利與失敗、大清的崛起與入關等重大歷史事件。有關這些和圍繞郭文前前后后的不少問題，已有很多作者論述，不是本文要討論的內(nèi)容。本文關心的是郭沫若為什么在文章中要警示開國君主殺功臣問題。崇禎是亡國之君，明朝亡國與開國君主殺功臣是不相干的事，在現(xiàn)有論述明亡歷史的眾多文章中也確實沒有誰推及開國君主殺功臣的問題的。而郭沫若偏要在紀念明亡三百年時論及殺功臣，這只能說明郭沫若本已有要寫警示殺功臣問題的意念，(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現(xiàn)在就以李自成殺李巖這一并不很過硬的史實為由借題發(fā)揮，抒胸中塊壘。我們今天是可以理解郭沫若苦心孤詣的史家良知的。郭文提出這一問題，想必作者心中對現(xiàn)實是有所考慮的，但未必就完全是在影射國民黨。他是在普遍意義上提出的，是作為一種歷史現(xiàn)象來提的。因此，文中用了“大凡”、“公例”、“斷無例外”等詞。正因為郭沫若把這一問題作為中國歷史上的普遍問題來提出，才振聾發(fā)聵、驚世駭俗，才值得我們今天對這一現(xiàn)象繼續(xù)研究下去。這正是郭文深刻啟示之所在，也正是有自覺社會責任感的史學家郭沫若的遠見卓識之所在。

　　三、功臣悲劇的根源是封建政治體制

　　開國君主殺功臣的現(xiàn)象在中國古代歷史上不斷發(fā)生，這就不能僅從各個君主的個人性格、心理特征、思維方式和行為定勢等的原因來說明了，只有從封建政治體制的源頭上去分析才能看清事物本質(zhì)。釀成開國君主殺功臣這一歷史悲劇的主要根源是封建政治體制中的個人專權制、終身制和世襲制。

　　中國的封建君主享有至高無上的權力，“朕即國家”，“四海之內(nèi)，莫非王土；
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君主不僅具有最后決策權，而且每句話都是“金科玉律”，“言出必從”，“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甚至賜臣以死時，還要臣下“謝主隆恩”，口呼“萬歲”。幾千年來的封建文化已使這套“主”與“奴”的君臣關系深入人心、融入倫理、形成制度、凝成法律。而且君主殺人全憑他一人好惡，根本不必履行司法程序。久而久之，在中國朝廷中君臣之間就形成了特有的“帝王心態(tài)”和“子民心態(tài)”。

　　開國君主大多有雄才大略，“帝王心態(tài)”在這一群體中自然更為突出。打天下時，大敵當前，目標一致，能比較謙和，折節(jié)下士；
坐天下時，乾綱獨斷，就“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酣睡”了。因此，“可以共患難，不可以共安樂”就成為開國君臣關系中的普遍現(xiàn)象�；蕶嗍遣豢煞指�、不可分享的，開國君主殺功臣的第一層意思是怕權力受到威脅，于是對屬下稍有疑慮，真?zhèn)挝幢�，即以“殺”之為安。這“殺”字，不只是指“殺頭”，還廣義地包括“貶”、“廢”、“放”、“坐”、“囚”等，總之是不再讓你在“臥榻之側”想入非非，鼾聲陣陣了。

　　第二層意思是，打天下時，開國君主一般直接活動在底層，深入實際，了解實情，決策正確的時候居多；
即使有不準確的地方，聽取下屬意見，心理障礙較少，也可以及時改正。坐天下時，一國之事，系于一身，難以深入實際，了解實情，決策錯誤的時候就多起來了，縱有下屬進諫，已經(jīng)滋長了的“帝王心態(tài)”就容不得這些逆耳忠言了，更談不上改正了。而且“獨夫之心，日益驕固”，當君主自己的治國方略一旦形成，再聽到反面意見就認為下屬漸萌“異心”；
即使不是“異心”，也是“不能體察圣意”，“不聽招呼”，干脆一“殺”了之。

　　再一層意思是，君位的終身制與君主老齡化的矛盾愈益凸顯。君主老了，“帝王心態(tài)”上又加了一層“老人心態(tài)”，性情更加孤僻、執(zhí)拗，有的，事實上已是“病夫治國”。原本很開朗寬厚的人，這時卻常狐疑猜測，自我封閉。另一方面，英雄遲暮，內(nèi)心卻還不服老，想逞能。但老君主久居深宮，群小包圍，經(jīng)常聽不到實情，判斷就經(jīng)常失誤，因此，中國古代的開國君主很少能夠跳出“早年功勞很大，晚年錯誤很多”這個周期率的。這樣，到晚年，與臣下的矛盾就更加尖銳了。因此開國君主在晚年殺功臣的特別多，與這一層意思不無關系。

　　最后，君位的世襲制更使開國君主殺功臣多了一層動機。封建帝制是“家天下”，“家族所有制”。老君主要考慮自己的子孫能否久享大統(tǒng)，特別是開國后第二、第三代皇嗣能否駕御朝政。秦隋殷鑒不遠，二世而亡的教訓自然成了歷代開國君主的心病。因此，當開國君主感到自己的儲君較弱難以御下時，功臣被殺的就更多了。

　　在長期封建政治體制下，君主一方有以上種種原因?qū)е職⒐Τ迹�這遂成為中國古代一個常見的歷史現(xiàn)象。那么，在功臣方面又有哪些“心態(tài)”和“對策”，從而導致不同的命運呢？

　　很多功臣并不意識到君主的“帝王心態(tài)”，他們等待著“論功行賞”、“封妻蔭子”、“永享富貴”。有的還“居功自傲”，“擁兵自重”，甚至為了自己的既得利益，干擾君主的一些有益的改革措施，直到大禍臨頭時才驚呼“藏弓烹狗”，他們的悲劇是“至死不明白”。

　　有些功臣沒有意識到開國后君臣關系的角色變化，也沒有理解君主開國后新的意圖和“帝王心態(tài)”的萌生，一味按過去的作風和章法辦事，主觀上想忠君盡職，有的還確實做出了很好的政績，但君主的感覺未必如此�！肮Ω哒鹬鳌保�反而惹禍殺身�！疤�平本是將軍定，不許將軍見太平”，這種悲劇也是常有的。

　　很多功臣知道“伴君如伴虎”，于是謹言慎行，逆來順受，盡力做好本職工作，從不干上“逆鱗”，明哲保身，不求有功，但求無過。他們希望能保個平安，到時告老還鄉(xiāng)，求得善終。這些功臣活得很苦很累，其中有些勉強保住了平安，有些卻仍難免各種不測，以悲劇告終。

　　有些功臣摸透了“帝王心態(tài)”，一味揣摩君主心理，迎合君主意圖，取得君主歡心，逐漸演變成君主身邊的佞臣、弄臣、權臣。一旦時機到來，各種擅權謀逆之事往往就發(fā)生在這一層人身上。按說開國君主最應警惕的是這一類人，但卻往往被這類人蒙蔽而難以警覺，這又是另外一種性質(zhì)的歷史悲劇。

　　開國后君臣關系如此復雜，一些深明事理的功臣就采取主動回避的方式，遠離朝廷，退出政界。有的云游四海，寄情山水；
有的著書立說，耕讀自娛；
有的金屋藏嬌，淺斟低唱；
有的含飴弄孫，坐享天倫。這對他們個人來說是一種擺脫，但對國家來說仍是一種損失，從根本上來說也還是一種悲劇。

　　開國君主屠戳功臣的悲劇既然是體制性的悲劇，解決這悲劇的根本措施也必須鎖定在徹底消除封建政治體制上，其中主要的是君主個人專權制、終身制和世襲制。在我國，解決這個問題，須要相當長的歷史過程。

　　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基本上結束了世襲制。1978年中國共產(chǎn)黨十一屆三中全會后基本上結束了終身制。個人專權現(xiàn)象比較復雜，涉及民主與法制建設和國民素質(zhì)提高等根本問題。中國既有過去二千多年封建帝制的影響，還有解放后20多年“左”傾空想共產(chǎn)主義和個人崇拜所造成的影響；
既有上面的問題，也有下面的問題。中國目前還不可能立即實施完全意義上的民主，畢竟“穩(wěn)定壓倒一切”，因此必須在體制內(nèi)逐步改革。民主不能“大”，自由不能“化”。正確掌握政治體制改革的“度”，這就有賴于中央的高度領導藝術了。卓有遠見的鄧小平早在1980年就提出《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明確指出：“從黨和國家的領導制度、干部制度方面來說，主要的弊端就是官僚主義現(xiàn)象，權力過分集中的現(xiàn)象，家長制現(xiàn)象，干部領導職務終身制現(xiàn)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權現(xiàn)象�！笨梢姡瑔栴}的癥結已經(jīng)看清楚了。如何克服這些現(xiàn)象，這就是現(xiàn)在黨中央正逐步著手做的事了。從十六大報告到十屆人大修改部分憲法內(nèi)容，新一屆黨中央和國務院在解決鄧小平所指出的那些弊端，逐步建設社會主義民主國家方面穩(wěn)步地推進了不少工作。如加強以憲法為核心的民主政治問題，全面推進依法行政、建設法治政府問題，嚴格執(zhí)行行政許可法、推進政府職能轉變問題，實施公務員問責制度問題，增加行政透明度問題，審計公開化問題等等，都是有利于消除個人專權現(xiàn)象，建設社會主義政治文明，保障全面、協(xié)調(diào)、可持續(xù)的科學發(fā)展觀的實施所作的種種有效努力。特別值得稱頌的是胡錦濤在2004年初中紀委三中全會上還提出了對黨和政府的權力制約機制和建立綜合運用包括黨內(nèi)監(jiān)督、國家專門機關監(jiān)督、群眾監(jiān)督和輿論監(jiān)督在內(nèi)的多種形式的監(jiān)督機制問題，這在執(zhí)政理念上是極為重要的進步�，F(xiàn)在，黨和政府正在朝這方面進行切實的努力，形勢是很好的，這也是全國人民有目共睹、翹首企盼的。

　　中國歷史上的功臣悲劇，只有在政治民主的推進中才能徹底解決。中國社會主義政治民主實施之日，也就是功臣悲劇從根本上結束之時。到那時，郭沫若有知，也當含笑九泉了。

　　原載：《同舟共進》，2004年第9期，28~32

　　秦伯益，中國工程院院士，軍事醫(yī)學科學院教授、學術委員會主任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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