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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紀霖:“甘朱事件”的制度性反思

發(fā)布時間:2020-05-21 來源: 感恩親情 點擊:

  

  已故的周恩來總理有一句名言:外交無小事。我們也可以這樣說:北大無小事。同樣一件事,比如教授抄襲、聘任制改革,擱到其他學校沒人當回事,假如發(fā)生在北大身上,就是不得了的大新聞。這次所謂的“甘朱事件”,也是如此。一位名叫甘德懷的江蘇考生考北大法學院朱蘇力教授的博士生,筆試第一名,但面試不及格被淘汰,而錄取的是另一位英語破格過線、但有研究潛力的北大碩士生。甘德懷失望之余訴諸網(wǎng)絡輿論,于是,所謂的“甘朱事件”,一時被媒體和網(wǎng)絡炒得沸沸揚揚。

  

  作為一位博士生導師,我很愿意以局內(nèi)人的身份,談一點對這一事件的看法。在我看來,問題的核心,不在于所謂的“程序不公正”,而是目前的博士招生和培養(yǎng)制度的內(nèi)在錯位所致。

  

  博士培養(yǎng)制度,通常有兩種模式:一種是歐式的單一導師負責制,考生從一開始就選定某一老師,從一而終。另一種美國式的導師集體負責制,考生考的只是某一專業(yè),由該專業(yè)的教授集體指導,最后博士資格通過,再選定論文指導老師。兩種不同的培養(yǎng)制度,決定了招生模式的區(qū)別。

  

  歐式制度,有點像中世紀的收門徒,一對一指導,以心傳心。招收學生,依據(jù)的是個人口味,考察是否能夠培養(yǎng)成特定的“那一個”。這當然只能由個人說了算,別人無權置啄。雖然導師權力不小,但責任更大。萬一挑錯了一個,損失的是導師的信譽和精力。不見得導師日理萬機,還要替學生捉刀,代寫博士論文不成。決策權操握于一人,程序是多余的累贅,但未必就不正義,唯一的衡量標準,是實質正義――選的人是否是英才。所以,歐式的招生,即使沒有公正的程序,導師也必須尊重實質正義。

  

  美式制度,洞察考生的,與其說是特殊的研究能力,不如說是一般的專業(yè)素質。因為是集體決定,必須講究程序正義。招誰不招誰,由教授們組成的招生委員會,按照事先定下的游戲規(guī)則,共同討論,集體決策。在民主的制度當中,實質正義當然重要,但比之更重要的,是符合程序的公正。

  

  這兩種博士招生培養(yǎng)制度,哪個更好,難有定論。歐式制度培養(yǎng)出來的學生風格鮮明,學有所承。美式制度讓學生兼收并蓄,視野開闊。但也有各自的缺陷,前者繼承有余,開創(chuàng)不足,而后者造就出來的,可能只是符合一般學術規(guī)范的庸才。

  

  中國過去博士招生有限,博導要由國務院來批,所以采取的是學徒式的歐式制度,導師選拔嚴格,學生學得認真,相安無事十來年。近五、六年來,研究生教育大躍進,博士生與博導如過江之鯽,浩浩蕩蕩。林子大了,什么鳥都有。連商賈、官僚都看上了校園,想搞一頂博士帽以壯聲色,再加上一些博導缺乏職業(yè)自律,博士招生的腐敗也就來了。

  

  為了杜絕日益嚴重的腐敗,有些大學對招生實行越來越嚴格的量化管理,并借鑒了一套美式的決策程序。奇怪的是,博士生培養(yǎng)制度并未隨之“美化”,依然還是過去學徒式的帶法。這就形成了博士招生過程中所謂的“潛規(guī)則”。表面上,是美式的招生法,有一套連美國都沒有的量化程序,比如,像北大搞的這套筆試成績占70%、面試成績占30%,最后統(tǒng)一計分錄取的方案;
但由于博士培養(yǎng)制度依然停留在“中世紀”,每個導師責任重大,只敢挑選符合自己學術風格的學生,而這一挑選,與其說通過考試,倒不如說功夫在“試”外:誰的研究能力強、是可造就之才,誰就是首選。

  

  “甘朱事件”就這樣產(chǎn)生了:按照冠面堂皇、卻不可能被嚴格執(zhí)行的美式招生制度,甘德懷有理由挑出程序上的種種毛病。但朱教授也沒有錯,他敢招一個筆試成績不錯、但有成才風險的陌生人么?說實話,放在我手上,我也不敢。在既定的歐式博士培養(yǎng)制度里,作為博士生導師,最青睞的只可能是擁有最好研究潛質的那個人,不管他(她)是熟人還是陌生人。而陌生人要參與競爭,最重要的是讓導師了解自己,除了考試中的表現(xiàn),還要用已有的研究能力,證明自己是導師的最好選民。顯然,除了筆試上的優(yōu)勢,甘德懷缺乏這樣的實力。

  

  在這一合理性相互沖突的悲劇之中,無論是考生,還是導師,都是那個即歐即美、不倫不類、非驢非馬的博士生制度的犧牲品。招生模式與培養(yǎng)模式的內(nèi)在沖突,使得無論是控訴者,還是辯護人,都具有各自充足的理由,但又無法獲得壓倒性的邏輯力量。

  

  我想,公眾們反思的目光要從個人轉向制度,從表面的程序規(guī)則轉向核心的實質制度。以我個人的看法,目前這種畸形的博士招生培養(yǎng)制度必須改變。要么廢除一套形式主義的招生量化標準,回到歐式的個人負責制,讓指導教授有充分的自主權――但有一個前提,抬高博士論文通過的臺階,從畢業(yè)這一最后的門檻杜絕招生中的腐敗;
要么轉型為完全的美式制度,取消單一導師負責制,在招生中實行教授自我制訂的程序化規(guī)則,集體決策,共同管理。

  

  有什么樣的游戲,就有什么樣的游戲規(guī)則。正如美國政治哲學家沃爾澤所言:正義是多元的,不同的游戲有不同的正義標準。假如用同一種正義標準去衡量所有的游戲,那種正義就有可能變?yōu)樵字菩缘臋嗔Α?/p>

  

 。ū疚脑d中國《新聞周刊》190期,2004年8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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