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收農業(yè)稅費是國家對村莊治權的體現，也是國家汲取資源的基本方式，而稅費交納則既是作為公民的村民對國家治權的承認，也是這種承認在經濟上的體現。然而，在南方一個村莊調查的時候，我卻發(fā)現就是這么一樁天經地義、從來如此的事情卻正在變得復雜起來，在村里，少數村民不是將上交稅費視為天然的義務和責任，而是將其當作向鄉(xiāng)村公共權力表達意愿、要求服務和維護自身權益的工具，鄉(xiāng)村組織面對村民的拖欠，也變得束手無冊，缺少辦法。這究竟是乍回事兒？

　　原來，稅費收取的過程關系到了基層政府、村級組織和農民三方利益的實現和表達。在像某村這樣的農業(yè)地區(qū)，基層政府與普通農民的制度性關聯(lián)較之于大集體時期大為減少，而村級組織受集體經濟短缺因素的影響，也已經很難向村民提供有效的服務。結果。在客觀上便出現了基層政府和村級組織只向村民索取，卻很少向村民提供服務的局面。由此一來，鄉(xiāng)村干部在村民眼里就成了“索討者”而非服務者。這種角色顯然很不受村民歡迎。我交了錢，你就應該服務，否則，你憑什么向我收錢？看來，村民已經有了某種類似“社會契約”的意識。因此，當他們感到鄉(xiāng)里和村里沒有提供服務，或者損害了他們的利益，而自己又沒有更好的辦法來維護這一利益的時候，拒交或者拖欠除農業(yè)稅之外的“雙提款”，就成了部分村民表達意愿和維護權益的基本工具，這就叫做“經濟資源的非經濟運用”。

這些以拖欠“鄉(xiāng)統(tǒng)村提”來表達意愿和維護權益的少數村民被干部們視為“大社員”，意為“蠻橫不講道理”的人，所謂大者，特殊者也。因此，“大社員”在實際上等同于“刁民”。但是，我發(fā)現這些所謂的“大社員”其實頗有見識，他們大都有一些文化，也懂得一些政策法規(guī)。正因為如此，他們知道國家高層近年來三令五申地強調不得以任何形式增加農民的負擔，更不得以強制方式向農民收取負擔。“大社員”在這種政策和新聞輿論的造勢之中發(fā)現了拒交與拖欠行為的“合理性”和可能性，所以，他們給自己找的拒交理由十分充足，行動的分寸感也把握得很好。首先，他們從來不拒交和拖欠農業(yè)稅。他們說，“農業(yè)稅是皇糧國稅，自古以來，農民向國家完糧納稅，天經地義，而且，國家的政策是好的，我也不會不交農業(yè)稅，。”其次，他們也知道自己這種相互拉扯的小道理抵不過應該完糧納稅的大道理。所以，他們從來不表示不交“雙提款”，而是反復強調，“不交是迫不得已，現在不交不等于以后不交，只要問題得到解決，損失得到彌補，馬上可以補齊歷年的欠款。”表現出了一種弱者的以退為進和“有理”、“有利“、“有節(jié)”的姿態(tài)。

但是，站在鄉(xiāng)村干部的角度看，以拒交和拖欠提留作為表達意愿或者與鄉(xiāng)村權威討價還價的做法顯然沒有道理。“這完全是扯橫經，胡攪蠻纏�！薄案鞣N稅費的數額是由政府統(tǒng)一規(guī)定，并不是由著誰想不交就可以不交的�！狈駝t，政府的任務如何完成 ？鄉(xiāng)村干部的工資如何保障？政府的權威又往哪里放？但話雖然是這么說，對于少數“扯橫經”的“大社員”，鄉(xiāng)村干部還真的有些沒有辦法。若是在前些年，他們完全可以憑借著權力強勢甚至是身體暴力，對這些“蠻不講理”、與政府和村里作對的人采取強制措施。但是，在現在這種大氣候下，大概沒有哪一個聰明的基層干部愿意冒險這樣干了，因為搞不好農民就可能要上告，惹出大麻煩來。無奈之下，干部們開始向“大社員”學習了，你不是搞東拉西扯嗎？你搞得，我就搞不得？！于是，干部們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運用手中的權力，在欠款村民要求政府或村里辦事的時候，也祭出“相互拉扯”的殺手锏，將補交提留作為辦事和解決問題的前提條件。

　　在村里，這種手法已經成了如今的干部們在與“釘子戶”打交道時經常采用的一種權力技術，不管這樣做是否站得住腳，但有時候倒也的確管用。你不是要我為你辦事嗎？先補交欠款，否則沒得商量。結果，村里不少棘手的事情還都這么給解決掉了。

　　然而，如果說“相互拉扯”的民間權力技術成了如今一些地方鄉(xiāng)村干部的“殺手锏”，那么，它反過來也會傷害到鄉(xiāng)村自身。因為當鄉(xiāng)村組織在舍棄（或者說喪失）正式的權威資源，轉而借用一種具有很強特殊主義色彩的民間權力技術的同時，它也就同時使自己的公共權威形象民間化了。這種公共權力形象的去公共性意味著公共組織所掌握的治理資源的喪失，意味著政府和鄉(xiāng)村組織被農民牽著鼻子走，意味著公共權力的私化。這種局面對于政府和村莊利益的實現顯然十分不利，首先，拒交和拖欠這一不法運作的成功是具有擴散效應的。因為拒交和拖欠款項的人不受懲罰，就會使循規(guī)蹈矩的人覺得吃虧了，于是，拒交和拖欠行為可能會像流行性感冒一樣傳染給其他循規(guī)蹈矩者，拒交和拖欠的面可能會擴大。實際上，這種推理已經被更大范圍的觀察所證實。其次，如果催收與拖欠的博弈游戲按照農民訂立的規(guī)則進行，它也會損害到鄉(xiāng)（鎮(zhèn)）政府與村級組織的關系。從鄉(xiāng)鎮(zhèn)的角度看，它可能會誘使鄉(xiāng)（鎮(zhèn)）政府在沒有其他更好解決辦法的情況下，以經濟理性的原則來處理鄉(xiāng)村兩級的利益分配，即運用目前鄉(xiāng)（鎮(zhèn)）對村實際上的領導與控制關系，以各種積極性的經濟獎勵和消極性的經濟懲罰措施（在這方面，對村干部工資發(fā)放的控制是一個十分重要的手段）督促村莊每年按時與政府結清各種統(tǒng)籌費用，以確保鄉(xiāng)（鎮(zhèn)）一級的利益不受損失，從而使鄉(xiāng)鎮(zhèn)權力經濟化。在現實的格局下，鄉(xiāng)鎮(zhèn)是完全有能力做到這一點的，這樣，農民拒交和拖欠的后果就將全部或者主要由村里來承擔，從而在鄉(xiāng)（鎮(zhèn)）與村之間造成一道利益不均衡的鴻溝，隨著拖欠數額的增加，這道鴻溝還可能進一步加深。在現實中，這甚至也成了村級債務的一個重要原因。在一些地方，為了完成上級的稅費任務，村干部不得不向民間高息借款，致使村級債務越背越重。從村的角度看，鄉(xiāng)（鎮(zhèn)）的經濟理性和村干部自身利益的體制外身份，會不斷增強村干部的邊緣角色意識，使他們明顯地感受到自己的體制外身份，從而拉大政府與村干部之間的心理距離。這種心理距離拉大的后果，從理論上講，既可能使村干部很難認真履行政府下達的任務，尤其是征收任務，也可能誘發(fā)其為維護自身利益而采取“搭便車”行為。在目前的村政結構中，“搭便車”是極為方便的。結果，村干部既難履行好國家利益代理人的角色，也很難承擔起村莊事務當家人的職責，他們或者轉化為一種“贏利型經紀”，或者因為既無法代理，又無法贏利而成為一個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鐘的“撞鐘者”。而無論產生哪一種情況，都意味著村政的懈怠甚至是危機。

　　催收與拖欠的“游戲”意味著，在一些農業(yè)型地區(qū)，目前的鄉(xiāng)村組織也許正面臨著治理資源缺失的困境。

相關熱詞搜索：催收 拖欠 吳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