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說，“每一個時代的理論思維，從而我們時代的理論思維，都是一種歷史的產(chǎn)物，在不同的時代具有非常不同的形式，并因而具有非常不同的內容。因此，關于思維的科學，和其他任何科學一樣，是一種歷史的科學，關于人的思維的歷史發(fā)展的科學�！�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65頁）

　　今天，中國正在向現(xiàn)代化轉型，與之相應，在理論思維上，中國也要達到一個新高峰和新境界；
我們面對的是一個“歷史向世界歷史的轉變”的時代，而國際關系理論正是中國學人認識和把握這個進程的重要組成部分。

　　理論思維有兩個層面：一個是哲學層面，哲學層面談的是本體論問題，另一個是邏輯層面，涉及的是方法論問題。當然，方法論問題也屬于哲學問題，但就邏輯而言，它本身就是方法論問題。人類最初的理性思維方法是形式邏輯，其特點是排斥矛盾，強調一致和同一性。其極端發(fā)展就是近現(xiàn)代數(shù)理邏輯的出現(xiàn)。數(shù)理邏輯從笛卡爾開始，直到布爾建立邏輯代數(shù)，語言被固化為數(shù)學符號以盡量減少歧義。形式邏輯在微觀和程序性較強的認識領域產(chǎn)生了積極作用，計算機的出現(xiàn)就是這種作用的物質成果。形式邏輯因其排斥矛盾的特點，所以在社會科學，特別是在國際關系理論領域，始終缺乏具有革命意義的突破。

　　近代形而上學是形式邏輯在思維領域發(fā)展的高峰，它把本來是完整的世界切割成無限細微的片段，微積分既是這個時代的成就又是這個時代的縮影：象圓一樣是個不可分割的社會科學被切割成無限多的直線片斷。但不管學科分得如何細微，當對微觀世界的研究達到一定的程度時，人們就發(fā)現(xiàn)世界本是整體性聯(lián)系著的，為了研究樹木就必須研究森林，需要把這些很細的部分用對立統(tǒng)一的方法聯(lián)系在一起，于是就出現(xiàn)了辯證邏輯。康德、黑格爾就出現(xiàn)了。黑格爾是辯證邏輯的集大成者，他將原先被學科分解的肢離破碎的科學納入沿著必然性發(fā)展著的和聯(lián)系著的整體。但他的辯證法也有單線性的缺點，客觀世界的演進按照其主觀邏輯并服從于主觀邏輯。這就產(chǎn)生了必然性被必然性所否定的悖論。二十世紀的科學實驗，特別是愛因斯坦相對論證明，大千世界其實有著許多處于不同參照系，或著說不同時空結構中的不同必然性，其中只是被納入人的思維邏輯即被認識和控制并服務于人的事件的才是我們人類的必然性，人們沒有認識到的其他事件的必然性，對人而言則是偶然的。也就是說，必然性是多線條的，偶然性是聯(lián)系這些“必然性”線條的結點。這是黑格爾的主觀邏輯無法解釋的更為復雜的大邏輯，這個邏輯我稱之為“歷史邏輯”。歷史邏輯，顧名思義，就是歷史本身的邏輯。

　　這里所說的“歷史”不僅是人的歷史，而是包括人的歷史在內的自然歷史，這里所說的“邏輯”，就是歷史的必然性。邏輯是必然性的核心內容。關于歷史邏輯，馬克思、恩格斯晚年提出的“歷史合力”思想，以及愛因斯坦的相對論思想，都給我們提供了理解問題的線索。1890年恩格斯在致約·布洛赫的信中寫道：“

　　歷史是這樣創(chuàng)造的：最終的結果總是從許多單個的意志的相互沖突中產(chǎn)生出來的，而其中每一個意志，又是由于特殊的生活條件，才成為它所成為的那樣。這樣就有無數(shù)互相交錯的力量，有無數(shù)個力的平行四邊行，而由此就產(chǎn)生出一個總的結果，即歷史事變，這個結果又可以看作一個作為整體的、不自覺地和不自主地起著作用的力量的產(chǎn)物。因為任何一個人的愿望都會受到另一個人的妨礙，而最后出現(xiàn)的結果就是誰都沒有希望過的事物。所以以往的歷史總是象一種自然過程一樣地進行，而且實質也是服從于同一運動規(guī)律的。但是，各個人的意志——其中的每一個希望都得到他的體質和外部的、終歸是經(jīng)濟的情況（或是他個人的，或是一般社會性的）使他向往的東西——雖然都達不到自己的愿望，而是融合為一個總的平均數(shù)，一個總的合力，然而從這一事實中決不應作出結論說，這些意志等于零。相反地，第個意志都對合力有所貢獻，因而是包括在這個合力里面的�！保ā恶R克思恩格斯選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78-479頁。）

　　特定的規(guī)律只能是特定時空結構中的歷史運動。人是歷史的主體，也是歷史的客體。人的認識本身是有限與無限的統(tǒng)一，人類，不管其個體還是總體，其生命是有限的，因此不可認識的事物，對人而言，是無限和絕對的，而可認識的事物是有限和相對的。從這個意義上講，人對自然的認識，對必然性的把握是脆弱和有限的。世界是多參照系下的物質的多元存在。因此，真正的偶然性只是人類認識之外的其他事物的必然性。而我們傳統(tǒng)上講的必然性則是對人而言并被人的主觀邏輯所規(guī)定了并通過實踐性揚棄了的偶然性。人的必然性的盡頭則是偶然性即沒有參與認識主體歷史并存在于其他事物中的必然性。比如中美撞擊事件，對美國的認識而言，是必然的，因為它決定要來南中國海，但對中國來說，則是偶然的，因為我們沒有認識到美國人主觀邏輯中的“必然性”。雙方磨合的結果便形成了歷史邏輯本身。這種邏輯為中美雙方所認識并形成新的即更接近歷史邏輯的主觀邏輯。對國際關系而言，決定其邏輯走向的則是國家間動量在興衰中轉化和守恒，這包括意識形態(tài)、價值觀、經(jīng)濟、政治等在內的動量轉換；
轉換的結點由偶然事件所拉動，并由此引起原有必然性的終結，如1914年薩拉熱窩事件引起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和戰(zhàn)后凡爾賽體系；
1917年十月革命引起兩個陣營和近半個世紀的冷戰(zhàn)。

　　因此，人類歷史的必然性揚棄并改變著偶然性，同時偶然性也揚棄和改變著人類歷史。

　　相互作用是事物的終極原因（黑格爾），多元共和是世界存在的基本方式。愛因斯坦相對論證明，不同事物存在于不同的參照系之中，運動是參照系轉換的結果。不同的參照系中的物質運動有不同的坐標，不同坐標中的物質運動則有不同的必然性。不同必然性間沖突，并在沖突中相“磨合”，最后形成一個類似恩格斯晚年所稱的“歷史的合力”，合力運動的軌跡便是自然歷史邏輯演化的軌跡。人類只有認識和利用，而不能改變這個軌跡；
人類只有根據(jù)主觀邏輯主動認識、能動地利用歷史邏輯，而不能取消歷史邏輯。歷史邏輯向我們展示的是一幅由多種必然性相聯(lián)結、多種運動矢量相合成的開放的多棱巨網(wǎng)。這張巨網(wǎng)是以非邏輯的方式，以散狀分布的偶然性事件為結點，由包括人的個性在內的諸多偶然性相互沖突和磨合后共和而成的結果。一句話，歷史必然性是偶然事件之間無數(shù)有限連線聯(lián)結的總和，也是人思維對歷史現(xiàn)象的事后抽象。

　　黑格爾的“必然性”是對形式邏輯的“同一律”的揚棄性繼續(xù)，而同一律與必然性存在的前提是坐標同一和時空同構。但世界本質是處于不同坐標系、不同參照系和不同時空結構中，因而具有不同必然性的物質運動的共和。

　　從這個意義上說，偶然性是歷史邏輯的先導，它牽動著歷史的量變，也帶動著歷史的質變。不是偶然性服從于人類認識到的“歷史必然性”，而是人的認識要首先適應由偶然性聯(lián)結而成的“歷史合力”。因此，自然歷史運動的法則是邏輯與非邏輯的統(tǒng)一；
而人類歷史運動的總路線是自然與自覺的統(tǒng)一，是歷史邏輯與主觀邏輯的統(tǒng)一。邏輯存在于包括人類社會在內的既定參照系之中，非邏輯則是諸多不同參照系因而不同邏輯體系中存在著的事物的動量交換的方式。意識是歷史邏輯中的能動要素，人類只是歷史邏輯構成的片斷。人類歷史的必然性是主觀與客觀的統(tǒng)一，而自然歷史的必然性則是客觀與客觀的統(tǒng)一。必然性是邏輯化的后果，就其形式而言，歷史邏輯似乎是包括思維個性在內的偶然事件辯證作用后，所產(chǎn)生的環(huán)環(huán)相扣和無始無終的邏輯鏈。

　　國際關系是歷史邏輯自我展示的形式之一，就其內容而言，歷史邏輯似乎是包括國家意識形態(tài)在內的國家力量相互轉化和動量守恒的軌跡。具有質變化意義的新歷史多不發(fā)生在原有必然性的肯定過程之中，而是往往發(fā)生在被必然性拋棄即被否定的地方并以此為前提。比如東方文明向西方的文明轉換并沒有發(fā)生在東方文明發(fā)展的峰巔地帶，而是發(fā)生在被中世紀文明的必然性拋棄的大不列顛孤島上；
社會主義的歷史并沒有發(fā)生在資本主義的發(fā)達國家而是發(fā)生在被資本主義拋棄的國家等等。對此，列寧在《論我國革命》中有較明白的表述，他說

　　世界歷史發(fā)展的一般規(guī)律，不僅絲毫不排斥個別發(fā)展的階段在發(fā)展形式或順序上表現(xiàn)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為前提的。（《列寧選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690頁。）

　　但是，作為學科的國際關系也有自己的學術特點，而學術間不同特點的產(chǎn)生則是由于其邏輯原點的差異。國際關系理論是以國家主權為邏輯原點，其實踐是以國家風險為代價。國際關系實踐不能在實驗室中預制和勘誤，因此，國際關系理論也不能在實驗室中證實和證偽。

　　有人將證偽作為認識真理的基礎，其實，科學哲學中證偽主義本身也有偽問題的方面：證偽的前提是用于證偽的信息必須完全。在實踐中，信息不可能完全：從橫向說，我們不可能認識和把握與我們處于同時期的所有信息，從縱向說，我們甚至不能認識和把握每分鐘之后我們面臨的所有新信息。比如我們無法把握一場風暴是否由遙遠的一只蝴蝶扇翅所致（即蝴蝶效應），也不能預知一只蝴蝶的某次扇翅是否在將來會引起一場風暴。有人說，我當然知道明天將要發(fā)生的事，這不是科學意義上的回答，這與恩格斯曾批評一些人用踩死一只螞蟻的庸俗方法來證明死就是死，而不是一個否定之否定的過程一樣。人的認識的有限性決定了證偽和證實的“真”與“假”的判斷永遠是有限的和相對的，完全的和絕對的證偽和證實都是不可能的，絕對觀念的真理性在鮮活的歷史邏輯面前沒有立足之地。換言之，如果證偽或證實（實證）方法可以獲得絕對正確的原理，人的歷史就不會犯重大錯誤，至少不會犯重復性的重大錯誤。而事實上的情形是，新一代人總在重復前幾代人的錯誤。

　　理論是灰色的，只有生活之樹常青。1844年恩格斯提出“把歷史的內容還給歷史”， “歷史邏輯”的提出，就是一個將邏輯歸還歷史的過程。

　　歷史邏輯以非邏輯、偶然性為主導的存在方式，不僅使國際關系理論有了更生動的色彩，同時使國際關系學科有了實踐品質；
國家風險的不可實驗和不可重復性質，又使國際關系的實踐品質高于其他許多學科。這就要求國際關系理論及其學者應當具有較強的實踐品格：它要求國際關系理論及其學者不僅要有能力解釋世界，更要有能力改變世界。中國國際關系理論研究的目的并不在于束之高閣的所謂“邏輯體系”，其教學目標也不應是為了培養(yǎng)脫離實踐的“神圣家族”，與此相反，中國國際關系理論的存在和發(fā)展的目標，在于研究發(fā)生在中國時空結構中的中國現(xiàn)代化發(fā)展的必然性，并通過積極實踐，將其他時空結構中的國家發(fā)展的必然性與中國發(fā)展必然進程相融合。因此，中國國際關系理論不僅要有“中國主體”的概念，從長遠考慮，還要有“中國價值”的概念。前者服務于中國崛起前與世界的關系，后者服務于中國崛起后與世界的關系。肯定即規(guī)定。中國價值，是一個中國規(guī)定世界同時又為世界所規(guī)定的概念，價值之間的主體是多元和平等的。

　　由于國際關系學術所具有的國家風險特點，國際關系學科要求其研究人員不僅要有相應的能力，而且要有特殊的國家責任的意識。外交無小事，對此基辛格有深刻的論述，他說：

　　學者分析國際體系的動作；
政治領袖則建立國際體系，分析者與從政者的觀點大異其趣。分析者可自定研究主題，而政治人物所面對的卻是客觀環(huán)境塑造的問題。分析者可投入充分的時間追求確切的結論；
但政治領袖最大的挑戰(zhàn)卻是時間壓力。學者沒有風險，如果結論錯誤，大可重新來過；
政治領袖卻只有一次選擇，一旦出錯便覆水難收。學者可掌握所有相關事實，其成敗取決于個人學養(yǎng)；
政治人物必須在眼前無法斷定利弊得失的情況下當機立斷，歷史對他的評價將根據(jù)他如何明智地面對無可避免的變局，尤其是他如何維護和平而定�！保ā洞笸饨弧罚�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11頁）

　　基辛格是一位實踐性較強并對國際關系有較大貢獻的學者，他根據(jù)自己的實踐經(jīng)驗，在這里婉轉批評國際關系研究的坐而論道和不負責的經(jīng)院學風，國際關系是有很強的實踐目標即國家利益，而可以參與實踐的國際關系理論附帶有國家風險的。這就使國際關系理論的研究不能僅僅是坐而論道的專家，而應是致力于改變歷史的實踐并對國家命運負責的學者。

　　全球化時代的中國國際關系理論，首先要解決中國崛起帶來的利益變化問題。值得注意的是，目前的中國國際關系研究有一種重政策，輕利益研究，將“不違背政策”當作限定研究原則的傾向。但政策是隨國家利益而非政策變化，如果我們不能及時研究出這種變化，那我們的研究就只能走向僵化和空泛。中國的國際關系理論，要講中國價值和中國的國家利益，要為中國崛起服務，為平等地立于民族之林服務。其次，歷史邏輯的多元性和國際關系中的國家主體性，要求中國的國際關系研究要有中國的立場，沒有這個立場，就不會有鮮活的中國的國際關系理論和實踐。具體到研究方法，方法論不要走向庸俗，古今中外的方法論都有其合理的價值，但不合理的運用，則反會窒息科學。比如現(xiàn)代學術強調要學習西方，寫文章要講究完備的注釋。其實，中國古代學術研究對注釋的要求恐怕在當時只會嫌其過而不會嫌其無，但在其達到高峰之際反成了窒息科學的桎梏。五四時期及中國共產(chǎn)黨延安整風時期提倡新文化，打破了這種種學術桎梏，大大地解放了科學并使其成為大眾可能參與的文化活動。中國“文革”又將這種本有積極意義的活動推向極端并使其走向庸俗，這又從另一面窒息了科學和科學精神。今后我們當總結方法論發(fā)展的歷史，科學地運用科學的方法�？茖W本身是最革命的東西，方法不能成為窒息科學和僵化思想的工具。歷史邏輯中偶然性的主導性地位要求國際關系學者具有特殊的學術品質，即在學術上他是學理性的，而在實踐及其認識上，他又是藝術的和政治的。國際關系本質上是一門藝術。

　�。ū疚目�于《中國社會科學》2004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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