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用“一個主義，兩種模式”來概括描述了毛澤東與鄧小平的社會主義理論的關系，闡述了兩種社會主義模式的異同，分析了在中國社會主義歷史進程中產生不同模式的原因。

　　　　鄧小平的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理論同毛澤東的社會主義思想、觀念是什么關系？搞清楚這個問題對于全面正確認識中國社會主義的歷史進程，對于不斷認清什么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這一根本性問題，有著非同尋常的意義。

　　　　這個問題現在表面并沒有什么爭論，實際上多年來一直或明或暗地存著明顯的分歧。在國內外學術界中，時隱時現地存在一種傾向，夸大鄧小平理論同毛澤東思想的差異，甚至把二者完全對立起來，否認前者是對后者的繼承和發(fā)展。毋庸諱言，在這種傾向中，既有褒毛貶鄧的，也有褒鄧貶毛的。

　　　　這些年也出現不少高質量的研究成果。龔育之認為，“毛澤東思想和鄧小平理論的關系，概括起來就是八個字：一脈相承，兩個階段”，鄧小平理論是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發(fā)展的新階段，“不是枝節(jié)的發(fā)展和補充，而是開創(chuàng)了新時期、開辟了新道路、開拓了新局面”。[1]山東大學的一項研究成果認為，“毛澤東、鄧小平對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探索是同一個歷史過程的兩個不同階段”，“鄧小平的社會主義思想與毛澤東的社會主義思想是一種繼承、糾正和發(fā)展的關系，其中繼承是前提，糾正是契機，發(fā)展是主體”[2]。這些成果都既強調鄧小平理論與毛澤東思想是一脈相承的關系①（①這里有必要說明，如果說鄧小平理論與鄧小平的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理論基本上是一個概念的話，毛澤東的社會主義思想與毛澤東思想卻不能完全等同。筆者認為，毛澤東的社會主義思想應該包括被實踐證明是不正確的觀念，特別是毛澤東的晚年錯誤，而根據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作為科學理論的毛澤東思想，同毛澤東同志晚年所犯的錯誤是區(qū)別開來的。），又指出其差異性。其正確性是不必否認的，但也確實使人產生一種不滿足感。如何更鮮明和準確地概括鄧小平理論與毛澤東的社會主義思想二者的關系呢？筆者經過初步研究，把它概括為“一個主義，兩種模式”。

　　　　　　一

　　　　先講“兩種模式”。

　　　　鄧小平理論與毛澤東的社會主義思想是中國共產黨人領導中國人民探索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整個歷史發(fā)展進程中的兩個不同階段，在他們的理論指導下產生的是兩種不同的社會主義模式。

　　　　何謂社會模式？我們這里指的是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體制，社會組織形式，社會發(fā)展道路、運轉機制，而主要是指體制。②（②模式一詞按其本義，指的是某種事物的標準形式或使人可以仿效的標準模式。這里實際上只在“類型”的意義上，而非在“模式化”的意義上來使用這個詞。）

　　　　中國在改革開放以前，毛澤東領導時期的中國的社會主義模式，總體上說是搬用了蘇聯模式。

　　　　這種照抄照搬蘇聯模式問題，在經濟體制和經濟文化建設上表現尤為突出。如在經濟管理體制上建立了以指令性的計劃管理為主要特征、以行政方法為主要管理手段的體制。正如毛澤東后來總結的，“那時候有這樣一種情況，因為我們沒有經驗，在經濟建設方面，我們只得照抄蘇聯，特別是在重工業(yè)方面，幾乎一切都抄蘇聯，自己的創(chuàng)造性很少”[3]（P831）。在文化教育體制上，也存在這種情況。甚至因為某些具體的管理機構設置不同于蘇聯而自責犯了原則性錯誤。毛澤東曾舉一例說，“過去有人因為蘇聯是設電影部、文化局，我們是設文化部、電影局，就說我們犯了原則錯誤。他們沒有料到，蘇聯不久也改設文化部，和我們一樣”[4]（P285-286）。這完全是把蘇聯具體的管理體制神圣化了。

　　　　仿照蘇聯模式表現在經濟發(fā)展戰(zhàn)略上是采取蘇聯的優(yōu)先發(fā)展重工業(yè)的方針；
在生產資料所有制上追求“一大二公三純”；
在政治體制上，如干部管理體制和黨委對政府部門的直接對口領導體制，以及權力過于集中的弊端，都是模仿蘇聯體制的表現和后果。

　　　　誠然，在講到照搬蘇聯模式時，必須同時作如下說明：

　　　　第一，我國在1950年代在“學習蘇聯”的口號下，仿照蘇聯模式當時是收到了積極效果、取得重大成果的。

　　　　第二，我們在體制建設上并非一切都照搬蘇聯模式。特別是在政治體制和政治建設上，毛澤東同志根據中國國情，吸取了蘇聯模式的某些經驗教訓，形成了具有中國特色的體制。這個體制同蘇聯政治體制的區(qū)別有四個方面。其一是沒有照搬蘇聯模式的無產階級專政，而是建立了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后者同前者的突出區(qū)別是，中國民族資產階級屬于人民的范圍，而俄國資產階級在十月革命后是被剝奪了選舉權的。其二是我們沒有沿用蘇聯的蘇維埃的政權構成形式，而采取了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其三，我國形成了共產黨領導下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xié)商制度。民主黨派的存在、各級人民政協(xié)的建立，是我國政治體制與蘇聯的共產黨一黨獨存、一黨執(zhí)政的體制的重大區(qū)別，也是前者優(yōu)于后者的重要表現。其四，我們沒有搬用蘇聯的聯邦制的國家機構形式，而是建立了單一制的國家，在少數民族地區(qū)實行民族區(qū)域自治，等等。

　　　　第三，1956年蘇共二十大尖銳揭露斯大林的嚴重錯誤及其造成的嚴重后果。這一年我國基本上完成了社會主義改造，中國共產黨又面臨著社會主義建設如何發(fā)展的新課題。在這種形勢下，毛澤東對蘇聯模式的認識發(fā)生了重要的變化。這集中表現在《論十大關系》的重要報告中。這個報告以蘇聯的經驗為鑒戒，在重、輕、農三者關系、中央與地方關系、民族關系、黨和非黨、革命和反革命、中國和外國等關系問題上，初步提出了我國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建設的若干新方針。這實際上也是提出了探索有別于蘇聯模式的、適合中國國情的社會主義模式。鄧小平同志后來創(chuàng)立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理論同毛澤東同志這個時期的探索是一脈相承的。

　　　　可惜毛澤東同志的這種探索在1957年很快就中斷了�！拔母铩鼻暗氖�年中，盡管毛澤東領導我們黨又積累了領導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建設和體制建設的許多經驗，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也出現了嚴重失誤。1957年反右派斗爭、1958年發(fā)動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1959年廬山會議對彭德懷的批判、開展“反右傾”斗爭、1962年重提階級斗爭、1963年中蘇大論戰(zhàn)、開始農村社教運動、1965年提出重點整“黨內走資派”……這些使得“文革”十年的全局性、長時間的“左”傾嚴重錯誤“水到渠成”。

　　　　雖然毛澤東的晚年錯誤不是照搬蘇聯模式的問題[5]（P237），但與蘇聯模式和他對蘇聯模式認識的歷史局限性都有一定關系。1956年前后，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國共產黨對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體制開始進行了某些探索，但此后反復性很大。因此直至改革開放前，我國的體制始終未能真正革除蘇聯模式的弊端。“文革”的左傾嚴重錯誤，既是這種弊端的表現，也是以它為背景、為根源的。把階級斗爭問題當成我黨的基本理論和基本實踐，提出“以階級斗爭為綱”，形成“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xù)革命的理論”，不僅同斯大林的階級斗爭越來越尖銳的理論沒有什么區(qū)別，而且理論形態(tài)更加完備了。個人集權、個人崇拜是蘇聯體制的突出特點和弊病，毛澤東不僅對此缺乏正確認識，而且提出存在正確的和必要的個人崇拜的問題，終于重犯斯大林晚年的削弱和破壞黨的集體領導原則和民主集中制、個人專斷和個人崇拜的那種嚴重錯誤。

　　　　綜上所述，毛澤東領導時期的中國社會主義模式，從總體上說是搬用了蘇聯模式。這一點，鄧小平同志有過一系列的明確論斷。1986年，他同雅魯澤爾斯基談話時就指出，“我們兩國原來的政治體制都是從蘇聯模式來的”[5]（P178）。1987年，在會見南共聯盟領導人時他又說，“過去我們搬用了別國的模式”[5]（P237），1988年，他在會見莫桑比克總統(tǒng)時再次說，“我們過去照搬蘇聯搞社會主義的模式，帶來諸多問題。我們很早就發(fā)現了，但沒有解決好。我們現在要解決好這個問題，我們要建設的是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5]（P261）。這里鄧小平同志講得十分清楚，改革開放以后要建設的社會主義模式是不同于改革前的模式的。

　　　　這也可以說，中國的改革開放就是要革除蘇聯模式的弊端。但這個改革并不是對體制的修修補補，而是體制的革命性變革，是模式的轉換。鄧小平說，“改革是中國的第二次革命”[5]（P113）。

　　　　從鄧小平理論與毛澤東的社會主義理論的關系來說，在一定意義上，改革就是在繼承被實踐證明是正確的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理論原則和基本經驗的基礎上，糾正被實踐證明是不正確的理論觀點及其指導下的影響生產力發(fā)展和社會進步的體制、道路和方法，糾正毛澤東的晚年錯誤，在這個“糾正”中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即形成新的社會主義模式。

　　　　這是中國社會主義的歷史性飛躍。

　　　　　　二

　　　　這種模式的歷史性轉變具體表現為：

　　　　--從以階級斗爭為綱，而且常常是以鞏固權力為工作中心，轉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這是在什么是社會主義的根本任務問題上的兩種不同思路，也是對什么是社會主義、貧窮是不是社會主義和如何建設社會主義的不同回答，是對是脫離社會生產力的發(fā)展基礎、通過抓階級斗爭來推動社會主義事業(yè)的發(fā)展，還是把生產力的發(fā)展當成社會發(fā)展的最根本的決定性因素這樣一些社會主義觀中的重大問題的不同回答。

　　　　--從單一公有制，甚至把微乎其微的農民家庭副業(yè)當成“資本主義尾巴”加以割除，到主張和實行包括個體和私營經濟等各種形式的非公有制在內的多種經濟成分相互促進、共同發(fā)展。這是在基本經濟制度和經濟結構上的重大差別。它構成了兩種不同社會主義模式的兩種有差別的經濟基礎。

　　　　--從以指令性計劃經濟為主要特征、以行政手段為主來運轉經濟的管理體制轉向市場經濟的管理體制。這是區(qū)別兩種不同的社會主義經濟模式的中心之點。由計劃經濟體制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轉變，是對傳統(tǒng)的社會主義模式的歷史性突破，它同時也打開了我國社會、經濟和文化發(fā)展的新局面。這個轉變今天尚未完成。

　　　　--從平均主義、吃“大鍋飯”，到主張并實行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qū)先富起來，承認差別，“效率優(yōu)先、兼顧公平”，促進發(fā)展，帶動越來越多的人富起來，達到共同富裕的目標。分配上的不同觀點和制度也是兩種不同模式的一個重要區(qū)別，也是關于什么是社會主義、如何建設社會主義中的一個影響全局的問題。從平均主義到承認差別、允許先富的政策轉變也是吸收歷史教訓的結果。正如鄧小平所指出的，“過去搞平均主義，吃\"大鍋飯\"，實際上是共同落后，共同貧窮，我們就是吃了這個虧”[5]（P155）。自然，在這個關于社會發(fā)展、人民福祉和社會主義社會性質的問題上，如何正確處理公平與效率的關系仍然是個問題�，F在公平被置于“兼顧”的地位。二者的最佳結合點在哪里？是一個有待實踐進一步作出回答的問題。

　　　　--從基本上是封閉和半封閉經濟、甚至是閉關鎖國到全方位對外開放，同世界經濟接軌。這個轉變不僅在中國，而且在世界社會主義發(fā)展史上都是具有里程碑意義的。常說過去社會主義理論中存在某些空想成分，其實最突出的“空想成分”就在于想在與世隔絕的條件下，在孤立的島國上建成社會主義乃至共產主義。這個轉變從經濟體系上突破，接著不可避免發(fā)生全方位影響，包括思想文化。我們現在已經開始從凡是西方的就是“姓資”的、凡是“姓資”的就是腐朽落后的這種觀念的束縛中解放出來，真心實意地主張并吸取國外、包括西方國家的優(yōu)秀文明成果。然而什么是“西方國家的優(yōu)秀文明成果”還有待進一步認識。

　　　　--從權力過分集中、民主嚴重不足、法制極不健全，轉到提出建立和健全社會主義的民主法制國家。我們在這一方面已取得巨大的進展，造成了在改革開放以前難以想象的政治環(huán)境和政治局面，但政治體制如何同經濟模式的轉換相適應，如何建立一個有高度的社會主義民主、有現代的政治文明的社會主義性質的權力制衡體系，仍然面臨艱難而巨大的改革和建設任務。

　　　　　　三

　　　　從體制和運行機制、建設社會主義的具體道路和方法看，兩種社會主義模式的各個方面都是很不相同的，用哲學的語言，甚至可以說是“對立”的。但必須看到，鄧小平理論與毛澤東的社會主義理論是一脈相承的。鄧小平理論是對毛澤東社會主義理論的繼承和發(fā)展。

　　　　這里說的“一個主義”是指它們都是堅持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與中國實際相結合，(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解決中國社會發(fā)展進程中所面臨的重大問題；
它們是不同的社會模式，但都屬于社會主義的。

　　　　從世界觀來說，他們都堅持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的靈魂和精髓，一切從實際出發(fā)，把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結合起來，強調實事求是、反對教條主義和本本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形成和發(fā)展，毛澤東同志在全黨領導地位的確立，正是在同黨內和國際共運中的教條主義、本本主義的斗爭中取得的。毛澤東的晚年錯誤，正是因為離開了他自己制定的對待馬克思主義的正確方法和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而鄧小平撥亂反正、糾正毛澤東的晚年錯誤，正是從批判“兩個凡是”、批判盛行一時的個人崇拜和教條主義，重新確立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馬克思主義思想路線，即恢復毛澤東同志曾長期倡導的思想路線開始的，也可以說是繼續(xù)了毛澤東同志開始的、又由他中斷了長達20年的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探索。

　　　　從價值觀上來說，毛澤東、鄧小平都把為中國人民謀利益、社會公正和社會公平作為自己的社會價值取向，把消滅剝削、共同富裕作為追求的目標。只是他們在對達到這個目標的手段和方法上，存在以階級斗爭為綱還是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把公平還是把效率放在優(yōu)先地位的區(qū)別。

　　　　從制度和體制的方面看，他們都堅持社會主義的原則和基本制度。毛澤東同志領導創(chuàng)建了中國的人民民主專政制度、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xié)商制度，鄧小平則始終不渝地致力于堅持和完善這些基本制度，一再旗幟鮮明地批評在中國搞多黨競選、三權分立、兩院制的自由化言論。毛澤東同志領導在中國實行了生產資料所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建立了公有制，實行按勞分配的社會主義政策，鄧小平把這種制度作為社會主義原則加以堅持。在這方面，兩種模式不同點在于是把公有制和按勞分配當成“惟一”還是“為主”，是一元還是多元。

　　　　改革開放之前和改革開放之后，中國實行的都是社會主義制度。即使改革以前，中國的社會主義事業(yè)在毛澤東同志為首的黨中央領導下，也是取得了偉大的成就的。這么說似乎無的放矢，其實不然。二十年來，不同政治思想傾向的一些人，從不同的角度否認或懷疑這一點，有的把毛澤東的社會主義觀看成是“農業(yè)社會主義”或“封建社會主義”，有的則聲言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搞的是資本主義。[5]（P158）

　　　　為什么會產生這些觀點和疑問呢？問題可能出在把社會主義標準化或理想化�！皹藴驶�”是指以社會主義經典作家的設想作為標準，或者以蘇聯模式作為標準去衡量兩個階段的中國社會主義。“理想化”是指要求社會主義理論和實踐純粹又純粹，用社會主義建設過程中局部失誤和偏離，如毛澤東領導時期的平均主義、吃“大鍋飯”、個人專斷和黨的集體領導、民主集中制的削弱和破壞，改革開放以來貧富懸殊、腐敗的蔓延等否定基本制度。

　　　　筆者認為。在什么是社會主義的問題上，我們寧可把標準放得寬一些，看得活一些。馬克思也好，列寧也好，從來就沒有給后來人留下什么固定的模式和必須固守的教條。社會主義怎么搞，需要不斷探索，這是一個漫長和曲折的發(fā)展過程，純之又純的社會從來就沒有過。當然，社會主義是有根本原則和基本標準的。它的根本原則是什么？這里不妨引用鄧小平的幾次論述。鄧小平說，“社會主義有兩個非常重要的方面，一是以公有制為主體，二是不搞兩極分化”，照這個方向走，就是堅持社會主義。[5]（P137-138）“在改革中，我們始終堅持兩條根本原則，一是以社會主義公有經濟為主體，一是共同富裕�！盵5]（P142）“我們在改革中堅持了兩條，一條是公有制經濟始終占主體地位，一條是發(fā)展經濟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始終避免兩極分化。”[5]（P149）“社會主義原則，第一是發(fā)展生產，第二是共同富裕。”[5]（P172）這里不厭其煩地重復引用，是要說明鄧小平的這個觀點不是偶然提到，而是一直堅持的。

　　　　　　四

　　　　在中國社會主義發(fā)展過程中，在“一個主義”指導下的社會主義實踐，為什么會形成兩種不同的社會主義模式呢？特別是改革開放以前為什么會形成那種存在嚴重弊端的模式？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有：

　　　　第一，毛澤東的社會主義理論和鄧小平的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理論產生于不同的時代和不同的國際環(huán)境。一個是革命與戰(zhàn)爭年代，一個是和平和發(fā)展成為時代主題的年代。這種不同的時代和國際環(huán)境不能不給社會主義模式打上烙印。以對外關系為例，建國初期，帝國主義政治上孤立、軍事上包圍、經濟上封鎖我們，這是當時我們閉關自守的客觀的、也是主要的原因。正如鄧小平所說的，“我們建國以來長期處在于同世界隔絕的狀態(tài)。這在相當長一個時期不是我們自己的原因，國際上反對中國的勢力，反對中國社會主義的勢力，迫使我們處于隔絕、孤立狀態(tài)”[6]（P46）。當然也有主觀原因，這時我們對對外開放、學習西方文明成果缺乏認識，以至于到1960年代有條件加強國際的交往和合作時仍然自己孤立自己。把對外開放作為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一項基本國策確定下來，正是在經濟全球化迅猛推進、民主化潮流勢不可擋的新的國際環(huán)境中，總結了閉關鎖國造成中國長期落后的深刻歷史教訓的結果。所以不能脫離時代條件和國際背景來比較不同的社會主義模式。

　　　　第二，經驗和認識問題。在中國搞社會主義是前無古人的偉大事業(yè)。只有在實踐中不斷總結經驗教訓才能向前推進。建國初期，沒有其他的經驗可以借鑒，惟一的榜樣就是曾經給蘇聯帶來巨大發(fā)展的蘇聯社會主義模式。于是學習蘇聯、甚至照搬照抄也就不難理解。人們有理由抱怨和指責曾經給中國帶來災難的失誤，但平心而論，沒有曲折、沒有教訓人們也很難聰明起來。沒有超階段、搞“大躍進”、刮共產風的教訓，就不能深刻認識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的重要性；
沒有“以階級斗爭為綱”、進行“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xù)革命”的歷史教訓，就不易提出要緊緊扭住經濟建設這個中心不放；
沒有在長期實踐中體驗指令性的計劃經濟體制的弊病，就不能有那么大的理論勇氣去突破傳統(tǒng)的社會主義理論的框架，建立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體系。曾經是毛澤東時代黨的領導核心成員、多次坦率地承認對改革開放以前黨的失誤也負有責任的鄧小平同志，后來成了中國改革的總設計師，也說明這個道理。毛澤東時代積累的建設社會主義的豐富經驗，包括十年文革的反面教訓，以及后來蘇東共產黨人喪權亡黨的慘痛歷史教訓，都是形成鄧小平理論和新的社會主義模式的極其重要的條件。后人在前人積累的經驗教訓的基礎上突破前人，又為其后人突破自己奠定基礎，實踐無止境，創(chuàng)新也無止境。這是社會前進的一般規(guī)律。當然這一切并非自然發(fā)生。歷史的停滯甚至倒退也是常有的事，重要的是能否正確總結和汲取歷史經驗教訓。

　　　　第三，建立社會主義是一項十分復雜的系統(tǒng)工程，要解決好一系列的矛盾關系，難度極大。許多事情都不是簡單的姓“馬”還是姓“修”，是“左”還是右，姓“社”還是姓“資”的非此即彼的問題，而是要在解決這些矛盾、推進發(fā)展中尋求一個合理的“度”。真理多走了一步便成了謬誤，難就難在如何做到“適度”。不加分析，簡單地指責前人是無濟于事的。比如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問題，難道像毛澤東這樣偉大的歷史人物也不懂嗎？建國初期，確實存在著鞏固政權的嚴重的政治任務，即使在平常的經濟建設中也存在端正政治方向的問題，但把政治的作用夸大到高于一切、壓倒一切的中心地位，把政治問題集中到就是鞏固權力，在剝削階級消滅以后還把階級斗爭問題作為黨的工作的綱，這就由過“度”導致謬誤。再如堅持黨的領導與人民群眾當家作主的關系、既要吸取國外優(yōu)秀文明成果又要拒絕和抵制西方的落后和腐朽文化的關系問題、公平與效率的關系問題，如何找到其最佳的結合點，即做到“適度”，原則上規(guī)定、理論上說清楚就不易，做起來、操作起來就更難了。稍微偏一點就會出問題，問題多了就會成為傾向性的錯誤，成為體制性的錯誤。我們對待這些錯誤，只有放到當時的具體歷史條件下去分析和評價。

　　　　其他方面的原因，比如，主要領導的個人經歷、經驗、素質和品格，對體制和模式的形成也有一定的影響。如鄧小平理論的形成、他對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yè)的設計和成功指導，就同他在半個多世紀波瀾壯闊的中國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實踐中積累起來的豐富經驗，在幾起幾落的坎坷經歷中長期磨練而造就的剛毅性格、務實求真的風格、敏銳的政治洞察力、駕御復雜局勢的能力有密切關系。

　　　　注釋：

　　　　作者簡介：黃宗良（1940-），男，廣東潮安人，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1]龔育之.總結歷史，開拓未來[N].光明日報，2001-06-29.

　　　　[2]毛澤東鄧小平社會主義思想比較研究[N].光明日報，2001-10-25.

　　　　[3]毛澤東著作選讀[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4]毛澤東選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

　　　　[5]鄧小平文選：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6]中共中央宣傳部.鄧小平同志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學習綱要[M].北京：學習出版社，1995.

　　摘自：《北京大學學報》2003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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