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滋病防控問題，是一個重大的社會問題。媒體最近報道，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副主任汪寧表示，從去年1月到今年6月，我國內地平均每月新報告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基本穩(wěn)定在3000人左右。數據再次證實這樣的判斷：中國的艾滋病流行正處在快速增長期。
　　艾滋病的流行改變了人們的種種偏見，使人逐漸克服無知和恐慌，使人不得不面對一個與艾滋病共處的處境，并使人必須正視艾滋病感染者群體的權益。艾滋病疫情從無到有、從罕見到多發(fā)直至嚴峻的態(tài)勢，也改變了社會對艾滋病和艾滋病人的態(tài)度。
　　最初，在絕大多數中國人的心中，艾滋病只是一種資本主義腐朽化的特產，意味著社會的墮落，類似于上天的報應，而中國的傳統(tǒng)和文化是防控艾滋病的牢固基石，與之相應，防控的根本途徑，就是嚴防死守，拒艾滋病于國門之外。與世界上所有希望通過加固文化長城和國境控制而“拒艾滋病于國門之外”的國家一樣，防線很快被突破了。
　　然而，“艾滋病是腐朽墮落的資本主義病菌”的形象并未改變，人們認為它在中國的出現，與不道德的生活態(tài)度和行為有關，它是一種淫亂病，是一種資產階級生活方式病。最重要的防控手段，就是嚴厲打擊賣淫嫖娼和吸毒。至此，艾滋病還談不上醫(yī)學防控。這種道德化的認知，導致了以“打擊不法活動”為艾滋病防控主要手段的行為。
　　艾滋病的去道德化，是隨著那些因賣血為生的人們感染艾滋病而產生的。這些人生計困難，賣血維生，有什么道德虧欠，又有什么“資產階級生活方式”呢？但他們大量感染了艾滋病。而且“打擊不法活動”作為艾滋病防控方案，已經被性接觸、吸毒行為等感染量不斷上升的現實所否定。
　　終于，艾滋病防控從一個道德和法律問題還原為一個疾病預防和控制問題，衛(wèi)生防疫人員成為艾滋病防控的第一承擔者，高危場所出現了安全套，檢測和向感染者派發(fā)藥物成為日常工作，對感染者的道德懷疑與責難被更多的同情替代，簡單的“可怕教育”換成了更多的知識普及，艾滋病人遭受的社會隔離被重視，高層人物甚至開始與艾滋病人握手，以示范人們應該對艾滋病感染者給予寬容的社會對待，而不是用恐懼去筑壘隔離之墻。
　　回顧艾滋病防控所走過的曲折道路，可以清楚地看到疾病流行的規(guī)律怎樣一再修正人們認識上的偏頗。疾病就是疾病，疾病防控是一個社會醫(yī)學問題，而不是一個道德和法律問題，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國家依靠非醫(yī)學防控的手段取得艾滋病防控的成功，無論是依靠道德教育，依靠宗教信仰，還是依靠嚴刑峻法，都不如一只安全套、一支安全的針管對防控艾滋病更加有效。同時，希望通過消滅那些社會文化或者社會管理上不受歡迎的行為來控制疾病的做法，最終會被證明為只不過是不肯承認現實的鴕鳥政策。不準在高危場所派發(fā)安全套，而希望根除高危場所使安全套變?yōu)椴槐匾�，就是這樣一種做法。
　　今天，社會對艾滋病防控的認識是否已經完全轉到客觀的態(tài)度上來了，社會是否還存在著一些不承認現實的角落？答案是顯然的。例如，性工作者在許多地方存在，這是客觀的現實，社會十分強調對性交易的法律打擊，但也容易忽視性工作者的相關權利，使得性工作者全面轉入缺乏保護的地下狀態(tài)，其中也包括造成了他們在艾滋病預防上的被動處境。再如，同性戀群體盡管已經獲得比過去大得多的社會寬容，但他們的行為仍在法律的空白點上，他們生活在灰色地帶，他們還不能在陽光下顯示自己的存在，自然也很難主張自己的權利。我們能夠從法律上來理解，一個人行為或有不當，但也應罰當其責，我們又何以認為一個行為不當或僅僅為我們所不喜的人，感染某種疾病會是一種道德上合理的結果？社會上還有多少未被關注到的人群，還有多少被我們視而不見的個體？
　　艾滋病與一切不幸一樣更加眷顧處在弱勢位置的人們。中國百分之七十以上的艾滋病感染者生活在貧困農村，國際上絕大多數艾滋病感染者生活在不發(fā)達世界。弱勢不僅是經濟上的弱勢，也是知識和信息上的弱勢、權利實現上的弱勢、政策保護上的弱勢。這些弱勢的疊加，使得他們面臨更多的不利，當危險出現時更容易被擊倒，當疾病流行時更容易被感染，當感染發(fā)生時更容易被忘記。關注艾滋病防控，本質上是關注弱勢群體。艾滋病防控不是為著強者的安全，而是為著實現社會的公正，不僅是讓未感染者不受感染，也要讓被感染者得到權利的保護。
　　艾滋病與其他流行病一樣，是人類面臨的挑戰(zhàn)，也是人類承擔的不幸�；�于這樣一種認識，應當放棄一切鴕鳥政策，正視那些導致一些人更加容易被感染的社會現實，并且以體恤而非一味“打擊”的態(tài)度去消除隔離，給予幫助，施加保護。（作者系《長江日報》評論員，雜文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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